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
共济会的现状如何？现在应该很明显，没有人能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共济会的理念在全球呈现出如此繁多的形式，甚至共济会会员也在遵循和服从着如此多相互冲突的准则。因此，想要回答有关共济会现状的问题，最起码要从编纂一套持续更新的数十卷百科全书做起。
尽管如此，比利时纪录片制作人特里斯坦·布拉尔（Tristan Bourlard）完成了为时两年环游世界的壮举，试图寻求有关共济会现状的确切答案。他在2017年成功推出了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石匠的大地：环游世界八十个会所》（Terra Masonica：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Lodges），描绘了“地球上的共济会”当前的状况。
我在本书中没有提及南美洲的共济会，不过布拉尔游历了巴西和阿根廷，甚至还拜访了阿根廷的“世界尽头会所”（Lodge Fin del Mundo），这个会所建于火地岛乌斯怀亚，位于南极半岛以北仅1238公里处，之前此地被用作监狱。出于篇幅上的考虑，我只好跳过斯堪的纳维亚强大的、仅限基督信徒加入共济会的传统。胆识过人的布拉尔带着他的相机来到了位于北极圈深处、世界最北端的挪威哈默菲斯特市的会所。非洲大部分都不在我研究共济会历史时考察的范围内，但它没有被布拉尔的镜头忽略。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马里共和国，他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共济会飞地，穆斯林在这个会所中占多数，他们与同是会员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布拉尔足够诚实，坦承自己令人失望，没能拜访那个位置最偏远的共济会会所，因为它太远了，距离地球384400公里。1969年7月，共济会会员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登上月球，他作为得克萨斯总会所的特命全权代表，创立了第2000号“宁静会所”。
布拉尔本人就是共济会会员，他有自己的偏见。然而，他不辞辛劳的环球旅行让他拥有拍摄一部富有情感的影片的权利。作为历史学家，我在最后这一章乃至整本书中想要达成的目标，就不像他的影片那样值得喝彩了。我试图以共济会的创始启蒙价值观为标杆，衡量世界不同地区的共济会组织。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挑战了非共济会会员——尤其是那些假装是会员设法探听共济会秘密的人——对共济会的一些误解，也挑战了石匠们在回顾共济会历史时的叙事方式。为此，我更新了前几章讲述的故事，简要回顾了在过去300年间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共济会历史的那些国家：英国及其前帝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
“平庸之辈的黑手党”
这本书开始于1743年的一则故事，涉及共济会的秘密，以及宗教裁判所对它的怀疑。如今，天主教会虽然已经放弃了用拷问台和吊刑架劝人归正，但对共济会仍然遵循和执行着古老的教条。1983年，枢机主教拉青格（Ratzinger，未来的本笃十六世）以教义部（现在所知的“异端裁判”）负责人的身份发表了声明：“教会对共济会的负面判断保持不变……继续禁止天主教徒加入共济会。加入共济会的信徒处于严重的罪恶状态，不能领受圣餐。”逐出教会的惩罚仍然有效。2013年，教宗方济各，几十年来最自由的教宗，在一次采访中嘀咕着说一个神秘的“共济会游说团体”密谋反对教会。令人费解的是，现在仍然会有神职人员公开谴责共济会会所中存在的恶魔崇拜和性变态行为。对许多人来说，在“性变态”的问题上，教会似乎没有充足的底气教训他人。
罗马教廷并非唯一反共济会的宗教组织。在199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福音派新教团体表达了自1890年代的塔克希勒骗局之后从未有过的共济会恐惧症。他们声称，最高级别的石匠都膜拜巴风特，这个山羊头的恶魔化身据称得到了14世纪圣殿骑士们的敬拜，后来又在19世纪塔克希勒虚构的帕拉斯礼中出现过。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联盟国将军、苏格兰礼领袖艾伯特·派克就被描绘成反教会的共济会中的敌教宗。
尽管美国南方浸信会在1993年认定，是否加入共济会全凭每个基督徒依照良心决定，但随后互联网迅速普及，针对共济会的胡言乱语越来越多。例如，艾伯特·派克去世后莫名其妙地承担了阴谋论中的主角，这种说法似乎将持续下去。派克最近又成了新闻热点，原因是据称他在1871年预言了基督教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英国小报《太阳报》和《星报》在2016年率先报道了这个说法。紧接着，无数网站都开始大肆宣扬，光明会的秘密目标是让派克的预言成真。正如《太阳报》所说的那样，前景的确“令人不寒而栗”。只有你极其幼稚，完全没有历史记忆，才会相信这种胡话。
