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美国的黄金世纪终结了
拉丁语，字面意思是“时代新秩序”，由查尔斯·汤姆森于1782年6月初创。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用《牧歌集》中的诗句“Magnus ab integro seclorum nascitur ordo”（时代的伟大征程重新开始）表达了对和平和幸福新时代的渴望。身为拉丁语教师的汤姆森受此启发，创造了这句格言，用以表示始于1776年《独立宣言》的新时代。
NOVUS ORDO SECLORUM 拉丁语，字面意思是“时代新秩序”，由查尔斯·汤姆森于1782年6月初创。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用《牧歌集》中的诗句“Magnus ab integro seclorum nascitur ordo”（时代的伟大征程重新开始）表达了对和平和幸福新时代的渴望。身为拉丁语教师的汤姆森受此启发，创造了这句格言，用以表示始于1776年《独立宣言》的新时代。
在美国，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之后，兄弟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将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组建兄弟会的风潮曾在1930年代陷入低迷，但很快再次高涨，并持续到1960年代。
1865年至1900年，美国人创立的兄弟会数量惊人，多达235个，成员总数达到了6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据估计，这相当于21岁以上男性人口的40%。红人改进会（Improved Order of Red Men）、皮西厄斯骑士会（Knights of Pythias）、全国田庄农牧业保护人社团（National Grange of the Order of Patrons of Husbandry）、麋鹿仁慈保护会（Benevolent and Protective Order of Elks）、驼鹿忠诚会（Loyal Order of Moose）、世界樵夫会（Woodmen of the World），所涉主题林林总总。美国人对兄弟会表现出如此高的热情，可以说任何事情都能激发他们的灵感，成为组建兄弟会的由头。宾虚部落（Tribe of Ben-Hur）于1894年在印第安纳州成立，仪式仿照了卢·华莱士（Lew Wallace）1880年的基督教小说《宾虚：一个基督徒的故事》中的情景。上述这些团体及另外几十个团体都与共济会无关，但它们显然从共济会那里学到了很多。1899年，《兄弟会百科全书》绘制出全美兄弟会的谱系树，从中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祖先就是共济会，即“母会”。“在熟悉这个情况的人中，很少有人会否认‘石匠兄弟会’是所有现代秘密社团直接或间接的母组织，无论是好的、坏的，还是无所谓好坏的。”
组建兄弟会的冲动一直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到1890年代中期，号称“穷人的共济会”的“怪人独立会”（Independent Order of Odd Fellows）的成员数量超过了共济会会员数量。天主教信徒也不甘落后：哥伦布骑士团（Knights of Columbus）于1882年在康涅狄格州成立，这可以被视为替代共济会的天主教社团；在发展了25年后，它拥有近23万名会员。尽管如此，共济会仍然保持着在兄弟会世界的核心地位。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大行其道的共济会游行和奠基仪式重新兴起。1884年8月5日，纽约州的总会长在上纽约湾的贝德罗岛（Bedloe），即自由女神像的选址地，就主持了这样一个仪式。共济会在一些城市的黄金地段建造了与大教堂规模相当的总会所大楼，例如1873年竣工的费城共济会圣殿就坐落在市政厅的对面，中间只隔着一条街。这类建筑通常包括会议室、办公室、宴会厅、图书馆、吸烟室和女士休息室。这些女士的丈夫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自豪的兄弟会成员，他们发下了兄弟誓言，穿上了兄弟们专享的怪异制服，而且也并非巧合，都会成为慈善事业的捐赠人。
慈善活动，或者至少是互帮互助，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会对兄弟会有如此高涨的热情。中产阶级的可支配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他们缺乏安全网。共济会和其他兄弟会在社会加速变革之际，给众人提供了稳定感和福利制度，如孤儿院、养老院、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丧葬保险等。共济会还为高度流动的人口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友情网，比如随着铁路不断向西部延展，共济会会所也纷纷出现在铁路沿线。每一波进入美国的移民都会推动一批互助社团和兄弟会的创立，它们主要在新来的瑞典人、犹太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西班牙人等群体中吸收会员。
