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雷佐：想当傀儡师的那个人
一份朋友花名册
利齐奥·杰利（Licio Gelli）生就一副不会引人注意的模样：身材中等偏小，戴着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灰色头发整齐地梳向一边。他在托斯卡纳小镇经营着一家服装厂。然而，在1970年代末，这个平淡无趣的人对意大利新闻界拥有一种催眠般的控制力。“在那些遥不可及的人士中，他是最遥不可及的。”
杰利住在阿雷佐城外一座僻静的别墅里，离他的工厂不远。有权有势的朋友会去他家，与他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他经常去罗马的五星级埃克塞尔西奥酒店（Hotel Excelsior）小住，在这家位于繁华的威尼托大街上的酒店套房里，接待前来与他密谈的贵宾。
他的权力既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众所周知，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时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法西斯分子。他在17岁时参加志愿军，在西班牙内战中站在佛朗哥一边战斗。有关他的传闻大多都是谣言。他被认为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阿根廷总统胡安·贝隆有私交。然而，调查记者怀疑并放言杰利卷入了众多勾当，从银行诈骗和绑架，到政治上的贪腐和新法西斯恐怖活动，等等。所有人确切知道的是，他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共济会的“第2号宣传会所”（Propaganda Due）或“P2”，他是该会所的会长。P2的名声不佳但又鲜为人知——是共济会保密性的新变体。
1980年10月5日，意大利最有声望的日报《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刊登了一篇对杰利的深度采访。“P2是什么？”他被问道。“它是一个中心，只欢迎和团结那些有天分、教育水平高、智慧过人，尤其是慷慨的人。”杰利显然感到很满意，他告诉《晚邮报》，关于他和他的会所的负面宣传所起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申请加入。但他拒绝透露P2中的兄弟们的情况，也不会透露他是如何与他们交流的：“一个有品位的情人从来不会透露他约会女人的方法。”他是否拥有某种“神秘力量”？他称自己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但他无法阻止别人这样想象他。我在意大利和国外有很多朋友。不过有朋友是一回事，拥有某种能力是另一回事。这次采访没有揭示出更多实质性内容，杰利对他本人及其神秘性的追问含糊其词，用共济会做挡箭牌，不时提一个大人物的名字来抬高自己，或者暗示点什么。采访最后才出现了一点有用信息。
利齐奥·杰利（1919～2015年），第2号宣传会所（P2）会长
当你小的时候，别人问你长大后想干什么，你是怎么回答的？
当一个傀儡师。
本书中有关意大利的内容占据了不少篇幅，这是因为只有意大利才汇集了众多共济会发展史上的不同脉络。作为教宗的家乡，意大利有着悠久的共济会恐惧症传统，而且1738年共济会第一次被逐出教会以后，这一传统就不曾中断过。在19世纪初，拿破仑政权统治时期，意大利将共济会视为独裁政府的工具。然而，在烧炭党人那里，共济会式兄弟会又成了革命阴谋的工具。后来，准共济会演变为黑手党。在意大利统一之初，会所也发展成为权力的前厅。作为法西斯党的发源地，意大利也是共济会首次遭到极权政权镇压的地方。
法西斯党垮台后，共济会在意大利的创新没有停止。在1970年代，有一个共济会会员编织了一张影响相当广泛的关系网，以至于它被认为对意大利的民主构成了致命威胁。它似乎具备了阴谋论者一再警示人们注意的一切。这位兄弟名叫利齐奥·杰利，他创办的就是P2会所。
1945年，惨遭法西斯政权打压的意大利共济会东山再起，但发现它在新意大利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改善。意大利共济会一向是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中获得很大声望。但是主宰战后意大利政治舞台的是两大如同水火的势力，分别是与梵蒂冈和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结盟的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和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最初与苏联结盟的意大利共产党（PCI），联手遏制了共济会。在冷战结束之前，基督教民主党一直是意大利执政联盟的核心。相比之下，意大利共产党一直发挥着反对派的作用。在两代人的时间里，意大利政治的重中之重就是全力阻止共产党掌权，这种压倒一切的需要也使意大利政治生活陷入瘫痪。
