慕尼黑：啤酒馆战略
议定书与政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犹太-共济会阴谋一说尽管喧嚣一时，充满恶意，但也很快归于平静，犹如一种时尚，昙花一现，或者说在当时欧洲世俗意识形态的洪流中，不过是无关宏旨的一股细流罢了。接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一下子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推入动荡的深渊：政治不再是妥协的艺术，各派势力之间敌意日盛，暴力相加；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疯狂地四处寻仇，将心中的仇恨发泄到内部敌人和替罪羊身上。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之后，关于共济会和/或犹太人的阴谋传说卷土重来，变得更加耸人听闻和无法抗拒，如一本书把犹太-共济会的全部迷思浓缩为面面俱到的阴谋论。1905年，《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首次在俄国出版，据称是犹太人领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的演讲，这次会议的重要议程是制订他们统治世界的计划。事实上，它与塔克希勒根据1890年代多部法国小说虚构的帕拉斯团一样，都是凭空捏造的。共济会多次出现在议定书中。就像媒体、国际金融、社会主义等事物一样，共济会被描绘成了犹太人实现其图谋的重要且卑鄙的工具：“我们将在世界各国大量培植自由的共济会会所，将各地所有潜在或现有的著名公众人物纳入其中，因为这些会所可以成为我们搜集情报并施加影响的场所。”
《锡 安长老议定书》问世之初，并没有在俄国之外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自1920年起各种译本开始出现，情况发生了变化。此后，尽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它是伪造的，但它还是在国际上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美国，汽车大亨亨利·福特狂热地追捧它，并出资大量刊行——尽管他是共济会会员。
在德国，议定书自然有现成的听众，极端民族主义者如获至宝。其中最著名的拥趸是战争“英雄”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德国战败后，将军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四处宣扬“背后捅刀子”的神话。他相信——他最好是真信——失败不是德国将军的错。相反，罪魁祸首在大后方，民众中各种各样背后捅刀子的人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他们当中，犹太人当然是最坏的；但也有政客和奸商、罢工者和逃避责任的人、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虽名列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自由石匠。鲁登道夫已经确定了很多敌人。这些人如今都掌管着魏玛共和国。或者，他是这么宣称的。
阿道夫·希特勒在一战期间只是一名下士。他非常钦佩鲁登道夫将军，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背后捅刀子的说法。这两个人在意识形态上几乎不存在区别：他们都极力推崇以“平民主义意识形态”为人所知、被打上种族主义标记的民族主义。1922年，他们在慕尼黑第一次见面。次年，鲁登道夫一身戎装，头戴尖顶头盔，参加了纳粹党在一家慕尼黑啤酒馆发起的暴动。暴动本应引发一场“向柏林进军”的行动，就像墨索里尼前不久发动的“向罗马进军”行动那样。政变失败后，前下士希特勒被捕入狱。前将军鲁登道夫因其声望太高而免于定罪。
在德国因拼命兜售共济会阴谋论而出名的鲁登道夫，现在获得了领导平民运动、兼管纳粹党的的大好时机。但他搞砸了。此时他已拜倒在情人玛蒂尔德·冯·克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的石榴裙下。作为一个信奉自然神论的异教徒，克姆尼茨不仅认为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济会是犹太人手中的工具，甚至连基督宗教也是。这种观点对大多数纳粹分子来说都难以接受。而在鲁登道夫执意将耶稣会、梵蒂冈和教会圣统制纳入他庞大的叛徒队伍的同时，他竟然认为自己的观点能在天主教占主流的巴伐利亚畅通无阻，这简直太愚蠢了。纳粹党在各派的争吵中分裂了。