共济会也让人们的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纽约，坐落在第六大道的 曼哈顿“荷兰人之屋”成了爱喝酒的石匠聚会的场所，有几位石匠尤其喜欢围坐在二楼一张桌边纵酒狂欢。1870年的一天，围坐在桌旁的13名共济会会员边吃午餐边设想在共济会内专门组建一个寻欢作乐的兄弟会，一番商议后，他们最终成立了基于阿拉伯风情的“古阿拉伯神秘圣地贵族团”（Ancient Arabic Order Nobles of the Mystic Shrine）。简单地说，“圣地兄弟会”（Shriners）就是“石匠们的游乐场”。他们设计的仪式夸张到令人发笑的地步，大体上是中东文化的大杂烩，其中包括对或许源自伊斯兰教法的惩罚手段的模仿。他们选择红色“非斯帽”作为兄弟会的礼帽，这种帽子也被称为土耳其帽，是饰有长黑缨的圆筒形无边毡帽；兄弟会的首领则被赋予帝国君主的头衔。圣地兄弟会迄今仍是共济会众多分支中最引人注目的，他们会开着标志性的迷你汽车参加各种游行。他们的幽默并不符合每个人的口味，但圣地兄弟们确实向他们经营的儿童医院系统捐赠了大量资金；他们于1922年在路易斯安那州兴办了第一所儿童医院。圣地兄弟会的象征——包括弯刀、新月、狮身人面像头和一个星星在内的东方图案集合体，成为美国最容易识别的兄弟会标志。
共济会和其他兄弟会在20世纪初的美国继续蓬勃发展。南方邦联将军艾伯特·派克改造过的苏格兰礼也在他于1891年去世后的几年里迅猛发展。派克曾设想将苏格兰礼打造为共济会精英会员的道德学院。但它出乎意料地受到人们的追捧，崇拜者蜂拥而至，领导层顶不住压力，只好敞开大门。派克为33个级别的会员设计的伦理课，本来是会员在会堂内举行晋级仪式时私下传授的。现在，这些仪式被营造成一种盛大的场面，在会堂里演示给一大群翘首以盼的新人。会员人数因此暴增。
其他兄弟会也各显神通，寻到了满足新观众需求的方式。成立于1905年的扶轮社将共济会特有的仪式、标志和头衔从其理念中剥离；它独有的职业会员只穿商务正装，专注于聚会和为社区工作。1915年，D.W.格里菲思（D.W.Griffith）拍摄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带动了美国兄弟会中名 声最差的三K党的重新崛起。不过，接连不断的新花样并没有改变新生兄弟会逐渐减少的趋势。共济会会员的增长曲线也开始渐渐走平。导致这种趋势的重要原因不过是世代循环：对年轻人来说，白发苍苍的兄弟会领导层难免让会所氛围有些沉闷。
就像在欧洲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共济会会员人数再次激增：1924年，共济会会员总数超过了300万。在美国日益壮大的商人群体中，共济会会员身份变成了一个人可信度和公平交易的标志。地方上的会所以及广泛的共济会网络，也成了提升个人声誉的有效途径；这在一个人竞选作为政治生涯敲门砖的低级司法或行政职位时，可能会有不小的用处。哈里·S.杜鲁门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的父亲是一个苦苦挣扎的密苏里州农民，他本人则是一个起早贪黑的商人，最终一跃成为美国总统，他堪称平民总统的典型例证。1909年，25的杜鲁门加入共济会，认识他的人后来回忆称他是一个“表现非常好的会员”，他毕生都热爱共济会倡导的友情、仪式、精神教诲和传统。他几乎同步开启了自己的共济会经历和早期的政治生涯：1922年，他成为杰克逊县东部区域的法官，翌年又当选杰克逊县第59共济会区副总会长。和许多同僚一样，杜鲁门热衷于加入各种俱乐部。除了共济会，到30年代初，他还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Veterans of Foreign Wars）、麋鹿俱乐部（Elks）、老鹰俱乐部和国际熟人同盟（International Acquaintance League）等组织。杜鲁门这类人是新一轮修造共济会圣殿建筑浪潮的幕后推手，宏伟壮观的建筑在美国各地接连落成。1926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大约5万人参加了一座12层圣殿的落成典礼，它里面有一个可容纳3000人的宴会厅，其外立面的底部和顶部均装饰着巨大的柱廊。然而，圣路易斯市共济会创下的建筑纪 录很快就被底特律的兄弟打破了。当年下半年，大约6万人见证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共济会建筑的落成。它内部共有1030个房间，占据了半个街区，厨房可以满足5000人同时进餐。
年轻时的哈里·S.杜鲁门（1884～1972年），未来的美国总统，骄傲地佩戴着共济会徽章。这是他加入共济会不久后拍摄的照片
然而，不久之后，大萧条使共济会的发展势头暂时发生了逆转。1930年至1935年，超过60万兄弟因为付不起会费被迫脱离共济会。其他兄弟会的情况更糟。
正是在这个发展低点，美国有 了它最著名的共济会标志：全视之眼（All-Seeing Eye），即在金字塔顶三角形内的一只眼睛。这一标志被印在一美元纸币的背面，究其原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光明会把它印在了纸币背面，因为他们建立了美国，并在暗中控制着它。金字塔下面的拉丁格言“NOVUS ORDO SECLORUM”，是在宣告光明会建立一个“时代新秩序”或“新世界秩序”的计划。这个理论存在一个重大漏洞。既然光明会是一种在暗中运作的神秘力量，它如此明目张胆地宣扬自己的意图究竟会有什么好处，这实在令人费解。然而，为了公平对待该理论的支持者，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当你能够通过三角形实现精神控制时，一切皆有可能。
