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在鹅和烤架酒馆的招牌处
封顶
1708年10月26日，一小群人攀上搭在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周边脚手架最上层的木板，教堂圆顶上刚刚覆盖了一层产自德比郡的优质铅板。稍做喘息之后，他们便开始放眼四望，尽情欣赏眼前美好的景色。
从大教堂西侧双塔处眺望，可见温莎城堡矗立在美丽的风景中。向北望去，人们可以看到汉普斯特德（Hampstead）和海格特（Highgate）郁郁葱葱的小山丘。放眼向东，他们的视线可以一直延伸至海边，蜿蜒曲折的泰晤士河尽收眼底，他们可以看到泰晤士河上挤满了各种商船和驳船，给伦敦人带来了波士顿、巴巴多斯和孟加拉的财富。在这个高度，人们已听不到大教堂周围街道的喧嚣，但伦敦特有的煤烟气味仍然钻进大家的鼻孔。事实上，在视野范围内，在开阔田野的尽头，各种建筑物兀然出现——在西边的皮卡迪利（Piccadilly）和东边的白教堂一带，煤烟会遮挡很大一部分视野。尽管如此，教堂的尖顶和塔楼仍顽强地从煤烟中显露出来。这些人对那些建筑的了解程度就如他们对自家孩子的面孔一样。这个是舰队街上的圣布赖德教堂，它有着柔美的宝塔造型。那个是曲巷（Crooked Lane）里圆柱尖塔的圣迈克尔教堂，它有着曲线优雅的弧形扶壁。还有保罗码头的圣贝尼特教堂，那是肯定不会被人认错的，这座石砌墙角的红砖建筑，拥有一个优雅的圆顶和灯笼造型的顶部。每一座教堂都是崭新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座都是对上帝荣耀的高贵见证，是对聚集在高高脚手架上人们的精湛技艺的见证，更是对1666年伦敦大火劫难之后人们努力复兴这座城市的岁月的见证。
现代共济会诞生之际，从南面看到的圣保罗大教堂和出自雷恩之手的各个教堂
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作为此次伦敦重建的灵魂人物，是圣保罗大教堂以及为这座城市增光添彩的51座新教堂的总建筑师。那天，雷恩爵士也来到了圣保罗大教堂。然而，76岁的他已不能登高，只好在下面等着，由他儿子带领的一群人举行了大教堂的封顶仪式。那是短暂但庄严的时刻，最后一块石头被放入大教堂穹顶之上的灯笼里。
最后一块石材就位之后，人们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由此成为史上首位全程监管了大教堂建造工程的建筑师，还因为除了雷恩自家以外，多个家庭都与全新的圣保罗大教堂结下了不解情缘，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能讲述一段令人感慨的故事。1675年6月大教堂项目奠基时，雷恩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只有4个月大。33年后，当初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已成长为他父亲的得力助手，无愧于主持封顶仪式的荣誉。1675年，出席奠基仪式的还有深得雷恩信任的石匠大师托马斯·斯特朗（Thomas Strong）。斯特朗去世后，他的弟弟爱德华顺利接替了他，现在参加了封顶仪式。站在爱德华·斯特朗旁边的是他儿子，也叫爱德华，他是小克里斯托弗·雷恩的知心朋友。小爱德华·斯特朗负责建造了他们正在收尾的大灯笼造型。
然而，那天登上穹顶上方脚手架的诸位并非纯粹因为亲情、友情乃至一代人的共同努力而聚集一处。雷恩家族的一份回忆录为后人记述了这一时刻，并清楚地表明，当时参加封顶仪式的那群人其实都是兄弟会成员：“测量师之子克里斯托弗·雷恩在大灯笼造型的最高点安放了最后一块石头，他受父亲委托，在负责实施这项工程的杰出工匠斯特朗先生、他的儿子和其他自由和被接受的石匠的见证下，完成了这一工作。”“自由和被接受的石匠”。看到没有？斯特朗全家都是接受会成员。当老爱德华·斯特朗于1724年去世时，一份周报称他为“英格兰资历最深厚的石匠和自由石匠之一”。第二年，斯特朗的儿子小爱德华的名字出现于在格林尼治集会的一个石匠会所的成员名单上。
克里斯托弗·雷恩父子也都是“被接受的石匠”。克里斯托弗爵士于1691年5月18日“被接受的石匠兄弟会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被“接受为兄弟”。在雷恩去世后，多家报纸在悼词中都称他为“自由石匠”，鉴于这位伟人肯定不是职业石匠，这就只能意味着他是“接受会”的一员。小克里斯托弗·雷恩的会员身份确切无疑：他将在1729年担任他所在石匠会所的会长。
就我们所知，另有一些“被接受的石匠”参与了伦敦的重建。托马斯·怀斯（Thomas Wise，1618～1685年）是执业石匠大师，他承接了圣保罗大教堂的一些前期工程；众所周知，他在1682年主持了一次接受会会议。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1700年）是一名“被接受的石匠”，他承包了多个由雷恩负责的伦敦城教堂的建筑工程，其中包括位于伦巴第街的圣维达斯（St Vedast’s）教堂、圣玛莉里波（St Mary-le-Bow）教堂和万圣（All Hallows）教堂。
作为建筑师，雷恩父子与大师级建造者们关系密切，而后者是接受会的中坚力量。除了雷恩父子，另有一些与建筑行业根本不沾边的公众人物获准加入了接受会。1708年，即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封顶仪式那年，伦敦生活的一个记录者将接受会称为“许多贵族和绅士参加的兄弟会”。
