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于1450年，作为来访的外国政要和贵族在里斯本的住宿地。16世纪成为异端裁判所的驻地。这座宫殿在1836年毁于大火。1842年到1846年，在其原址上修建玛丽亚二世国家剧院（Teatro Nacional D.Maria II）并保留至今。——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1743年3月14日，40岁的伦敦珠宝商约翰·库斯托先生刚走出里斯本的一家咖啡馆，就被人抓住，戴上手铐，塞进了一辆轻便马车里。不久之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欧洲最令人恐惧的建筑之一，那就是巍然矗立在罗西乌广场北端的异端裁判所神圣法庭葡萄牙总部——埃斯陶斯宫（Estaus Palace） 始建于1450年，作为来访的外国政要和贵族在里斯本的住宿地。16世纪成为异端裁判所的驻地。这座宫殿在1836年毁于大火。1842年到1846年，在其原址上修建玛丽亚二世国家剧院（Teatro Nacional D.Maria II）并保留至今。——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与此前被带到那里的数百名女巫、异教徒和犹太人一样，库斯托也被剃成光头，全身外衣尽除，仅剩亚麻布内衣遮体。他被关在地牢里，受到严密看管。这里严禁囚犯交谈，不得发出任何声响：一名大咳不止的囚犯禁不住一顿乱棒的打击，昏死了过去。这里的囚犯不得联系亲友，禁止携带个人物品，不准读书——甚至不能读《圣经》。这是为了确保神圣良知在发声时不受任何干扰，同时让囚犯可以无拘无束、充分地想象异端裁判所宣判和处决罪人或邪教徒仪式上将要施予他的恐怖情景。这一宣示宗教正义的壮观景象始于游街示众，并在祈祷、咒语和公开处决中达到高潮。处决的方式有两种：对那些在最后一刻皈依天主教的人施以仁慈的绞刑；对那些顽固不悔者，动用苦不堪言的火刑。
根据库斯托的描述，异端裁判员刚开始审问他时还表现出要从精神上予以救助的意味。尽管如此，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任何回答都是徒劳的。最终，他受到传唤，被人从牢房带到神圣法庭庭长面前，后者面无表情、冷冰冰地宣读了指控——
他公然违背教宗训诫，加入共济会，该会实为亵渎神明、鸡奸等诸多可憎罪行的复合体，其组织内部恪守不得违背的保密性及排斥妇女之规即为明证。此状确属对整个王国的极大冒犯，而库斯托拒绝向审判员供述共济会所举行集会之真实意图及其阴谋计划。更有甚者，他竟坚称共济会自身向善。有鉴于此，异端裁判所代诉人（proctor）要求，该囚犯可被依照最严重罪行予以起诉；并为实现此目的，冀望法庭行使其全部权力，不惜以酷刑相待。
库斯托被带到一座塔楼里一间正方形、没有窗户的小屋。屋门两边都塞着棉絮，以减弱室内的尖叫声。屋内唯一的光亮来自桌子上的两根蜡烛，坐在那里的法庭文书已准备好记录他的供词。一名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从阴影中回头看着他。
四个彪形大汉上来抓住他，把他紧绑在一个水平的架子上，并在他脖子上套上了一个铁项圈。他们在他双脚上系上绳圈，猛然用力将他的四肢拉直到最大限度。紧接着他们又用绳子捆住库斯托的四肢，每条胳膊和腿都各缠两圈，并由拷问者抓住穿过架子的绳头。库斯托觉得绑在身上的绳子越勒越紧，最后嵌入他的皮肉里。鲜血溅到了他身下的地板上。有人告诉他，如果他在这种折磨中死去，那只能怪他自己太顽固。在他的惨叫声中，审判员仍不停地向他发问。什么是共济会？它的宪章是什么？在聚会时都有哪些活动？最终，他晕了过去，被抬回地牢。
过了6周，裁判员们再次提审他，这次换了一种方式：他被施以可怕的吊刑（strappado）。这次库斯托直立着，双臂被刑讯者缓缓扭向背后，掌心朝外，直到双手的手背贴在一起。随后，他的胳膊被人慢慢向上拉起，直到肩关节脱臼，他开始口吐鲜血。他祈求上天赐予他忍耐的力量，与此同时，审判员们不停追问。共济会是宗教吗？为什么不吸纳女人？是因为你们都是鸡奸者吗？
刑讯结束后，医生给库斯托正骨。待身体恢复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一次遭受了酷刑折磨。这一次，他的躯体被锁链缠绕，手腕也被系上了铁链。滑轮把锁链拉得越来越紧，渐渐开始挤压他的内脏，使他的手腕和胳膊脱臼。共济会为什么要保密？你们在隐瞒什么？
