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最辉煌的共济会建筑是圣殿堂（House of the Temple，1915年），它是苏格兰礼（南方辖区）总部所在地。它有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式金字塔形屋顶，正面是圆形柱廊造型，并由两座斯芬克斯雕像守护，其整体造型仿照的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位于哈利卡纳苏斯、为赋予波斯帝国一位总督与神同行的地位而建的摩索拉斯陵墓（Mausoleum at Halicarnassus）。长眠在圣殿堂中的人是南方联盟国将军艾伯特·派克：他的骨灰被封存在一个敬献给大捐赠者的圣坛旁。这座建筑的核心是圣殿室，这是苏格兰礼共济会至高无上的圣地：一个偌大的正方形大厅，由黑色大理石、紫色天鹅绒、俄罗斯胡桃木和青铜组合而成——在透过高处的窗户和天窗的天光的映照下，一切都显得光彩夺目。它对游客开放。
在坐地铁就能去的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里，波托马克河对面的一座小山上矗立着乔治·华盛顿共济会国家纪念堂（1932年），它当年是这位伟人加入会所之地。这座纪念堂的样式也仿照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埃及亚历山大灯塔。它的中庭耸立着美国第一任总统、共济会会员、系着围裙的乔治·华盛顿高达5.2米的巨大铜像。它于1950年由第33任总统、共济会会员哈里·S.杜鲁门揭幕。
这些历史丰碑铭记了共济会前辈的丰功伟绩，相形之下，如今的共济会已大为逊色。随着共济会的衰落，它失去了往日的英勇形象，随处可见的辉煌历史遗迹让会员们感觉有些尴尬。对于苏格兰礼共济会来说，圣殿堂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财务负担：他们在10年间筹集了4500万美元用于翻新工程，但这还不算完，后续还需要更多资金用于持续不断的维修。乔治·华盛顿共济会国家纪念堂已显暗淡和凄凉，还在为了一个目标而苦苦支撑。虽然它保存着与伟人生前有关的一两件真品，但其余大部分都是华盛顿去世后共济会用于表达个人崇拜的残留物。参观纪念堂时，主管告诉我：“这栋楼里展出的东西90%都是刻意制作的，都是假的。”他紧接着又解释说，这样做不是为了蒙骗世人。人们珍惜这些物品，因为它们就像是“家庭生活的回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电影业对这些建筑的保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为电影和广告制作提供了一种令人激动的场面，由此产生的收入被用于支付维护费用。尽管改编自《失落的秘符》的影片的拍摄工作已被搁置，但人们很难想象，除了圣殿堂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更适合拍摄这部电影，毕竟书中的高潮场面就设定在圣殿厅里，那是一个极具布朗风格的场景：扑朔迷离的秘符、打碎的窗户玻璃和嗡嗡响的直升机螺旋桨。
我最期待看到的共济会历史遗迹远不如圣殿堂或乔治·华盛顿共济会国家纪念碑那么壮观。没有人会想到在哥伦比亚特区的普林斯·霍尔总会所（1929年）拍广告：这是一栋五层灰色小楼，顶部雕刻了一行共济会的符号；药房占据了一层的大部分空间。从这栋建筑的内外样式可以看出，非裔美国人共济会在调动可用资源方面，从未赶上过他们的白人兄弟。
普林斯·霍尔总会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共济会理念。它坐落在U街的中心，这里也是黑人聚居区的核心地带，因此U街也成了黑人社区的代名词。南北战争后，获得自由的奴隶开始在U街地区扎营，该地区逐渐发展成了种族隔离时代的城中城。那时，白人经营的金融机构拒绝贷款给非裔美国人，所以后者唯一的资金来源就是工业银行。这家银行是由至尊主前总会长杰西·H.米切尔（Jessie H.Mitchell）于1934年创建的，办公地点就在总会所对面，如今它还在那里开展业务。