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曼卡：土狼和姘妇
死亡万岁！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没几天，大批共济会会员就开始遭到屠杀。
1936年7月17日，驻摩洛哥的西班牙殖民军发动叛乱，反对当时民主的共和国；叛乱迅速蔓延并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西班牙本土的一些军营。西班牙被一分为二。在军事叛乱失败的区域，包括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共和国保持着控制权——尽管到处都是乱哄哄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军队和警察中的哪些人会保持忠诚，同时主张革命的左翼分子占领了许多地方的街道。在叛乱成功的地区，依照戒严令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政权。随着由殖民军和摩洛哥雇佣兵组成的非洲军团不断攻城略地，向前推进，民族主义者也从最初位于西南部的一小片区域迅速扩张，控制范围越来越大。1936年9月，战功赫赫的非洲军团得到奖励，其指挥官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被推举为反叛方的最高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他随后不久就采用了“考迪罗”（Caudillo）的称号——相当于意大利语的Duce（领袖）和德语的Führer（元首）。
在民族主义的西班牙，军队和右翼民团实施了恐怖统治。他们公开放言要清除祖国肌体内的政治和文化“污染物”。任何与共和国及其机构、政治左派甚至世俗现代性有牵连的人都有可能被逮捕、折磨和处决，例如工团主义者和政治家、工人和农民、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获得解放的妇女和同性恋者等。遇难者多达数万人，其中有许多共济会会员。
大多数共济会死难者是在内战爆发之初的几个月被杀害的，当时的暴力行动并不是统一策划的，因此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资料供历史学家考证。民族主义者最终在内战中胜出，从而掌握了所有相关的书面证据，而这些文件都是还原历史真相的依据。今天，在民主政治恢复40多年后，西班牙内战期间对平民犯下的罪行仍然是一个鲜活的、存在诸多争议的研究课题。共济会会员究竟遭受了怎样的迫害鲜有人关注。因此，我们远未计算清楚究竟有多少共济会会员受害。直到1975年佛朗哥死后，一些历史学家才尝试评估共济会会员在内战时期的受难情况。初步研究的结果零零碎碎，不成系统，但已足够令世人震惊了。在萨拉戈萨市（Zaragoza），康斯坦西亚（Constancia）会所的30个兄弟被谋杀。在非洲海岸的休达镇（Ceuta），“寡妇之子”（Hijos de La Viuda）会所痛失17个兄弟。在直布罗陀湾的阿尔赫西拉斯市（Algeciras），特拉法尔加会所的24个兄弟遇难。维哥市（Vigo）的维库斯会所中的兄弟除少数幸存者，其余全部被杀害。在摩洛哥的得土安（Tétouan）、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Las Palmas）、拉科鲁尼亚市（La Coruña）、卢戈市（Lugo）和萨莫拉市（Zamora）等地，共济会会员被消灭殆尽。
这个名单还很长。但是西班牙内战爆发初期针对共济会的暴行至今依然笼罩在道听途说和内战宣传的迷雾之中，难以看清全貌。没有人能确定现有统计是否可靠。尽管如此，迄今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西班牙右翼分子在反共济会活动中表现出了绝无仅有的邪恶。当然，在估算纳粹主义统治下共济会受难情况的尴尬问题也会出现在统计西班牙共济会受迫害人数时：这些西班牙兄弟只因为是共济会会员就被杀害了吗？还是另有原因？
研究人员现在只在少数地方进行了调查。例如，我们知道，在格拉纳达市（Granada），大约35%的共济会会员死于暴力活动。然而，有证据表明，他们之所以被处决，是因为他们是民主党派的党员或共和政府机构中的工作人员，而不是因为他们是共济会会员。1936年8月初，民族主义当局抢走了该市3个会所的会员名录。他们在随后展开的调查中发现，名单上的许多人早已因其他理由被处死。幸存下来的兄弟都被投入监狱。