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反共济会势力是一种更加黑暗的力量。1960年代以后，共济会几乎从整个伊斯兰世界消失了。当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1947年结束时，共济会在印巴分治中幸存了下来。然而，在巴基斯坦，随着大多数英国白人迁出，共济会的会员和会所数量急剧下降。媒体在1968年开始讨伐共济会时，巴基斯坦的共济会会员仅剩下大约一千名，其中许多是穆斯林。共济会被指控是一个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用于掩护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团体。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总统于1972年宣布它为非法组织。拉合尔的共济会圣殿（拉迪亚德·吉卜林在此加入共济会）如今成为一座容纳了多个政府部门的办公楼。
再举一个伊朗的例子，1951年，在新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的领导下，共济会作为一个贵族俱乐部重新出现，他利用这个俱乐部在精英群体和中产阶级中强化对其政权的忠诚。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将全部会所一扫而光，那些与被废黜国王关系密切的兄弟也遭到处决。
到2019年，除了黎巴嫩和摩洛哥，共济会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遭到查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广为人知的“哈马斯”）宪章将共济会、狮子会和扶轮社斥为犹太人创建的“间谍网络”，目的是“摧毁社会和促进犹太复国主义事业”。
英国1911年的《煤矿法》规定，为防止地下火灾或瓦斯爆炸，采煤矿井中必须放置两只以上金丝雀，以探测危险气体，特别是由地火生成的一氧化碳。金丝雀心跳次数比人快100倍，对一氧化碳的感知非常敏感，会因此停止鸣叫或表现怪异。这条规定直到1996年2月才被废除。
在西方民主国家，共济会神秘的名声继续考验着人们的宽容度，结果令人尴尬。共济会会员自视为向公众发出预警的金丝雀（Pit Canaries） 英国1911年的《煤矿法》规定，为防止地下火灾或瓦斯爆炸，采煤矿井中必须放置两只以上金丝雀，以探测危险气体，特别是由地火生成的一氧化碳。金丝雀心跳次数比人快100倍，对一氧化碳的感知非常敏感，会因此停止鸣叫或表现怪异。这条规定直到1996年2月才被废除。，防止结社自由和法治原则受到损害。甚至在共济会的发源地英国，也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1976年，年轻记者斯蒂芬·奈特（Stephen Knight）称，1888年未破案的“开膛手杰克”连环凶杀案背后隐藏着共济会的阴谋。奈特的著作《开膛手杰克：最终解决方案》（Jack the Ripper：The Final Solution）被人斥为滑稽可笑的作品。但不管怎么样，他的故事引人遐想，读者数量多到足以让它发行20个版本。令人毛骨悚然的漫画小说《来自地狱》（From Hell，1989年）和约翰尼·德普主演的同名恐怖电影（2001年），都受到了奈特的启发。
在《开膛手杰克：最终解决方案》畅销时期，英格兰联合总会所还在奉行由来已久的政策，即面对阴谋论者的不实指控，要保持不失尊严的沉默。斯蒂芬·奈特接下来的作品《兄弟会》（The Brotherhood，1983年）将暴露这一政策的局限性。
《兄弟会》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它罗列出警察中的共济会会员日常行为不端的模糊证据，同时反复发出善意声明（“我们不应该仅凭个体行为判断共济会整体”）。书中也存在绝对错误的说法，即奈特揭露了共济会上层，他们隐藏得如此巧妙，就连绝大多数同门兄弟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奈特还在有关P2会所漏洞百出的概述中提出，苏联情报部门策划了杰利的活动，目的是破坏敌方政府的信誉。他总结说，在英国，“克格勃利用共济会在政府机关的重要岗位上安插特工”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在《兄弟会》出版当年，奈特成了印度一个异教宗派领袖巴格万·什里·拉杰尼什（Bhagwan Shree Rajneesh）的追随者。两年后，他因拒绝采用常规方式治疗肿瘤而去世。尽管他缺乏权威影响力，他的书也存在刺眼的缺点，但《兄弟会》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奈特之死的阴谋论开始流行，另一名记者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调查警察内部的共济会阴谋。假如共济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无辜，为什么还要保密？1988年6月，时任后座议员，后来在2015年至2020年担任工党领袖的杰里米·科尔宾在国会宣布——
