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计划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与政策无关，而是杰利对意大利政治失败的诊断。他描述的敌人都是阴谋分子。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所有的阴谋家都是阴谋论者。
意大利共产党是P2的头号敌人。杰利把意大利共产党形容为别有所图却假装自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民主的、开明的、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政党。根据杰利的说法，一些公开批评意大利共产党不够左倾的极左小团体，正暗中与意共采取一致的行动。更可怕的是，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正在意大利土地上策划行动，目的是帮助意大利共产党夺取政权。换句话说，紧张战略是主流左翼推行的计划，与极右翼无关。
因此，《民主重生计划》的首要目标是阻止意大利共产党夺权。基督教民主党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他们与梵蒂冈联系过于紧密，内部派系太多，太腐败，对商业的真正需求毫无感觉，因而没有多大用处。
按照这个逻辑，左翼阴谋已经在热火朝天地进行，P2可以组织起右翼进行反击。杰利的第一步是建立一个以扶轮社为蓝本的俱乐部，并与“国际共济会”建立紧密的联系。其成员人数设定在30～40人，从企业、金融、专业机构、法律和公务员的最高层中选出。只有极少数经过审查的政治家可以加入这个团队。杰利告诉我们，他选择的人应该“具有相同的洞察力、公正、诚实和道德上的严谨”。我们姑且把这个团体称为“扶轮社员俱乐部”，它将是在P2内部运作的一个精英团体，一个由“担保人”组成的委员会，他们将负责监督那些肩负着实施《民主重生计划》重任的政客们。
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向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渗透，清除至少80%的领导人，以便让它“重振雄风”。一大批年轻的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将被派到基督教民主党在各地的俱乐部，或在由扶轮社员俱乐部监管的机构中接受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将被安置在各个政府机关中，确保这些机关走上正路。杰利声称，经过一番努力，意大利可能会由“一个诚实的政权有效发布明确的指令”，然后由国家工作人员出于爱国责任和“扶轮社员纯洁的精神”来执行这些指令。
杰利的设想既离奇又阴险。他认为扶轮社是秘密接管政府的右翼英雄参照的好榜样，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他给同谋者提供巨额经费，用于收买有权有势的人，但又要求他们具备无可挑剔的道德水准。大概他觉得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问心无愧地通过贿赂获得权力。
简而言之，《民主重生计划》让人读着就像幼稚的“傀儡师”的幻想，就是他在《晚邮报》访谈中所暗示的那种幻想。
《民主重生计划》也有一种独特的共济会风格——或者至少会让前总会长甘贝里尼心驰神往的风格。杰利设想中的扶轮社式成员，看起来很像甘贝里尼心目中真正共济会会员的样子。杰利最关心的是取得大东方领导层的支持，在国家机关内吸引一批对甘贝里尼关于P2可以帮助共济会的想法感兴趣的人。这也将赢得一些真心实意的反共人士，以及愿意共同努力，实现总会长甘贝里尼依靠共济会为国家注入新的道德能量的愿望之人。
但上述目标并非P2的核心使命。事实上，《民主重生计划》的真正意图并未明确。有一点很重要，它并不是刻意要保密的。它不是一个邪恶的幕后操纵者用密语写成的说明书，由言听计从的同谋们去执行。杰利或许有意要让人发现他女儿的手提箱里的东西，但可能不想让人一下子都拿到。此外，杰利之前已经公开提过类似想法；1975年，他向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展示了《民主重生计划》的早期版本，名为“R方案”。这个计划不需要高度保密，因为不仅在P2内部，而且在意大利国家机关内部都有很多人可能会支持它。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被曝光的《民主重生计划》正在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向杰利的实际和潜在朋友发出信号。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红色威胁”的真实态度左右着我们对《民主重生计划》以及P2事件的理解。在1970年代，许多意大利人害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任何事情。然而，意大利共产党已经反复证明了它的民主资质，尤其是在设计意大利宪法方面出过力。