在塞维利亚（Seville），一些会所遭到突袭，会员名单被刊登在天主教和右翼媒体上，这其实是在给私刑暴力发信号。在这里，最有可能被杀害的共济会会员是那些在共和国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对于叛乱的反对者来说，如果同时是共济会会员就很可能会罪加一等，有可能被行刑队处死，而不只是被送往集中营。少数人，尤其是塞维利亚地区会所总会长和他的儿子，被处决的原因无非是他们在兄弟会中地位较高。相形之下，大量会员争先恐后地离开共济会，并公开表示支持叛乱行动，从而保住了人身自由和正常生活。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都是民族主义暴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但这两地的会所无一惨遭团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并非所有死去的石匠都是因为他们的会员身份而被杀害。然而当时，民族主义阵营中的各派势力都相信，心怀鬼胎的共济会已经渗透到了共和国的各个角落，它的影响之深，让任何人都可能被会所利用。暴行此起彼伏。许多人因他人毫无根据或夸大的证词而遭受责难。一些民族主义团体，如名为“长枪党”（Falange）的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政党，会利用他们手头的任何消息源自行编制死亡名单。由此造成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是许多被当作共济会会员处死的人实际上与共济会毫无关联。
在民族主义西班牙心脏 地带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让这场悲剧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36年9月下旬，各路政变部队的头面人物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开会，推举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为他们的最高领导人。萨拉曼卡作为民族主义政权的首都是个理想的选择。这里的民众观念一向保守，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坐落于此；另外，它距离葡萄牙足够近，一旦内战局势对叛军不利，反叛的将军们可以快速逃离西班牙。为表示教会的支持，萨拉曼卡的主教把他的宅邸腾出来，充当佛朗哥将军的司令部。过了不久，各界人士集聚在距司令部几百米的萨拉曼卡大学大礼堂的石拱门下，举行公开仪式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和由此形成的西班牙帝国遗产。主教和佛朗哥的妻子都参加了纪念仪式。何塞·米连·阿斯特赖（José Millán Astray）将军是仪式上的主题发言人，他是佛朗哥麾下作战最勇猛的将军，在殖民战争中失去了一个胳膊和一只眼睛。阿斯特赖将军高谈阔论，演讲在西班牙外籍军团高喊战斗口号“¡Viva la Muerte！”（死亡万岁！）中达到高潮。
这个口号震惊并激怒了主持活动的老人：西班牙伟大的作家之一，萨拉曼卡大学校长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乌纳穆诺曾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但他对其统治下的混乱局面大为不满。然后他开始支持军事政变，但在见识了叛军乱用暴力后又改变了立场。在米连·阿斯特赖将军说话时，乌纳穆诺把手伸进口袋，那里面有他一位朋友的妻子写的请愿信；这位朋友是该市的新教牧师，因是共济会会员而被捕。乌纳穆诺掏出信，在背面潦草地写了几笔——作为他讲话的要点，这成为他毕生最后一次也是内战中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公开演讲。
乌纳穆诺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他站起身并开始讲话，痛斥米连·阿斯特赖是个瘸子，也想让西班牙变成瘸子。他接着警告将军，民族主义者虽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但缺乏理智或正义。“你能以 力服人，但你永远不能让人心服口服。”这句口号将回响在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漫长岁月里。
乌纳穆诺很幸运地活着走出了萨拉曼卡大学校园，但他为自己的张狂态度付出了代价，他随后被解雇并遭到软禁。1936年12月，他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抒发内心的苦闷。他写道，“毫无理由的、极其残忍的迫害和谋杀”就发生在萨拉曼卡。他们声称向布尔什维克开战，但实际上是在向自由主义开战。任何人都可能卷入其中：共济会会员、犹太人、人权联盟成员。“最近他们杀了这里的新教牧师，就因为他是共济会会员，也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很显然，这些狗——其中还有一些真正的土狼——根本不知 道共济会和别的组织有什么区别。”所以新教牧师没能幸免于难。萨拉曼卡埃尔曼蒂凯（Helmántica）会所的29个兄弟也没有。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1892～1975年）与妻子和女儿在萨拉曼卡留影
