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共济会竭力以古老的外表展示自己，但它在根子上并没有老气横秋，而是颇具现代之风。其现代性还体现在它汲取了伦敦生活的一些独特之处，并将其提炼、包装以便输往海外。虽然贵人资助之举并无任何现代性可言，但18世纪的共济会确实给赞助注入了一种明显的现代风格。1737年11月，在基尤（Kew）会所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共济会引入了第一位王室成员：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虽然弗雷德里克没有担任共济会的职务，但作为王位继承人，他屈尊经受了和其他兄弟一样蒙着眼睛、露着膝盖、穿起围裙的烦琐入会礼仪，这一事实给兄弟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力。它强烈地暗示着，至少在会所这个象征性舞台上，皇亲国戚和贩夫走卒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平等，并共同服膺共济会的理想。
恐怕也就是在英国，贵族与社会地位低下者之间才能缔结这种奇特的伙伴关系，这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都是难以想象的。首先，英国比许多其他国家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新兴的商业货币与传统的地产财富开始缓慢地聚合。在18世纪时，一些外国人在考察英国时注意到，想要区分英国社会中的不同阶级是多么困难。在欧洲大陆，一名男子的装束能清楚表明他的社会地位及职业，而英国的中下层阶级却倾向于模仿高于他们的阶层的着装风格。在共济会会所内，围裙和徽章被用来区分会员们在兄弟会中的地位，而不是用来表明他们在社会上拥有财富的多寡或权力的大小。一种正统的平等主义植根于共济会精神之中。正如《共济会宪章》规定的那样，会内“众兄弟一律平等”。
共济会偏爱仪式和公平的宪章规则，这种倾向也具有时代的特征。当时一个流行的政治口号就提到了“英式自由”（English liberty）。（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人们用“English”一词时总是不能把英格兰和英国严格区分开来。）不管怎样，共济会采纳了辉格党打着“英式自由”旗号的宪政思想，并将其细化为一种兄弟会的规矩。
石匠们在几乎与世隔绝的会所中聚会，这使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开展一些实验或尝试，推出一些不为外部世界接受的规章制度和行为方式。共济会是民主的：成员是从提出申请的候选人中挑选的，会所官员则是从会员中选出。共济会的管理人员采用轮换制，每个官员任期是一至两年。换句话说，早期的共济会试图将“英式自由”从单纯的宪政口号转变为某种实践中的乌托邦。
良心自由是英式自由的核心内容。在英格兰，辉格党人施行的政治解决方案也是一种宗教解决方案——这使得共济会打的宽容牌具有了新的意义。当然，这个英式自由与其说是对社会真实状况的高度概括，不如说它只是一句口号。圣公会已被奉为国教，至少40%的英国人口不属于该解决方案所支持的正统教会。犹太人和更极端的新教教派，如一位论派（Unitarians），被排除在外。天主教徒被视为内贼。尽管有这些限制，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仍比欧洲大陆诸国松散得多。官方圣公会教会与各种形式的非国教新教，如浸信会和贵格会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不安，但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相互容忍和共存。政治上的忠诚与信仰上的一致性被和缓地分隔开。
一些知识分子也对宗教多元化的观念推崇备至。自然神论亦如此，这个语义宽泛的专用术语表示了对造物主上帝的信仰，并认为他的仁慈意志不是通过任何特定的教会，而是在自然的和谐中展示出来。