U街曾经被称为“黑百老汇”，共济会会员凯比·卡洛威这样的人会来此演出。共济会会员埃林顿公爵来这里就像回家一样：他是社会会所第1号成员，这个会所过去和现在都在总会所的楼里聚会。几个街区之外的霍华德大学培养了一批黑人知识分子精英，其中包括共济会会员瑟古德·马歇尔，他于1933年从法学院毕业。事实上，公民权利的概念早已融入U街总会所的血液里。共济会会员布克·华盛顿在1912年来此地发表演讲时提出了建造这座总会所的计划。按照当时的规划，较低的楼层可以租出去，用于开办大餐厅和小商店，租金收入可以为上层的共济会活动提供资金，这就是底层有个药房的缘由。时至今日，在总会所楼里一条走廊的尽头，你会看到由镜面塑料包着的一扇门，门两边是刻有凹槽的圆柱，门上的铭牌写着：“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分部”。
然而U街已经不再拥有当初的那股力量了。因1968年马丁·路德·金遇刺而起的暴乱，摧毁了这个社区的核心精神。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近年来雅皮士化的推动下，U街开始缓慢复原；这个地方如今靠吃老本过活。普林斯·霍尔共济会也大不如前了，白人和黑人会员群体都进入了老龄化。
我来华盛顿的目的是了解美国共济会组织内部的种族划分情况。上了年纪的奥尔顿·G.朗德特里（Alton G.Roundtree）是普林斯·霍尔总会所（哥伦比亚特区）的前总史官和档案保管员，曾与他人一道兢兢业业地记录该会的历史。他毕业于霍华德大学，而且和我在美国遇到的很多共济会会员一样，也当过兵。我俩在总会所档案室中交谈，身边满是尘封已久的历史文件，他的手机铃声是电影《铁杆神探》（Shaft）的主题曲，间或响起，打断我们的谈话。
奥尔顿向我解释说，白人和黑人石匠的融合“不在议程上”：依照共济会崇尚的价值观，组成多种族兄弟会的梦想已经破灭。这两个支派独立运作的历史太久了，没人会想到要联合起来。双方都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在作梗，而人数较少的普林斯·霍尔成员也不想被白人占多数的兄弟会吞没。所以，现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合并，不如说是承认——换句话说，双方承认对方是合法的共济会会员。这种承认也可以延伸到互访，即一个支派的兄弟可以参加另一个支派主办的聚会。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全世界共济会内部通行的做法。唯独美国的共济会比较特殊，它是由扎根已久的种族关系和长期的奴隶制阴影塑造而成的。一些美国教会，尤其是循道会（Methodists），有着非常相似的种族分裂历史。
普林斯·霍尔和主流（白人主导的）共济会都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州一级的组织，因此任何涉及相互承认的举措都必须经由相关州、相关总会所做出。直到1989年，也就是美国共济会分裂200多年后，才有了第一次相互承认，首先做出改变的是康涅狄格州。此后相互承认的进程十分缓慢。到2006年，南方仍有11个州的白人共济会组织不承认他们的黑人兄弟。正是这11个州，在南北战争时期组成了美利坚联盟国。时光快进到2019年，仍有7家白人总会所拒绝承认黑人兄弟。最后，奥尔顿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口吻结束了谈话。
这种情况是可耻的。从前的蓄奴州迟迟不承认普林斯·霍尔分会。我从小在种族隔离的环境中长大，更糟糕的是，我的家人都是佃农，我对生活的期望值很低。随着前蓄奴州一些年迈的白人石匠去世，这才出现了变化。在融合法[1965]通过后成长起来的白人兄弟更倾向于承认普林斯·霍尔分会。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进行艰苦的努力。
我在首都华盛顿和南卡罗来纳州（仍未相互承认的州）查尔斯顿拜访的主流共济会领导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他们坦承，艾伯特·麦基为不承认普林斯·霍尔分会而臆想出的“技术性”理由只是种族主义的借口。但是，他们认为说服前蓄奴州的基层老会员改变立场是徒劳的。一位资深白人石匠很乐见全美各地的共济会会所能够相互承认，他甚至打趣说：“我们只需要多举行几次共济会葬礼。”