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精神彻底垮了，在写完上面这些话两个半星期后便去世了。假如他知道1936年的暴行只是开始，他心里会有何感受。佛朗哥及其追随者对共济会怀有的仇恨，注定会把他们拖入执迷不悟的深渊，并让共济会陷入一种独特的境遇。但在追踪共济会陨落的轨迹之前，我们需要弄清楚西班牙右翼在镇压共济会方面比他们在意大利或德国的同类更残暴的根源是什么。最简单的答案是：天主教会。1936年夏秋季，加入西班牙军队叛乱的各股势力全盘吸收了西班牙教会反共济会的愤怒和恐惧。
一场完全具有共济会特色的政治革命
共济会在西班牙发展初期经历坎坷，异端裁判所紧盯着它的动向。拿破仑于1808年入侵西班牙后，共济会获准在这里合法地建立会所；但在1814年恢复君主制后，它们再次被查禁。
此后，与在其他欧洲天主教国家一样，西班牙共济会的历史成为教会和世俗自由主义势力之间持久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实际上西班牙教会在抵御世俗主义威胁方面成就斐然。就算共济会在1868年被合法化，但在君主立宪制下（1876～1923年）的西班牙，天主教仍然是国教：教育属于天主教的领地，任何人不得公开宣扬其他宗教。西班牙教会在享有优越地位的同时，仍对世俗主义者已经取得的成就心存嫉恨，其中包括共济会的合法化。天主教徒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棘手的区域自治问题。然而，他们在憎恨共济会方面的立场则完全一致。在1880年代，莱奥·塔克希勒的作品一经问世便被迅速翻译成西班牙语。大量本土反共济会出版物也纷纷出现。
教会将共济会与世俗主义等同起来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19世纪余下的25年里，西班牙共济会终于迎来了史上首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当然，与法国和意大利等其他天主教国家相比，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上它都差得很远。在这一时期，会员增加到了一万多人，他们创办了8种共济会报刊。共济会会员自视为少数觉悟的人，坚决反对大众表现出的宗教狂热。他们积极撰文并发表在反教会的报纸上，兴办世俗学校。然而，就如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西班牙石匠们也分属几个相互竞争的总会所，因此他们无法步调一致，难以发挥集体影响力。
共济会命运的转折点在1898年不期而至。这一年，西班牙在军事上惨败于美国，由此失去了它在美洲的最后一笔财富。持续了4个世纪的新世界帝国走到了尽头。西班牙天主教徒将这种国耻归咎于共济会会员——无论是居住在本土的，还是古巴的和菲律宾的。警方突袭了西班牙大东方和全国大东方会所设在马德里的总部，这是该国两个最重要的共济会管理机构。此后，共济会的会员人数逐渐下降。继1898年战败之后，军队内部也开展了反共济会运动。整整两代军官受到了一种信念的熏陶，那就是由共济会会员组成的第五纵队导致了西班牙的失败，也阻止了西班牙在摩洛哥开疆拓土。
20世纪初社会变迁加速，强化了人们在教会与国家政权关系问题上的分歧，也让人们在许多类似议题上具有了立场更鲜明的主张。尽管共济会发展的势头受到了遏制，但教会对这个兄弟会的恐惧仍有增无减。天主教圣统制基于信仰、财产、秩序和家庭观念的社会愿景在现行秩序中渗透得越深，现行秩序就越无力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教会也会树敌更多。自由主义者发起了世俗化运动，无神论社会主义的威胁隐约可见。国内已经发生了几次反教会权力的暴乱。在1909年巴塞罗那工人阶级的暴动高潮，即所谓的“悲剧周”期间，激进分子、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砍掉了一些宗教人物雕像的头，毁坏宗教人士的墓地，并纵火焚烧教堂。这不是对神职人员和教会财产仅有的一次攻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班牙社会中的所有阶层都憎恨教会，尤其是城市中的工人阶级和南方大庄园中性情日益残暴的农民。西班牙共济会的命运岌岌可危：它与自由派思想的命运紧密相连，而自由派的思想日益受到左派和右派的蔑视。
1923年，在罢工、骚乱和国际社会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中，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Miguel Primo de Rivera）发动政变，废除了宪政，建立了军事独裁，这让教会中的许多人非常满意。共济会受到骚扰，但未遭到查禁。在独裁的军政府统治期间，《锡安长老议定书》与它的犹太-共济会阴谋的报告一道，首次被翻译成西班牙语。从此以后，犹太人就与自由石匠在虚构的阴谋中结成了密不可分的伙伴。但犹太人的威胁基本上停留在虚幻层面，部分原因是早在1492年犹太人就被大量驱逐出境，那算是西班牙历史上的污点，侥幸留下来的人极少。相比之下，共济会会员的存在就显得尤为真实了。