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几乎不存在共同点，对共济会的猜疑恐怕是少数几个能让两党克服冷战鸿沟，表现出一致立场的事务之一。基督教民主党继承了教会由来已久的反共济会传统。对意大利共产党来说，共济会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集团。两党都不允许共济会会员加入。意大利的宪法条文也体现了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对共济会的态度，两党均参与了宪法起草工作。在1948年1月1日生效的宪法，其第18条严禁秘密结社。无论是基督教民主党还是意大利共产党都无法鼓足勇气明确提出将共济会纳入禁令——这样做将会令人不安地联想起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做法。但他们也拒绝了豁免它的提议。由于缺少对秘密社团的法律定义，兄弟会就落在了宪法的无人区。
战后意大利共济会也不得不应对一大堆内部问题。因为它看上去跟时代脱了节，申请入会的人很少。更糟糕的是，正因为它曾经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如今反而成了前法西斯分子的理想去处，希望借此掩盖自己过去的恶行。共济会本身在组织上也是分裂的。在它的两大谱系中，成立时间较长、会员较多的是后来卷入P2风暴的那一支，即意大利大东方总会所。另一支是意大利总会所。我们无须纠结共济会两大支派在教义问题上的分歧，只要说两者都经受了分裂之苦就够了，而且它们之间的分歧呈现出了新的形式——特别是在1956年，意大利大旅馆创建了一个妇女会所。这两个共济会分支仍渴望再造辉煌，重现意大利共济会在19世纪晚期的盛景。一些领导人把希望寄托在重申以往反对天主教的立场上。另一些人则想充当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从而换来英国和美国的友谊和青睐。由于各派争执不下，共济会一直无法制定目标明确的策略。
直到1960年代初，共济会才开始在数量和影响力范围上有了明显改善。长期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作为权宜之计，只能选择与中间和中间偏左的党派联合组阁，而共济会在那些党派中更受欢迎。在罗马教宗若望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的领导下，梵蒂冈转向更加自由和开放的立场，来自共济会和教会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相互试探中展开对话。
就像在共济会势力更强大的国家一样，意大利共济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击。如今的意大利已是一个工业强国，城市规模随着大量农业人口涌入而日益扩大，居民家里充斥着各类消费品，劳工阶层渴望从国家增加的财富中分一杯羹，妇女要争取更多权利，年轻人在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立场。意大利的形势也有其特殊性。国家体制亟需改革，但基督教民主党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忙于相互讨价还价，并把政府公职分配给它们的朋友们，根本无暇顾及变革。效率低下、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和黑手党的影响全面而深入地渗透到了国家机构当中。各种丑闻接二连三地曝光。诸如此类的情形给了意大利共产党机会，它通过营造自身诚实可信的声誉，逐渐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在1963年的大选中，它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在1976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它史无前例地赢得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最高票数。在意大利的比例代表体系中，这已足以让它掌握权力了。
与此同时，在议会之外，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进入1960年代末，社会矛盾终于爆发，学生的反抗和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1969年12月，有人在米兰大教堂拐角处、丰塔纳广场上的一家银行引爆了一枚炸弹，造成16人死亡，意大利政治生活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斥着骚乱和暴力活动的新时代。警方试图拿无政府主义者是问，但收效甚微，并在坚持数月后因一起事故而宣告失败。一名无政府主义嫌疑人从警察总部四楼坠楼身亡，死因十分可疑。调查记者很快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有证据表明，制造爆炸案的罪魁祸首是与意大利特务机关关系密切的右翼恐怖分子，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警方故意忽略了相关证据。这使整件事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有人在实施“紧张策略”——利用恐怖活动制造一种紧张氛围，推动意大利向右转，甚至发动右翼政变。更多暴行随之而来。