我们许多人对共济会的影响满怀疑虑。我坚决反对它并抗拒其他秘密组织的影响，因为我相信它们会导致社会严重腐败……共济会的影响是严重的……共济会与成为一名警察是不相容的……我要说的是共济会施加给任何组织的影响力都是邪恶和阴险的。
一旦牵扯到名声不佳的警察队伍，不太轻信的英国公众也会说服自己这是真的，因为警方的确做了不少烂事，尤其是他们把爱尔兰共和军的炸弹袭击栽赃到爱尔兰民众头上。那是臭名昭著的吉尔福德四人案、马圭尔七人案和伯明翰六人案，以及“乡下人行动”（调查伦敦市警察和职业罪犯之间的勾结）接连发生的年代。对警察的不信任与几百年来围绕共济会秘密的疑虑勾兑在一起，调成了一种浓烈的鸡尾酒。从此以后，报纸编辑们都会想方设法从共济会的角度来看待任何错事或坏事。
奈特所能提供的共济会搞阴谋的铁证，就是英格兰联合总会所拒绝对他的指控给予任何答复。面对这个挑战，英格兰共济会的应对方式就是认真审视自己的保密文化。结果发现，即使是基层会员都认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他们还是应该缄口不言自己的会员身份；一些人甚至没有把自己加入共济会一事告诉家人。英格兰共济会领导层表示，从此以后，他们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身份。英格兰共济会还设立了一个新职位，专门负责对外沟通和交流事务。1985年，科文特花园的共济会会堂首次向游客开放。英格兰共济会也一改以往松散的管理风格，开始加强管束，被开除会籍的人数从1934年至1986年的12人激增至1987年至1996年的277人。在1990年代初，共济会以外的历史学家也获准进入总会所查阅档案。
然而，共济会实行的这种“公开性”未能打消众人的猜疑，而这种猜疑让议会于1992年采取行动，成立了一个跨党派的民政特选委员会（Home Affairs Select Committee），调查共济会在刑事司法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影响。影射石匠个体和共济会整体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民政特选委员会的报告竟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是的，个别共济会会员犯了罪，其中一些共济会会员是警察。但是，不，这些人并不代表共济会本身，那些石匠的所作所为也与共济会没有丝毫联系。绝大多数声称共济会会员私相授受的证人都拿不出真凭实据。警察和司法部门中的共济会会员数量远远低于预期，而且在持续下降。保密性也仅限于共济会的仪式，但共济会本身并不比体育俱乐部或专业团体拥有更多秘密。
英国针对公职人员的利益声明制度要求相关人员在参与决策之前，先说明拟决策事项是否关联到个人利益，防止以权谋私。
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形象问题。对英国共济会的普遍不信任虽然毫无根据，但损害了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心。因此，特选委员会在1997年建议，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司法机构中的所有石匠做出利益声明（Declaration of Interest） 英国针对公职人员的利益声明制度要求相关人员在参与决策之前，先说明拟决策事项是否关联到个人利益，防止以权谋私。。
最后这条建议听起来合情合理，1997年上台的工党开始实施。向共济会这种古板的组织挥舞透明之剑，将有助于证明托尼·布莱尔提出的“新工党”口号中的“新”不是空口无凭的。从1998年起，司法任命人员必须申报他们是否是共济会会员。
然而，这一政策从未摆脱实际问题与法律异议的纠缠。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共济会制造了麻烦，为什么要把它当靶子？难道利益申报政策不是对共济会成员的偏见，对他们进行有罪推定吗？如果它适用于共济会，有什么理由不将其应用于其他社团形式，如宗教团体或牛津大学？在2000年代初，欧洲人权法院对意大利的两起案件做出了裁决。在这两起案件中，当地政府试图对共济会实施与英国类似的政策。法院裁定该政策具有歧视性，侵犯了自由结社的权利。2009年，眼看要失去权力的工党政府，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该政策，承认它一无用处。
与此同时，一种假想早已在公众心中扎根：共济会是“平庸之辈的黑手党”，是一群大腹便便的男人，为了在职业生涯中获取先机并免受审查而结成的团体。英国人依然沉浸于共济会的各种都市传闻中。最近，又有一些报纸的头条新闻宣称，共济会会员粉饰了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的调查报告，并隐瞒了在希尔斯堡体育场灾难中警方可怕的不当行为，这场发生在1989年的灾难导致96名利物浦球迷死亡。这类“爆料”通常很少引用或不引用任何证据，一般出现一次便销声匿迹了。头脑正常的人哪怕只是粗略回顾一下上述两个案例，也会发现阴谋论的解读思路实在牵强，毫无说服力。1912年的英国海运机构和1989年的南约克郡警察局都有令人信服的动机分别让“泰坦尼克号”船长和一群无辜的足球迷充当替罪羊，来掩盖自己造成的烂摊子。这两宗案子没有任何漏洞需要用共济会的阴谋论来填补。然而，知名报刊时常会给这类胡编乱造的故事开绿灯，这种现象实在令人费解。