没过几年，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政权就垮台了，因为它试图推行回归传统的改革，招致了社会各界的抵制，甚至军队内部也有人站出来反对改革。它在倒下的同时，还拖垮了教会的老朋友——君主政体。当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于1931年4月宣布成立时，世俗现代性的势力终于有机会引导西班牙远离教会，走向未来。共济会一向支持宪政理念，许多共济会会员在推进宪政过 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1931年6月选出负责起草共和国宪法的468名制宪会议代表中，有149人被认为是共济会会员——将近三分之一。考虑到全国只有大约5000名共济会会员，这个比例实在太高了。虽说共济会会员在制宪会议中的占比较高，但仍属于少数。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将共和国视为自己取得的成就。苏格兰礼共济会经办的杂志在一篇社论中指出：“没有什么比西班牙的政治革命更具有共济会特征的了，它处处都表现出节制、公正、秩序、温和、人道、宽容和虔诚。”
这种志得意满、欢庆胜利的姿态，不由得让天主教徒，甚至是共和国的支持者，开始相信共济会的确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共和国宪法本身也令人生疑。除了信仰自由，它还引入了公证结婚和离婚。宪法还禁止修士、修女和教士组成的宗教团体在教育领域发挥任何作用。“西班牙不再是天主教国家了。”著名的共和党人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Manuel Azaña）在1931年10月得意地说。让天主教徒感到沮丧的是，阿萨尼亚将继续担任共和国总理，后来还当上了总统。政府发布了挑衅性政令，禁止公众举行宗教葬礼和游行活动。
这些措施只会激发人们反抗共和国的斗志和决心。仇视共济会俨然成了表明右翼立场的标签，而且肯定会在以共和国为敌的所有不同派别中赢得掌声。宣传的音量现在提高了好几个等级。天主教主办的《辩论报》刊文称，毫无疑问，“共济会会所的幽灵”正在幕后活动。有一次，西班牙王室正统派（Carlists）成员在帕伦西亚（Palencia）举行集会，他们追求近乎神权政治版君主制，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在演讲时称：“我们受制于少数共济会会员，我要大声宣告，假如他们想在我们中间持续推行去基督化，那么，我们完全有权利用一切手段反对他们。”1932年，一个天主教青年运动组织发表行动宣言，公开向共济会“宣战”。天主教内反对共和国的各派都聚集到了新政党“西班牙自治联合会”（CEDA）旗下，该党的言 论和作风均以纳粹主义为样板。该党的宣传贯穿着反共济会的基调：“这个国家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在痛苦中挣扎，根源就在于共济会组织和国际犹太人组织收买和指挥的疯子犯下的罪恶和暴行……他们打破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神圣纽带。”
右派赢得了1933年的选举，这一度遏制了世俗主义前进的步伐。1934年10月，西班牙自治联合会领导人出任战争部长，一履职便迅速采取行动，严禁共济会会员参军，6名将军因此被解职。在1936年2月新一轮选举中，反共济会再次成为右翼阵营的战斗口号。“绝不能让他们得逞！绝不能让共济会得逞！”
虽然右翼口号喊得震天响，但也无力回天，1936年的选举结果让左翼再次掌权，反教权势力回潮。西班牙社会的两极分化急剧加速。双方都组建了民兵。暗杀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意在推翻共和国的军事叛乱计划迅速出笼。酝酿这些计划的核心人物埃米利奥·莫拉（Emilio Mola）将军认为，共和国本身就出自“一个种族的仇恨，这种仇恨是通过一个精心管理的组织传播的：我所指的不是别人，就是犹太人和共济会”。1936年6月30日，莫拉向他在摩洛哥的同谋发出了一长串指示，叛乱将在那里开始。指示的内容包括“消灭左派分子：共产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共济会会员等”。