库斯托告诉我们，他在埃斯陶斯宫的地牢里总共待了16个月，其间遭受了9次酷刑折磨，就这样一直熬到1744年6月21日，终于轮到他参加异端裁判法庭举行的宣判和处决仪式。当游街示众结束之后，他的8名狱友被执行火刑，活活烧死，而他侥幸活了下来，仅被判处了4年苦役，在桨帆船上做划桨的奴隶。这一判决带来的些许自由让他有机会联系到朋友，听说了他不幸遭遇的朋友找到英国政府出面交涉，这才让他获释。
库斯托于1744年12月15日回到伦敦，随即打算将这段经历诉诸笔端。在他刚刚动笔之际，1745年的“詹姆斯党叛乱”爆发了。“英俊王子”查理·斯图亚特（Bonnie Prince Charlie Stuart）在苏格兰高地竖起军旗，决意要夺回他作为天主教徒对曾属于他祖父之王位的继承权。詹姆斯党的军队长驱直入，打到了英格兰中心的德比市，让首都伦敦人心惶惶。尽管这场叛乱最终被粉碎，但它重新激起了公众对记录罗马教廷野蛮行径的读物的兴趣。《约翰·库斯托为共济会蒙难记》（The Sufferings of John Coustos for Free-Masonry）这本书，连同折磨过其作者的全套刑具的版画应运而生，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库斯托一夜之间成了名人。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到19世纪还在印刷发行。它将共济会及其“不容侵犯的秘密”殉道者的形象呈现在世人眼前。
只不过事实真相与库斯托的描述存在一些出入。两个多世纪之后，异端裁判所审讯他的记录被从里斯本档案中找出来，从中可以看出他确实供述了他原本要誓死保守的共济会秘密。置身于刑讯室并慑于异端裁判法庭最终判决和执行的可怕前景，他很明智地招认了一切。实际上，异端裁判官一开口问，他就毫无保留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他主动供认的举动并没有让他免于酷刑的折磨。葡萄牙的裁判官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动用酷刑，根本不需要找借口。他们给库斯托施了两次刑，每次持续时间刚好超过15分钟，就为了确保他说实话。但他从未被施以吊刑或用锁链缠绕躯体的某种无名酷刑。
还有一件事库斯托没有告诉读者，即假如里斯本的裁判官足够努力，他们就能找到公开出版的资料，从而得到他们想知道的内容，比如萨姆·普里查德（Sam Prichard）于1730年出版的小册子《共济会解析》（Masonry Dissected）。自共济会问世之后，各种揭秘的出版物也纷纷流传于世。因此，共济会的秘密从来都算不上什么秘密。
库斯托显然禁不住扮英雄的强烈诱惑。因此，一旦重获自由，他就开始篡改自己的经历，编造了一个流传久远的骗人故事：共济会会员是一些重大或危险真理的保有者，只有少数被选中的人才能接触到这些真理，他们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捍卫。
共济会“不容侵犯的秘密”具有难以捉摸且强大有力的特性，它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一直笼罩在共济会组织之上的魅力和猜疑。它激发忠诚，也招致麻烦。保密是一种游戏，库斯托和裁判官都身陷其中。然而，有一点我相信约翰·库斯托肯定也领悟到了，即对于共济会来说，秘密本身不如那些保守秘密的故事重要。保密性是理解共济会发展史的钥匙，掌握它，我们就能开启关于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丰富叙事的宝库。
库斯托真正供述的其实是涉及共济会会员生活核心的奇怪仪式，以及隐含其中的哲理。我们首先要学会鉴赏那些被明确列入保密范畴的仪式及其理念，然后才能真正探知共济会会员的内心。我会借助库斯托的供词，在本书第2章简述有关仪式的全部秘密以飨读者。然而，共济会的历史远不止于此。正如库斯托的故事所揭示的那样，在洞悉这些核心奥秘之前，我们需要想清楚，我们对于共济会的历史，以及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保密性，究竟怀有怎样一种期待。
当约翰·库斯托落入葡萄牙异端裁判所时，共济会这个有时被会员们称为“手艺会”（the Craft）的兄弟会的历史早已全面展开。在库斯托的时代，有关共济会的传说是将它的起源追溯至所罗门王神殿的建造者。如今，在大量学术调查工作的帮助下，人们认定它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开端比库斯托早了将近150年。本书第3章将描述它的起源。