尽管如此，在战后的意大利体制中，很大一部分选民因为投票支持共产党而被排斥在政治权力游戏之外。另一部分数量稍小但也相当可观的选民群体因投票给新法西斯党遭排挤。在主流社会看来，这两个党都不能当选。因此，一个由基督教民主党人主导的中心，就成了人们默认的掌权者。不失时机地渲染共产主义威胁的做法很符合许多政治家和他们工商业界的朋友的心意。有位专门研究P2的历史学家就说过：“在50年间，人们在反共斗争提供的避难所里，成就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和经济事业。”共产党构成的重大威胁是，一旦他们掌权，就可能要改革并清除腐败。
P2的另一个关键议题是“紧张战略”。毫无疑问，在1970年代，意大利特工部门中有一股势力企图利用暴力颠覆活动的威胁，恫吓选民继续投票支持基督教民主党人，并设法推动该党向右转。几名高级特工人员被判犯有意大利人所说的误导罪——制造虚假线索误导调查人员，从而达到保护右翼恐怖分子的目的。
许多参与“紧张战略”的特工都是P2党人。但是杰利与他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蒂娜·安塞尔米领导下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发现，杰利与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后者掌握了涉及他过去的大量档案。在议会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的过程中，另一件事浮出了水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杰利曾担任意大利法西斯势力与纳粹党卫军之间的联络官，并积极参与围捕反纳粹活动分子，这些人后来被处决。但他同时也向共产党抵抗组织传递信息，随后又替盟军情报部门工作。他实际上是在两边下注。1950年，一份报告称，1947年以后，杰利一直充当东欧共产党情报机构的特工。奇怪的是，没人跟进这条线索。更奇怪的是，特工部门手握杰利的档案无所作为，也没有把它交给1970年代中期开始调查P2的人员。难道特工们是在利用他们掌握的黑材料控制他？他们不把手里的档案交出去是要保护自己人吗？
阴谋的气息在1979年突然变得更浓厚了，当时有人把杰利的档案交给了一名记者，米诺·佩科雷利。杰利以前找过这个记者，借他之手把别人不可告人的秘密公之于众。米诺·佩科雷利开始一点一点地将特工部门掌握的会长的资料透露给公众。等到全部资料公之于众，杰利作为一名反共分子的信誉恐怕就彻底破产了，但佩科雷利没等到那一天就被谋杀了。特工部门是否已经厌倦了这位会长，并决定通过向佩科雷利提供敏感信息的方式扳倒他？为什么佩科雷利会被谋杀？（应该强调的是，杰利并非唯一有合理动机除掉他的人。）蒂娜·安塞尔米也只能耸耸肩：“我们可以抽象地提出各种假设，但目前得出的结论都说得通。”
最有可能的结论是利齐奥·杰利是支持“紧张战略”的，正如他因博洛尼亚火车站爆炸案而被定罪证明的那样。杰利想要借助《民主重生计划》，就像他烧糊豆子的暗示一样，让众人清楚地认识到，他赞同为了反共而不择手段，哪怕是做些见不得人的事。但是“紧张战略”不是P2酝酿的阴谋，也不是杰利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管那些特工是不是P2党人，他们都会实施歪曲正义的卑劣行动，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阻止共产主义得势。在这个过程中，杰利只是一个帮手，但不是他们的主谋。
相反，杰利的目标是吸引政治中心拥有权势的人。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表明坚决反共的立场，同时也要给人提供足够多的好处。《民主重生计划》就是为此设计的：它是一张名片，用来赢得那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朋友。这些人并不关心计划中不切实际的方面——扶轮社员俱乐部之类的设想。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让杰利充当替他们排忧解难的中间人。
因此，可敬的会长费尽心机的颠覆计划开始服务于建立人脉，即通过互通有无的利益交换，赢得足够的信誉来积累金钱和权力——米凯莱·辛多纳这类的政客与罗伯托·卡尔维这类不法银行家之间的交易，或者银行家们与里佐利集团这种陷入困境的公司之间的交易，是最有利可图的。
陶土花盆
P2的创建过程是共济会内部各种反腐措施被一一破除的过程。那些措施原本使共济会很难被用于不良目的，虽说绝非万无一失，但它们仍然至关重要。例如，新会员必须发誓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入会，并且保证不会犯法。就誓言本身而言，它们未必能有效约束惯于撒谎的人，但确实在共济会内部创造了一种大家要坦诚相待的预期，这使得心怀不轨的石匠不太容易分辨出哪位同门兄弟是他的同类，或者看出他们是否要谨慎行事。