两周后战斗开始，双方都进行了残酷的报复。郁积了几十年的怨恨突然不可遏制地喷发出来。在共和区爆发了反教权的屠杀浪潮，接近7000名神职人员遇难，其中包括13名主教和283名修女。这些谋杀往往采取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虐杀形式。在托莱多（Toledo）附近的托里霍斯（Torrijos），教区神父被剥光衣服鞭打，然后被迫喝醋，戴上荆棘王冠，背上扛着一根横梁。最后，那些折磨他的人决定开枪打死他，而不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极少或者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共济会会员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之前和内战期间爆发的大规模反教权暴力事件。但没人关心他们是否真的参与了。
在民族主义者一边，主教们称颂右翼起义是“十字军东征”。他们为士兵和民兵的枪支祝福，称它们是捍卫基督教文明的工具。一个多世纪以来，天主教会释放的反共济会恶意已牢牢锁定了这个兄弟会，使它变成了必须予以粉碎的“反西班牙”势力的一部分。1936年9月，在长枪党经办的报纸上，一篇报道写道：“整个西班牙都在要求尽快惩处那些狡诈且嗜血的共济会会员，要杀一儆百。”更糟糕的是，由于一个悲剧性的历史巧合，在英属直布罗陀的影响下，共济会会所集中分布在西班牙的西南角，也就是加的斯（Cádiz）、韦尔瓦（Huelva）和塞维利亚一带——正是在内战最初几个月里被野蛮“清洗”的地区。几十年来充满宗教色彩的反共济会言论最终导致了内战开始时对共济会会员的残酷迫害。
墨索里尼反共济会的历史比较长。但他的法西斯运动不是天主教势力，除了政治策略上的考虑，宗教在他的反共济会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反犹太主义也一样。希特勒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一点确定无疑，尽管如此，他在反共济会方面与墨索里尼一样，也没有掺杂宗教因素。德国元首与意大利领袖在战术上都很灵活。他们对共济会的敌意总是服从于战略目标：夺取权力、粉碎所有实际或潜在的反对派、发动种族战争。相比之下，佛朗哥将军领导 下的西班牙式法西斯主义是彻头彻尾天主教的。反共济会以及对其成员的迫害，是民族主义的宣传和行动中的基本要素。
从APIS到DERD再到TERMC
军队让民族主义区的局势渐趋稳定，共济会会员的境遇也随之改善，他们更有可能被关进拘禁营地或编入劳改队，而不是被行刑队处决。然而，在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们随时随地会遭受暴力侵害。据报道，1937年10月，在马拉加（Málaga），80名囚犯仅仅因为是共济会会员而被处决。凶残的程度触目惊心。更有甚者，战争开始时的迫害行动直到内战结束后也没有停止。无论是德国元首还是意大利领袖，一旦他们将共济会这个组织摧毁，就不再特别热衷于迫害个别前共济会会员。相形之下，西班牙的考迪罗表现出了不把共济会赶尽杀绝就誓不罢休的偏执。
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一名在摩洛哥战役中发迹的职业军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最终会背负起反共济会的重任，这对他来说应该是责无旁贷的。当然，他与共济会之间也可能存在个人恩怨。有证据表明，他曾分别在1926年和1932年试图加入共济会，期望共济会能有助于他的军事生涯，但两次努力均告失败。据称，他第二次申请入会时，他的哥哥拉蒙（Ramón）在投票时否决了他。拉蒙拥护共和制，是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两人关系非常紧张。假如传闻属实的话，佛朗哥自然会责怪共济会阻碍了他的升迁。
内战开始后，佛朗哥在担任民族主义派最高领导人之前，就开始将其反共济会理论付诸实践。1936年9月中旬，佛朗哥宣布在他的地盘上的共济会是非法组织，并宣布顽固不化的成员犯有“叛乱罪”。1938年12月，他宣布将销毁所有“可能被判定为冒犯教会”的共济会主题和铭文。
佛朗哥的部队不断扩大战果，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和意大利在军事上的支持，不管怎样，军事上的顺利推进让他有了底气。他开始采取措施，清除西班牙的共济会瘟疫。1939年2月臭名昭著的《政治责任法》（Law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将支持共和国的行为定为犯罪，在法庭判定罪名成立后，罪犯的财产将被没收；自由石匠也适用这个条款。1939年发布的新的学校课程大纲包括了一门讲授犹太-共济会是怎样在共和国幌子的掩护下，将国家交给了共产主义的课程。
佛朗哥还养成了一个习惯，用充满性暗示的西班牙术语“el contubernio”来指称共济会与各种颠覆分子密谋的方式。它的意思是“姘居”——一种肮脏的不正当关系，犹如姘妇与其情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形容贪婪恐惧症的词语。不久，有人认为佛朗哥的恐惧症需要补充养分了。