丰塔纳广场爆炸事件后的10年里，左翼和右翼激进分子的街头暴力活动屡见不鲜，与此同时，特别是从1976年开始，暗杀活动也时有发生。1978年3月，一个名为“红色旅”（Red Brigades）的极左恐怖组织绑架了前基督教民主党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整个国家陷入了停顿。在持续了55天的绑架中，“红色旅”私设公堂审判了莫罗，政客们为如何应对争吵不休，最终莫罗被杀害。
1980年8月2日，正当共产党的支持率开始下降，“紧张策略”似乎已被放弃的时候，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摧毁了共产党执政的博洛尼亚市的火车站，造成85人死亡。
在博洛尼亚火车站爆炸两个月后，局势严峻且紧张，《晚邮报》发表了对利齐奥·杰利的采访。他那带有预言性的神秘声明表明，他乐于让人们感到更加不安。他毫不掩饰自己是右派的事实，但他回避了关于他涉嫌与特务机关有联系的问题，并讲述了一则令人不安的逸事来掩盖他的观点。当采访者问杰利对民主有何看法时，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开始讲他与两年前被“红色旅”杀害的前总理奥尔多·莫罗的一次谈话。众所周知，莫罗对改革的态度十分谨慎，他告诉杰利，民主就像锅里的豆子：想要它好吃，就必须小火慢炖很长时间。杰利打断了莫罗，说：“小心别烧干了锅，要加够水，不然豆子就会被烧糊。”
在意大利的民主制度岌岌可危、民众对制度的信任直线下降时，杰利选择无视共济会长期尊崇的远离“政治”的传统，即它对权力机构表现出一成不变的忠诚，隐晦地暗示可以烧毁民主。兄弟会从未表现得如此阴险。
在《晚邮报》发表杰利采访之后数月，当局在调查米凯莱·辛多纳（Michele Sindona）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P2的真面目。辛多纳是西西里的税务律师，拥有一个由银行和离岸金融公司组成的复杂网络。当这个金融帝国的财务状况出现了一些问题后，辛多纳开始在货币投机中承担更大的风险，野心也随之膨胀。1972年，尽管有传言称他与黑手党有牵连，但他还是获得了美国第20大银行——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控股权。两年后富兰克林国家银行破产，辛多纳因涉嫌欺诈在美国接受调查。意大利央行下令关闭他在意大利的银行，并提出引渡他的请求。
辛多纳不顾一切地想要拯救他的帝国，并开始向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支付大笔款项，希望后者能实施救助计划。他还帮黑手党洗黑钱并将巨额毒资投入各种项目。1979年7月，意大利央行指定的辛多纳资产清算人，在拒绝了各种贿赂企图后，被一名职业杀手谋杀。
不久之后，辛多纳从纽约消失，并以一个绑架受害者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西西里，他声称自己被“为实现真正公道的颠覆性无产阶级委员会”绑架。其实他说的这个组织根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是深度参与跨大西洋海洛因交易的黑手党。为了让这场骗局更逼真，辛多纳甚至让一位对他言听计从的医生给自己打麻药，然后在他腿上开了一枪。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发布他被“扣押”期间泄露的敏感信息，借此勒索政客们拯救他、他的银行，以及黑手党的钱。此举并未奏效。辛多纳仍然一口咬定自己被绑架，并在后来故意让人在曼哈顿的一个电话亭里发现自己，当时的他受了点方便给人看的皮肉伤，头发蓬乱，样子很狼狈。1980年，他因金融犯罪被美国法院判处25年徒刑。
在意大利的米兰，当局仍在调查辛多纳。一些线索指向了利齐奥·杰利及其P2会所。杰利的私人联系方式在辛多纳的日记里有详细记录。在《晚邮报》的访谈中，他突然提及与辛多纳之间的交情。这位可敬的会长还为名誉扫地的银行家写了一份宣誓书，希望阻止美国将他引渡到意大利，他声称，由于共产党渗透了整个司法系统，在意大利是不可能举行公平审判的。在绑架闹剧期间，给辛多纳打麻药并朝他腿部开枪的医生，曾在西西里岛和杰利家之间来回奔波，这个医生自称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国际共济会会员”。显然，这位可敬的会长为了拯救辛多纳，毫不吝啬地动用了自己的神秘威望。
事情接下来是这样的，1981年3月，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从米兰出发的一小队金融警察（Guardia di Finanza）突袭了杰利在阿雷佐的房地产。他们在他的服装厂办公室里找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甚至比他们要找的多得多。书桌旁边放着一个手提箱，里面有33个装满文件的信封；每个信封上都有杰利的签名，并标有与近年来一些重大商业和政治丑闻相关的人名。警察截住了想要逃走的杰利的秘书，从他身上搜出了保险箱的钥匙。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一份P2成员花名册。他们还意外发现一个标着“金融警察”的文件夹，正在搜查的金融警察顿时兴趣大增，这一点都不奇怪。其内容显示，他们的最高级指挥官中有5名是P2成员。事实上，就在警察搜查的同时，指挥这次行动的警官收到了一条紧急通知，要他立刻联系总指挥，也就是金融警察的最高领导，后者对他说：“我知道你在那里，你找到了一些人的名单。你该知道我的名字也在上面。小心行事，因为（国家的）高层人物也在名单上。千万当心，因为天要塌了。”搜查杰利办公室的警察乘坐一辆简朴的菲亚特汽车抵达现场。不等他们搜查完毕，回程已做好妥善安排，两辆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察的阿尔法-罗密欧汽车护送他们带着极具爆炸性的文件返回米兰。