我也注意到了一些乐观的迹象。当我拜访U街总会所尊者昆西·G.甘特（Quincy G.Gant）总会长时，他刚刚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主流石匠们组织的莫扎特共济会音乐会。这两个一白一黑的总会所最近联手，共同赞助在哥伦比亚特区举办的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在哥伦比亚特区合作得很愉快”，他告诉我。
在华盛顿逗留期间，我还与奥斯卡·阿莱恩（Oscar Alleyne）一起吃了泰国菜。奥斯卡是一位流行病学家，忙于落实公共卫生项目；同时又深谙共济会历史，是一位具有非凡魅力的讲师。更重要的是，他是纽约总会所自1782年成立以来，第一位被选入主流会所领导层的黑人，他目前任初级总督导员。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个在1964～1965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建起白人共济会兄弟中心的总会所，可能很快就会有一个有色人种的总会长。谈到自己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的情景时，奥斯卡说：“一片欢腾……有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大厅里的人们只是简单地觉得‘总算等到这一天啦’。”
黑白相间
布拉尔用纪录片展现的“地球上的共济会”，绝对是大英帝国的产物。正因如此，共济会中的帝国遗产也许是结束本章最恰当的话题。
2019年秋，我邀请一位到访的资深石匠在伦敦共济会会堂附近的餐厅共进午餐，向他讨教印度共济会的现状。巴拉特·V.埃普尔（Bharat V.Epur）浑身散发着一种源自内心的安详，不愧是一位在印度总会所多个高级职位上历练过的老会员，在那些职位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曾担任东印度地区的总会长。巴拉特出生于金奈（也就是帝国时代的马德拉斯），于1998年加入共济会。几年前他卖掉了自己的保险公司，现在周游世界，处理共济会在各地的事务。他还抽时间撰写了《企鹅印度问答集》。他认为共济会“多层次呈现了浓缩历代精华的智慧”。他认为其仪式不过是“业余戏剧表演”，源于西方经验，但它最深刻的真理则源于印度。
巴拉特对共济会推崇备至，但说到他家乡共济会的现状时，则给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估：“我们是得过且过。”与早期的印度总会所相比，如今的会所已无法再激发社会上对“顶级阶层”的兴趣，部分原因在于经费。印度会所建筑往往暴露出与当初帝国基础设施的不解渊源：会所建筑占用的土地是从铁路公司或军队长期租赁的。随着印度的发展，土地的价值暴增。长期租约到期后，兄弟们就面临着严峻挑战，若想续约，就得付出翻了很多倍的租金，否则就无法保留他们集体活动的场所。
招收不到新会员也是个大问题。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根本没时间参加会所的活动。那些受雇于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行业的人需要长时间工作，而且通常是按照美国或欧洲时间工作，他们的办公室远离共济会圣殿所在的老城中心。
印度共济会绝对不会受到不宽容这种事的困扰。印度总会所于1961年建立时，便推选出了一位穆斯林担任第一任总会长；最近担任过总会长的包括一个锡克教徒和一个帕西人；南方辖区总会所现任领导人是一个叙利亚基督徒。印度各地会所都承认至少5种圣典，其中包括《薄伽梵歌》《古兰经》《圣经》《古鲁·格兰特·沙哈卜》《阿维斯陀》。巴拉特甚至表示理解《母亲会所》的作者拉迪亚德·吉卜林当时的表现，说他的种族主义不过是“时代的反映”。事实上，印度总会所官方网站主页就并排展示着吉卜林与莫蒂拉尔·尼赫鲁的肖像，他们是安拉阿巴德时代的会内兄弟。