哥达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对共济会怀有最广泛敌意的莫过于意大利。共济会的腐败程度也没有哪里比在意大利更严重的了。如今，在意大利最贫穷的地区，人们深信共济会与黑手党沆瀣一气，而黑手党又是兄弟会传统的一个杂种分支。
希腊语，意思是“勇气”或“忠诚”。光荣会成立于1860年代，被意大利政府放逐的一群西西里人来到卡拉布里亚定居并成立了小型犯罪集团，以勒索为生。
卡拉布里亚，这个位于意大利“靴子”上的“脚趾”区域，是“光荣会”（Ndrangheta） 希腊语，意思是“勇气”或“忠诚”。光荣会成立于1860年代，被意大利政府放逐的一群西西里人来到卡拉布里亚定居并成立了小型犯罪集团，以勒索为生。的根据地。在世界上所有的黑帮兄弟会中，光荣会可谓全球性的：它的据点广泛分布在意大利北部、北欧、北美和澳大利亚。几十年来，大区和地方政府一直受到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困扰，一些在整个欧洲都排得上号的大毒贩盘踞在卡拉布里亚颓败的农村地区。光荣会绝非“平庸之辈的黑手党”。
2011年10月，在一个农村社区的一座农场建筑里，警方的监听设备记录下了当地光荣会老板，绰号“卢尼叔叔”的潘塔莱奥内·曼库索（Pantaleone Mancuso）说的一段话：“光荣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光荣会是共济会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在共济会领导之下。但他们的规则和要干的事都一样……很久以前，光荣会属于富人！之后，他们把它留给了穷苦的草根阶层，乡巴佬，转身就创办了共济会！”不说别的，卢尼叔叔的一番话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共济会理念演变的历史仍在卡拉布里亚持续。这段话是在林巴迪（Limbadi）录下的，它与皮佐镇之间的直线距离也就25公里，巧的是，当年若阿尚·缪拉正是在皮佐镇说出了那句著名的临终遗言：“瞄准心脏。别打到脸上。”
最近在卡拉布里亚有很多涉及共济会和光荣会之间关系的讨论。不是所有内容都很容易解释，但所有的内容都很令人担忧。以大学教授朱利亚诺·迪贝尔纳多（Giuliano Di Bernardo）的证词为例，他曾在1990年至1993年担任意大利最大、最负盛名的共济会大东方的总会长。2019年6月，迪贝尔纳多在卡拉布里亚的一个法庭出庭作证，当时他的胡子很长，身着阿玛尼服装。他回忆说，当他以总会长的身份考察卡拉布里亚的共济会组织时，所见所闻令他无比震惊：“我发现32个会所中有28个是由光荣会控制的。就在那一刻，我决定离开大东方。”
卡拉布里亚传来的消息让阴谋论者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一些报纸标题读起来既令人困惑又具有煽动性，它们大致上分为两类——“黑手党老板说，共济会经营着光荣会”或者“[共济会]前任总会长坦白，光荣会掌管着共济会”。
2017年3月1日黎明，根据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的命令，警方对四大共济会组织的办公室展开突袭，并没收了成员名单。他们的搜索集中在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的共济会，这两个地方是意大利最臭名昭著的黑手党温床。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发起的突袭，唤起了共济会会员对25年前类似突袭场面的记忆。当时，一项广泛的刑事调查试图厘清数百个从事犯罪活动和进行利益交换的关系网，这些关系网涵盖了不同的共济会组织、会所和派别，其中包括常规的和非常规的，公开的和隐蔽的。1993年，被没收的成员名单遭泄露，意大利的共济会会员在许多报纸上被点名。事后，一些兄弟报告称，他们收到了匿名威胁；还有人说，他们受到了朋友的冷落。（奇怪的是，报纸刊出详细名单时，隐去了一些女会员的名字。）最终，在2000年，罗马的一家法院停止了调查，宣布当年启动调查的原因更多是人们对共济会的“集体想象”，而不是掌握了共济会为非法目的而渗透进公共机构的任何确凿证据。许多人认为这一裁决是在掩人耳目。而共济会会员都感到苦不堪言。
鉴于这段惨痛记忆，2017年，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成员和共济会领导层之间的信任彻底消失。该委员会的报告指责共济会最高领导人否认遭到黑手党渗透，并且“远未做到透明和合作”：4位总会长拒绝交出成员名单。不久之后，大东方的总会长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将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比作异端裁判所。（巧合的是，委员会在罗马举行听证会之地正是伽利略当年被迫签署声明放弃其科学发现的地点。）