负责此案的两名预审法官读到文件时都吓坏了，他们不惜多花些时间，给每一页都编上号，并复印多份放置在不同的安全地点。然后，他们约见总理。约好的会面时间到了，他们被总理的私人秘书带进了办公室前厅。这位秘书自始至终都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堪称微笑服务的典范——尽管他是P2成员名单上的962个人之一，并且已经知道了两位法官要向总理透露的机密消息。他们看到总理阿纳尔多·福拉尼（Arnaldo Forlani）戴着一副方框眼镜，眨动着眼睛，准备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据一位预审法官说，他装得不够好：“他想要对我们说些什么，但憋了好几分钟竟然一个词都没说出来。他嘴里发出喉音，给我们的感觉是，他认为不值得为这个话题大惊小怪的，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在这次奇怪的会面之后，福拉尼总理决定拖延一下时间，并让一个由睿智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判定P2是否可被算作意大利宪法禁止的秘密社团。与此同时，新闻和谣言开始传播。
直到1981年5月22日，也就是杰利在托斯卡纳的工厂被搜查两个多月后，众人才从报纸上看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P2会员名单。
名单中包括3名现任政府部长，40多名议员，其中几名也曾就任公职。
名单中政客的数量惊人，该会所对国家机器的渗透令人震惊。意大利人很快给他们起了个外号——“P2党人”（piduisti）。名列其中的除了国防参谋长之外，还包括所有文职和军事情报机关的负责人，以及不少于195名陆、海、空三军军官，其中92名是将军或上校。另外还有3名P2将军与1970年流产的军事政变有牵连。
意大利各执法机构的高层人物也都赫然在列：除了5名金融警察高级官员外，还有9名宪兵部队（Carabinieri）的将军和两位国家警察高官。令人惶恐的是，在奥尔多·莫罗总理被“红色旅”绑架的55天里，政府部长们一直在征求由高级执法官员组成的协调委员会的意见，而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6名是P2党人，占大多数。他们的存在是否导致了莫罗的悲惨结局？
花名册上还有60多名高级公务员和9名高级外交官。在财政部及其控制下的国有银行中，有67名P2主义者。
除了政府机关，杰利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也有很多“朋友”。他的企业家朋友包括“安尼斯”（Agnesi）意面家族的成员，45岁的米兰建筑商和电视商、会员编号1816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也有来自私营部门的银行家，比如501号成员、假绑架受害者米凯莱·辛多纳。辛多纳的学生和竞争对手罗伯托·卡尔维（Roberto Calvi）也是P2党人（后来的调查发现，他还通过他的安布罗夏诺银行为黑手党洗钱）。
杰利还与国际上一些炙手可热的人物有关联，比如1979年伊朗王国垮台之前的秘密警察头目。40多名成员来自或驻在南美国家。阿根廷的成员显得尤其突出，其中有一位是海军上将埃米利奥·爱德华多·马塞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他是1976年军事政变的主要人物，目前正参与策划军政府对政治对手的“肮脏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约3万人被杀害。
在加入P2会所的众多媒体名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控制《晚邮报》的公司的所有者和总经理、报社的编辑，以及采访“傀儡师”的记者。
P2会所名单一经披露，震惊和愤怒的情绪随之在公众中蔓延开来。事态进展迅速，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福拉尼的优柔寡断导致政府垮台。意大利议会专门成立了P2会所调查委员会，由基督教民主党人蒂娜·安塞尔米（Tina Anselmi）负责。蒂娜是一位杰出的政治人物，她曾是抵抗纳粹的英雄，也是意大利第一位出任政府部长的女性。P2很快就被当局根据宪法第18条制定的《安塞尔米法》予以取缔。
该会所的会长逃往瑞士，后来被当地警方逮捕；1983年8月，他从日内瓦的一所监狱逃出，并持阿根廷外交护照辗转前往南美。直到1988年，他才回到意大利接受审判。与此同时，针对P2涉嫌参与的大量腐败和右翼分子的颠覆活动案件的调查在进行中；接连不断的法律诉讼和公众争议也将持续多年。
左翼人士声称，在事情公开之后，罗马的当权派十分紧张，开始进行反击。1981年9月，负责对杰利的工厂实施搜查的米兰检察官曾接到命令，将所有与本案相关的文件转交给罗马的地方法官。众所周知，罗马的检察官机关在办理政治敏感案件时一向以拖延时间和息事宁人而闻名。1983
年，利齐奥·杰利在瑞士越狱后不久，警方发布的他的照片