因此，至少在印度，英国共济会的作用基本是积极向上的。在其他地方，共济会会员为了克服历史阴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澳大利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第一批白人于1788年抵达后的数百年里，澳大利亚原住民遭受了非人待遇，其中之一是对原住民墓地的破坏，而在原住民部族眼中，墓地是他们与自然景观联系的关键纽带。有些原住民团体一直在积极争取确认并重新安葬祖先的遗骸。2002年大赦之后，共济会向墨尔本博物馆移交了大量但未记录在案的原住民骸骨，“通常是头盖骨和肱骨或股骨”。维多利亚州的会所曾多年在仪式上使用这些从原住民墓地里偷来的“死亡象征”。博物馆原住民咨询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听闻此事，无比惊骇。
这些材料被送来时未加任何说明，比如这些骸骨的来源或收集起来的缘由。我们的许多祖先被共济会抓在手里，这太可耻了！更可恶的是，他们说不清那些骸骨来自何处。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祖先来自哪里，我们怎么可能重新安葬他们？
难怪最近澳大利亚一位著名艺术家借着一件获奖画作，要求共济会解释它在殖民地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这件作品目前在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展示。达尼·梅勒（Danie Mellor）的画作《从仪礼到仪式》描绘了共济会会所内部场景及其相关的符号：立柱、黑白相间的地板、棺材和骷髅及交叉股骨图形。画面采用了与绘有中国世俗场景的蓝柳纹样陶瓷餐具一致的蓝色调。蓝柳纹样陶瓷餐具于18世纪晚期首次出产于英国，是当时帝国经济中的一种典型消费品，而这一时期也是共济会向全球扩张的时期。在蓝色底色的衬托下，用彩色绘制的澳大利亚特有动物，如考拉、袋鼠和红翅鹦鹉，显得十分突兀。圣殿地板的中央是幽灵般的原住民男子跳着仪式舞蹈。这幅画提醒我们在致命而贪婪的殖民地事业中，共济会如何讲述着一个庄严而和谐的封面故事。
然而，达尼·梅勒意识到了共济会的自相矛盾，他曾是共济会会员，还是原住民和欧洲血统的混血儿。他告诉我：“没错，共济会的确具有包容性，当我还是这个组织的一员时，我感觉我们对同属‘人类大家庭’的宽容和认可是真实可信的。”《从仪礼到仪式》描绘了西方共济会和澳大利亚本土文化之间脆弱的共同点，如将知识融于仪式之中，以及将死亡视为人类体验的核心。
澳大利亚共济会会员中也有一些原住民社区中的杰出人物，比如道格拉斯·尼科尔斯（Douglas Nicholls）爵士，他是澳式足球精英球员、社会活动家，并在1970年代中期当选南澳大利亚州州长。浏览一下当地的报纸就可以发现，尼科尔斯并非孤例。历史地看，共济会成员可能从世界不同文化中采撷了一些符号用于自己的仪式中，各地会所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们是文化对话的发源地。
共济会一向注重历史感。但正如我努力强调的那样，共济会会员经常将他们的全部历史一股脑地塞进一种美好的身份叙事当中。就拿达尼·梅勒来说，我相信如果他探索出另一种叙事方式，少一点共济会的和谐，多一点社会张力，或许会更接近共济会内在的价值观，也会让外界感觉更真实。共济会的过去就像会所的地板一样也是黑白相间的。
即使是我们这些从未梦想过加入共济会的人，也可以透过共济会的镜头审视历史，从中吸取教训。全球化和互联网正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和重塑人类的基本需求：社群。此时此刻，在我们追寻幸福生活的旅程中，或许有一种做法会大有裨益，那就是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诞生于全球化初期的社群形态如何在践行人类一些理想的过程中演绎出悲喜交加的故事。
致谢