另一种说法有更多的证据支持。“全视之眼”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的表现形式，这个上帝的概念存在于诸多文化中，并且源远流长。这就是美国开国元勋在1782年设计美国官方大纹章（Great Seal）时加入“上帝之眼”（当时的叫法）图案的真实用意。它表达的理念是上帝在看护这个新生的、由金字塔（意思是它被建造得牢固持久）及其13级（代表13个初始州）代表的共和国。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共济会的象征物描述中还没有为“全视之眼”赋予与共济会相关的特殊意义。就我们所知，鉴于不完整的历史记录，大纹章的设计者中没有一个是共济会会员。它背面的图案此后没有用于任何官方目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
大纹章的正反面是在1935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当政期间，重新设计美元纸币图案时才被印在了1美元纸币上。这个想法好像出自当时的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他在罗斯福总统提议重新设计美元时给出了这个建议。他俩都是32级共济会会员，都知道“全视之眼”已经被确立为代表全知全能者的共济会标志。然而，最让他们动心的不是它具有的共济会意义，而是那句格言“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新秩序）。对1782年的开国元勋来说，这几个词语暗指《独立宣言》开启的美利坚新时代。华莱士和罗斯福认为这可以粗略地引申为“新政”——当然，这是罗斯福为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发明的口号。罗斯福不是执意要把共济会的标志印在国家货币上，相反，他一度担心使用共济会的“全视之眼”会冒犯天主教选民。在信仰天主教的邮政局长向他保证不存在冒犯一说之后，他才批准了这个设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返乡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重新点燃了全国人民加入共济会的热情。在1945年后的15年里，共济会成员新增了100万，总数超过了400万。也就是说，到了1960年代初，每12个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个是兄弟。美国共济会会员的数量几乎是世界其他地方兄弟人数总和的两倍。这个数字当然非同寻常。但当我们意识到它其实排除了以共济会为模板的其他美国兄弟会组织的会员时，它就变得更令人瞠目了。此外，许多美国人的收入仍然未达到负担得起共济会会费的水准。在1945年美国1.399亿人口中，许多人来自欧洲天主教国家，那些地方在敌视共济会方面有着深厚传统，具体地说，当时人口中有230万爱尔兰人、290万波兰人和450万意大利人。简而言之，在中产阶级、男性、新教的美国，人们对石匠围裙和奇怪的握手已习以为常。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美国害怕很多东西，比如暗藏在床下的赤色分子、俄国人的原子弹、火星人和青少年。但是不像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共济会在美国没有引起任何疑惧。事实上，人们反倒觉得它是自由的保障。它的核心价值观让美国人对其善意和愿望的普适性感到放心。罗斯福、杜鲁门、约翰逊也让人们觉得让一个共济会会员担任总统也没什么不好。
共济会已深入民心，美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乐观态度憧憬着未来。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宣布计算机时代即将到来。首个载人航天项目“水星计划”（Project Mercury）向前推进，美国开启了《生活》杂志所称的“人类最伟大的冒险”。崭新的郊区住宅里充斥着新奇的日用品：空调和冰箱、圆珠笔和录音机。中产阶级的美国变成了自动挡小汽车在四车道高速公路上疾驰的形象。这简直就是卡通剧《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中以活泼幽默的手法描绘的“古奇”（Googie）国度——受到汽车文化等新技术影响的未来主义风格，这个卡通剧集将美国郊区的一家人置于石器时代的背景中，他们使用着根本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各种技术和产品，从而营造出十分滑稽的喜剧效果。不用说，弗雷德·“打火石”（Fred Flintstone）和他的朋友巴尼·“毛石”（Barney Rubble）经常离开他们购物上瘾的全职太太，去当地水牛忠诚会的会所聚会——这是在对美国男性热捧共济会致意。
共济会出人意料的受欢迎程度孕育了人们的自信和开放精神。纽约兄弟会的杂志《帝国州石匠》刊登的广告象征着共济会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是会员身份的骄傲展示：共济会游轮，以及表壳上刻着共济会符号的金表。共济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尽情地向世俗世界展示自己。纽约一个会所赞助了一个儿童棒球队，他们队服的胸前位置傲然印着“共济会”字样。1957年，《生活》杂志发表了共济会成员举行庆祝活动的集体照，其中包括从未公开过的入会仪式的照片。《生活》杂志还十分肯定地说加入共济会是一个人职业生涯中的明智选择：“石匠们喜欢彼此的陪伴，有时发现这种关系在生意场上很有用，在社会生活中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共济会会员好像也没觉得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妥。共济会里的名人随处可见，比如吉恩·奥特里（Gene Autry）、奥迪·墨菲（Audie Murphy）、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和阿诺德·帕尔默（Arnold Palmer），等等。诺曼·皮尔（Norman Peale）是1952年出版的自助指南《积极思考的力量》的作者，也是一名33级苏格兰礼石匠。他的这部畅销书售出数百万册。皮尔在俄亥俄州“共济会展示”项目的一次演讲中告诉兄弟们，积极思考是自己在共济会生活的核心内容。共济会“教导我们，难题是为了创造伟大人类而存在的”，“在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任何遭受挫败感折磨的人，都能在共济会里发现信仰、性格和坚韧的精神，这将帮助他像个男人一样坚强。这就是共济会对我的意义”。