当库斯托被捕时，共济会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是一个新生事物。经过一番无以尽述的密谋，该社团于1717年在伦敦采用了全新的组织形态和规则手册。此后不久，共济会取得了组织上的巨大成功，并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它是大不列颠在文化输出方面最成功的杰作之一，堪与网球、足球和高尔夫等运动项目媲美。它又借约翰·库斯托之手从伦敦移植到了法国和葡萄牙。我将在第4章返回到库斯托的时代，讲述作为本书接下来的主线，一个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的故事在伦敦的源头。
就共济会的本质而言，它自库斯托时代以后就一直没有改变：它是一个由男性且只有男性组成的团体，他们立誓结盟，共同遵行一种自我完善的方法。这种方法以仪式为核心，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进行，应用的符号代表道德品质。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符号源自石匠的工作，因而该组织也得名“自由石匠”，我们也将它与直角尺和圆规、围裙和手套等标志相关联。
假如共济会的故事仅此而已，它的历史将会变得寡然无趣。然而事实正相反，在保密性这个催化剂的作用下，它变得非同凡响和引人注目。首先，保密性犹如磁石般吸引了数百万人加入“手艺会”。在1743年的审讯中，库斯托解释说，在一定程度上保密性只是吸引新会员的诱饵：“保密自然会挑起人们的好奇心，它推动着众人成群结队地加入这个社团。”在新会员中当然也不乏一些卓越和善良的人，这也使得所有成员都为他们同门兄弟中的杰出人物感到骄傲。库斯托就宣称自己“非常荣幸能加入一个拥有多位基督教国王、品质高贵的王子和优秀人物的团体”。人们愿意跻身于“自由石匠”行列中，部分原因是这个专属团队的身份可以给一个人打上优秀品质的标记。保密性确保了排他性：获知了共济会秘密之后，无论是什么秘密，“手艺会自由石匠”就拥有了一种特权，使之与普通工匠区分开来。
库斯托时代之后，著名共济会会员的名单越来越长。这个“手艺会”总喜欢提请人们注意其成员中包括众多国家的缔造者：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莫蒂拉尔·尼赫鲁（Motilal Nehru）和乔治·华盛顿，其中华盛顿是在《约翰·库斯托为共济会蒙难记》出版6年后正式加入了共济会。另外，共有5位英格兰国王和包括华盛顿在内不少于14位美国总统成为共济会会员。共济会还以拥有众多知名作家而自豪，其中包括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危险的关系》（1782年）作者，皮埃尔·肖代洛·德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一人物的塑造者柯南道尔；以及德国文学巨匠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名列其中的还有一些著名作曲家，如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约瑟夫·海顿和让·西贝柳斯。共济会会员名单中的著名运动员则包括美国著名职业高尔夫球手阿诺德·帕尔默、加勒比地区板球巨人克莱夫·劳埃德、美国拳击手休格·雷·罗宾逊和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沙奎尔·奥尼尔。还有许多艺人，比如美国魔术师哈里·霍迪尼、英国喜剧演员彼得·塞勒斯、美国歌手及钢琴家纳塔·金·科尔和奥列佛·哈台。共济会会员中的企业家有汽车界的亨利·福特、洗涤剂先驱威廉·利弗和采矿业大亨塞西尔·罗兹等巨头。还有一些“自由石匠”在截然不同的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驰骋疆场的戴维·克罗克特和舞文弄墨的奥斯卡·王尔德，动画大师华特·迪士尼和政治巨人温斯顿·丘吉尔，登月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和西部先驱原名威廉·F.科迪的“水牛比尔”，银匠保罗·里维尔和歌手罗伊·罗杰斯，音乐家埃林顿公爵和军事家威灵顿公爵。
如今，英国有40万名共济会会员，美国有110万名，世界各地另有大约600万名。以前他们的人数还要更多。