我对《共济会四百年》一书怀有的最大希望之一，就是读者能够分享我在潜心研究它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些乐趣。乐趣也分先后，我最先感受到的就是有机会跟随共济会会员，走进我作为历史学家和作家全然不知的时代和地方。让好奇心带路，既能体验到刺激，也要冒一些风险。我确信，人们可以从这本书的缺陷中看出那些风险的迹象，而所有缺陷的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我只希望读者在指出我所犯的错误时，牢记我所冒的风险。然而，许多人帮助我发现了如此多的机会，也避免了如此多的弯路与陷阱，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慷慨相助，本书不可能顺利出版。我亏欠了以下共济会会员、学术界同事和新老朋友太多人情，我能做的也只是在有限的篇幅里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而这远不足以偿还他们的恩情。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应特别向两人致以感谢，他们比任何人做得都多，使我的研究得以顺利展开：伦敦共济会博物馆的马丁·谢里（Martin Cherry）和苏珊·斯内尔（Susan Snell）——他们是学者们梦寐以求的那种图书管理员/档案管理员。他们在共济会博物馆的同事、大英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都值得我特别致谢。
奥斯卡·阿莱恩 斯蒂芬·本内茨 托马斯·K.伯德
焦亚·阿万塔贾托 迈克尔·伯科维茨 罗杰·H.布拉德
佛朗哥·贝尼尼奥 斯特凡诺·比西 安德鲁·坎贝尔
阿莱西亚·坎迪托 吉姆·卡罗尔 乔治·卢卡斯
凯丽·尼科尔斯 奥利维亚·肖蒙 若泽·路易斯·埃尔南德斯·路易斯
加埃塔诺·帕奇 劳埃德·克里斯托弗 鲍勃·詹姆斯
萨尔沃·帕拉佐洛 凯瑟琳·克拉克 普鲁·詹姆斯
乔瓦尼·潘多尔福 肯恩·柯林斯 安迪·詹姆森
甘希亚姆·M.帕特尔 克劳迪奥·科尔多瓦 迪尔温·诺克斯
萨拉·彭妮 尼古拉斯·克朗克 鲁珀特·兰开斯特
萨德·彼得森 恩里科·达尔·拉戈 卡尔·莱维
克莱夫·普里德尔 西蒙·德尚 朱塞佩·隆巴尔多
雅姬·兰斯顿 巴拉特·V.埃普尔 奥利维亚·洛佩尔菲多
奥尔顿·G.朗德特里 托特·埃文斯 弗朗西斯科·鲁伊斯
阿德里安·弗莱明 朱塞佩·卢米亚 朱利叶斯·鲁伊斯
约翰·富特 马里奥·马里灿 伊万·斯科特
瓦希德·福斯达尔 朱塞佩·马维利亚 加金德拉·辛格
昆西·G.甘特 达尼·梅勒 西蒙·萨瑟顿
埃米利奥·金 彼得·梅勒 戴维·史蒂文森
克里斯蒂安·格舍尔 托马斯·R.梅特卡夫 马克·塔贝特
安德鲁·哈德菲尔德 拉多伊卡·米列维奇 道格·泰勒
里克·哈尔彭 吉列尔莫·米拉 贝妮代塔·托巴吉
杰西卡·L.哈兰-雅各布斯 卢西奥·莫利卡 法比奥·特鲁佐利洛
彼得·欣克斯 詹姆斯·R.摩根三世 詹姆斯·范齐尔
斯蒂芬·希奥特 布伦特·莫里斯 法比奥·文齐
斯蒂芬·卡特罗维茨 斯特凡诺·穆索利诺 加雷思·伍德
迪尔德丽·利斯克 弗洛里安·穆斯格努格
参考文献
为了让本书尽可能通俗易懂，我没有使用脚注或尾注。我们这些身为大学教授、有幸以阅读为生的人，太容易忘记许多人为了抽出时间阅读，尤其是阅读非小说类书籍，而付出的巨大努力。或许我们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来照顾一下这样的读者，那就是在写作时争取做到平铺直叙，不受太多参考文献的拖累，不必向晦涩难懂的学术辩论致意，并避免罗列学术盟友和对手的姓名。
尽管如此，脚注确实有许多用处，也蕴含着不少乐趣。以下注释权当不尽完美的脚注替代品。我希望它们至少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激发人们进一步阅读的兴趣，认可他人的研究成果给予我的帮助，表明我用来阐述和证实论点的资料出处，并充当一条线索，将人们引向我无暇顾及或未加详述的有趣议题。欢迎对我的资料感兴趣的学者通过电子邮件与我联系。
书中全部外语资料均由本人翻译，除非另有说明。
我使用了如下缩略词：AQC=Ars Quatuor Coronatorum（共济会研究资料年度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