伦敦的接受会起初是作为伦敦石匠联合体（London Company of Masons）的分部运作的：在最早追溯到1630年的行会档案中鲜见它的记录。伦敦石匠联合体是为数不多的石匠行会之一，成立于14世纪中期，并于1481年被授予穿戴行会制服的权利。但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专为建筑行业内的精英们开设的俱乐部，不向普通工匠开放。伦敦接受会的会员资格只能通过邀请才能获得且入会费也很高，加入伦敦工匠行会的花费本就够高的了，再加入这个会中会要付出两倍于前者的代价。专门研究共济会早期历史的一位史学大家曾形容接受会是“伦敦行会内部的一个专属单元”。在17世纪末，接受会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组织。
因此可以说，伦敦“被接受的石匠”是精英中的精英——斯特朗一家很可能是这个小圈子里的。老爱德华从他的石匠父亲那里继承了分布在两个郡的采石场。除了来自家传采石场的收入之外，斯特朗一家还能获得一笔数额相当可观的工程费，他们是圣保罗大教堂和雷恩设计的教堂的部分工程的主要承包商，并为实施这些工程组建了人数众多的石匠团队。他们还承建了许多其他著名的项目，包括皇家海军医院、格林尼治、布莱尼姆宫，也就是位于牛津郡的丘吉尔庄园。斯特朗家财力雄厚：因为政府常常拖欠承包款，他们经常不得不自掏腰包，预付巨额人员工资和工程材料费用。他们甚至一度贷款给政府，以确保圣保罗大教堂的修建工程能持续下去。老爱德华·斯特朗还参与了房产投机，他在临终之际将几处乡间别墅遗赠给儿子。简言之，斯特朗一家根本就不像是共济会传说中身世卑微的中世纪工匠，他们和接受会的其他成员都借着伦敦大火后流入重建英格兰首都的巨额公共资金发了大财。
圣保罗大教堂的封顶仪式标志着伦敦重建和资金流入势头的结束。实际上，重建资金的大头来自政府征收的煤炭税，正是这种燃料的烟雾遮住了圣保罗大教堂穹顶上的视野。政府对煤炭征收的3种税中的最后一种于1716年9月到期，到了次年年初重建预算就耗尽了。伦敦市的重建工程也已完成。
伦敦的接受会无疑具有排外性且地位显赫，但它在外的名声并不大。伦敦重建的结束触发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这些事件将使接受会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社团。
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不仅是个天才，还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大好人。他性情温和，忠于朋友，工作认真负责，完全没有沾染腐败的恶习——在18世纪的英格兰，这简直可以与基督教圣人比肩了。人们完全有理由将他描绘成共济会理想的化身。但雷恩爵士已经上了年纪，已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并且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易于惹祸上身的目标。1718年4月，雷恩爵士被解除了皇家测量师之职，一直以来他担任的这个职务更像是一种荣誉称号，以表彰他毕生取得的成就。取代他的那个人是个政治上有企图心的官吏，此人一上任便着手报复雷恩，指控他管理不善。
雷恩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煤炭税已经消耗殆尽，更严重的是，他在那个时代的重大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英国历史中，宗教问题以及议会和君主制之间的关系是各方争执的两大焦点，这一点从1688～1699年的“光荣革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与他的天主教妻子生下了一个天主教男性继承人，他还梦想着效仿天主教欧洲的专制主义享有神赐的绝对权威。所以，在光荣革命中，憎恶天主教和专制王权的一派推举詹姆斯的女儿玛丽及其荷兰丈夫威廉登上王位，玛丽和威廉均是新教信徒。从那时起，国王和女王要想保有权力，就必须事先征得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批准。然而，即使在光荣革命之后，同样的宗教和政治问题依旧阴魂不散，具体表现为托利党（Tories）和辉格党（Whigs）之间的斗争。
托利党是王权和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hurch）的支持者。保守主义的托利党甚至走到了支持天主教和詹姆斯党人的地步，筹划着让在光荣革命中被废黜的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儿子夺回王位。在光荣革命后的数十年里，詹姆斯党人发动的叛乱此起彼伏。
相比之下，辉格党则是君主立宪政体的支持者，主张君权必须受到议会的约束，并赞同在新教君主主持下的英国国教体制中实行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