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年）以及站在他右手边的埃里希·鲁登道夫（1865～1937年）在对1923年啤酒馆暴动庭审时的留影
与此同时，阿道夫·希特勒声望日隆。尽管暴动失败了，但暴动本身，尤其是他在庭审时发表的振聋发聩的演讲，为他赢得了威望。在巴伐利亚州兰茨贝格（Landsberg）监狱服刑期间，他傲慢地摆出退出政坛的姿态，这种举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威望。希特勒不再参与日常政治活动，而是开始专心致志地写《我的奋斗》。这一部回忆录式宣言造就了他的世界观，清楚地表明他对犹太-共济会图谋不轨的说法深信不疑。希特勒断言，犹太人想要“拆除种族和公民间的屏障”，为宗教宽容而战。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共济会是协助他们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绝佳工具”。“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统治团体和上层人物被共济会的绳子拉进了[犹太人的]网中，他们永远不需要怀疑发生了什么。”所以对希特勒来说，共济会是犹太人掌控的秘密工具，是传播自由主义、反战思想，增进犹太人物质利益的手段。
希特勒于1924年12月获释时，断然拒绝乘坐鲁登道夫的豪华轿车返回慕尼黑。仅仅数周之后，希特勒在比尔格布罗克勒（Bürgerbräukeller），也就是他于1923年11月发动政变的那家啤酒馆，发表了精心准备的一篇演讲，并以此为契机重振纳粹党。1925年2月27日周五晚8点，3000名观众涌入比尔格布罗克勒啤酒馆，聚集在造型犹如洞窟、天花板上悬挂着沉重吊灯的厅堂中，挂着卐字符条幅的阳台上也挤满了人，后面的人纷纷站在啤酒桶和椅子上仰起头，想要看清楚里面的情形。
在两小时的演讲中，希特勒简要介绍了《我的奋斗》的内容。他讲道，日耳曼人正与犹太之恶展开生死攸关的种族斗争。在操纵国际金融的同时，又煽动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犹太人”，是一种“世界瘟疫和传染病”，是国民体内的寄生虫，是需要消灭的细菌。希特勒是“天选之人”，注定要在即将到来的种族冲突中领导他的人民，而这场冲突最终只能有一个结果：“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走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走过去。”
这位自封的元首在演讲中没有提到共济会。这让人感到奇怪，原因有多个。纳粹之前一直向墨索里尼学习，并且照搬过很多东西，后者刚刚颁布了成就非凡的反共济会法案。正如《我的奋斗》表明的那样，希特勒是一个坚定的反共济会分子。在1925年，犹太-共济会阴谋论的说法并不鲜 见；对他的支持者来说，它是一种政治必需品。那么，为什么希特勒在比尔格布罗克勒啤酒馆演讲时没有谈及这个话题呢？
事实证明，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对反共济会越来越上瘾，原因部分在于人们可以很方便地用反共济会的说辞反驳任何异议。心地善良的自由石匠会被认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那种人，他们被共济会总会长们精心修饰的外观迷惑了，浑然不知它背后隐藏着阴险的计划。打探不到普通会所内不可告人的秘密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真正的危险藏在隐秘的会所里。不知何故，共济会恶魔的真面目总是不能清晰地显露出来。自由石匠们也似乎因此变得更加狡猾和无孔不入。
对希特勒来说，这种反共济会的优势也是一种劣势：它使敌人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他需要让他臆想中的雅利安种族所面临的威胁变成有形的、活生生的存在。区分无辜者与有罪者的过程，既不能留有疑虑，也不能过于复杂。他痛恨共济会，但如果让对它的任何打击扰乱了对犹太人的开战，那么他的意识形态就失去了简单明了的特性。他的政治本能战胜了他的狂热，告诉他对共济会的仇恨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可以在它有助于传播怀疑和困惑时加以运用。希特勒在反共济会方面的表现展示了他将狂热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能力：他对“犹太人”压倒一切的、强迫性的仇恨使其意识形态中的其他部分，如反共产主义，能够在它们传播最广、最有影响力的时候，再被拿出来利用。