纽约世界博览会成为 美国20世纪中期乐观精神和石匠自信心最后一次华丽的展示。以“增进理解，实现和平”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是美国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盛况的展示。它分别于1964年和1965年的4月至10月在皇后区的法拉盛草原可乐娜公园（Flushing Meadows Corona Park）举行，累计吸引了5160万游客——相当于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游客可以在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展馆内看到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或在福特公司展馆体验一下闪闪发光的“野马”（Mustang）牌新车。贝尔电话公司带来了“可视电话”。富美家（Formica）公司用自家装饰板和防火板在现场搭建了一个世界博览会之家：这个七室之家充分展示了塑料的各种用途，其中包括里外面都光洁美观的塑料墙板。大块糖果公司（Chunky Candy）展馆给观众演示糖果在工厂里的制作过程。华特·迪士尼的“音频-电子动画仪”，也就是“会说话的机器人”，被配置在多个展馆中，人们看到它时都会发出一声惊叹。通用汽车公司馆以其引人遐想的“未来世界全景预览”（Futurama）集中阐释了此次博览会的精神，向观众展示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其中包括月球爬行者、太空郊区通勤车、水下汽车旅馆，以及能够轻松砍伐世界上所有森林的激光伐木机。由通用雪茄公司赞助的“魔法大厅”，则用一台能将直径20英尺的烟圈吹到空中的机器来表现“未来世界的魔法”。
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来到这个现代化国度炫耀它们的商品。日本拿出了微型电子产品，瑞士馆让观众乘坐尖端技术的“空中缆车”游览整个博览会。
艺术和历史遗产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南非馆里的祖鲁族舞蹈令观众兴奋不已，泰国馆展示了一座佛教寺庙。西班牙馆不仅有弗拉门戈舞表演，还展出了与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和毕加索风格相近的一些画家的作品，同时带来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当年从西班牙出发，最终发现新大陆所乘船只的全尺寸复制品。西班牙展馆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世博会主席专程飞往欧洲 向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总司令赠送了一枚祝贺的金牌。但是梵蒂冈的举动就连西班牙人也自愧不如，他们从圣彼得大教堂运来了米开朗琪罗雕刻的《圣母怜子像》（Pietà）。偷懒的英国人只运来了一个“英国狮子酒吧”。苏联干脆拒绝参加。
纽约世博会有着不可否认的魔力，并将成为大众永久的记忆。在展会中心的巨型地球仪，一个140英尺高的钢制地球模型，成了这次展会的标志。环绕它的巨大金属环暗示了轨道火箭的飞行路线。如果你从地球仪所在位置出发，走不了多远，穿过瑞士馆的空中缆车，就来到了英国狮子酒吧，你会看到它旁边有一座矗立在景观花园中间，外观是亮白色，曲面造型的建筑。它就是纽约州总会所精心打造的共济会兄弟中心。
如果游客想进去看看，就得先穿过一个5层楼高的玻璃纤维拱门，它的造型是一个巨大的直角尺和圆规，下面悬挂着一个金色的字母G。（当然，G代表几何和伟大的宇宙建筑师。）游客接着穿过一座拱桥，桥下是椭圆形倒影池，向空中喷出一道道弯曲的水流。人们从镀金格网下方一扇高玻璃门进入共济会兄弟中心。这座建筑的内部墙面都镶着胡桃木饰板，安装了空调并铺着厚实的地毯，在最醒目的位置矗立着一个11英尺高、身着共济会礼服的伟人乔治·华盛顿的大理石雕像。在“我们国家的建筑大师”的脚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天蓝色臂章的兄弟们准备带游客参观陈列柜。
共济会兄弟中心讲述了有600多年历史的兄弟会的故事——“其根源要上溯很多世纪”。为了证明这一点，这里展出了有关石匠的中世纪手抄本和哥特式大教堂的图片，甚至还有一个所罗门神殿应有样式的模型。可能神殿就该是这个样子吧。初版的《共济会宪章》文本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4年再版的文本一同在这里展出。
共济会兄弟中心里的许多珍贵文物都证明了共济会在国家诞生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它们 中间有乔治·华盛顿穿过的围裙、他的一绺头发和他宣誓就任总统时用过的共济会《圣经》。首任总统在1793年国会大厦奠基仪式上用过的工具被放在一张海报下方，海报上有这样一段话：“石匠是自由的捍卫者。因此，任何暴君或独裁者都不能容忍他的国家里有共济会。”中心还展出了身为共济会会员的美国14任总统的肖像。