1714年，无继承人的安妮女王去世，这将两党之间的斗争推向了危急关头。安妮是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宗教上是保守的圣公会教徒，政治上是托利党人。唯一看似合理的新教继承人是德国汉诺威的选帝侯乔治，他是路德宗信徒，政治立场基本上偏向辉格党。于是，选帝侯以乔治一世的名号登上了英国王位，并开启了汉诺威王朝。辉格党人随后便展开了肆无忌惮的夺权活动。他们将占据了具有影响力职位的托利党人从行政机构、专业领域、军队、大学和教会逐一清除。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遭到攻击是因为他是著名的保守党人：他的家族效忠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内战前他父亲为查理一世效力的时候。接替他职位的官吏则是辉格党人。对雷恩的指控一年后被驳回，他的继任者因无能和腐败而被撤职。但这件事足以证明，无论这位建筑师多么杰出，多么德高望重，他在政治斗争中也是不堪一击的。
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权力平衡的巨大变化，以及伦敦重建的结束，终止了托利党对伦敦接受会的庇护，正是这种关系使得伦敦接受会的建筑承包商们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变得如此富有。该轮到辉格党掌控大局，把接受会纳入他们的羽翼之下了。
德萨居利耶博士
鹅和烤架酒馆坐落在圣保罗教堂庭院街，在这条位于大教堂南侧的街上，聚集着众多酒馆和书店，早在伦敦大火发生之前，此处就已经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心了。鹅和烤架酒馆与“自由和被接受的石匠”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渊源。虽然缺乏书面记录为证，但很可能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就是于1691年在这里被“接受”的。
1717年6月24日，即施洗者圣约翰节那天，来自4个不同石匠会所的成员在鹅和烤架酒馆聚会。每个会所以其成员聚集的酒馆命名：德鲁里巷（Drury Lane）附近帕克巷（Parker’s Lane）的“皇冠”、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查尔斯街的“苹果树”、威斯敏斯特海峡街（Channel Row）的“大酒杯和葡萄”，还有“鹅和烤架”酒馆。
这次会谈的主题是选举一个名为安东尼·塞尔（Anthony Sayer）的普通绅士书商出任行会的新设职位：总会长。这个会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此后，一个总会所横空出世，声称有权决定和实施整个兄弟会的规则。现代共济会将1717年的那一天视为自己的诞生日；2017年，世界各地的共济会兄弟们庆祝了300周年纪念日。
在鹅和烤架酒馆举行的会议是这个行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我们对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知之甚少，令人迷惑不解。它没有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痕迹：鹅和烤架酒馆以及另外3个创始会所聚会的酒馆也早已被拆除。更蹊跷的是，通常会一丝不苟地记录自身活动的会员们，却在当时没有做任何会议记录。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有人试图掩盖真相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1717年至1723年是共济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但也是迷雾重重的时期。它值得被放在历史显微镜下仔细观察。
就在伦敦城重建资金耗尽，辉格党东山再起之际，后来众所周知的总会所诞生了。创建总会所的人都心怀远大理想，具有令人敬仰的社交能力，而且都是辉格党人。从他们中一位核心人物的素描肖像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人就是鹅和烤架酒馆会议的真正操办者：约翰·西奥菲勒斯·德萨居利耶（John Theophilus Desaguliers）博士。
德萨居利耶博士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塑造了这个行会的历史、仪式和价值观，并一直延续至今。他不只是总会所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还将教育讲座引入会所聚会，并帮助建立了总会所附属的慈善机构。他周游四方，帮助这个行会在欧洲大陆开枝散叶。
像包括约翰·库斯托在内的许多早期石匠一样，德萨居利耶出身于一个法国新教难民家庭——他的父亲是胡格诺派教徒。与许多胡格诺派教徒一样，其实也和许多移民一样，德萨居利耶雄心勃勃，奋发图强，渴望融入主流社会当中。尽管早年生活环境艰苦，他还是上了牛津大学，并开始从事神职工作。但是对德萨居利耶来说，神职工作似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因冗长乏味的布道而声名欠佳。