共济会在这种氛围中如鱼得水，并趁机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威廉·肖在爱丁堡詹姆斯六世的宫廷中主事那段时间之后，各地会所就一直是免受宗派冲突干扰的避风港。在忠于这一传统的同时，18世纪的兄弟们必须是宗教信徒，但是他们可以遵循自己良心的指引，采取任何方式敬拜“宇宙的伟大建筑师”。会所内部洋溢着宽容的气氛，不少自然神论者混迹其间。甚至早在1720年代的伦敦就已经有犹太人加入了共济会；到了1730年，一个伦敦会所的会长是犹太人。值得注意的是，1730年1月，第八代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Thomas Howard）成为共济会的第一位天主教信徒的会长。在大致认清了共济会产生的背景之后，我们就能体会到石匠们的秘密崇拜策略多么有独创性。早期的石匠希望借助于他们在主流宗教中看到的那种虔诚和庄严的形式，传达他们的友爱互通。但在一个教派争端日趋紧张的时代，除非他们信条的核心内容仅有为数不多且轻描淡写的道德原则，否则，只要他们稍微往里添加些神学内容，就有可能让兄弟间纷争骤起，往日的友情荡然无存。因此，他们相当巧妙地发展了一种以保密为内核的信条，它既令人肃然起敬，又几乎空无一物。
在18世纪的共济会中，会员们在社会阶层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也在酒精的浸泡中渐渐软化了。共济会会员个个喜欢喝酒。当年的伦敦堪称醉酒之都，但即使在那种不可救药的酗酒文化中，共济会会员也因他们的超级豪饮而远近闻名。早在1723年，在一本名为《醉酒颂》（The Praise of Drunkenness）的滑稽作品中，手艺会的“海量酒徒”就赢得了特别的喝彩——
是酒，你们这些石匠，让你们获得自由，酒神巴克斯是自由之父。
共济会会所会长（Master），通常会挂衔“尊者尊主”（在苏格兰礼中通常被称为“右尊主”）。总会长（Grand Master）通常挂衔“至尊主”（Most Worshipful）。法国共济会组织（大东方）则使用“可敬的”（Vénérable）来尊称他们的会长。
又译“司卫”，也被称作会所“外卫”，持出鞘之剑守卫大门，仅允许有资格参加会所会议的人通过大门。
1736年的一幅雕刻作品让一个醉得不成样子的石匠永垂青史。这个名为《夜晚》的作品描绘了一个乱哄哄的场景：烂醉如泥的尊者尊主（Worshipful Master） 共济会会所会长（Master），通常会挂衔“尊者尊主”（在苏格兰礼中通常被称为“右尊主”）。总会长（Grand Master）通常挂衔“至尊主”（Most Worshipful）。法国共济会组织（大东方）则使用“可敬的”（Vénérable）来尊称他们的会长。（通过他的围裙和三角板徽章来识别）在会所守门人（Tyler） 又译“司卫”，也被称作会所“外卫”，持出鞘之剑守卫大门，仅允许有资格参加会所会议的人通过大门。的搀扶下，踉踉跄跄走过查令十字街；往上看，有人正在他们头顶上方倾倒夜壶。尽管这幅图饱含讽刺意味，但它的确概括了早期共济会的一些重要事实。毕竟，它的创作者，伟大的艺术家贺加斯（William Hogarth）就是共济会会员。位于这幅画中心的尊者尊主是托马斯·德维尔（Thomas de Veil），他是一个立场无比坚定的辉格党人，于1729年被任命为地方治安官。德维尔主持了许多根据备受争议的反酒令《1736年杜松子酒法案》提起的诉讼案——这幅版画就是专门嘲讽他的。德维尔忠于职守的表现后来得到了政府嘉奖，他获得了一份待遇丰厚的闲职并被授予骑士身份。
贺加斯的“一天四次”系列作品（1736～1738年）之一《夜晚》。
可见一个酩酊大醉的共济会会员身着社团特有的围裙并佩戴着三角板徽章
因此，在开怀畅饮中培养兄弟情谊是会所历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相互间勾肩搭背，拍打背部以示关系亲密。如今的人们也是如此。但是共济会从来都不是大家可以畅饮无度的聚会。共济会的宴会（或用该会的术语“喜庆筵席”）有自己的规则和仪式。一名共济会会员，无论他在外面享有多么高贵的社会地位，都要轮流在席间为他的弟兄们添酒上菜。大家要同唱会歌，要以共济会特有的方式祝酒。在18世纪，聚集在一起的弟兄们通常会为国王、手艺会、会长、总会长、会内各级官员和学徒的健康干杯……这种有礼有节的喜庆筵席是强化兄弟关系、促使大家紧密团结的有力方式。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早期的共济会会所都是以“鹅和烤架”这样的客栈或酒馆命名的，这种现象并非巧合。但这不是聚众畅饮那么简单。在18世纪初期，酒馆显然成了社会生活革命的中心。在酒馆聚会是迅猛发展的现代化潮流之一，而共济会恰好以其在酒馆聚会的做法站在了社会发展的潮头。