共济会还有其他形式的反腐抗体。因为共济会的聚会是大门紧闭的，许多人便浮想联翩，认为这就为暗中做坏事提供了方便条件。毫无疑问，会员可能会拒绝他们不喜欢的申请人入会，久而久之，一个会所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理论上，这种风格可能是腐败的。但各个会所在一个重要方面是开放和透明的：它们必须敞开大门接待来访的其他会所的兄弟，一般来说他们由一个总会所管辖。到访最多的是高级石匠，他们的职责是确保财务管理完善、会所活动正常。一个会所也很难长久腐败，因为共济会会为践行兄弟平等的原则，定期更换领导人。另外，会所官员的任期只有一年，一个兄弟在担任尊者尊主之前，必须在五六个职位上工作过。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共济会让会员花费大量时间举行各种仪式，研读共济会的条例规则，为慈善事业筹款以及单纯的交谈，这种做法会把许多另有所图的人挡在门外。如果你只对中饱私囊感兴趣，那么会所里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在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
杰利创立的P2会所取消了共济会的全部仪式，也不再摆放具有道德寓意和深奥难懂的饰品。入会仪式结束，就没有其他仪式了。共济会悠久的内部民主传统也被废除了：P2会所没有选举和宪章。会所内不保存会员记录，只有杰利一个人掌握所有成员的详细情况。此外，大约在1974年之后，P2就再也没有举行聚会，由此确保每个会员只能通过会长认识其他P2兄弟。他彻底改造了传统共济会组织去中心化的兄弟关系网，将它打造成了高度集中的信息中介。
理想的P2新人是这样的，他野心勃勃，不讲原则，一心要出人头地，等到飞黄腾达之后再报复他的敌人。申请入会的人会收到一份表格，要求他填写“职业生涯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如果有的话）……由此导致的伤害和你认为哪些人、机构或环境伤害了你”。杰利还给每个新成员发了一份“规则摘要”，轻描淡写地提一下共济会怀有“努力改善整个人类”的真诚实意，其余则夹杂着训诫和保密的要求，并直言不讳地申明P2的目标：“努力帮助朋友获得更大权力和影响力，因为只有每个人变得更强大，整个组织才会获得更多的权力。”用保密强化权力，这就是P2的使命。杰利的做法把语焉不详的共济会保密原则变成了类似于黑手党的缄默法则（Code of Omertà）。
通过这些手段，会长颠倒了共济会会员之间信任的伦理极性。一个人在共济会中的发展本应是通过将时间和精力投入会所的生活中，以建立良好的声誉；本应是向你尊敬的人学习，并让自己受到更年轻的石匠的尊敬。但P2则完全不同，一个会员的声誉只体现在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便利渠道和敏感信息提供者。
杰利在按照他本人的喜好打造P2时，正好利用了甘贝里尼总会长指出的意大利共济会的痼疾：它在热衷于干预政治和钟爱权力人物方面无可救药；它害怕被镇压，缺乏安全感，不认为意大利现行宪法能给它足够的保障；以及在意大利日益污浊的政治文化中，“好工作留给关系户”的心态更加严重。
总之，杰利并不是邦德影片中的反派。与所有四处奔走、帮人做事的人一样，可敬的会长乐于夸耀自己神通广大，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就像他在《晚邮报》的访谈中暗示自己是傀儡师那样。他私下里还向P2党人吹嘘了无数次。意大利共济会由此获得的“蝇营狗苟者俱乐部”的恶名，反过来又帮他做了宣传，使得他的名气更大了。事实上，归根结底，这就是杰利的本质：一个工于心计的复杂交易者，他在设计会所并使之为己所用方面具有惊人的、近乎邪恶的洞察力。
为了应对P2危机，大东方革除了杰利的会籍，以期挽救受损的声誉。他们还在适当的时候开除了前总会长焦尔达诺·甘贝里尼。但是，这都无济于事。大多数意大利人对会长与主流共济会之间微妙的关系漠不关心，早在对杰利终审之前，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想法。人们的头脑中浮现出的是一个精确且简单的等式：P2=阴谋=共济会。意大利共济会受到的损害恐怕永远都无法修复了。
利齐奥·杰利于2015年12月在其托斯卡纳别墅中去世，享年96岁，此前14年他一直被软禁在家。法律上的技术细节和他的高龄确保了他不必经受牢狱之苦，他在意大利监狱中一共也就待了几天时间。对他来说，最意味深长的墓志铭也许是一份资产清单。他经历过多次庭审，唯独1990年那次，法庭专门为审判他而列出了一份资产清单。除了在意大利和法国按2019年市价折合550万欧元的各种财产外，他还在瑞士多家银行有存款，其中包括250公斤金锭（折合350万欧元）、850万美元和1.17亿瑞士法郎。1998年，他的资产清单上又添上了一笔，人们在他阿雷佐别墅的露台上发现了藏在6个陶土花盆里的165公斤金条（价值230万欧元）。这可不是单靠经营一个中型服装厂就能赚到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