P2会所被曝光后，P2党人罗伯托·卡尔维失去了以前享有的保护。翌年，他的安布罗夏诺银行宣告破产。1982年6月，有人发现卡尔维吊死在英国伦敦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下。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无法确定他究竟是被谋杀的还是自杀的。1984年，假绑架受害者米凯莱·辛多纳最终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审判，并因金融犯罪入狱。1986年3月，他还被判犯有雇凶杀害受命清算他名下银行的负责人的罪行。两天后，辛多纳因喝了一杯掺有氰化物的浓缩咖啡而死于狱中。尽管他很可能是畏罪自杀的，但人们普遍猜测他是被灭了口。
当局搜查杰利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办公室，从中发现了属于意大利特工部门的高度机密文件。在乌拉圭搜到的大量文件中，只有一小部分落入了意大利当局手中。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怀疑在阿雷佐的杰利工厂发现的P2会所成员名单并不完整，还有数百名重要人物未被公开。
因为名单不完整，所以P2会所案从未真正结束。正如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蒂娜·安塞尔米所说，“[P2的故事]充斥着模棱两可和具有双重意义的事实。某些证据看似支持某一说法，[……]但每次都会出现一些情况，使得它们也能佐证其他说法”。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也持与她相同的观点：在1984年提交调查结果时，他们提交了一份多数派报告文本和至少5份少数派报告文本。
▲罗伯托·卡尔维（1920～1982年）的尸体被人发现悬挂在伦敦黑衣修士桥下
米凯莱·辛多纳（1920～1986年）的谋杀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后，喝了一杯掺了氰化物的浓缩咖啡
多年后，这场大戏的参与者和历史学家仍然对杰利的会所评价不一。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试图颠覆现行体制的法西斯主义阴谋；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会所不仅不存在颠覆意图，反而是从内部支撑现行政体的一种方式。无论怎样看待P2会所，大家都感觉中情局的影子隐现其中。蒂娜·安塞尔米说P2其实就是“双金字塔”的一部分。处于下方的金字塔是P2会所，利齐奥·杰利高踞它的顶端。但与此同时，杰利也处在一个倒金字塔的尖端位置，而它的大部分隐身于国家体制之中。安塞尔米暗示，整件事的罪魁祸首是隐身在倒金字塔中的神秘人物。许多人认为P2展现出了权力的真面目，正是透过这桩丑闻，意大利的民众才趁机瞥见了该国真正的决策地点。一位著名的共济会历史学家最近辩称，根本不存在P2阴谋：整件事是别有所图的左翼分子捏造的。利齐奥·杰利究竟是操纵木偶的傀儡师，还是权势更大的人手中的木偶；是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还是一个无权无势只会花言巧语的骗子；一个采用不正当手段的游说者，还是一长串被人误解的共济会会员中最新的一员？人们至今无法就此达成共识。
蒂娜·安塞尔米（1927～2016年）
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杰利因一长串罪行持续受到调查和/或审判：与从事颠覆活动的组织有牵连、资助恐怖袭击、金融不端行为、政治腐败、诽谤、妨碍司法公正、合谋杀人（将罗伯托·卡尔维吊死在黑衣修士桥下）、与西西里黑手党和那不勒斯克莫拉合作、武器贩运和洗钱、逃税。考虑到这些罪名，以及人们对通过P2案揭露那个时代所有谜团的期待，最终成立的罪名数量不免令人失望——
● 1994年，杰利因与1980年博洛尼亚车站爆炸案有关的“带有恐怖主义目的的恶意诽谤”被判10年徒刑。法院认定，杰利与4名特工合谋，企图让当局对大屠杀的调查偏离轨道。该计划包括放置一个手提箱，里面装有在博洛尼亚车站大屠杀中使用的同一类炸药，目的是嫁祸给外国恐怖分子，帮助真正的罪犯意大利新法西斯分子脱身。
● 1998年，杰利因在安布罗夏诺银行破产中所起的作用被判服刑12年，最高法院终审后不久，他就潜逃了。这家由罗伯托·卡尔维经营的银行，因黑衣修士桥而恶名远扬。警方追捕4个月后，终于在法国南部将他抓获归案，当时他留着胡子，戴着一顶贝雷帽。
● 杰利还因诽谤调查他案情的地方法官而被定罪。但因超过了诉讼时效，定罪被取消了，只是被责令支付诉讼费。
● 杰利被一名记者指控诽谤，法院成功将他定罪，又因冒犯意大利总统的荣誉而被定轻罪。
总的来说，这些判决并没有明确支持众人对P2会所的各种解读。另一件事也没有得到佐证，即1996年，最高法院判定杰利和P2党人阴谋反对宪法和国家机关的罪名不成立。许多人认为这一判决是既得利益集团试图掩盖真相的结果；另一些人反驳说，阴谋反对国家政权的说法牵强附会，与成立P2会所的宗旨根本不沾边。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全部真相。接下来，我要以应有的谨慎态度，追溯在杰利的工厂遭到搜查之前的那些年里P2会所的来龙去脉。
秘密会所