如此众多的显赫人物，如此庞大的会员规模，足见保密性具有多么大的魔力，以及“手艺会”所拥有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许多著名的共济会会员将在本书各个章节中现身。他们的故事，以及每个人在共济会生活中展露的独特风格，无不令人心驰神往，但更令人着迷的还是共济会组织本身——一种将男性如亲兄弟般结为一体的形式，借着其内在神秘性所生成的强大影响力在全球蔓延并存续数百年。
“手艺会”被移植到哪里，它的影响力就会渗透到当地社会中。仅举一个例子：在不经意间，会所关起门来举行的一些私下活动，就将我们认为与现代 公共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观传播开来。“自由石匠”们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无外乎宗教和种族宽容、民主、世界主义，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远远超出了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启蒙运动价值观的范畴。在共济会帮助塑造我们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与光明相伴相生的还有大量黑暗，比如帝国主义和全球战争、国家和民族的建立和毁坏、独裁专制和宗教狂热。
这促使我想就拷问库斯托的异端审判官说一句话。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共济会的敌人是怎样看待“自由石匠”及其神神秘秘的表现的，这将帮助我们理解是什么让他们在18世纪的大多数人眼里都显得那么另类，又是什么让他们直到今天仍然与众不同，以及是什么让他们的历史值得被详细讲述。
1738年，以建造罗马特雷维喷泉（许愿池）而闻名的教宗克雷芒十二世发布教宗训谕（In eminenti apostolatus specula），明令查禁共济会，革除其全部会员的教籍，并责成异端裁判所深入追查它内部的运作方式。约翰·库斯托并不是这场追查行动中唯一的受害者。
教宗及其异端审判官有充分且紧迫的理由心生疑虑。共济会显然是宗教性的，且带有一些邪恶的色彩。人们很快得知，共济会专门给神起了一个名字：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它的成员祈祷，进行宗教宣誓，举行特定仪式。然而，他们声称自己的“手艺会”不是宗教。会员们说，共济会无意调停不同的神圣愿景，也不遵循某种特别的神学路线。事实上，正如库斯托与葡萄牙异端审判官们争辩时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兄弟会中，不允许谈论宗教话题”。这一禁令是为了防止兄弟之间起冲突，并避免惹麻烦。然而，在一个致力于垄断真理的教会眼里，“手艺会”所倡导的良心自由散发出异端邪说的臭味，也不足为奇。
共济会的英国渊源也使它令人起疑。它出自一个如此怪异的国家——拥有强势的议会、选举制度和报刊，这个出身注定让“自由石匠”们被视为外来的威胁。他们没准就是间谍。
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颠覆分子组成的全球性组织。不仅共济会的英国出身使它显得可疑，它表现出的国际性同样如此。共济会会员自视为世界公民，不是任何人的臣民。
共济会还吸收了形形色色的成员：技工、商人、律师、演员、犹太人，甚至古怪的非洲人。简直就是一个人类社会成员的大杂烩。但他们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门客群体，簇拥在一个强大的贵族领主门下获得庇护。虽然许多贵族参与其中，但他们似乎并不总能发号施令。实际上，根本弄不清楚是否有任何人在发号施令。对于那些认为社会等级是由万能的上帝决定的人来说，这确实令人担忧。
当然，共济会一直说他们不参与政治。但话说回来，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阴谋家都不会给你一个别的说法。在一个绝对君权属于常态的时代，很少有国家像我们可能知道的那样有开放的政治生活。无论是什么理由，拉帮结伙都构成了对既定秩序的潜在威胁。对于共济会的敌人来说，共济会禁止会众在会所中谈论政治的做法无关紧要，宗教团体都这样，这就够了。