他同时还从事着一种集科学家、公共讲师和表演者身份于一身的工作，这才是他真正兴趣所在。作为牛津大学的学生，他被艾萨克·牛顿爵士迷住了，开始满怀热情地做一些引人注目的实验以验证牛顿的理论。在启蒙运动时期的英格兰，尤其是在伦敦，愿意出高价欣赏这种演示的人不少。多亏了牛顿，德萨居利耶博士不需要按惯例支付会员费，而是应邀加入了皇家学会，在那里平民和贵族共同追求科学知识，并同享随之而来的显赫地位。德萨居利耶甚至被雇来筹办实验。他将成为牛顿的主要演示者，以及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的首席公共讲师。1717年，鹅和烤架酒馆会议的那一年，“头脑聪颖的德萨居利耶先生”应邀去乔治国王面前展示他的实验。这是他首次参与由王室主办的这类活动，随后他又多次出入宫廷，并得到了十分可观的酬劳。德萨居利耶的生意越做越大，还以工程顾问的身份替人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酿造啤酒、给煤矿排水、组织烟火表演以及维修下议院建筑物上的烟囱等。
多才多艺的约翰·德萨居利耶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大部分要归功于他具备的一种特殊才能，那就是他擅于结交有影响力的辉格党朋友。1716年，他应邀充当詹姆斯·布里奇斯（James Brydges）的专职牧师，后者不久后就成为钱多斯公爵一世（1st Duke of Chandos），这位辉格党大人物的支持对他事业的发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人脉从此得以迅速扩展，并深入到科学家及其贵族赞助人的圈子里。他取得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他在1720年代设法找来不少大人物充当自己孩子的教父教母，其中除了艾萨克·牛顿爵士，还有卡纳封侯爵（the Marquis of Carnarvon）和麦克尔斯菲尔德伯爵（the Earl of Macclesfield），前者是尚多斯公爵在世的长子，后者则是一位极其富有的辉格党朝臣和大法官，后来因收受巨额贿赂而被起诉。对于像德萨居利耶这样的难民的儿子来说，能攀上如此高枝令人刮目相看。
约翰·西奥菲勒斯·德萨居利耶（1683～1744年）
（图片下方的说明涉及炫耀他与钱多斯公爵相识的内容）
德萨居利耶以广泛交友和自我推销为生。共济会是他个人策略的一部分。在一个权力和财富仍然高度集中在拥有土地和头衔的人手中的社会里，那些想要提升自己的人别无选择，只能结交拥有社会影响力的朋友。因此，我们不应以为德萨居利耶如此渴求人际关系网，以至于他和许多其他像他一样的行会成员对共济会的价值观缺乏诚意。事实上，他对行会的重视程度近乎病态。他利用自己在总会所中掌握的权力，消除了一些会所举行仪式时不够严肃的倾向：在1690年代的一份手稿中，他谈到入会候选人会被“1000种令人厌恶的姿势和鬼脸”恐吓。在德萨居利耶之后，共济会的运作方式变得更加庄重。
崇尚科学的德萨居利耶博士竟会迷上共济会这种充斥着原始信仰的兄弟会，我们对此也不应感到奇怪。当然，他进行了著名的实验来戳穿诸如永动机之类的愚蠢神话。然而，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科学和迷信之间的界限远未清晰划定的时代。艾萨克·牛顿爵士本人就相信炼金术可以找到魔法石和长生不老药；虽然这位伟人并非“被接受的石匠”，但他仔细研究了所罗门神殿的设计，试图从中琢磨出古老的真理。
对德萨居利耶来说，共济会与他的个人抱负、政治观点和求知激情完全契合。他与那些代表辉格党政权最糟糕一面，权欲熏心的官吏完全不同。他打造的共济会汲取了辉格党哲学中稀有的高雅养分：他甚至赋诗一首，将牛顿系统、共济会符号和汉诺威王室融为一体，呈现出一幅天下大同的愿景。但是德萨居利耶的政治活动在总会所的形成中仍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总会所的创建以及随后共济会迅速扩张的过程中，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辉格党人与他在幕后结盟，尤其是两个群体。其中之一是伦敦皇家学会的自然哲学家们。从1714年到1747年，皇家学会的秘书全是共济会会员。二是辉格党共济会会员占多数的地方治安官群体。他们负责维护伦敦的社会秩序，同时还要履行另外一些职责，如为酒馆发放营业许可证。正如一位熟谙早期共济会关系网发展的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许多伦敦共济会会员正是辉格党政府最喜欢的人，他们循规蹈矩并坚守维持现状的立场，由他们充当治安官再合适不过了”。在辉格党掌权的伦敦，作为对政治忠诚的回报，共济会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途径，使他们能获得与建筑业毫无关联的声望和影响力。辉格党入局的直接影响是最终打断了“劳力者”和“劳心者”，即职业石匠与自由石匠之间的纽带。
1711年，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成立以帮助英国政府解决因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欠下的高达1000万英镑债务。作为回报，公司获得英国对南美洲及太平洋群岛地区的贸易垄断权，而这两个地区在当时被坊间视为商机无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因而受到热捧。1720年春天到秋天，投资狂潮引发的股价暴涨和暴跌最终失控，导致金融领域的大混乱。