P2会所并不是利齐奥·杰利创建的。它最初是在近一个世纪前在意大利大东方内部成立的，名为共济会宣传会所。它的首批会员是1880年代的显赫人物，其中包括两位总理和非官方的桂冠诗人焦苏埃·卡尔杜奇（Giosuè Carducci）。共济会宣传会所享有特殊地位：总部设在罗马，免除那些著名的、繁忙的、经常旅行的成员在其属地会所中应承担的义务。宣传会所的会员们也获得了更多的隐私，因为他们是在总会长独自主持下加入共济会的，这一过程被称为“在剑刃上入会”。总会长也不会公开他们的真实身份，或者用大东方的行话来说，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秘密会员。因此，宣传会所是一个“隐蔽的会所”（又是石匠们的行话）。
所有这些都表明意大利共济会是多么热衷于接纳有权有势的朋友。隐蔽会员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声誉，避免出现令人尴尬的情形，比如普通会所里可能会有遇事不动脑子的会员，逢人就吹嘘说自己与会所内的显要人物很熟络。
然而，宣传会所的历史中也有一些方面预示着它今后会遇到麻烦。这个会所与1877年加盟本会所的总会长阿德里亚诺·莱米（Adriano Lemmi）及其密友弗朗西斯科·克里斯皮总理关系最为密切，后者同为会所会员。我在第15章提到过，在两人相继卷入与政府烟草专卖和一家破产银行的丑闻后，他们的政治联盟损害了共济会的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共济会重出水面，它开始给现存的会所编号，宣传会所被编为2号，以体现它的重要地位。（1号会所是全国最古老的会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会所逐渐被人称为“2号宣传会所”或“P2”会所。
1965年，利齐奥·杰利初次加入共济会。两年后，他转到了2号宣传会所。到了1960年代末，他已经成了总会长的亲密伙伴。据那些认识他的人说，杰利富有魅力，甚至有感召力；而且他交际广泛，不知是真的还是他在自我吹嘘，反正他号称有很多关系，可以介绍一些要人加入共济会。
1970年，杰利被任命为2号宣传会所负责人，并被授予主持“在剑刃上入会”仪式的权力——这一向是总会长的专属特权。1971年，他被任命为2号宣传会所的组织干事，这是前所未有的角色，正式确立了他的特殊地位。一个专为配合他工作而设立的管理委员会没有实权。2号宣传会所逐渐变成了杰利的私人领地。
英国或美国共济会会员如果知道早在19世纪就存在宣传会所，恐怕都会目瞪口呆。在英国和美国，从来就不曾存在这种秘密会所，这种组织形态太容易被人滥用了。在利齐奥·杰利的领导下，它的确被滥用了。在杰利之前，2号宣传会所不过是会集了从兄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一批精英。但在他接手后，它变成了一个完全由他控制、寄生在共济会内部的实体。隐蔽的宣传会所变成了秘密的2号宣传会所。对于那些珍视共济会价值观的人来说，真正令人震惊的是，杰利在打造这个体系的过程中，得到了大东方领导层的全力配合以及众多资深共济会会员的合谋。
这里的核心人物就是耐人寻味的焦尔达诺·甘贝里尼（Giordano Gamberini），他在196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担任大东方的总会长，也是其两位继任者依托的权力根基。甘贝里尼将杰利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赋予他重振2号宣传会所的重任，然后赞助并保护他。然而，甘贝里尼绝非一个愚蠢或腐败的人物。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新教学者，留着山羊胡子，浑身散发着贵族气息。这也不奇怪，因为他确实出身于拉文纳一个贵族家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意大利共济会的弱点。他的著作分析了意大利历史特点对共济会的影响，称它不同于共济会在英国或美国的历史，意大利共济会阻碍了植根于共济会且创立之初就有的、塑造优秀男人的伟大传统。他明确表示，从若阿尚·缪拉和烧炭党时代开始，意大利共济会就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性，对此他感到痛惜，同时也不能无视。甘贝里尼坚信，共济会不应成为“一股政治力量、一个权力中心、一种意识形态流派”，要坚决抵制这种倾向。它还需要摆脱保守秘密和“兄弟之间相互偏袒”的坏习惯。
显然，甘贝里尼对共济会心怀的期望与2号宣传会所后来的演变结果背道而驰。这个现象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此坦荡的人竟然会把权力让给杰利这种心理扭曲的人。细究之下，根本原因在于共济会还存在甘贝里尼无法识别的其他缺点。与许多意大利石匠一样，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他乐于与偏执的共产主义者公开战斗，因为这将有助于共济会清除那些认为自己可以保持中立的“假兄弟”。在甘贝里尼看来，反共与否是共济会对男子气概的考验。
各地石匠总是有一种倾向，认为自己是伦理世界精英中的精英。甘贝里尼充分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说白了，他过于自命不凡。他对共济会的设想也流露着一种自视甚高的大男子主义。他认为，共济会完善人格的方式不适合女性，因为她们“不同”，走在“不同的旅程”上。尽管他对女权主义嗤之以鼻，但他对女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却讳莫如深。甘贝里尼心目中的理想石匠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并且时刻准备站出来，勇敢且坚定地抵抗暴民。“共济会的教导专门面对个体，旨在帮助他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当每个人都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时候，愚蠢、残酷的乌合之众将不复存在。”甘贝里尼也厌恶俗不可耐的媒体，它们除了传播损害共济会的错误信息以外没干什么好事。