内战于1939年4月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于同年9月开始，佛朗哥的西班牙将保持中立。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个告密者网络开始运作，直接向佛朗哥传递国际共济会针对西班牙的阴谋活动的高级别信息。这个网络非常神秘：它在官方通信中被称为“APIS”，但迄今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发现这些字母代表什么。人们只知道，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西班牙首脑读到的情报质量惊人。APIS文件的亮点包括罗斯福、丘吉尔、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和北约秘书长等的来往信件。但更有价值的情报则涉及共济会会员在西班牙持续活动的情况汇报，以及他们为渗透进佛朗哥政权做了哪些事。
这类珍贵情报通过3位迷人的女性流向佛朗哥。“深喉”是一位能接触到共济会最高级别战略的女人。她自称“A.de S.”（来自S的A），她的丈夫被称为R，是国际共济会协会（Association Maçonnique International）的高级成员。该协会由许多不同国家的总会所组成。“A.de S.”与马德里APIS基地的联络人是她孩子的保姆，被称为埃莉萨（Elisa）。在马德里，编辑这些报告并为最终呈交给首脑做准备的女性是玛丽亚·多洛雷丝·德纳韦兰（Marìa Dolores de Naveràn），她在一所师范学院当教授，过着另一种生活。首脑经常向他的随从透露，幸亏有这样的间谍帮忙，他才有机会了解共济会密谋的内情。
显然，他信任这些消息来源。但这对他来说有些可悲，因为几乎所有由APIS提供的有关共济会阴谋的重要信息都是假的。有很多线索可以证明这一点。国际共济会协会早在1950年就解散了，但APIS整理的有关这个协会恶行的报告在1965年前不断出现在首脑的办公桌上。APIS特工从来没有窃取到任何英文文件的原件，只有西班牙文翻译文件。那些翻译文件为了做样子引用的原文经常包含滑稽可笑的英语拼写和语法错误。“A.de S.”很可能是虚构的。
APIS相当于19世纪末期塔克希勒大骗局的间谍版。佛朗哥完全上当了。目前正在研究这些文件的人员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最多会说编辑报告的玛丽亚·多洛雷丝·德纳韦兰可能是同谋。最大可能是某个人，而且是深藏在独裁政权中的某个人，在设法蒙蔽佛朗哥，以利用他对共济会的仇恨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无论APIS骗局的起因是什么，共济会会员或者那些被怀疑是共济会会员的人都会为此付出代价。
如今的萨拉曼卡是一个远离喧嚣的美丽去处：一座散发着中世纪气 息的城市，比利亚马约尔软石料建筑各式各样，披着亮丽雕刻的外衣，泛着清晨阳光下黄油般的光泽，令频频自拍的观光客和获得伊拉斯谟（Erasmus）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欣喜不已。有些要深度游的观光客走街串巷，终于找到了坐落于大教堂后面一条小街上的博物馆，而大教堂前门对面就是萨拉曼卡大学，当年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就在那里发表了他平生最后一次演讲。这个小博物馆的重量级展品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共济会会所小屋，或者至少声称是共济会的。推开沉重的双扇门进入，可见一个灯火通明、有着黑白格子地板的四方盒子，里面摆满了共济会的东西：直角尺和圆规、石块、立柱和一个饰有苏格兰礼双头鹰的祭坛。血红色的墙上挂满了被砍掉的头颅的图片、黄道十二宫图、希伯来语铭文和黑色墓碑：“朱比罗（Jubelo）躺在这里，野心驱使他杀害了户兰·亚比。”你会看到远处的墙上，有3个穿黑色长袍坐着的假人用画在他们头罩上凸出的眼珠瞪着你。中间的假人胸部画着骷髅图，面前桌子上放着一个眼睛发光的微型头骨。所有这些都为了让人感觉毛骨悚然。但大多数游客只是显得迷惑不解，或者觉得挺好玩的。
“萨拉曼卡会所”是欧洲仅存的此类样本。它是由佛朗哥当局在1940年代出于宣传上的需要而建造的。里面的所有陈设都是警方突袭会所时没收来的真品。佛朗哥的手下从他们的收藏品中挑出一些零碎东西，拼凑出他们认为极其惊悚的场景。事实上，想让共济会看起来诡异并不难做到。
纳粹也曾在德国和他们占领的国家举办过类似展览。纳粹党卫军经常会在查禁一些会所后，在里面放上骨骼标本，并邀请公众进去参观。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欧洲，大家听到的宣传都是国民的大救星最终消除了共济会的威胁，并将共济会的秘密大白于天下，人人可以看清它的真面目。