因此，那天晚上，在比尔格布罗克勒啤酒馆，希特勒没有提及共济会，而是发表了一些关于战略的犀利评论。他想的是为了让群众易于理解，有必要把事情简单化，“只选择一个敌人，这样每个人都能看清，只有这个人才是罪魁祸首”。他心目中唯一的敌人当然是犹太人及其政治伪装——“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但啤酒馆里的纳粹分子都明白，有关战略的言论，以及在共济会问题上的沉默，都是在抨击当晚缺席的一个特殊人物——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希特勒的这个名人对手对共济会太偏执，因此树敌太多。
比尔格布罗克勒啤酒馆演讲后，这位纳粹领导人马不停蹄地采取了下一步行动。几天后，希特勒假意奉承鲁登道夫将军，诱导他作为纳粹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向全国选民宣扬他混乱的主张。结果是鲁登道夫只获得了略高于1%的选票，很快就成了政治上的弃儿。
第二年，鲁登道夫与玛蒂尔德·冯·克姆尼茨结婚，随后，这对夫妇沉浸在种族神秘主义和阴谋妄想之中。玛蒂尔德最终相信共济会会员，甚至那些犹太大阴谋家，其实都是傀儡，有人在一个实验室里牵拉着拴在他们身上的线。她丈夫，前民族英雄，则在媒体上成了令全国人民汗颜的人物。1927年，鲁登道夫出版了《通过揭露共济会的秘密来消灭共济会》。他在书中称，共济会的仪式意在把兄弟们训练成“人造犹太人”，他们穿围裙是为了掩盖他们割了包皮的事实。即使对照共济会之前的曝光风格，这本书也是愚不可及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它热卖，到1940年该书累计销量高达18万本。
这时候，希特勒觉得自己有能力蔑视被他击败的政治对手。于是借着这本书，他指责鲁登道夫是共济会会员。
精神石匠和犹太人
毋庸赘言，德国共济会根本不可能发挥鲁登道夫和希特勒宣称的那种影响力。
1925年，当希特勒在比尔格布罗克勒演讲时，德国境内共有632个会所和8.2万名会员。德国的石匠往往是律师、教师、公务员、商人、新教神职人员等。但他们内部分裂的状况比意大利兄弟们更严重：他们在至少9个不同的总会所活动，其中包括我们在前文提到的汉堡总会所。在1920年代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会员之间的分歧明显加深。争吵的主要起因是犹太人的会籍问题。
共济会带有怀旧倾向的史实叙述想让我们相信，大多数德国共济会会员都以宽容的名义，在道德上反对纳粹主义。事实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平民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今天的共济会会员可能想要相信，他们的兄弟们在面对希特勒的恐怖时会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但从当今杰出的共济会历史学家以公正严谨的态度记录的史实来看，悲惨的事实真相证明他们错了。
大概在18世纪晚期，犹太人与共济会之间真正开始建立联系，当时欧洲各国的社区民众开始接受启蒙运动的世俗价值观。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逐渐给予犹太人更多的公民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共济会会所对被同化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过渡区，因为这里体现着共济会的英国创始人所倡导的对种族和宗教的宽容态度。犹太人也觉得共济会的符号易于接受：一些符号（比如直角尺和圆规）与宗教信仰无关，而另一些则源于他们熟悉的《旧约全书》（比如所罗门神殿）。
在19世纪，犹太人融入共济会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德国于1871年完成统一后，各邦国延续下来的共济会组织并没有随之整合，而是建立了一种松散的伞形组 织，各个独立会所相互承认，和平共处。由于这些会所在是否接受犹太人方面的态度和做法各异，到了19世纪末，反犹太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使这种本就不自在的共存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德国的9个总会所大体上分为两派，其中6个属于被称为“人道主义总会所”一派。承认人道主义总会所权威的这派兄弟在政治光谱中往往居于中间和中间偏左，并愿意接受犹太人入会。汉堡总会所属于这一派。然而，绝大多数共济会会员（约占三分之二）都属于统称为“老普鲁士总会所”的另外3个总会所，而且这一派历史悠久，声望更高。老普鲁士总会所公开反对犹太人，认为人道主义会所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泛滥的危险中心。老普鲁士总会所中的许多成员同情平民主义运动中的极右势力，而极右势力对犹太-共济会的阴谋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1923年5月，慕尼黑的一个老普鲁士会所邀请鲁登道夫参加为公众人物举办的“启蒙”晚会。该会所的会长认为，共济会应该有一个“种族主义基础”，因此想说服像鲁登道夫这样的种族主义者，共济会是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鲁登道夫接受了邀请，但同时他反共济会的谵妄状态没有改变。