因为我花了5年多的时间研究共济会的历史，还花了更长的时间研究光荣会的历史，我可能有机会透过这场论战的迷雾辨识出一些有意义的内容。在2018年夏天，我接受邀请前往卡拉布里亚山800米高处，在石匠们的聚会上发表演讲。掩映在山林间的一家平房酒店是这次聚会的地点，它的内部如溶洞般空旷，墙壁的颜色令人不悦，好像是用橙色、陶土色和鲜猪肉色调制成的。但是，众人对我表现出了热情的欢迎，与我在世界各地的共济会成员中间感受到的一样。
对那些一听到共济会的字眼就露出假笑或加以嘲笑的人，我建议你还是找机会与一位石匠坐下来，简单地问一下共济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这样做过了太多次，从来没有遇到过冷场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回答我的询问之前，先是眼睛有些湿润，下唇开始颤抖，然后才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感受。
在一次自助餐会上，有个20多岁神情紧张的小伙子与我交谈时，我能看出他满眼闪烁着真诚。几年前，他差点死于霍奇金淋巴瘤，这也让他感觉生活了无趣味。当病魔被驱走后，他开始寻求活着的意义。他直到加入了共济会，才找到了确切答案。在共济会中，他从更年长、更睿智的兄弟那里寻到了友情，并在这个独特的环境中，找到了理想的听众，他们会耐心聆听他的故事，他在生活中的各种经历和感受。他与兄弟们一起，开始把眼界投向更广阔的世界。
共济会是一个结合了仪式、道德训诫和男性纽带的混合物，一个仍然可以赋予人以尊严和不仅仅关乎自我的提升计划。只有最不愿动脑筋的怀疑论者，才会嘲笑共济会宣称的“让好人变得更好”——即使在卡拉布里亚也适用，这个区域急需共济会这种民间社会组织。
此行除了酒店装饰令我“大开眼界”、受到的热情接待令我感动之外，我那些积极发声的兄弟的怒火也让我震撼。一个人指责议会委员会为了打击共济会而挥霍公款，敲响了“自由和民主的警钟”。
卡拉布里亚之行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即共济会与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之间争端的根源是双方都想在政治上博取眼球。有一点要记住，最资深的石匠都是选举产生的，他们是各自所属的小型民主体中的“总理和总统”。谴责对共济会的偏见，唤起众人对共济会殉道者的记忆，一直是会员呼喊的战斗口号，也成了一个非常实用的选举策略。另外，反黑手党委员会的成员也要做出样子，应付公众对共济会的敌意。例如，2017年2月，意大利最重要的时事杂志刊发了标题为《让我们废除共济会》的头版文章。于2018年6月上台的民粹主义政党实施“五星运动”（Five-Star Movement），其中一项政策就是将共济会会员清除出党。共济会会员经常被它归入政府敌人的行列。
在误解和喧哗中，我们把寻获真相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审理一宗大案的法官们身上，这个被称为“哥达审判”的重大案件由卡拉布里亚法院审理。为了消除混乱，成千上万页的证据和法律论据已被呈交法庭。
从卡拉布里亚返回后，有一项艰巨的阅读任务等待着我：法官们发布了长达2500页的裁决书，阐述他们针对哥达审判中内容不多但意义重大的一部分所作裁决的理由。被告已对该判决提出上诉，所以我们距离最后的真相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话虽如此，抛开涉案个人（我甚至不会在这里指名道姓）有罪或无罪的判定，裁决书至少对究竟发生了什么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解释。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与共济会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不可思议的呼应。
至少从1910年代开始，光荣会的地方首领们每年9月都要在圣卢卡市的波尔西圣母圣所附近开会。依照传统，这些一年一度名为“il Crimine”（直译为“犯罪”）的大会，成为讨论未来战略和解决当地争端的论坛。大会对所有光荣会组织的活动行使的监督权力很弱。每次会议都要选出一名临时性质的大老板。
光荣会是一个奇特的组织，其成员数量是西西里岛黑手党的两倍多，组织架构也复杂得多。例如，光荣会职业阶梯上的每个阶段都对应一个新等级，每个等级都有精心设计的晋级仪式。卡拉布里亚黑手党是共济会在黑社会中的翻版，它将会所特有的地方自治与国内外“品牌”控制结合在了一起，打造了所谓的“光荣会品牌或特许经营”模式，也就是说它的规则、等级和仪式等均由一个名为“犯罪”（il Crimine） 至少从1910年代开始，光荣会的地方首领们每年9月都要在圣卢卡市的波尔西圣母圣所附近开会。依照传统，这些一年一度名为“il Crimine”（直译为“犯罪”）的大会，成为讨论未来战略和解决当地争端的论坛。大会对所有光荣会组织的活动行使的监督权力很弱。每次会议都要选出一名临时性质的大老板。的组织机构集中控制。即使是去卡拉布里亚以外发展，光荣会也要寻求“犯罪”的授权来建立新的小组。但是光荣会同时又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因为它的单个小组会主动进行各种犯罪活动。例如，当他们走私一批毒品时，没有人需要向上级汇报。