大楼的两端用硕大的金色字母写下了“兄弟情：世界和平的基础”的口号。至于共济会这种封闭形式的兄弟情怎样实现世界和平，没人能说清楚。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它与美国一些最深切的希望和恐惧是一致的。这句口号出自总会长哈里·奥斯特罗夫（Harry Ostrov），他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也是第一个成为纽约州共济会最高领导人的犹太人。在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将西方带到核战争边缘后不久，他提出了修造共济会兄弟中心的设想。他当时向会内兄弟解释说：“除非世界接受这一挑战，并将兄弟情谊作为其生活的一部分，否则我们的文明将无法幸存。”
该中心的小册子给石匠们对自由的热爱涂上了冷战的色彩：“我们的总会所和会所遍布铁幕和竹幕以外的世界。”这种说法基本上与事实相符，简短回顾共济会兄弟中心的历史即可证明这一点。
在苏联内部，共济会之光确实已被彻底熄灭。在许多地方，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摆脱了纳粹的共济会刚刚开始复活，又被莫斯科再次查禁。1950年，匈牙利的一个总会所刚刚恢复运作，共济会就遭到查禁，它的总高级督导员宁肯自杀，也不愿意落入秘密警察的手中。据说，当可怕的敲门声响起时，他和他的孪生兄弟，一个会所的尊者尊主，紧握双手，从窗户跳了下去。对匈牙利当局来说，共济会会所是“共产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人、资产阶级分子和西方帝国主义追随者的聚集地”。整个东欧集团都持相同的看法。
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密切监视着共济会会所，但允许它们继续运作。他承认，共济会对古巴左翼的文化和历史记忆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19世纪末，共济会会所曾是古巴脱离西班牙独立运动的孵化器，许多共济会会员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作为古巴独立运动的“使徒”，何塞·马蒂（José Martí）本人就是一个狂热的共济会会员，他在1895年与西班牙人作战时牺牲，成为国家烈士。卡斯特罗政权尊奉马蒂为自身意识形态的先驱。
在共济会兄弟中心参展期间，共济会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受到了压制，就像它在旧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遭遇一样。在那里，共济会与反共济会都是从西方输入的，但后者显然更成功。共济会自进入伊斯兰世界之后，其发展就一直限定在殖民 飞地的范围内。法国是中东大部分地区的主导力量，那里的法国共济会会员与在印度的英国人不一样，他们更不情愿让当地人加入共济会。他们担心阿拉伯人可能最终会认真起来，按字面意义理解共济会宣扬的兄弟情和平等相待。只有在个别地方，西化的知识分子和当地精英人士欣然接纳了共济会，例如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活跃在伊斯坦布尔的民族主义秘密团体“青年奥斯曼人”（Young Ottomans）及其继承者20世纪初的“青年土耳其人”（Young Turks）。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前殖民地独立建国后，共济会就慢慢消失了。领导印度尼西亚摆脱了荷兰殖民统治的苏加诺总统在1961年查禁了共济会。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于1964年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民族主义者认为共济会是西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君主们视它为马克思主义的代理人。劳苦大众认为它是富人的代理人。伊斯兰神职人员将共济会视为撒旦的代理人。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凡是对共济会略知一二的人都认为它是犹太复国主义和/或国际犹太人阴谋的代理人。
因此，共济会借助于纽约世博会的共济会兄弟中心，全力打造其作为自由和民主象征的正面形象。除了国会大厦的照片，游客还可以看到一群石匠的照片，他们在当时的美国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42%的国会议员，以及超过半数的参议员和州长。
该中心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展示兄弟会光荣榜的大好时机，一一列出过去和现在的杰出人物，从美国革命英雄保 罗·里维尔和拉法耶特侯爵，到“水牛比尔”、棒球名人泰·科布和作曲家欧文·柏林。还有众多成就斐然的世界名人，如诗人罗伯特·彭斯、南美解放者何塞·德·圣马丁、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约瑟夫·海顿、英王爱德华七世……有些人物还享有展出特制半身像的殊荣，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伏尔泰……另一些人物有随身物品一同亮相，如西蒙·玻利瓦尔的围裙、加里波第的遗嘱、拉迪亚德·吉卜林送给“母亲会所”的小木槌，以及沃尔夫冈·莫扎特和让·西贝柳斯手写的乐谱。这个名人录难免让人以为即便共济会的成就再辉煌，也都是过去的事了。共济会兄弟中心里的其他展品却证明，兄弟会秉承的古老价值是可供塑造太空竞赛时代所需人才的一种宝贵资产，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伴随共济会会员戈登·“戈多”·库珀在1963年5月携带并环绕地球22圈的共济会旗帜，这是“水星计划”中最惊险刺激的一次行动。