1924年，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一个老普鲁士会所采用了纳粹卐字符作为它的标记。在离希特勒上台还有很长时间，也就是自1926年起，两个老普鲁士总会所就开始考虑改革它们的仪式，去除让人轻易就能联想到具有犹太色彩的《旧约全书》相关内容，代之以源于条顿民间传说、具有鲜明雅利安特征的符号。当老普鲁士总会所听说有人指责他们是犹太人的工具时，他们自豪地表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犹太会员——从而将矛头引向秉承更宽容的人道主义立场的会所里的兄弟们。
人道主义总会所则有气无力地辩称，他们的成员中“只有”大约八分之一是犹太人。（无论真假，这个数字本身大致上比犹太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高四 倍——尽管在社会上层人口中犹太人数量稍高，而共济会会员大多来自这个阶层。）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会所开始归顺到反犹太人的老普鲁士总会所门下。甚至在许多尚未改变立场的人道主义会所中，民族主义氛围也日益浓厚。犹太兄弟感到孤立无援是可以理解的；1920年代末，他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了兄弟会。到1930年——离希特勒掌权还有3年——人道主义会所中犹太人会员的占比已经从八分之一下降到二十五分之一。
在华尔街证券市场崩盘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纳粹党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尽管纳粹仍然把犹太人及其假想的共产党傀儡视为民族敌人，但他们偶尔也会弄出点动静恐吓一下共济会。1931年夏天，希特勒敦促纳粹党党员给他们遇到的共济会会员拍照，并记录他们居住的地址。
作为回应，老普鲁士总会所之一试图通过私人关系与纳粹高层沟通，具体地说就是找到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因为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是共济会会员。他们打算再次把污水泼到人道主义会所身上，以确保老普鲁士会所安全过关。他们的努力失败了，戈林拒绝会见共济会的使者。
尽管遭遇了挫折，老普鲁士会所照旧不断向希特勒靠拢。1932年夏天，老普鲁士总会所之一，德国自由石匠全国总会所，发表了宣言，从它的措辞和文风看，简直就像是希特勒的吹鼓手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手笔。它宣称“我们德国的秩序是平民主义的”，然后抨击“乌七八糟、不分是非”的人道主义，以及“所有文化、艺术形式、种族和民族的混合和退化”。
我们应该弄清楚德国共济会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不仅仅是自由石匠群体反映了整个国家中产阶级总体倾向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的表现不只是出于渴望更多的秩序，尽管这个因素无疑是存在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展望未来时，都向往着自己所在的兄弟会在实施平民主义理想的过程中，能发挥主导作用。他们想把共济会的使命从培养更具传统道德修养的人，转变为致力于一个将犹太人排除在外，创造更纯洁、更进取的雅利安种族的计划。
雅利安化
1933年2月27日，在纳粹党的比尔格布罗克勒啤酒馆集会过去整整8年后，一个名叫马里努斯·范德鲁比（Marinus van der Lubbe）的荷兰建筑工人给刚刚被任命为总理的希特勒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使得后者趁机把联合政府变成了极权政体。失了业又无家可归的范德鲁比从荷兰来到柏林，打算烧毁国会大厦来发泄他内心无法排遣的苦闷。纳粹党不失时机地把这一事件说成共产党发动政变的信号，紧接着就以此为借口，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废除公民自由的紧急法令。不久之后，一项《授权法案》修正了宪法，允许希特勒在不征求国会或总统意见的情况下，颁行他喜欢的任何法律。独裁统治由此开始。