1717年在鹅和烤架酒馆召开了标志着共济会正式形成的重大会议之后，共济会的方方面面便被打上了辉格党权威的烙印。但是该行会的后续历史也被一场几乎导致辉格党政权垮台的危机影响。乔治一世加冕后，留给辉格党夺权的时间窗口转瞬即逝。1720年，“南海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 1711年，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成立以帮助英国政府解决因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而欠下的高达1000万英镑债务。作为回报，公司获得英国对南美洲及太平洋群岛地区的贸易垄断权，而这两个地区在当时被坊间视为商机无限，公司发行的股票因而受到热捧。1720年春天到秋天，投资狂潮引发的股价暴涨和暴跌最终失控，导致金融领域的大混乱。的灾难性事件充分暴露了政体的虚弱。整个精英阶层，包括辉格党和托利党，都与助长南海公司股价暴涨的欺诈和腐败有牵连，其中大多数人在泡沫破裂时都遭受了惨重损失。一夜之间，挽救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各方优先考虑的政治事务。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以辉格党内温和派首领的角色提出了一项应对危机的方案，防止国内经济体系全面崩溃。此后，沃波尔还将统领一个官官相护与腐败程度空前严重的政治体制，执政时间长达20多年。如今，人们普遍认定他为第一位英国首相。
从沃波尔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手艺会在某种程度上涉足了这一系列事件。尽管无法查明确切日期，但可以确认沃波尔最迟在1731年即已入会，成了自由石匠。自由和被接受的石匠之间，就像整个英国政界表现出的状态一样，南海泡沫破灭令极度恐慌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捐弃前嫌，握手言和。辉格党仍然主政，但他们的态度谦逊了许多。共济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内部和平，需要将自己与辉格党政权紧紧绑在一起。1721年，德萨居利耶仰仗自己的人脉，招募了辉格党内部人士、皇家学会成员蒙塔古公爵，使之成为共济会第一位贵族出身的总会长。
在德萨居利耶的推动下，蒙塔古公爵后来下令，以加强辉格党总会所权威为基调编写一部石匠守则。这部手册还要包含共济会组织的官定历史——以此隐藏涉及总会所成立内情并会引发政治纠纷的任何内容，其中包括在鹅和烤架酒馆会议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
和谐与历史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Containing the History，Charges，Regulations &c.of that Most Ancient and Right Worshipful Fraternity，以下简称《共济会宪章》。
到目前为止，共济会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文献就是《共济会宪章——内含最古老、最正宗、最尊贵的兄弟会之渊源、戒律、法规等》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Containing the History，Charges，Regulations &c.of that Most Ancient and Right Worshipful Fraternity，以下简称《共济会宪章》。。该文献首次出版于1723年，而当它于1738年修订再版时，共济会，以及后来居上的总会，已颇具规模。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自由石匠之戒条”：这是一部让共济会成长为如今模样的指南。《共济会宪章》还针对会所的运作方式制定了一些新法规，其用意明显是为了帮助确立总会所的主导地位。例如，其中一条规定：任何未经授权自行设立会所的人都将被视为“反叛者”。此外，还有一些更传统的基本守则，这些通常被会员们称为他们历史传承的既成原则。我们已经在别处了解到了不少这类既成原则，比如在约翰·库斯托的供词中，以及至今还在入会仪式上予以解释的戒律。共济会会员必须尊重当权者，并保守兄弟会的秘密。所有会员都是平等的：明文规定“众兄弟一律平等”。他们必须奉行宗教和种族宽容准则：“我们不分民族、方言、家族和语言。”他们不可以是“愚蠢的无神论者”，也不会因信仰的不同而起纷争，因为他们全都信奉“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宗教不在会所讨论的话题之内。女人不能入会，缺乏人身自由的人，也就是“奴隶”，也不能入会。（随着共济会的发展，这条禁令会给它带来很多麻烦。）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共济会会员必须坚决抵制任何拉帮结派的活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鉴于总会所成立的背景，这条禁令显得有些虚伪。