总会长焦尔达诺·甘贝里尼（1915～2003年）
自命不凡的甘贝里尼总会长十分青睐利齐奥·杰利混迹于上流社会的能力。出于不同的原因，他们都想吸收同一类型的人：不是过于沉迷于派系斗争的政客，而是国家机关里的高级公务员。在甘贝里尼眼里，这些都是真正的男人，他们有责任心和秩序感，不容易受大众的突发奇想影响。甘贝里尼和盖里之间的这种共识，构成了他们最初相互信任的基础。1969年之后，随着意大利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甘贝里尼开始欣赏杰利的激烈反共立场。在甘贝里尼的心目中，因为社会受到腐败和左翼思潮的危害，一个重新焕发活力的宣传会所可以让兄弟会价值观成为一种道德增强剂，应用于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他认为，政治活动削弱了共济会，但是国家急需共济会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共济会仍然可以自视居于政治斗争之上和之外，完全符合共济会不过问政治的传统戒律。
就这样，甘贝里尼总会长全力支持利齐奥·杰利对2号宣传会所的控制。得到正式授权的杰利带领会所迅速向右转，并更加隐秘。他给每个会员都起了代号，并在书信中用一个看似平常的名称做幌子，指代他的会所——“当代历史研究中心”。他还安排那些在国家机关高层中任职的会员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政治局势。
根据杰利的说法，危险在于共济会的宿敌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结成了邪恶的“教士-共产党人”同盟。他简述了该同盟的政治议程：“与教权主义立场一致的共产党构成的威胁，天主教徒要夺取权力。警察无能。不道德行为不受控制地蔓延……教士-共产党人同盟夺权后的我方立场。与意大利政府的关系。”在给2号会所会员传阅的一份有关这些讨论的通知中，杰利悲观地谈到，或许需要制订“紧急计划”，以防“教士-共产党人”最终得势。
大概在召集这些会议的同时，1972年12月29日，包括甘贝里尼总会长的继任者在内的宣传会所的高级官员，在佛罗伦萨的四星级酒店巴廖尼（Baglioni）开会。杰利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管理会所信息的计划：先让兄弟们汇集消息上报，由宣传会所专家委员会评估，然后传递给友好的新闻机构。这样做的目的也没什么可保密的，就是勒索。
宣传会所中的民主党人和传统派会员开始警觉起来。有人听说杰利吹嘘说，他掌握的信息可能足以让总会长身败名裂。就在那个时候，“紧张战略”将意大利推向了极度危险的境地。1974年5月，人们在布雷西亚市的洛贾广场（Piazza della Loggia）举行反对右翼恐怖主义的示威，一枚炸弹爆炸，当场炸死了8人，炸伤数十人。同年8月，一列火车在进入亚平宁山脉中的隧道后，一枚炸弹爆炸，又有12人丧生。然而，尽管当时政治气候险恶，宣传会所中也散发出明显的欺诈气息，但是几乎所有2号宣传会所的会员和资深大东方石匠都不为所动，一致决定不向当局反映他们的担忧。宣传会所的情况要保密——只能由共济会内部解决。
1974年12月，大东方在一次大会上讨论了民主党人的担忧，最后投票决定将2号宣传会所转化为一个普通、正常的会所：不再从事神神秘秘的活动。但到了来年春季，这一决定本应得到最终批准并予以实施，但有人在幕后操作了一番，使得有关方面重新审议了该决定。据说杰利暗中散发了一些文件，暗示总会长涉嫌参与了金融欺诈活动。不久之后，杰利被正式任命为普通的2号宣传会所会长，这个明面上的会所仅有寥寥数个会员，但杰利暗中继续运作自创的P2会所，拥有数百个秘密会员。他甚至拿到一叠空白会员卡，可以随心所欲地吸收会员。可以说，杰利当家做主了。
大东方领导层显然认为，组织结构上的调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幌子，隔绝了杰利的P2会所可能对整个共济会造成的任何风险。1977年，为了应付媒体，前总会长焦尔达诺·甘贝里尼接受了采访，他假意称，如今的P2只是一个普通的共济会会所，并不比其他会所有更多秘密。
与此同时，杰利投入了大量时间前往罗马与人面谈，不是在他装了3部电话的酒店套房，就是在套房隔壁的多尼酒吧。他吸收了太多“在剑刃上入会”的会员，最后不得不重组会所。在此之前，他一直依赖几个关系密切的同伙，他们都是这个会所的元老。从1979年开始，尽管最有权势的兄弟仍然与杰利保持单线联系，但在组织结构上，他已将会所的其余成员（约一半）分配给了地方上的小组，这些小组的组长会向上级传递请求。
这些小组形成了微型网络，而这正是P2会所成功的秘诀之一。会长通常会招募一个渴望利用会所人脉助力事业发展的人。之后，这个新会员就向杰利推荐一两个他认为有类似心思的熟人。通过这种方式，许多熟人组成的小圈子被纳入了P2体系。由三四个人组成的小圈子，一环一环向外扩展，不断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联系。杰利当然也会从中获益，他吸收的会员与大多数共济会会员不同，他们都掌握着他人求之不得的资源，伺机与人互通有无。因此，他可以放心大胆地要求他们想办法帮助一个他们并不认识的会所成员。会长正把自己变成一台人情交易的交换机。