《该死的密西西比》
这个中心的使命是将共济会置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成为美国男人应具备的重要品质的标志。但它在炫耀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却又毫无遮拦地展现出它是如何排斥占人口总数约10.6%的群体的。因为展示在共济会兄弟中心墙上的一张张面孔与大楼的外观差不多一样白，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事实上，值得人们称颂的著名黑人共济会会员为数不少，比如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纳京高（Nat King Cole）和舒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等等。当然，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名人都是共济会普林斯·霍尔分会会员——美国各地白人共济会组织都想回避的非裔美国人共济会。
在兄弟会风起云涌的整个黄金时代，非裔美国人一直与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同胞一样热衷于加入各种兄弟会。事实上，考虑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被歧视和不安全感，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冲动去寻求社会支持网络和互助组织，如非裔美国社会服务社活动家范妮·巴里耶·威廉姆斯（Fannie Barrier Williams）在1905年记述的那样——
在影响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方面，仅次于黑人教堂的是秘密社团。这些社团影响着他们社会生活的每个阶段，代表着这个种族在组织方面的最佳成就……没有任何组织形式能使兄弟关系和相互扶助的概念具备如此重要的意义。
因为白人保险公司经常拒绝卖保单给黑人，兄弟会就成了他们财务安全的重要保障。因为白人墓地经常禁止黑人下葬，他们就需要集资另外购买一片墓地，这常常促使人们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社团，无论是教会还是兄弟会。
有一些是独具特色的非裔美国人兄弟会，如1872年成立的塔波鼓骑士团（Knights of Tabor）。但更多的是照搬了白人创建的组织，因此就有了黑人版的“怪人团”（Odd Fellows）、皮西厄斯骑士会、樵夫会、麋鹿会和驼鹿会。普林斯·霍尔分会还发展了他们专属的苏格兰礼和圣地兄弟会，以及他们自己的东方之星会——一种由男性设计的共济会附属会社，专门接纳兄弟们的女性亲属。东方之星会建立于1874年，其中的姐妹们与她们的兄弟们建立了比较密切而平等的联系，她们在这方面比主流共济会组织表现得好很多。
对非裔美国人来说，与白人同胞一样，成为共济会会员就相当于贴上了体面的中产阶级身份标签。申请加入普林斯·霍尔分会的黑人会经受审查，以确保他们足够受人尊敬。面试官会向候选人提出一些典型的问题，如“他是一个清白、正直、头脑清醒、勤奋努力的人吗？他有什么会导致道德败坏的习惯吗？他是否尽到了身为丈夫的义务，与家人同住并养家糊口？”在1950年版的《美国有色人种名人录》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男性是普林斯·霍尔分会的成员。
兄弟般的归属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政治斗争中，这在美国的黑人群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非裔美国人在整个社会中遭受歧视、隔离，被剥夺权利；共济会成为白人专属组织的做法公然冒犯了它崇尚的神圣原则，这更令人义愤填膺。普林斯·霍尔分会的兄弟们以他们的废奴主义创始人为榜样，一直积极投身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中。共济会普林斯·霍尔分会石匠W.E.B.杜波伊斯（W.E.B.Dubois）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1909年）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而这个机构后来以法律为武器在法庭上为黑人争取公民权利，且卓有成效。原因在于该机构中的非裔共济会成员在领导力方面接受的培训，以及他们小心培育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有效利用。
到了1960年代，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已经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问题。在南方腹地，黑人和白人共济会都已明确了立场。