除了既成原则以外，《共济会宪章》还包含了这个兄弟会的历史，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就像中世纪石匠的《老律令》一样离谱，而后者又恰恰是它的主要素材来源之一。《共济会宪章》的扉页上注明它于1723年，也就是共济会纪元5723年出版。共济会对自身在永恒秩序中所处的地位如此自信，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种智慧的守护者，而这种智慧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的世界之初。因此，共济会的历史始于世上第一人：亚当一定是“心上铭刻着石匠技能”的一个人，因为他教导了儿子该隐，而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市——因此他肯定是一名石匠。亚当的直系男性后裔诺亚也是一名石匠，因为尽管他的方舟是由木头而不是石头制成的，但它“肯定是基于几何学并依据石匠技法制作的”。古代以色列人被掳至埃及期间学会了这门手艺，他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石匠王国，在他们的大师摩西的带领下，得到了很好的指导。在荒野中他经常安排他们进入一间普通小屋”。历史画卷就如此轻松活泼地展开了。在18世纪早期，这种历史写作风格没有任何异常之处。这个借用了时间错位的伎俩遵循的原则十分简单：史上任何人，只要建造了稍有些纪念意义的东西，这个人就会被划入共济会会员的行列。例如，古罗马帝国开国皇帝屋大维被“合理地认为”是“罗马会所的总会长”。很自然地，这种人为编纂的共济会传统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将建造耶路撒冷所罗门神殿当作自身的历史，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共济会宪章》中的《历史篇》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不过是兄弟般和谐相处的石匠们个人事迹的罗列。《历史篇》中只有个别段落暴露出它偏向辉格党的意图，尤其是涉及托利党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身处困境时期的那些段落。
这部文献的1723年原版确实数次提到了雷恩。但鉴于早期的共济会会员对英国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及其在共济会传统中的地位非常自豪，而且雷恩是一位完全主导英国建筑领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有关他的描述就显得十分简短、勉强。它连承认雷恩是行会成员这一点都没做到，这说明辉格党主导的共济会根本不想把他当作自己人。
1738年再版时，有关雷恩的内容更详尽，但也更具贬低倾向。诚然，在这个版本中，雷恩在优秀建筑师的名人堂中占据了应有的一席之地。他的自由石匠身份也得到了认可，称他在1666年担任共济会副总会长，并在数年后出任总会长。（上述日期和头衔可能毫无意义，因为这部宪章把从奥古斯都到国王查理一世的每个人都称为总会长。）但在描述1717年总会所成立一事时，1738年版有多处宣称，伦敦的几个会所被迫在鹅和烤架酒馆会议上采取主动，因为他们觉得雷恩“忽视”他们。也有人声称，从1708年他儿子在圣保罗大教堂放上最后一块石头的那一刻起，身为总会长的雷恩就开始心不在焉，玩忽职守。
在由《共济会宪章》绘就的共济会和平与和谐的世界里，“玩忽职守”恐怕是用来批评会内兄弟最严厉的措辞了。这个评价丝毫没有考虑到雷恩的年龄和虚弱的身体：当精神石匠代表们在鹅和烤架酒馆开会时，他已将近85岁，并在《共济会宪章》首次出版那年去世。而在它的第二版问世时，总会所已经安全地建立起来了，此时雷恩已经去世15年，但他与保守党的联系仍然让他遭到中伤。
种种迹象表明，整件事十分蹊跷，幕后一定大有文章，而在编撰历史时借题发挥，顺便抨击雷恩的做法只是这部文献的一个可疑之处。它提到在共济会近代的不同时期发生过重要历史文献遭毁坏的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720年，即南海泡沫危机的那一年，“在一些秘密会所，有关兄弟会及其会所、条例、律令、机密和做法……价值连城的手稿（尚未正式出版）被谨小慎微的兄弟们在匆忙之间全部烧毁”。这种现象实在令人费解，对这种清除历史记录之举的唯一解释就是“害怕被人发现”和防止它们落入“陌生人之手”。很显然，有人想抹去过去发生的一些事，而《共济会宪章》在记述这段时也只是一笔带过，无意深究个中原因。
春秋笔法并不局限于此。从我迄今汇总的情况来看，《共济会宪章》的历史部分对一些史实只字不提。例如，1723年版本甚至没有提及1717年在鹅和烤架酒馆举行的重要会议。而1738年版本只是简单介绍了那次会议及其在总会所的创立中所起的作用。但它除了告诉我们会议已经召开，并列明4个参会会所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内容。因此，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当天那个酒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创建现代共济会的约翰·德萨居利耶博士等人在设立总会所时，打破了此前这个兄弟会所立的不参政禁忌：他们开始沉溺于低级的、争权夺利的党派政治。
接受会也被排除在外。我们只能猜测这是因为它被托利党玷污了。