1970年代之后，随着光荣会依靠绑架、贩毒和参与公共工程项目获取的利润日益丰厚，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在源源不断流入的资金的推动下，“犯罪”兄弟会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大多数基层成员不知道的情况下，高等级别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顶级老板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垄断从承建公共工程中获得的巨额资金，同时又防止他们内斗。但与共济会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一样，级别和仪式的数量不断膨胀，直至失控，会员开始为垄断级别和仪式的授予权展开激烈的争斗。这种内部纷争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光荣会发生惨烈内战的原因之一。
最终，在2001年前后，一些最有权势的老板结盟，在光荣会内部成立了一个完全独立且高度保密的团体——调查人员是这样认为的。该团体的成员包括一些具有专业技能和政治手腕的人，他们想要专攻工程承包的业务，而这种业务需要设法拉拢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决策者。如此一来，老板们就可以自由发展，将他们不需要多少技巧的专长发挥到极致。在监听一些了解该团体的老板的过程中，调查人员发现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名称，比如“隐形人”，来描述这个群体。而且卡拉布里亚黑帮和其他人一样，喜欢把“共济会”一词用于描述最为神秘的势力，因此，按照一个向警方告密的人的说法，他们也把这个新团体称为“类似共济会的某种东西”。
这就是光荣会老板、人称“卢尼叔叔”的潘塔莱奥内·曼库索在2011年被窃听时所做的事，当时他说共济会已经接管了光荣会。其实他只是用了一个比喻——但当媒体大肆报道卢尼叔叔的话时，几乎没有人指出这一点。
仅仅因为一个比喻就遭到围攻，这让无端受辱的意大利共济会会员愤愤不平，但此时还没到为捍卫名誉而大声疾呼的时候，因为哥达审判可能会带来更致命的后果。这里有一点至关重要，大家要明白，当光荣会提及共济会时，他们不仅仅是在比喻。共济会的会所——真正的共济会会所——构成了卡拉布里亚黑手党无处不在的网络系统的一部分。
法官们认为他们是以如下方式运作的。光荣会喜欢插手收集和处理垃圾，修建、维护道路和医院等方面的政府合同。光荣会利用中间人连哄带骗拿下合同，这些中间人包括政客、行政人员、企业家和律师。事实上，黑手党组织的实力取决于他们请来的中介有多大能耐；他们总是渴望推出新人上阵，并且会为达到目的使出贿赂、敲诈，以及威逼等手段。
P2会所丑闻爆出之后，共济会一时竟成了一些狂妄之人追逐的热点，这些人与我在卡拉布里亚遇到的诚实的共济会会员几乎有着相同的职业背景，大多数是医生和律师。但当他们认清了作为诚实的石匠意味着什么后，便开始因无聊而另做打算。在卡拉布里亚共济会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有大量小生态环境可供怀有不同心思的群体找到栖息地。法官在哥达审判的裁决中引证的大多数会所都属于未经意大利几大总会所授权的“秘密”或“非正规”会所。它们就像婚姻介绍所一样，专门替光荣会和拥有专业背景的中介候选人牵线搭桥，它们还能给各路人士带路，进入灰色地带的最顶端，让从事各种犯罪活动的黑社会与政商界人士接上头。但是正常的会所也面临着风险：只要一名遵纪守法的石匠私下接受了一个兄弟的帮助，而这个兄弟与光荣会暗通款曲，那么，无论帮的忙多么微不足道，这位诚实的兄弟都很可能落入敲诈勒索的网络。
如果哥达审判的初裁是正确的，那么就能找到既能维护共济会的利益又能打击黑手党的办法。共济会的主流组织机构可以寻求法律的帮助，在正常与不正常的会所之间划清界限。可惜，短期内没人想这么做。双方都没有多少人对合作感兴趣。共济会和反共济会之间持续了数百年的口诛笔伐似乎注定要继续。
拥有5万兄弟的女石匠
妇女群体在共济会里的经历丰富多彩，她们努力克服时代和地域上的制约，以各种方式获得了自我实现，这说起来也是极具震撼力的。我在前文讲述的18世纪法国的接纳会会所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受到法国接纳会会所的启发，世界各地相继出现了男女混合和仅限女性的共济会。
然而，假如有人抱怨说本书没有更深入地探讨18世纪以来女性在共济会中发展的状况，我只能说，那是因为共济会中的女性一直是历史规则的例外：你必须是一个男人才能成为共济会会员。无论是接纳会会所，还是在各种以女性为中心的组织，如美国的东方之星会（只有共济会会员的女性亲属才有资格加入），妇女几乎总是只能获准进入附属或分支机构，在共济会生活中只起到有限和/或与主流隔离开来的作用。而历史上个别赋予妇女完整共济会地位的会所往往属于不被共济会认可的少数支派。
此外，留给妇女的大多数会员角色都带有性别歧视倾向，如尽职尽责的妻子、男性体面的标志、满怀同情心的天使、值得救助的寡妇、男性表演的观众等。男性继续垄断着共济会的权力。因为共济会在社会上拥有影响力，男人也垄断了那种影响力。