在17世纪后期，英格兰的酒吧数量急剧增加，质量也在提高，尤其是在城市里。咖啡屋也一样，其中一些是由酒馆转型而来的，还在继续售卖酒精饮品。当总会所成立时，伦敦营业的咖啡屋数量惊人，多达2000家。这些场所，既不是私密的，也不是完全公开的，满足了人们以新的方式互动的需求。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城市生活也变得空前丰富。都市社会日益发达，变得更具流动性和多样化。无论你是记者还是政治家，建筑师还是商人，店主还是律师，去酒馆或咖啡屋的目的就是在寻欢作乐和谋求利益的同时扩大交往范围。
客栈创造了它们自己的群体娱乐形式，安排斗鸡和幻灯表演，也举办音乐会和科学讲座。但是在伦敦酒吧中萌发的最重要的社会趋势是人们掀起了参加 各种俱乐部和社团的热潮。游客们不禁注意到，首都拥有“数不清的俱乐部，或社团，有辅导人学习知识或技能的，还有帮人保持良好情绪和快乐心情的”。
无论你对什么有兴趣，历史或园艺、赌博或辩论、医学或体育，伦敦都有一个俱乐部适合你。风行于18世纪的结社狂潮很容易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内德·沃德（Ned Ward）创作于1756年的讽刺作品《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市所有杰出俱乐部和社团的完整且幽默的记述》解释了一些想象中的社团的做法，如无鼻俱乐部（为因梅毒而毁容的人服务）、约克郡俱乐部（成员们要插科打诨，装疯卖傻，就像他们在巨蟒剧团的讽刺短剧《四个约克郡人》中扮演的角色那样）和放屁俱乐部。后者每周都在克里普尔盖特（Cripplegate）的一家酒馆聚会，目的是“用他们令人作呕的响屁毒化邻近的空气”。
有一大批真正的俱乐部是以恶作剧的形式成立的，还有一些名称稀奇古怪、不知所云的俱乐部：紫色协会、Potentisignittarians以及瓦卡特（Wacut）兄弟之类……与此同时，有些俱乐部出了名，最终扬名海外，比如皇家学会。它成立于1660年，最初作为“促进物理-数学体验式学习的学院”，帮助确立现代科学方法。一些政治俱乐部则聚集了手握重权的达官贵人。许多社团都有入会仪式，一些社团声称可以使人获得深奥的知识。共济会是迄今最成功的例子。
共济会把握住了时代的情绪。形形色色的俱乐部不受政府干扰，这表明，英国是一个比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都更加开放的国家。这里还存在不受官方管控的喧闹的媒体。18世纪伦敦的出版商、报刊、咖啡馆和酒馆是政治的实验室。此时此地的共济会会所也不例外。共济会并不一定支持某个特定的政纲，甚至未必会提供一个可以自由表达不同政见的场所。我们已经发现，在这里针对政治议题展开辩论并不受欢迎。然而，共济会确实提供了政治实践方面的培训。该行会高度形式化的仪式和礼仪，让来自各种背景的男子学到了在现代机构工作所需的多种技能——谨言慎行、演讲艺术、解读宪章准则，同时指导年轻的兄弟们并评判他们的性格。会员们可以在共济会会所的封闭空间里，学习并具备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资质。同样重要的是，频繁出入会所的男性有限，存在同质化倾向，久而久之，他们开始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在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发言。举个例子，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约翰·库斯托的遭遇。异端裁判所对他的审讯记录表明，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得十分沉稳和雄辩。我敢打赌，他会把这些条理清晰、能言善辩的技巧归功于共济会的培养。他自述所受苦难的那本书也清楚地表明，他在利用共济会的普世价值玩政治方面是多么狡黠。
自由石匠们被惊到了
早期共济会会员们对女性秉持什么样的成见呢？