再往前溯，苏格兰的会所和深受王室工程总管威廉·肖影响的会所也从共济会官方正史中消失了。《共济会宪章》厚颜无耻地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英格兰化的叙事基调，仅仅在参考书目中提到了几条苏格兰会所珍贵的“记录和传统”。
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期间，英国国教内兴起“清教派”改革运动，主张清除英国教会里非《圣经》成分，尤指罗马天主教色彩，强调《圣经》是教会信仰与行为的唯一真正根源。自1660年查理二世恢复王权后，该派信徒名称从“清教徒”变为“非国教遵守派”或非国教徒（Dissenters）。
《共济会宪章》是由一位名叫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的学者，在德萨居利耶博士的密切指导下编写完成的，所以肖氏会所遭到冷遇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安德森简直就是苏格兰石匠的完美化身：一个红头发的非国教遵守派（Nonconformist） 在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期间，英国国教内兴起“清教派”改革运动，主张清除英国教会里非《圣经》成分，尤指罗马天主教色彩，强调《圣经》是教会信仰与行为的唯一真正根源。自1660年查理二世恢复王权后，该派信徒名称从“清教徒”变为“非国教遵守派”或非国教徒（Dissenters）。牧师，父亲是阿伯丁肖氏会所的资深会员。
《共济会宪章》将苏格兰从共济会历史中删除的原因不止一个。首先是偏见。当许多像安德森这样的苏格兰人搬到伦敦时，英格兰人对他们持有刻板的印象：滑稽的口音，红头发，不知如何正确如厕，等等。更重要的是，苏格兰因其宗教极端主义而令人紧张不安：天主教的詹姆斯党和非国教遵守派在苏格兰境内十分盛行。最后，苏格兰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祖籍，托利党和詹姆斯党人均是其坚定的支持者。苏格兰意味着争执不休，这是聚集在总会所周围的辉格党石匠们想要极力避免的。于是，苏格兰在早期手艺会发展史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就被抹掉了。肖可能在爱丁堡教过工匠们记忆术，但在伦敦写就的《共济会宪章》传授给他们的则是遗忘术。难怪自那以后共济会会员很难追踪到他们真实的发展史。
然而，1722年，在《共济会宪章》中语焉不详的共济会历史正式出版之前，各方还是产生了争议，这次争端差点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一决高下
两个男人犹如橄榄球中后卫队员那样，摆出优雅姿态，相对而立。他们头戴假发，身披天鹅绒和貂皮长袍，从此装束上看，他们肯定是贵族出身。他们所处的场景是方形瓷砖地板和一个无顶的古典柱廊呈几何形状延伸向远处的拱门。悬浮在他们之间的是以希腊文的“Eureka！”（我找到了！）为标题的欧几里得第47条命题示意图：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在天上，太阳神阿波罗乘着他的战车上升到了最高点。我们看向左边，那个人显得比另一个人年长些，他优雅地伸手递交两件东西：共济会圆规和卷轴，卷轴上显示出“宪章”一词。我们再看向右边，另一个人微微鞠躬，表示他恭敬地接受。整个场景呈现着匀称与和谐、尊严与睿智，这其实是共济会的众多愿景之一。
我刚才描述的画是为庆贺1723年版共济会宪章的出版而特意制作的卷首插画。插画中心位置那个刻着“宪章”字样的卷轴指的就是这一版宪章。尽管这个作品描绘了非常理想化的场景，但它刻画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画中间偏左递交圆规和卷轴的贵族是第二代蒙塔古公爵约翰·蒙塔古，共济会首位贵族出身的总会长，正是他于1721年9月下令编撰《共济会宪章》。当这部宪章于1723年问世时，主持总会所的是第二任出身贵族的总会长菲利普·沃顿（Philip Wharton），第一代沃顿公爵，在画中立于右侧接受圆规和卷轴。
插画的用意是让我们想象一个总会所权力平稳交接的场景，以及《共济会宪章》润物细无声般融入了兄弟们的生活。然而，这幅画其实还想让我们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第一代沃顿公爵是一个浪荡子、酒鬼、政治投机者、渎神者、败家子和叛徒，他在现代共济会蹒跚学步时几乎摧毁了它。
在蒙塔古担任总会长数周之后，也就是1721年夏天，沃顿才加入共济会。他当时还很年轻，才22岁，因此总会所可能是觉得他足够单纯，可以更容易地习得手艺会做事的方式。果真如此的话，这种愿望很快就落空了。入会仪式结束后，沃顿违反行规，穿戴着新围裙和手套一路招摇着回了他在蓓尔美尔（Pall Mall）街的家。麻烦即将来临。