纳粹锁定的首个敌人是共产党人，他们成为一波疾风暴雨般的殴打、折磨和谋杀行动的受害者。接着就轮到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承受希特勒狂暴的“冲锋队”（SA）或“褐衫军”的铁拳。身着褐色衬衫的“冲锋队”是纳粹党的一个拥有40万人的武装组织。他们私设临时惩戒营和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监狱。这里属于法外之地：被关押的人被任意抢劫、强奸，并遭受非人的虐待，或者“在试图逃跑时”被枪杀。最后一个反对党天主教中央党被镇压之后，与纳粹党联合组阁的德意志国家人民党，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希特勒将纳粹的政治对手一一清除之后，便转而打击妨碍他创建纳粹社会的任何人或任何事，比如提倡性健康、避孕或同性恋权利的诊所或游说团体。有黑帮嫌疑的团伙和流浪者群体都被列入打击之列。许多市长被强行罢免；医院、法院和其他公共机构遭侵扰。代表农民、企业家、妇女、教师、医生、运动员甚至残疾退伍军人利益的各类协会被接管，并被改造成了服从纳粹党的下属机构，且禁止犹太人入内。犹太教会堂遭到袭击、掠夺和焚烧。犹太人当街遇袭。公务员队伍被“雅利安化”，即所有犹太人都失去了公职。犹太人和政治立场可疑的大学教授被解雇。犹太人被逐出管弦乐队和艺术学院、广播电台和电影制作公司。冲锋队打到哪里，立法行动就跟到哪里。到了1933年夏天，德国已经变成一党制国家，通向希特勒的种族反乌托邦之路已经清晰地显现出来。
那么共济会呢？他们显然躲过了一劫，没有遭到冲锋队向希特勒的左翼敌人和犹太人展开的那种系统性攻击。希特勒对眼下要做的事有轻重缓急的考虑，虽说他当前的处境相当于墨索里尼在1925年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阶段，但他们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并不一样。共济会在纳粹打击名单上位置非常靠后。打击他们的紧迫性甚至还不如打击爵士音乐家。尽管如此，在冲锋队横行的最初几个月里，还是有零星的袭击事件发生——尽管残暴程度不及意大利。1933年3月6日，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会所里，5名身穿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带着一群穿着便服的人找上门来，要求查看会所记录。当开门的兄弟要求他们提供身份证明时，他们说“上了膛的手枪就是我们的证明”，然后强行进入会所。他们砸开保存记录的柜子，把文件搬上停在门外的卡车。当会所负责人告诉他们，会友们正在追悼一位死去的兄弟时，这些人才不声不响地撤离了会所。同年8月，在普鲁士瓦尔塔河畔的兰茨贝格市（Landsberg an der Warthe），一个会所的成员被胁迫投票赞成将他们所有的资产转让给当地一支突击队。
共济会面临的一个潜在威胁来自告密者——为了讨好纳粹政权而甘心情愿背叛入会誓言、出卖兄弟的共济会会员。他们向纳粹讲述会所的各种故事。无论是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追捧，还是出于恐惧，个别共济会会员开始脱离兄弟会，共济会的会堂也渐渐安静下来。在下萨克森州的哈梅林（Hamelin），一位会所会长穿着党卫军制服出现在一次聚会上，并当场下令会所解散，这让兄弟们大吃一惊。共济会领导层的信心迅速荡然无存。在1933年春天，德国共济会就已分崩离析了。
为了应对危机，3个老普鲁士会所于1933年3月21日联合致信希特勒，这一天恰好是“波茨坦日”（Day of Potsdam），纳粹政权举行了全国性的庆祝活动来纪念他们成功掌权。这几位总会所领导人在信中保证，会所将忠于他们的“民族和基督教传统”，并“坚定不移地效忠国民政府”。他们希望用这种表忠心的方式换取政府的支持。他们焦急地等到了4月初，终于收到了好消息，几位总会长总算是与赫尔曼·戈林见了面。但他们在会议桌前坐定之后，才发现事情并没有朝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戈林用拳头敲着桌子，咆哮道：“你们这些该死的蠢猪，我要把你们和这群犹太人一起扔进蒸锅里去！……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里没有共济会的容身之地。”
结局已定。纳粹迟早会效仿意大利法西斯查禁共济会。