所以在天主教会看来，共济会显然是危险的。这个兄弟会诡秘的行事方式加剧了人们的忧虑。约翰·库斯托声称他所在的兄弟会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议程，相反，“慈善和友情”构成了“这个社团的根基和灵魂”。石匠们至今还说着非常相似的话。里斯本的异端审判官反驳库斯托的话让人感觉就像是出自当代人之口：“假如这个‘自由石匠’社团真是如此光明磊落，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如此煞费苦心地隐藏秘密。”如今，共济会会员听到人们称他们的兄弟会是秘密团体时会大为恼火。“我们不是秘密社团，”他们反驳说，“我们不过是一个有秘密的社团。”这很难称得上盖棺论定般的反驳。一旦说出你有秘密，那么你无论表现得多么正直和开诚布公都不会让人真正放心：哪怕持一丝怀疑态度的人，都会认为你仍在隐瞒某些重要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梵蒂冈从未放弃其对“手艺会”从一开始就怀有的敌意，并仍然坚信它散布在各地的会所是滋养无神论的恶毒巢穴。
又译为“光照派”。
共济会的仇敌们常常显露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阴谋论。我们认为它是出于对共济会的恐惧而编造出来的。自19世纪初以来，有关共济会阴谋的传说一直流传于世，从似是而非到离奇诡异，总之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传闻。诸如共济会毒害了莫扎特；开膛手杰克是共济会会员，共济会掩盖了他的行踪；共济会会员策划了法国大革命、意大利统一、奥斯曼帝国解体和俄国革命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互联网上充斥着探讨“光明会”（Illuminati） 又译为“光照派”。的网站。作为共济会的一个分支，光明会成员订立了神秘盟约，要努力实施一项统治世界的邪恶计划；U2乐队主唱博诺（保罗·大卫·休森）、比尔·盖茨和说唱歌手杰伊·Z（肖恩·科里·卡特）等皆名列其中。
其中一些迷思是无害的，它们很像青少年互相讲述的“我简直无法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鬼故事，只是让大家吓得一哆嗦而已。有些则非常危险。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怀疑共济会搞阴谋，因此杀害了数千人。伊斯兰世界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济会传统。
共济会会员在入会时宣誓保持沉默，不向外界透露本会秘密，这构成了阴谋论无限发挥的全部条件。共济会的秘密犹如一口井，只有打井人知道它有多深。我们其余的人只能任由目光沿着井壁向下窥视，想象着井里的状况。就在我们从井口处凝视水面，推测下面可能潜伏着什么的时候，黢黑的水面将我们的焦虑反射回来，除此一无所获。归根结底，这就是为什么共济会的每一步动向都会引发人们的误解、怀疑和敌意。因此，在梳理共济会的历史时，如果不同时描述它的仇敌，那就不是完整的共济会历史。
“石匠们”是一个古老传统的继承者。如果你问他们中的任何一员，他都会告诉你一些共济会的历史。许多人认为历史研究是他们加深理解“手艺会”谜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直到最近，共济会会员仍坚持将他们的历史视为机密——仅限于会内兄弟们了解的事。非会员不得进入总会所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后来，也不过就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前，聪慧过人的会员们意识到共济会的历史太重要了，不能成为创始人的专属财产。因为共济会在塑造我们的世界方面发挥了作用，它的历史属于我们所有人。如今，非共济会会员的史学家经常在总会所档案馆中现身。他们的工作既是对共济会杰出史学家所做努力的补充，也提出了挑战，同时还绘制出了一个令人兴奋和不断拓展的调查领域。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上述一些研究成果呈献给更多的读者。