无论是谁提议沃顿加入共济会，都可能是为了激怒以约翰·德萨居利耶博士为首，统领着总会所的辉格党人。沃顿性格多变，喜怒无常。1715年，年仅16岁的他和一位少将的女儿私奔了。数周之后，他父亲去世，将公爵爵位传给了他，此后他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更加随心所欲，放荡不羁。翌年，他背叛了家族的辉格党传统，前往法国拜访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信奉天主教的“老王位觊觎者”，那时詹姆斯党人正密谋将他推上王位。要说这次会议涉嫌谋反一点都不过分：沃顿从“老王位觊觎者”那里获得了一个贵族封号。辉格党的建制派不无耐心地做出种种努力，期望他能浪子回头。但到了1719年，他成立了地狱火俱乐部，专干亵渎神明和圣物的事。沃顿还是个赌徒和酒鬼。更糟糕的是，此时他已经无可救药地欠下詹姆斯党放债人太多的债务，并将巨额抵押贷款来的现金投进了南海泡沫。他在1720年的崩盘中损失了12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400万英镑左右），并因此在上议院猛烈抨击辉格党政府。1721年末，他又投票支持辉格党政府——但只是在收受了大笔贿赂之后。
《共济会章程》（1723年）卷首插画展示着两位尊贵的总会长，他们是现代共济会成立隐情中的核心人物
沃顿不只是变色龙，还野心勃勃。1722年6月，在加入共济会仅仅10个月之后，他便夺取了总会长之职。就在蒙塔古公爵将被认定连任的年度宴会前一天，沃顿召集行会内托利党人开会，并被众人推举为下一任总会长。次日，在“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会所”（Stationers’Hall）举行的宴会上，辉格党人促成了最终的妥协方案：沃顿为总会长，值得信赖的辉格党人德萨居利耶博士当他的副手。尽管如此，宴会上还是出现了众人醉酒后的对峙。托利党人放声高唱詹姆斯二世党人的进行曲《当吾王重享王座时》。这种行为无异于公然挑衅，而且肯定会在这个地域的任何一家酒馆引发一场打斗。辉格党人则以向乔治国王和“现政府”敬酒作为回应。
在因政治分歧停滞很长时间之后，总会所内部两派虽然还处于脆弱的休战状态，但《共济会宪章》最终在1723年1月获准刊行——全本还配上了描绘新旧总会长平稳交接的虚构场景的卷首插图。宪章的出版是沃顿公爵担任总会长时期取得的唯一成就。人们原以为他担任总会长后言行会有所节制，而实际上他越来越口无遮拦地公开发表支持詹姆斯党的言论，众人的希望就此破灭——而此时，军队正在海德公园扎营，以防发生叛乱。一种可怕的前景近在眼前：共济会有可能犯下叛国罪。
撤换沃顿的机会终于来了。在1723年6月施洗者圣约翰节的宴会上，德萨居利耶提出，辉格党人达尔基思伯爵（Earl of Dalkeith）并无政治野心，是容易被各派接受替代沃顿的合适人选。沃顿最初可能认可这个方案，但当他得知德萨居利耶博士将再次当选副总会长时，他要求重新计票，然后愤然离去。
沃顿一直有令人难堪的举动。1724年，他创立了哥尔摩根（Gormogons）古圣教团，这个昙花一现的秘密社团，旨在仿效共济会，此事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翌年，沃顿为了躲避他的妻子、债主和政敌，逃往国外，并试图发动一场毫无章法的詹姆斯党人叛乱。他随后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但他荒淫无度、嗜酒如命的生活方式，很快就让他在欧洲大陆的詹姆斯党人中信誉尽失。他还被辉格党政府以叛国罪为由剥夺了头衔，后来穷困潦倒，最终于1731年因酗酒过量而亡。
随着沃顿的退出，脱胎于手艺会的现代共济会逐渐成长壮大。《共济会宪章》抹杀了几乎所有政治内斗的痕迹，并为后世包装了一个和平与和谐的历史故事。这个行会注定会迅速成长。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人给它添把火。
是酒，你们这些石匠，让你们获得自由
继蒙塔古和沃顿之后，每一任英格兰会所总会长都是勋爵、子爵、伯爵、侯爵、公爵或亲王。共济会完全有资格自诩为“王室技艺”。尽管共济会会员都在谈论兄弟友情，但来自社会最高层的资金对兄弟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可以用一个实例来证明：总会所本来一直是在酒馆楼上的单间聚会，在蒙塔古公爵成为总会长之后，他们开始在伦敦一些宽敞的公共礼堂聚会。
多亏了贵族和王室的赞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一旦跨过会所的门槛，就相当于打开了一座充满了可利用的人脉关系的宝库。比如作家和艺术家在此找到了客户和赞助商。英格兰-苏格兰画家杰里迈亚·戴维森（Jeremiah Davidson）在会所遇见了第二代阿索尔（Atholl）公爵詹姆斯·默里，一番交谈后，公爵提出让画家给自己画一幅肖像；类似的委托随之而来。在18世纪后期，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在一次会所聚会时被人引见给第14代格伦凯恩（Glencairn）伯爵詹姆斯·坎宁安（James Cunningham）。诗人后来称颂伯爵为“我的第一位，我最敬爱的赞助人和恩人”。1786年，共济会提供资金出版了彭斯的第一部诗集《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使他一举成名。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会所，以及会内的一些富有的兄弟，纷纷预订了这本诗集。为了回报大家的鼎力相助，彭斯专门赋诗表达对共济会生活的热情向往。此举堪称兄弟会公关的妙招。
除了人际关系网以外，共济会还有另一大吸引力，那就是慈善。在公办福利或医疗保险缺失的时代，家庭最终要靠亲戚朋友解囊相助才能渡过难关。加入行会并支付会费，意味着防备未来生活上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