在与戈林会面后不久，老普鲁士总会所之一采用了纳粹党所用的卐字作为会所标志。另一个会所想要用自己独创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它放弃了旧名称“德国自由石匠全国总会所”，改称“德国基督团”；它的宪章规定“只有雅 利安血统的德国人”才能成为成员。它还取消了相关规章制度中所有指向犹太人和共济会的符号和词汇，并张贴了一份通告称：“我们不再是自由石匠。”另外两个老普鲁士总会所迅速响应，共同采取措施支持这一行动。
相比之下，人道主义总会所的步调没那么一致。分别位于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3个总会所效仿老普鲁士会所的做法，驱逐犹太人并不再自称共济会。另一个人道主义总会所，总部位于法兰克福的折中联合体（Eclectic Union），大约在同一时间解散，但随后立即重组为一个雅利安人的版本，可能是为了避免其房地产被没收。巴伐利亚州拜罗伊特（Bayreuth）太阳总会所总会长于1933年4月12日宣布，本会将推行雅利安化改造，礼貌地要求犹太兄弟们自行脱离，并为他们做出这种无私举动提前表示感谢。仅仅6天后，这位总会长认识到一切都是徒劳，于是选择了在当时的形势下，维护共济会尊严的唯一现实的做法：宣布总会所解散，并要求辖下的各会所照此执行。
到了1933年秋天，虽然共济会还没有被官方查禁，但它在德国仅剩下了躯壳。幸存下来的前总会所如今已经被雅利安化并重组为德国基督团，但仍会遭受零星的攻击和没收。然而，他们依然希望通过磕头求饶来获得当局某种形式的认可。他们为何一直保持这种希望？德国纳粹为何比意大利法西斯花了更长时间才消灭共济会？原因正是1925年希特勒在比尔格布罗克勒啤酒馆凭直觉认识到的：认定谁是或谁不是共济会会员很简单，他要专心做的是对付一个单一的敌人。
在纳粹看来，创建德国基督团只是共济会耍的新花招。共济会 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查禁之后怎么办？如何处理随处可见的前共济会会员？许多人还在已并入纳粹政权的机构中任职，应该开除他们吗？还是禁止他们在政府部门里工作？该怎么划出一条分界线？在老普鲁士会所和老人道主义会所之间加以区分吗？还是在纳粹夺权之前就脱离共济会的成员与之后被动服从的成员之间加以区分？在一些地方，盖世太保暂停了反共济会的讲座，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讲座吸引了不受欢迎的老将军鲁登道夫的追随者。形势更混乱了，因为纳粹政权中的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以及另外一些机构乃至个人都在争夺对后来所谓的“共济会问题”的控制权，也就是洗劫众多会所的权力。1934年1月，元首甚至一度暂停了针对共济会的行动，以缓和纳粹党内愈演愈烈的争斗。前老普鲁士总会所还是忠心耿耿，他们把这一动向解读为一种充满希望的迹象。让他们重燃希望之火的另一个迹象，是一位名叫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前共济会会员在希特勒政府中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来又兼任经济部长。
就希特勒而言，如今与1925年一样，政治算计遏制了他反共济会的冲动。一些草根自由石匠看得更清楚，知道留给他们的时日不多了。瓦尔特·普莱辛（Walter Plessing）就是其中一个，他与父亲和祖父一样，是波罗的海海滨城市吕贝克（Lübeck）的一个老普鲁士会所的会员。1933年9月，他为了加入纳粹党而脱离共济会，并成功加入了冲锋队。几个月后，当人们发现他原是一名石匠后，他被迫退党。1934年3月，当他听说冲锋队也要将他除名时，他选择了自杀，并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希特勒。他在遗书中抗议自己被当作叛徒和“三等德国人”，声称他本人及其所在的会所都“与犹太人或犹太文化”没有任何联系。
纳粹对共济会的政策直到1934年7月和“长刀之夜”——对冲锋队和其他政治敌人展开的野蛮清洗——之后才变得明朗起来。此后，党卫军接管了共济会问题。1934年10月，党卫军情报局的一名新成员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经受了对他管理技能的第一次考验：他奉命编制一份共济会会员的索引。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赞赏和信赖，并被调到党卫军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工作。他将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并最终成为运输与屠杀犹太人后勤作业的负责人，在执行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中发挥了臭名昭著的作用。