共济会会员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使得他们的研究实际上更多偏向身份叙事：他们的目标与其说是挖掘历史真相，倒不如说是为了提振会内兄弟们的团队精神。约翰·库斯托所作《约翰·库斯托为共济会蒙难记》是许多共济会叙事的典范，因它描绘了一幅黑白分明的画面，凸显出宽容、睿智和兄弟之爱的行会传统与愤怒、不可理喻的反共济会之力之间的鲜明对比。
共济会本应是一个体现慈善、友情、道德和心灵提升的团体，它的确也是这么做的。该团体有一条规定，倘若想要入会的兄弟动机不纯，比如想借机获得职业提升的机会或谋求其他个人利益，他将会被拒之门外。这样的规则自有其不容轻视的权威，但把它们当作掩饰卑鄙目的的幌子，就不免显得过于自负和偏狭了。假如史学家无视这个行会中所蕴含的更高尚的原动力，那么他最终呈现给世人的无非是一管之见。
然而，就共济会会员本身而言，他们过于内敛，鲜有提及该会历史上一个不容否认的重要主题：人际关系。与其他人一样，共济会会员也会与人建立联系。在适当的情况下，共济会会所可以成为发展人际关系的好地方，建立联系的理由当然也是五花八门、有好有坏的。我要在这里为共济会说一句好话。例如，在英国，男性的圈子大多会吸引背景相似的人：一所著名私校的同学，或一群志趣相投的酒馆酒友。与那些圈子一样，共济会也将女性排除在外。但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至少是各个社会阶层中更具代表性的人物。会员们会指出，他们在仪式上戴手套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让兄弟们无法区分公爵的手和清洁工的手。即便如此，会所有时也会沦为裙带关系甚至阴暗密谋的温床。并非所有涉及共济会的阴谋论和对其行为不轨的怀疑都是胡说八道或毫无道理。此外，共济会的理念——由神话、仪式和保守秘密打造的男性伙伴关系的模板，从一开始就被证明具有传染性，并且超出了会员们的控制能力：它以无数不同的方式被采用，被改造，被合理使用，也被滥用。西西里黑手党和三K党共享着该行会DNA链条中的重要部分。
我写这本书的动力之一是我想要冲破共济会身份叙事，或者不分青红皂白怀疑一切的人，执意纠缠共济会会员互惠互利之举的困囿，从而反映出五彩斑斓和层次丰富的人类经验。我不愿居高临下地纵览共济会波诡云谲、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而是选择潜入世界史上特别重要的时间和地点，沉浸其中，细细品味它们富有变化的质感。我遵循的首要原则是认定共济会从未能使自己与世隔绝。共济会是在17和18世纪英国那种特殊环境下被打造成型的，它经受了后世环境的锤炼，在适应新情况的同时保持了自身可辨识的特性。让我感兴趣的是共济会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互动。共济会协助造就了现代人，尤其在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社团主义倾向方面。至于女性，我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话要说。（这同样适用于那些被异端裁判称为“鸡奸者”的群体。）
我们的好奇心连绵不绝。会所聚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到底有什么要隐瞒的？说到共济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里斯本的异端裁判有共同之处。除了对鸡奸的疑问以外，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想要问的。当今的互联网已经把共济会的秘密揭了个底朝天。然而，我们这些非会员似乎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总是听说有人在拍一部新的电视纪录片，信誓旦旦地宣称这部片子将曝光前所未有的发现，直击共济会最隐秘之处。揭秘共济会的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炉，似乎永远不会枯竭。
共济会的隐秘比任何人揭露出来的都要丰富。它更复杂，更微妙，而且我恰好认为，调查研究的过程更有趣。它有许多模式，与形形色色的迷思和误解交织且纠缠在一起，最终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它的核心之中，正如约翰·库斯托坦白的那样，深藏着一出在一座神殿门口上演的庄严戏剧，它的场景设定在时空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