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共济会一直是纯粹的男性社会，它的历史告诉了我们有关男性身份重要的但有时不太光彩的事情。真正接纳女性的共济会会所不可能产生大英帝国共济会自视甚高的心态，或者像P2会所那种歪曲了共济会理想的怪胎。另外，沉迷于共济会阴谋幻想中的几乎一直都是男人，这个事实同样值得人们深思。正如一项研究猜想的那样，“阴谋论可能是专属于男人的歇斯底里”。我这本关于共济会历史的书，也许值得加上一个颇具挑衅性的副标题——“男性怪癖肆虐400年”。
所以，在2010年，两个半世纪里的第一次，法国大东方终于正式向妇女敞开大门，赋予她们与同门兄弟平等的会员地位，并使男女混合会所成为常态，这无疑是一个非凡时刻。在共济会的小世界里，这称得上一场革命——体现在一个女人身上的一场革命。2019年9月，我前往大东方总部去拜会她。
位于大东方总部七楼的餐厅是欣赏巴黎景色的好去处，它还可以让客人品尝法式经典菜肴。我点了一份牛肚猪肉肠配香煎土豆，好吃极了。在阴郁的伦敦共济会会堂里，口腹之欲是不可能得到这种满足的。和我共进午餐的是奥利维亚·肖蒙（Olivia Chaumont），我们边吃边聊，不觉间过了很久。她是一个建筑师，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显得很年轻，也很快乐。她热爱她的共济会生活。她心目中的共济会应是进步的、世俗的，只有法国大东方的共和价值观能满足这个愿景，同时她还希望共济会不受宗教教条的约束。（众所周知，法国大东方于1877年废除了石匠必须信仰“宇宙的伟大建筑师”的义务）。“在看待世界的方式上，我是偏自由主义的”，她说道。多年来，她也是一名为性少数群体（LGBT）争取权利的人士。对奥利维亚来说，共济会会所给了会员们实践自由、平等和友爱的空间，并激励其他社会成员。
因此，对奥利维亚来说，2010年2月大东方准许她加入共济会，并让她成为第一个享有完全共济会会员身份的女石匠的那一刻，就是它践行自身原则的时刻。仅仅几个月后，也就是2010年9月，她在共济会大学（Université Maçonnique）会所中的兄弟们就选举她为首位女会长。更多的女性走上了她开辟的道路。“现在我们总共有5.4万名会员，其中有2000或者2500名女会员——我也说不准。虽然不多，但还不错。”这些姐妹中的一些人对奥利维亚心存感激。“有一些妇女一直梦想着加入共济会，但她们迟迟没行动，因为她们一心想着加入大东方。我收到了姐妹们发来的非常热情、感人至深的信息，说我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奥利维亚告诉我，法国大东方与英国和美国的共济会的境遇不同，在吸引年轻人入会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部分原因就在于大东方在这方面的革新。我在大堂与奥利维亚会面时还看到那里展示着入会候选人的照片，其中大概20%是女性。她告诉我，英语文化圈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社会中男女之间越来越平等，趋向男性专属活动的俱乐部也越来越多，它们筑起牢固的屏障，让其成员维护单独与男性相处的特权。英国共济会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想让夏娃进入他们的伊甸园。
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佐证了奥利维亚的悲观预期。美国的一位资深石匠解释说，他相信共济会是对“文化女性化”和当代“极具女性化”的过度保护观念的一种防御。共济会其实有些冒险，它排斥妇女的时间拖得越长，它在一些国家的衰落就会持续越久，它的性别歧视倾向就会越严重。共济会在成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起着男性俱乐部的作用，也许日益衰落的共济会会转型为厌女者俱乐部。
奥利维亚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认为男性的性别认同往往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构建的，这种方式将女性和同性恋者置于社会中的劣势地位。奥利维亚认为男女混合会所在这方面会有所助益。它可以将其他类别的“行为规范”带入会所内的受控空间，从而帮助男性石匠“从男子气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这实际上是共济会塑造更好男人的最初使命在性别平等的事业中得到了更新。
关于构建男性身份认同一事，奥利维亚还是略知一二的，因为她在自己生命50年的大部分时光中，努力构建了一个人造的身份。当她在1992年首次加入共济会时，她是生物意义上的男人。但在一个变性女人想要遵循本性就要以成为卡巴莱歌舞表演艺人或妓女为代价的社会里，她不得不继续保持男人的身份。因此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性别，直到2002年51岁时，她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公开变性了。