最后，在1935年春天，前石匠组织被告知要彻底解散或者被迫解散。无论以哪种方式解散，他们的资产都会被没收。总会长们同意这样做，但要求当局公开免除所有认为共济会对纳粹不忠的指控。这个条件未得到满足。解散工作在夏天进行。
上述情形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故事开始时的悲伤场景：汉堡总会所在兄弟们的啜泣声和莫扎特的《魔笛》曲调中最终关闭。
汉堡总会所一直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共济会组织中心，属于人道主义总会所一派，也就是说它接纳犹太人入会。值得称道的是，在纳粹掌权之前，总会长里夏德·布罗泽确实试图躲避希特勒攻击的锋芒。他以透明作盾牌，对付希特勒。1931年8月，他发表了一封致希特勒的公开信，主动提出允许他们共同认可的调查人员公开查阅总会所的档案。此外，他承诺，如果发现全体石匠做过任何损害国民利益的事，他就关闭总会所。
纳粹的海报（1935年）：“犹太人-共济会。全球政治-世界革命。共济会是一个受制于犹太势力的国际组织。它要实现的一个政治目标是通过发动世界革命寻求犹太人的统治。”
布罗泽的尝试注定要失败。因为无论多高的透明度都无法让阴谋论者安心。希特勒没有任何回复，而是交由资深的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出面应付此事。罗森贝格认为布罗泽的提议是典型的共济会骗局，根本不值得考虑；他还奚落道，纳粹把所有的石匠都视为叛徒。
希特勒刚一掌权，布罗泽就像其他人道主义总会长一样迅速背叛了共济会秉承的宽容价值观。1933年4月12日，他宣布总会所仅向“有雅利安血统和基督教信仰的德国人”开放。1935年夏天，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已经雅利安化的汉堡 总会所正式关闭。很显然，自由石匠们在讲述汉堡总会馆关闭的故事时，往往忽略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细节：当晚置身于汉堡圣殿现场的石匠们已经彻底摒弃了共济会的价值观，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纳粹的种族主义，试图以一个完全由基督徒组成的团体示人，从而得以生存，但此举终究是徒劳的。若莫扎特泉下有知，也不会安宁的。
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准确重现1935年7月汉堡的那个晚上，是怎样复杂的情绪让布罗泽和他的兄弟们潸然泪下。他们肯定感到失落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极有可能感受到恐惧和挫败。也许在他们举行最后一次仪式时，另一种感情涌上心头：羞愧。
当时唯一公开站出来以共济会价值观的名义反对希特勒的共济会团体，是德国象征派总会所，它既不属于人道主义派，也不属于老普鲁士派。该会所成立于1930年，是由原人道主义会所成员组建的，这些成员因坚决抵制反犹太浪潮，自行脱离了人道主义会所。在德国共济会领导层中，只有象征派总会所总会长利奥波德·米费尔曼（Leopold Müffelmann）在孤军奋战。他是一名律师，一直在勇敢地抗争，甚至在希特勒掌权后仍继续批评纳粹主义。1933年3月29日，他公开宣布解散他的总会所，同时采取措施确保它可以继续暗中运作。然而，仅仅过了数周，米费尔曼就不得不承认形势已恶化到危险的境地。于是，1933年6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和德国象征派总会所的其他领导人决定，将他们的活动基地转移到耶路撒冷，尽可能在流亡中生存下去。
同年9月5日，米费尔曼因被一名告密者出卖，在柏林被捕。他先是受到盖世太保的一番审问，然后被押送到冲锋队设在松嫩堡（Sonnenburg）的惩戒营。他在那里遭到殴打，被迫做苦役。他本来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加之这种非人的折磨，最终于1934年8月不幸去世。
米费尔曼及其同道坚守共济会固有价值观的精神可歌可泣，但有一点需要强调，他们属于极少数，即使在巅峰时期也不足两千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是少数，而且未得到共济会主流机构的承认，无论是老普鲁士派还是人道主义派，均拒绝承认他们作为自由石匠的合法身份。因此，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共济会将德国的象征派总会所奉为“共济会受害和勇敢抵抗的典型代表”的做法与事实不符，这是一种误导。