以亚拉巴马州为例。该州的白人石匠在蒙哥马利一家酒店举行了他们1967年的年度交流会（与年度股东大会类似），该酒店以内战时期南方的美利坚联盟国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名字命名。总会所的总司讲在其热情的演讲中，将“种族完整性”描绘成一种美国传统，而这种传统正受到威胁。他呼吁各方培养种族自豪感，声称圣典并不提倡种族“混杂化”，并劝诫父母向孩子传授种族完整性的概念。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样的演讲能比这个更缺乏共济会的特性了。尽管它认为黑人和白人具有“不同但平等的”地位，但其实是一份要借助暴力实施的种族隔离宣言。亚拉巴马州白人兄弟在这位总司讲结束演讲时长时间起立鼓掌。
同年，普林斯·霍尔的亚拉巴马州辖区总会所在莫比尔举行年度交流会，总会长在讲话中宣布——
我想请你们牢记一点，我的兄弟们，黑人必须成为美国政治体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重获自由、有效和不受限制地投票的权利，不论是在密西西比州还是马萨诸塞州，在亚拉巴马州还是亚利桑那州，在南卡罗来纳州还是纽约州……当今政府（也就是政治）日益关注国家经济结构，没有选票的黑人将很快沦落到找不到一份像样工作的境地，从此作为社会结构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依靠从更有政治头脑的群体堆满大鱼大肉的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为生。
最新一代的普林斯·霍尔分会会员不仅将这一席话牢记在心，还付诸行动。1951年，黑人总会长们联合创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附属的“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员法律研究基金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针对公立学校“不同但平等的”种族隔离原则打了一场官司，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最终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其部分资金就来自普林斯·霍尔分会的捐赠。该会一位伟人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出席了在最高法院进行的辩论。1958年，在创建法律研究基金会的工作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马歇尔，公开感谢他的共济会兄弟，并表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许多有争议的民权案件就不会在最高法院胜诉。1965年，在纽约世界博览会期间，马歇尔被任命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成为史上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非裔美国人。1966年，马歇尔荣获普林斯·霍尔共济会第33级会员身份，分会为此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办了“庆祝晚宴”，并由他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会所会长们发表演讲。这次晚宴的主题是“瑟古德·马歇尔：变革的象征”。
在亚拉巴马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蒙哥马利分会有位名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文员，她也是一个共济会组织的成员。如今罗莎·帕克斯被誉为“民权运动之母”，并被美国内外的儿童奉为学习榜样。1955年12月，衣着整齐、戴着眼镜的帕克斯坐在公交车上，因拒绝给一名白人乘客让座而被捕，由此引发了蒙哥马利黑人拒绝搭乘公交车的著名运动。她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员，她本人也是东方之星会的活跃分子。在提高黑人地位的事业中，东方之星会做出了引以为豪的贡献，培养了优秀的黑人女性，使她们在这场运动中具备了担任领导角色的能力。
瑟古德·马歇尔（1908～1993年）：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员、民权斗士（戴礼帽的同门兄弟身份不明。）
就在筹建世博会的共济会兄弟中心期间，梅德加·埃弗斯（Medgar Evers）恰好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现场干事。在当时的密西西比州，95%的非裔美国人被以不正当和暴力的手段剥夺了投票权，而且生活在该州的黑人比在其他州更有可能遭受被他人殴打、被警察棒击、被私刑处死或下落不明的厄运。1954年之后，埃弗斯在密西西比州巡回调查出于种族动机的谋杀案，并号召黑人团结一致，奋起反抗。他开着奥尔兹莫比尔V8车跑了数千英里——之所以选择这辆车，是因为它足够大，可以在仅限白人入住汽车旅馆的地方用来过夜；它的车体也足够重，不会轻易被撞飞；它还足够快，一旦遇到突发状况可以快速驶离危险地带。他知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