整个过程颇费周折，她先是在2007年前往泰国做变性手术，然后又为改变公民身份打了一场官司，最终在2009年经法庭判决，正式从男性变为女性。我问她，为什么作为一个变性女人，她会被一个男性专属的兄弟会吸引。她解释说，在变性之前，她和别的女性一样，迷恋大东方石匠的精神气质，尽管那时它仍然是男性专属的组织——不同的是，她在生物意义上有资格加入。“仅这一次，拥有一个男人的身体对我很有用。”当我提到18世纪的变装间谍德翁骑士时，奥利维亚不由得露出笑容，这没有出乎我的意料：她为“历史上第一批有记载的变性女人之一”是共济会会员而感到自豪。
在奥利维亚的自传《从一个身体到另一个身体》中，有一段情节非常感人，她描述了自己在2007年向会所的兄弟们公开表明身份的情景。兄弟们先是惊愕不已，在沉默一阵之后，大家都向她表示热烈的支持——尽管在场的许多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变性人。“他们曾经当我是兄弟，今后也会继续当我是姐妹。[根据大东方法律的规定]男女混杂后，会所就变成了非法运作的，但他们根本不在乎。”奥利维亚所在会所的成员甚至当面发誓，要在即将来临的争端中支持她，因为大家都清楚，一旦消息传到大东方理事会那里，一场轩然大波是不可避免的。在接下来的3年里，奥利维亚和大东方通过谈判解决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共济会领导层极力劝说她转到另一种接受女性的兄弟会，但她断然拒绝了。尽管他们在法律上有义务承认她作为女性的新公民身份以及她作为石匠的身份，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将她的情况视为例外，不需要为了合法地容纳她而修改共济会的戒律，因为当初她是作为男性加入共济会的，并且在基因上仍然是男性。双方的角力在2010年达到了高潮，奥利维亚的会所推选她作为他们的代表，出席大东方在维希市举行的年会。有些人担心此举会招人嫉恨，甚至有可能在会上发生肢体冲突，但当她面对出席大会的1200名代表发言时，她受到了代表们的欢迎。不久之后，大会最终投票决定允许任何希望接受女性入会的会所自作决定。
奥利维亚并没有因自己取得的成就而得意。因为这条路还很长，许多省级会所至今仍在抵制女性入会，或者希望将女性限制在会所级别，远离大东方的高级职位：“这里的玻璃天花板比世俗社会的还坚硬。”
在大东方总部大楼底层，有一处是富丽堂皇的共济会博物馆。不难看出，奥利维亚所做的一切令大东方上下感到尴尬。兴起于18世纪的接纳会会所占据了其中很大一部分空间。展品中有一条漂亮的女性围裙，它是丝质的，非常薄，有些褪色，上面有一棵智慧树和一条蛇的图案。另外还有一个完整的展示柜，详细叙述了1877年决定接受无神论者入会的始末。然而，在涉及2010年允许女性入会的部分，仅有两句话的简单介绍。而且这两句话被放在很不起眼的位置，没有任何修饰，没有配图，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除非看得仔细，否则很难注意到它们。对奥利维亚也是只字未提，遑论展示她的照片了。由此看来，即使共济会改变了，它也不愿意重写它的故事。
历史丰碑
2009年，美国各地的总会所都感受到了一种紧张气氛。起因是6年前，丹·布朗（Dan Brown）出版了揭露天主教会所掩盖的重大真相的《达·芬奇密码》，这部充满神秘、惊悚传闻的小说受到热烈追捧，销量堪比《哈利·波特》，并被改编成同名热门影片。如今，布朗的后续作品《失落的秘符》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背景，以揭露共济会的秘密为主题，初版印刷量达到了破纪录的650万册。人们担心，无论丹·布朗这次捏造了兄弟会什么样的黑料，共济会都要付出代价，正如《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梵蒂冈遭到各路怪人围攻一样。甚至在《失落的秘符》出版之前，位于首都华盛顿的苏格兰礼总部就定期向警方报告它收到的恐吓信。（与此同时，伦敦的共济会会堂已将收到的邮件从“古怪的人”转移到一个名为“疯子”的文档中。）
《失落的秘符》上市当日便售出了100万册。但事实证明共济会只是虚惊了一场。短短几周内，大众对共济会的兴趣就消退到了往常的水平。产生这种结局的部分原因在于小说本身。无论评论家口中的《失落的秘符》存在哪些缺陷，它终究以一种精巧的方式满足了我们对共济会秘密经久不衰的痴迷，同时又没有过度陷入愚蠢的迷思之中。最终，只有小说中那个被迷惑的、精神错乱的反派才相信共济会守护着惊天的秘密。相比之下，故事中的主角，“符号学家”罗伯特·兰登（Robert Langdon）教授给了兄弟会一个热情洋溢的好评：“女士，我要郑重声明，共济会的全部理念都是建立在诚实和正直的基础上的。共济会会员是你能遇到的最值得信赖的一群人。”《失落的秘符》里真正的明星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它在想象中被重新打造了一遍，摇身变成了共济会迷宫，里面充斥着鲜有人知的暗道、高度戒备的实验室、地下避难所和加密的铭文。
在现实世界中，共济会在华盛顿拥有丰富的历史。然而，它非但没有被隐藏起来，反而显得过于张扬了。其中大部分历史体现在巨大的纪念碑上，它们都是那个黄金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美国，共济会是男人生活的中心。美国的石匠要照管规模庞大的建筑遗产，这是西方世界其他共济会会员无法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