米费尔曼总会长是少数几个因在共济会内部活动而受到迫害的自由石匠之一。事实上，在共济会所称的受纳粹迫害的会员中，无论人数是8万还是20万，或者任何别的数字，绝大多数人遭受迫害的原因都说不清楚。就以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兄弟为例，他在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数小时后被捕。他被关押期间得到的食物极少，被迫做苦工。营地看守经常冲着他大喊“犹太猪”和“波兰猪”，并对他拳打脚踢。（其实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波兰人。）到了1935年11月，当一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探望奥西茨基时，发现他“浑身颤抖，脸色煞白，已经失去了人样，看上去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他的一只眼睛肿胀着，牙齿被打掉了，拖着骨折后愈合情况极差的一条腿……这个人经受了所有非人的磨难，已经濒临常人生理上的忍耐极限”。他的忍耐力也真是够惊人的，在经受了长达18个月的残酷折磨后，他在1938年5月终于告别了人世。
奥西茨基既是共济会会员，也是纳粹受害者。但他之所以遭受迫害，并非因为他是共济会会员。他被迫害致死的原因在于，他是一名左翼知识分子、著名记者和纳粹主义批评家，也是一名曾向国际社会报告德国非法重整军备计划的和平主义者。1936年，他在集中营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究竟有多少共济会会员死于纳粹政权的迫害？这项研究尚未完成。但不管怎么说，被谋杀的共济会会员总数绝不可能达到20万。因为就算把德国军队在二战期间所占国家里的共济会会员全部加起来，20万在其中所占比例也会高 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死难者并非因为他们是共济会会员而被杀害，而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奥地利很可能是个典型的例证，它在1938年3月德奥合并（Anschluss）后，成为第三帝国的一部分。当纳粹军队进入奥地利时，该国境内有800名共济会会员。维也纳总会所遭到突袭，总会长被捕；他本已重病在身，在被监禁期间去世。纳粹迅速着手废除奥地利的共济会，就像他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据计算，1945年前有101～117名兄弟被谋杀，另有13人自杀，561人被迫流亡。但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早在德国人进军奥地利之前，大多数天主教石匠就已纷纷脱离共济会时，这些数字才有意义。在纳粹到来之前，由于不堪忍受奥地利天主教-法西斯政府在1933年后实施的骚扰，数百名石匠已经放弃了会员身份。当纳粹于1938年到达时，仍留在会所中的会员大多是犹太人，占到当时总计800名会员的三分之二。
尽管德国的纳粹政府粉碎了共济会，但它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团体一样，疯狂地迫害并残杀个别共济会会员。毕竟，《我的奋斗》给非犹太石匠提供了一个免责条款。希特勒在这本书中说过，普通共济会会员“从不需要怀疑”犹太人是幕后主使。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兄弟只要公开认错就足以避免受虐待并被送往集中营的厄运。甚至对前共济会会员的制度性歧视也被解除了，因为许多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共济会会员表明，他们可以成为纳粹社会忠诚而有用的成员。
共济会夸大了他们在希特勒手上经受的苦难，其理由不难看清。纳粹是好莱坞最喜欢塑造的坏人。与纳粹代表的暗黑恶魔相比，共济会的传统散射出高贵的光芒。但是，共济会对自身遭到纳粹镇压的误导性记忆，就好像“共济会”要跻身于历史上遭受最深重苦难的群体行列，这对那些真正遭受纳粹残酷迫害、境遇更加悲惨的人来说不仅不公平，而且是一种伤害。
或许它还造成了一种更显著的效果，这些共济会会员的悲情叙事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忽略了一个远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更残酷、更彻底地迫害共济会会员的政权：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统治下的西班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