萨拉曼卡会所展品位于西班牙内战总档案馆一楼。只有学者才能进入位于二楼的档案馆 内部。这里存放着数以吨计的涉及佛朗哥之敌（共济会）的政府文件，其中包括一些触目惊心的证据，从中可以看出考迪罗对共济会赶尽杀绝的决心。这里的一个房间沿墙排列着许多深色木柜，它们都是索引卡片柜，经过政府职员数十年反复抽拉，装满卡片的抽屉有些磨损。每个柜子的顶端都标着“T.E.R.M.C.”这样几个打印的字母，它们是西班牙语“Tribunal Especial para la Represión de la Masonería y el Comunismo”（镇压共济会和共产党的特别法庭）的缩写。形象地说，这个索引卡片系统算是这台官僚机器的曲柄摇手。
萨拉曼卡的原始核心藏品是加泰罗尼亚神学家胡安·图斯奎茨·特拉茨（Juan Tusquets Terrats）神父的私人档案。神父是1930年代初期许多反共济会辩论家中观点最偏激的一位。身材瘦长、金发碧眼、异常活跃的图斯奎茨发展了自己的间谍网络，专门探听共济会的秘密并搜集相关资料；有一次，他甚至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会所放火，趁着大家忙着灭火的当口，偷出了一些文件。1932年，图斯奎茨写了一本畅销书，指责犹太人和共济会创建了共和国。佛朗哥将军对此书爱不释手。
佛朗哥在萨拉曼卡安顿下来之后，立刻请图斯奎茨来做他女儿的家庭教师，并让他负责情报部门的犹太-共济会分部，任务是设法搜集共济会会员的信息。
对图斯奎茨来说，这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无所顾忌地展现其躁狂症的许可证。他开始确信，他能根据一个人将手帕折叠并放入胸前口袋的动作分辨出这个人是否染上了共济会的症状。他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已不满足于仅仅调查共和党一方。就像一个精神紧张的长枪党党员所说的那样，“图斯奎茨看谁都是共济会会员”。1936年末，在佛朗哥的帮助下，图斯奎茨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反教派刊本社，专门出版他的调查结果。它出版的许多书销量很大。他在西班牙民族主义区巡回宣传自己的观点，声称裸体主义者、素食者和说世界语的人都参与了共济会的阴谋活动。他每次演讲完，都会呼吁消灭共济会会员。
胡安·图斯奎茨·特拉茨（1901～1998年）的代表作《共济会会员与和平主义者》（1939年）的封面。书中这张令人毛骨悚然的图片展示了爱德华·洛佩斯·奥乔亚（Eduardo López Ochoa）将军的尸体，他在1936年被左翼暴民私刑处死。图斯奎茨声称他的死状是共济会的复仇仪式
1937年6月，佛朗哥任命他的一个朋友负责一个军事化的研究机构，进一步强化对共济会会员的调查工作，该机构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国家文件复原专办处”（西班牙语缩写为DERD）。图斯奎茨对自己被以这种方式边缘化深表不满，但最终同意交出他的所有档案资料。截至1938年底，专办处报告称，它已收集了500万份文件，均存放在17世纪的一座孤儿院里。上述文件迄今仍被放在这座位于萨拉曼卡的建筑内。堆积如山的资料终究派上了用场。佛朗哥当局借此清洗了公务员队伍中的“反西班牙”分子，包括共济会会员。即使是忠心耿耿的民族主义者也失去了工作。共和党囚犯如果被发现参与了“赤色叛乱”并涉嫌加入了共济会，就有可能被处决。
1940年3月，就 在APIS间谍网开始向佛朗哥提供情报前后，他成立了一个镇压共济会和共产党的特别法庭。在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极少数是被打上“共产党”标签的案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共济会才是真正要打击的对象。萨拉曼卡的档案资料从此以后就被用作证据，起诉涉嫌的共济会会员，并将他们带到马德里的一个专门法庭进行审理。与此同时，档案数量不断增加。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针对共济会成员的判决书超过2.6万份。
镇压共济会特别法庭的法官由当局提名。他们假定每个被带到他们面前的人都是有罪的，无罪释放是极其罕见的。犯人最高可被判30年监禁，最轻也要被判服刑12年零一天。如果共济会会员想要减刑，他必须声明彻底断绝与兄弟会的关系，而且最好是当着主教的面宣布。但是很难证明他是否真心实意。毕竟，所有亲身经历过共济会仪式的人，最终都被改造成了伪装者和说谎者，或者法官们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自修道院院长德巴吕埃尔之后，所有反共济会的宣传家都有过这种经验教训。因此，法官们想出了一招，让嫌疑人告发同伴，以提高他供述的可信度。确实有几个共济会会员很幸运，在对同伙提出最具杀伤力的控诉后未被判刑，只是被解除了在公共部门的工作。但大多数被告都供认不讳，从而将更多证据送进萨拉曼卡的档案库。