共济会将女性拒之门外的做法，实际上是违背了该行会所宣称的普遍包容准则。1723年版的《共济会宪章》首次以书面形式明确禁止女性入会：“被接受为会所成员者必须是善良而诚实的男人，生来自由，已达到成熟且能谨言慎行的年龄，不接受奴隶，不接受女人，也不接受道德败坏或品质恶劣的男人，必须有好名声。”该文献没有解释为什么排斥女性。早期总会所的石匠们并没有把性别歧视当回事，他们只是觉得宪章不过重申了现有的、仅限男性参加的惯例而已。
时至今日，在关于早期共济会性别歧视问题上，共济会有了一个官方说法：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在18世纪，妇女被全面禁止进入公共权力场所，不得涉足财产和政治、政府和法律、商业和贸易等领域。假如当时姐妹们加入了兄弟会，那真是惊世骇俗了。
从另一个角度说，18世纪的英国妇女并没有满腔热情地奔向各地会所，也不会强烈要求加入共济会。在英格兰共济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中，骨干是中下层贵族、专业人士和商业阶级。这个阶层的女眷们出于社交的需求自有别的去处。如果一位女士寻求的是举止得当、成员身份多种多样的群体，她可以去剧院、带休闲娱乐设施的花园、教区聚会室或水疗中心。这些新颖独特的英国女性社会生活场所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受到精心管理以避免对女士礼仪造成威胁。相比之下，共济会会所似乎是为了羞辱任何胆敢闯进的女人而设立的。共济会会规表现出的隐秘性成为流言蜚语的助燃剂。对任何一位淑女来说，纵酒狂欢的石匠盛宴会显得很粗俗。对大多数上流社会的女人来说，加入共济会会所与一只胳膊下夹着一只公鸡，另一只胳膊下夹着一瓶麦芽酒去参加斗鸡活动没什么本质差别。
因此，当共济会史学家们将会所内没有女性的现象归咎于18世纪的风尚时，他们并没有全错。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饶了他们。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18世纪的兄弟会因为不接受女性的规则而感到难堪。
启蒙思潮中的一个重要趋势使得共济会陷入被动，不得不为自己的立场申辩。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在教化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男人在共济会会所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很容易堕落成愚笨的人，除非有女性在场抑制住他们的野蛮本性。作为回应，共济会围绕其排斥女性的政策摆出了一大堆漏洞百出的理由。在无数的演讲和小册子中，共济会会员抗议说，他们尊重女性，只是所有的人，共济会会员也不例外，都存在相互竞争和嫉妒的倾向，因此当他们所处的环境中存在一些丰满性感的女性，就无法保证他们还会守护共济会的和谐精神。他们继续辩称，无论如何，兄弟们都被他们所崇敬的传统束缚住了手脚：妇女入会禁令始于中世纪，石匠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当然，兄弟会方面也经常做些努力，设法安抚共济会会员的妻子们，邀请她们参加开放的晚宴和舞会，并让她们聆听一些演讲，从而认识到自己能嫁给工匠是多么幸运。
在为会所性别政策辩护的种种理由中，有一条最为普遍：妇女们喜欢八卦，她们无法保守兄弟会的秘密。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推想，人们不由会得出结论，共济会以为所有女性都对它的秘密充满好奇——这一观点在18世纪中叶出现，在仅限共济会内部消遣的黄色图片《自由石匠们被惊到了》（1754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图片表现的是某个会所的聚会被搅乱。惊慌失措的兄弟们四处寻找掩护，共济会的物品散落在桌子和地板上。有个兄弟甚至朝着骚乱的源头开枪。让会所一片混乱的竟然是某个女人的两条腿，膝盖之上赤裸着，从天花板悬垂下来。从图片的文字说明可知，这个女人实际上是一个名叫莫尔的女仆，她出于好奇，爬进了会所上方的阁楼，急切地想窥探聚会，了解共济会的秘密。但她“不慎失足”跌落，双脚插穿了天花板。于是，本想窥探石匠隐秘的她，却将其裙内的“春光”展现给了满屋的男人。事实上，以会长及其副手们为首，大多数会员都紧盯着她展露无遗的隐私部位。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一方面在警告“爱打听的姑娘们”窥探他人隐私有风险，另一方面又在暗示兄弟们对别人的隐私怀有同样强烈的好奇心。