从背景看，埃弗斯是普林斯·霍尔分会中典型的代表。他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诺曼底登陆战的老兵，职业是保险推销员。他的经历也说明了共济会黑人会员与民权运动的关系多么密切。他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办公室设在杰克逊市林奇街1072号，即当地普林斯·霍尔分会的会所圣堂里。1955年，正是瑟古德·马歇尔为它举行了落成典礼。建造它是为了让黑人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开展政治活动。其他南方州的会所建筑大抵如此。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密西西比州分会在林奇街共济会圣堂组织过不少活动，莉娜·霍恩（Lena Horne）曾在这里举行公益音乐会。正是在这次活动中，埃弗斯发表了他平生最后一次演讲，他说：“自由从来都不是白来的。我深爱着我的孩子，深爱着我的妻子，假如我的死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愿意赴死，而且无怨无悔。”
仅仅过了5天，埃弗斯就被人当着他家人的面枪杀。刺客小拜伦·德拉·贝克威思（Byron De La Beckwith Jr）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三K党人、共济会会员。事实上，几名目击者指认了贝克威思的车，因为他的车窗上贴着圣地兄弟会独有的会徽——弯刀、新月、狮身人面像头和星星。他在1960年代两次被全白人陪审团宣告无罪，直至1994年才最终被判罪名成立。
埃弗斯的遗体在共济会圣堂停放3天供人凭吊，5000人走出家门，不顾虎视眈眈的警犬和39℃高温，加入绵延两英里长的队伍，前往灵堂吊唁。全国的报纸都报道了他的悼念仪式。埃弗斯之死成为激励妮娜·西蒙（Nina Simone）创作《该死的密西西比》（“Mississippi Goddam”）这首歌的原因之一；她在世界博览会开幕前一个月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唱了这首歌，随后以单曲发行，并很快成为民权运动的赞歌。鲍勃·迪伦（Bob Dylan）创作的歌曲《他们游戏中的棋子》（“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也是关于埃弗斯的，也是在1964年上市发行的。
埃弗斯是在纽约世博会开幕前9个月被谋杀的。他对民权和普林斯·霍尔共济会的贡献或许没有引起筹划共济会兄弟中心的白人兄弟们的注意，但纽约的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会员们不同。1963年，普林斯·霍尔纽约总会所经办的杂志《普林斯·霍尔哨兵》在头版以《自由的烈士》为题，刊登了埃弗斯的大幅照片。该会所的兄弟们还汇了500美元给埃弗斯的遗孀，并致信普林斯·霍尔密西西比州总会所表示哀悼；该会所紧接着又设立了“即刻自由基金会”（Freedom Now Fund）来支持这场斗争。1964年，该基金会在纽约哈莱姆区举行集会，并有马丁·路德·金到场助威，随后将募集到的一万美元分发给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内的民权组织。在这次集会上，组织者还举行了梅德加·埃弗斯纪念奖的首次颁奖仪式，以表彰在争取权利斗争中表现突出的黑人兄弟。
《普林斯·霍尔哨兵》跟踪报道了民权运动以及普林斯·霍尔共济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它对共济会兄弟中心只字未提。
纯真美国的最后一口气
纽约世界博览会被称为“纯真美国的最后一口气”。民权运动只是世博会期间纯真即将消亡的一个迹象而已。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标志着美国开始更直接地介入越南战争。1964年，42%的美国人吸烟——这是统计上的最高值。当年1月，美国卫生局局长发布了一份有关香烟危害的报告，后来成为公众对香烟态度的分水岭。烟草毕竟不是“未来的魔法”。1965年8月，洛杉矶瓦茨区持续6天的骚乱，充分暴露了住房方面的种族主义带来的种族聚居问题。在美国各地掀起的修路热潮，推动着美国白人逃离市中心，住进交通变得很方便的远郊区牧场式住宅，从而出现了放克音乐家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后来所称的“巧克力城和香草郊区”现象。
无论如何，纽约世界博览会终究无法压制住喧嚣和骚乱。歧视性招聘的抗议者在联合国大楼周边竖起标语牌，上面写着“结束博览会上的种族隔离”“纯白种人劳工建造了非洲展馆”。约翰逊总统在开幕日的演讲被现场诘难者打断，他们大喊“吉姆·克劳（Jim Crow）必须走开！”两天后，路易斯安那展馆里令人不适的吟游诗人表演被终止。南非馆的12名祖鲁族舞蹈演员申请避难，从而脱离种族隔离的迫害，此举得到了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和马丁·路德·金之类人物的支持。西班牙难民在他们国家的展馆外发起了抗议，他们喊出的口号是“大赦所有政治犯”。
企业主导博览会的状况也招致了批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愤怒地斥之为“一场美国商业的促销狂欢……从你进入法拉盛草原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了鼓胀的商业子宫里的胎儿，悬浮在自吹自擂和奇技淫巧的羊水中。”更多的评论家只是觉得博览会已经过时了。这种感觉并非没有来由，它在博览会提供的音乐娱乐中得到了证实：甲壳虫乐队只有制作手法低劣的蜡像出现在博览会现场；代替最新潮乐队的是“盖伊·隆巴尔多和他的皇家加拿大人”（Guy Lombardo and his Royal Canadians），他们自1924年之后一直在演奏老掉牙的“天堂这边最美妙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