金融警察突击搜查杰利的工厂时，他们在杰利的档案里发现了200封信，其中三分之二是向共济会寻求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支持是指意大利人所称的推荐信（“raccomandazione”），即向雇主推荐他人的私人信件。推荐信不同于工作证明信。典型推荐信的遣词造句都很友好且有礼貌，但隐含着一个请求，即期待对方给被推荐人行个方便。这是一个有权势的人物要求另一个有权势的人物帮忙，以换取其他帮助。处理这类信件属于会长的日常事务。
杰利还分流了会所可供利用的极其丰富的人情资源，从而牢牢笼络住了大东方领导层。1980年春天，在大东方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总会长（杰利得势期间的第3任总会长）面对人们对P2会所越来越多的担忧，当场解释说：“只有求助于P2会所，也就是杰利先生，他才能满足众兄弟的无数请求。”
杰利会利用胁迫手段强化自己的体系。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私人档案库，其中汇集了P2会所中每个既有会员以及将要吸收的会员的个人资料。信息就是杰利向他的手下索要的贡品：呈上来的材料越是不宜泄露，就越有价值。有些会员后来报告说，杰利逼着他们加入会所，否则就会爆他们的料。一位高级公务员后来出庭作证时说：“[杰利]让我意识到，他能够挖出我做过的任何违反规定的事，只有他才能保护好我。”
P2会所给杰利提供了干预人事的各种手段。有时，他只需安排两位P2党人建立直接联系。例如，在1970年代末爆出的一桩丑闻中，某公司在价值数千亿里拉的石油进口业务中涉嫌逃税。涉案的几家意大利北方公司找到P2会所内的高级金融警察充当法律上的保护伞，这些警察又通过该会所内的银行家洗白了他们的非法获利，并在秘密特工会员的帮助下躲避了调查。多亏了P2会所内部的各种小网络，犯罪活动变成了一个完整系统。
杰利吸收金融警察高层入会之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向那些担心财务审查的人提供保护。这在一桩债务纠纷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建筑大亨安娜·博诺米（Anna Bonomi）与P2党人罗伯托·卡尔维名下的安布罗夏诺银行因500万美元的商业债务起了纠纷。杰利介入并顺利解决了问题。与要求公开更多财务信息的法院相比，杰利的调解有非常明显的好处，效率高，花费也少，还更安全。
杰利有能力把商业金融交易变成“朋友”之间的利益交换。意大利里佐利（Rizzoli）集团于1974年收购了《晚邮报》。这笔交易导致该集团负债过多，无法通过传统渠道获得更多的信贷来实施它的重组计划。这时杰利登场了。里佐利的所有者和高管们都加入了P2会所，会长从一小群银行那里筹集到了里佐利集团所需的资金；这几家银行都是P2党人名下的，其中3家是国有控股的，另一家，不出所料，又是罗伯托·卡尔维名下的安布罗夏诺银行。里佐利总经理亲口承认，该集团在1975年至1980年向杰利支付了60亿或70亿里拉（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00万欧元）的佣金。借助于安布罗夏诺银行（本身也开始陷入严重的财务和法律困境），杰利的P2会所逐步在幕后控制了里佐利集团。杰利的财务臂膀，翁贝托——奥尔托拉尼（Umberto Ortolani）进入了董事会，杰利本人出任集团的南美业务代表。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禁不住要琢磨P2究竟是怎样涉足政治的。人们可能没想到杰利对《晚邮报》的影响并没有导致其宣传路线的明显变化。甚至杰利的访谈，关于烧糊豆子之类的一切说法，在1980年10月刊出时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它属于关于意大利隐藏权力的系列报道。许多人担心杰利所说的话会惹麻烦，但当时没有人指责《晚邮报》给了他一个发言平台。不管它是什么，至少在1975年到1981年，这家意大利最大的日报不是P2的传声筒。要理解在这场微妙的政治游戏中杰利是怎么玩的，我们需要把眼光投向别处。
民主重生
1981年夏天，P2会所花名册在托斯卡纳被发现后不久，利齐奥·杰利的女儿从巴西乘飞机抵达罗马。海关官员当场拦下她，仔细检查了她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他们发现手提箱内衬的接缝被打开过，然后又被粗糙地缝合上了。在简陋的夹层底下，海关官员发现了两套文件：包含瑞士银行账户在内的虚假指控原始材料，这些文件都是为了抹黑审理P2案的法官而捏造的；《民主重生计划》，P2会所制定的推动意大利政治转向威权的方案。
P2参与政治活动的问题是整个事件中最具争议和神秘的部分。理解《民主重生计划》应是最佳切入点，由此可以梳理出杰利实现的政治目标。应该说，这个计划原本就不是一个意图彻底摧毁民主的计划。简单地说，它或许可以被定义为威权-保守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它制定的政策推崇基于家庭、国民和经济自由的价值观。按照计划，要全面搜捕“普通和伪政治暴徒”；警方可以采取一些稍微超出限度的审讯手段，不应像以前那样受到过多限制；司法机构须接受政府更严格的控制；媒体必须受到国家新闻机构的统一管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