共济会对1723年宪章禁止女性入会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显而易见，创造一个男性专属的环境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兄弟会的重要特性。即使在那个时候，局外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个行会严格排斥女性的做法十分怪异。这就是为什么讽刺作家会从女共济会会员的假想出发制作了很多喜剧。其中一篇讽刺短文出现在1724年伦敦的一个杂志上：它通过报道一个子虚乌有的“自由裁缝姐妹会”的规则和历史来讽喻《共济会宪章》。社会上广泛传播着会所内部盛行同性恋的说法。
蜚声国际的炼金术
在1717年鹅和烤架酒馆会议之前，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共济会有多大发展潜力。1717年后，它开始兴旺发达。在1721年选举总会长的集会上，参会者代表了12个伦敦会所。到了1725年，总会所名录上就有61个伦敦“常规”会所——也就是那些承认其权威的会所。这个体系开始流行：在同一年爱尔兰建立了自己的总会所，许多苏格兰的会所接受了1736年建立的总会所的领导。截至1738年，伦敦的总会所在首都下辖106个会所，在境内其他地方还管辖着47个会所，范围从诺福克郡诺里奇市到 威尔士边境的切斯特，从西南部的普利茅斯到东北部的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成功净化了共济会早期历史的《共济会宪章》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流行于欧洲大陆的所有主要语言，推动了共济会福音的传播。在1730年的费城，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年轻印刷工人加入了不久前才成立的共济会。四年后，他成为会所的会长，并为他的兄弟们重新发行了这部宪章：这是共济会在美洲首次发行自身的印刷品。印刷工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他印制的宪章版本将把北美变成共济会蓬勃发展的最肥沃土壤。
1738年，共济会满怀信心地推出《共济会宪章》第二版的那年，伦敦的总会所还可以夸耀自己在孟加拉、西班牙、法国、俄国、德国、瑞士、葡萄牙、意大利、南美、加勒比地区和西非拥有了特许成立的前哨会所。伊斯坦布尔第一家共济会会所成立于1720年代，阿勒颇的第一家成立于1730年代。共济会支持的世界主义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沿着贸易和帝国的路线到达了全球几乎每个角落。
法国画家贝尔纳·皮卡尔（Bernard Picart）创作于1736年的作品颂扬了共济会在全国和国际上的传播。壁画上一块镶嵌板就代表一家会所
共济会成长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尤其是因为它变得日益高调和公开化。会员们公开列队游行的活动很快成为共济会日历上的主要内容。1737年4月28日，总会所的官员们以及众兄弟“都穿着得体”，戴着手套和围裙，“以非常庄严的方式”从他们总会长在蓓尔美尔街的新房子出发，一路穿城而过，来到伦敦桥附近的鱼贩厅（Fishmonger’s Hall），并在那里举行了总会所大会。在行进中，有“定音鼓、小号和法国号的三支乐队”给他们伴奏。8个月后，在4000多英里外的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美国人举行了一场几乎一模一样的游行活动，游行队伍抵达目的地后，停泊在港口的船上鸣响礼炮，并以“为女士们举办的舞会和娱乐项目”结束了这场盛大的庆典。