被特别法庭提审的共济会会员大都是安守本分的中产阶级人士。不少人还是民族主义事业的支持者。有些只是扶轮社（Rotary Club）或人权联盟的成员，这些组织在法律上被视为共济会的幌子组织。许多被告只是蜻蜓点水般接触了一下共济会，之后就退出了，因为他们太忙，觉得太无聊，或者因为手头拮据，没钱付会费。这种情况在任何地方都不少见，只有一小部分人经历过入会仪式后留下来，成了石匠。经常被共济会会员视为自己人的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一个中途退出的例子。但是，面对俯拾皆是的事实，特别法庭始终坚定地认为西班牙是某个纪律严明的国际组织密谋打击的目标。他们一通折腾之后发现被抓住的只是一些小鱼小虾，最终量刑也并不出格——至少严格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有人估计，大约76%的被告获得了最低限度的刑期。只有流亡海外的资深共济会会员在缺席判决的情况下，才获得了较长的刑期——大概是因为他们带走了共济会最见不得光的机密，并与全球阴谋集团领导层联手操纵西方民主国家对抗西班牙。
在成千上万个案例中，有个实例可以用来说明整件事多么残酷和荒谬。阿蒂拉诺·科科·马丁（Atilano Coco Martin）是基督宗教新教牧师，也是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的朋友，1936年秋被拘留在萨拉曼卡期间，因身为共济会会员而被杀害。然而，在萨拉曼卡的反共济会档案中，涉及他的文件却注明他被释放后潜逃了，因此追踪他的工作持续进行。1940年3月，两个共济会会员在他们的供词中举报他是同门兄弟。马德里和萨拉曼卡的警察都尽职尽责地向特别法庭报告说，他们追查牧师的工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个死人于1942年在特别法庭接受缺席审判，并被判处16年徒刑。
共济会是一头全身光溜溜的野兽。佛朗哥身边的人似乎已经认定，他们在拼死抓住共济会的斗争中表现得很英勇，同时也特别辛苦——比纳粹与犹太人之间的战斗棘手得多。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Mauricio Carlavilla），一位反共济会的专家调查员，在1945年评论道：“希特勒真幸运！在授予或拒绝他人国籍时，他只需要通过鹰钩鼻或一种犹太法典的习俗就能判定。我们真倒霉！要否决一个人的国籍，我们就必须依靠不太明显的指标，比如共济会会员的忏悔，而且也无法断定他是否真的在忏悔。”
特别法庭的镇压工作做得越细致，共济会阴谋的幽灵就越显得可怕。当著名的共济会会员哈里·S.杜鲁门于1945年就任美国总统时，佛朗哥将这一动向解读为共济会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快就能实现“将美国总统的最高行政权力与共济会的最高权力融于美国总统职位之中”的目标。1951年，佛朗哥用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在最后审判日到来之前，共济会难以被战胜：“恶魔的女儿，它的恶魔精神在失败中幸存下来，并以新的生命形式复活。”
内战爆发之初，西班牙大约有5000名兄弟。在内战结束之前，未被杀害或抓捕的共济会会员都逃亡海外。没人知道当民族主义者取胜时幸存者还有多少。最多1000人？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共济会肯定已经被摧毁了。共济会的威胁是一种幻觉。然而，萨拉曼卡的索引卡片系统最终收录了8万名嫌疑兄弟的档案。
这个特别法庭直到1964年才停止运作，但在决定释放哪些政治犯和允许哪些流亡者回国时，当局有关部门仍要查阅萨拉曼卡档案。佛朗哥强调要永远警惕他想象中的敌人。
1975年，西班牙已面貌一新，完全不同于1930年代末被内战撕裂的样子。历史变迁的迹象之一，就是每年夏天北欧游客涌入这里的海滩。另一个是电视，这是现在西班牙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1975年10月1日，数以百万计的人收看了一段演讲，因为播送信号欠佳，画面和声音都模糊不清，发表演讲的不是别人，正是担任国家首脑长达39年的佛朗哥将军。此刻站在马德里王宫阳台上发表讲话的首脑看上去非常虚弱，面庞干瘪，戴着一副超大号的“雷朋”墨镜。身患帕金森病的佛朗哥将军朝着阳台下的群众无力地挥动着右手。聚集在东方广场上的众人聆听着扩音器里传来的尖细、颤抖的声音。然而，他发出的信息却异常清晰和坚定。他警告全国人民，要对“与社会上的社会主义-恐怖主义的颠覆分子私通的，政治阶层中的左派-共济会的阴谋”提高警惕。
反共济会的理念已成为首脑生命的一部分，并已在他不遗余力地推动下彻底融入了独裁体制之中。在发表演讲时，他着了凉，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此后他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医生们拼尽全力救助，也只是将他的生命勉强维持到同年11月20日。
在民主回归之前，共济会在西班牙一直被认定为一种犯罪组织。2007年之后，随着《历史记忆法》的颁布，萨拉曼卡的共济会会所展览品才被附上了一段视频，用以解释它们只是佛朗哥时代的宣传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