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新会所的最诱人之处，就是它们经常会举办让人们恣意狂欢的喜庆活动。例如，在1780年代的维也纳，音乐家莫扎特和他的会友们在真和谐（True Harmony）会所举办了酒宴，席间有人唱起俗不可耐的小曲，有人用共济会仪式上专用的镘刀将大量的食物送进食客张大的嘴里。就连同属这个会所的“交响乐之父”，“老爹”海顿也参与了这场狂欢。
世人开始从一个由宗教信仰主导的世界，走进一个信仰不再那么虔诚、受教育程度更高、流动性更强的世界，共济会只是这个旅途中的一个过渡教习所。共济会倡导的兄弟般相处的方式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同，由此使得这个兄弟会变成了一所国际学校，教授的主要课程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世俗主义，即原则上，教会应该与国家政权保持距离，做到互不相扰。许多外国会所，如1740年代异端裁判所重点打击的里斯本和佛罗伦萨的会所，就同时吸收了新教信徒和天主教信徒。宗教宽容是共济会在北美取得成功的秘诀，而这里的英国殖民地本身就起源于宗教异议，非国教遵守派被迫远走他乡，来此寻求宗教宽容的新生活。
一代又一代的共济会会员也会在这个兄弟会中找到一种相互融合、广泛交往，以及结交有社会影响力的朋友的方式。共济会成立以后，受人尊敬、雄心勃勃的中产阶级男性成员一直是它取得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假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男性中产阶级主导的世界里的说法成立，那么很大一部分功劳和/或过失都要归功于和/或归咎于共济会。
在通过本书后续章节和随后的历史年代追溯共济会的命运时，我们也将梳理与之相关的各种普世理想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那些理想都是置身于18世纪时期的英国自由石匠们从他们所在的社会中提炼出来的：兄弟友情、世俗主义和宗教宽容、世界主义、平等主义等等。但是整个共济会项目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虽然它在理论上奉行平等主义原则，但在实践中却设置了一道财务门槛：会费奇高。会员身份的吸引力一直都与昂贵的收藏品相关：徽章、腰带、围裙和珠宝。（作为一名珠宝商，约翰·库斯托深知他的兄弟们就是他的现成客户。）此外，当共济会的普世价值被一个自诩为道德精英的群体以秘密运作的方式加以宣扬时，它们就变得自相矛盾了：这是一种仅限于成员参与的民主，一种俱乐部形式的世界主义。最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兄弟会在传统上将女性拒之门外，并在它所染指的任何生活领域都强化了对女性的排斥。共济会的乌托邦向所有人开放，但有些人是例外。
这种内在冲突使得共济会在1717年鹅和烤架酒馆会议后，对长达300年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压力都非常敏感。事实上，共济会历史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这些更广泛的社会力量与共济会创造的精神特质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
就像在伦敦酒馆喧闹中进行的一些不可重复的炼金术表演一样，现代共济会也是由各种不稳定成分混合反应而成的。其中充溢着对葡萄酒和麦芽酒的饥渴；对俱乐部带给人们的新社会生活的憧憬；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渴望，是势利眼和兄弟情、政治野心和慈善事业的混合体。与此同时，它又沉湎于仪式和神秘主义，偏爱理性的言说，在政治和宗教纷争中表现出选择中庸之道的精明，甚至不惜涂抹历史真相以求会内兄弟和睦相处。1717年至1723年，走上历史舞台的汉诺威王朝与手握重权的辉格党共同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的锤炼下，共济会开始传播的价值观与其起源之初相比更胜一筹。
就这样，从涓涓细流的源头走出的共济会，逐渐扩张并将其触角伸向地球的每个角落。但它向外发展之初并非一帆风顺，它刚刚越过英吉利海峡，就遇到了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