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向基督及其崇拜开战；向国王及其王权开战
埃奇韦尔路的景观
1796年，法国已面目全非。
路边的祭坛和十字架被打碎了，许多教堂里的圣像和雕像都被清除，或者干脆被人随意扔到了外面，任其被日晒雨淋。修道院和修女院都变成了仓库、马厩或兵营，鲁昂大教堂变成了火药厂。在许多地方，几年前还混迹于人群中的教士和修士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流落街头的穷人，他们失去了教会慈善机构的庇护。礼拜天安静得出奇，因为教堂的钟已被熔化，换来的是枪炮。
许多曾经辉煌的城堡，如今呈现给人们的是被烟熏火燎过的外墙。在地里干活的只有小孩和老人。青壮年大多已应征入伍，被送上了欧洲战场；逃兵变成了强盗，沿着破败的大道袭击路人，劫掠财物。
在巴黎，动乱的痕迹同样触目惊心。巴士底狱高耸阴森的围墙已经消失，一个木材场占据了这个地方。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中的树木大部分都被砍了。像圣日耳曼郊区这样的富人区人口大幅减少，街上杂草丛生，富人们的豪宅都被打上了“国家财产”的标志。大理石和青铜雕像被拆除，空出的基座上被安置了用木材和石膏制作的替代品。许多建筑拱门和大门上镶嵌的王室徽章和贵族纹章被人砸掉，取而代之的是当时流行的一些标语——“法国人民承认至高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但即使是这些也被人篡改过或有些残缺。大街上很危险，人们街谈巷议的都是抢劫和谋杀的恐怖事件。恐惧和怀疑已经渗透到民众内心深处，以至于任何人只要戴的帽子上没有三色帽徽就有被当场逮捕的危险。
造成这种浩劫的革命还没有结束。事实上，法国庞大且日益得势的军队还一心想要输出大革命。然而，在1796年，法国变得相对平静了，这让欧洲从震惊和惶恐中缓过神来，开始反思并寻求一种解释。法国大革命令世人迷惑不解。从那以后，历史学家一直在围绕着它爆发的根本原因而争吵不休。但是有一个人，一位神父，已经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修道院院长奥古斯丁·德巴吕埃尔（Augustin de Barruel）在伦敦郊区埃奇韦尔路25号一所幽静的房子里，苦思冥想着法国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空前劫难。他坐在书桌前回顾着当时的情景，耳边可以听到给市民们供应牛奶的奶牛哞哞的叫声。我们从他仅存的一幅画像可知，他是一位个头矮小的秃顶男人，长长的鼻子挺立在黯然神伤的双眼之间，眼神中流露出他对曾亲眼看见的恐怖景象的悲伤。他曾在两个贵族家中辅导他们的孩子，这两家的城堡都被狂暴的农民夷为平地。他的精神导师，安托万·德诺亚克（Antoine de Nolhac）神父，于1791年10月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监狱中被革命者杀害。在担惊受怕了11个月后，因为害怕可能发生的大屠杀，德巴吕埃尔辗转逃到了英国，并全力以赴地投入写作。
奥古斯丁·德巴吕埃尔（1741～1820年）
1797年，详尽阐述法国大革命来龙去脉的五卷本《追溯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Memoir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Jacobinism）一书出版，德巴吕埃尔开宗明义地简述了他的论点——
法国大革命中的每一件事，包括最骇人听闻的所有行为在内，都是事先被预见、预谋、预先安排、议定和决定的；一切都是由深不可测的邪恶造成的，因为一切都是由一些人预谋和指挥的，而这些人独自掌握着将长期以来在秘密社团内部酿造的各种图谋串起来的主线。
法国大革命是共济会卑鄙阴谋结出的恶果。
德巴吕埃尔警告那些在国外观察这个阴谋的人。他们绝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最激进的革命者雅各宾派已于1794年下台，危险已经过去。相反，这场阴谋是国际性的，它才刚刚开始，它是针对你们的孩子而来的。“如果雅各宾主义占了上风，那么你们的宗教信仰、你们的法律体系、你们的私有财产，乃至所有形态的政府和公民社会，都将一一终结。你们会丧失所有财富、田地、房屋（包括最简陋的木棚草房），以及孩子们，你们终将一无所有。”
读过神父这本书的人都觉得它惊心动魄。英国国会议员兼政治理论家埃德蒙·伯克是神父的坚定支持者，他致信德巴吕埃尔，表示“所有精彩的叙述都有文件和证据的支持，这些文件和证据具有完备的司法规律性和准确性”。甚至所持政治理念与伯克截然不同的诗人珀西·雪莱，也如饥似渴地通读了《追溯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这是一个似乎任何制度、传统、纪念碑都无法抵挡那场政治灾难的时代。有了德巴吕埃尔的洞见，一切似乎突然说得通了。这件事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个群体对此负有责任。这部著作成为那个时代受到广泛追捧的书籍之一。
现代阴谋论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追溯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一书的观点实在是愚不可及。它对我们理解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根源没有任何帮助。然而，它至今仍具有不小的启迪作用，告诫我们阴谋论思维方式是怎样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又让我们误以为简单化是聪明的做法。
德巴吕埃尔的论点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即整个法国共济会根本就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领导核心，更遑论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执行某个政治计划了。回顾大革命前的法国，正如我将在本章中所做的，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共济会用各行其是的方式建立各个会所。18世纪的法国共济会由各色人等组成，其中许多人我会在本书中多次提到。我们将还原他们在大革命之前、期间以及之后的表现。在本章结尾，我们还会看到他们被赋予德巴吕埃尔所设想的阴谋家角色的样子，这时的他们已然面目皆非。真相逐渐露出水面之后，我们会发现《追溯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一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他在不惜用削足适履、断章取义和蓄意曲解的方式处理有关共济会历史的材料，从而满足他偏狭的执念之前，究竟搜集了多少有关共济会历史的资料。
难以理清的苏格兰乱麻
据称法国的第一个共济会会所是于1725年或1726年在巴黎成立的，也就是在英格兰的《共济会宪章》出版数年后。随后又有几个会所诞生。创建这些会所的是英国人。起初他们在吸引法国人入会方面进展甚微，因为他们分别支持辉格党和托利党，双方势不两立。最终，为了维持和平，一位不偏不倚的法国公爵被任命为总会长，入会的法国人这才多了起来。
地缘政治决定了英国共济会与其法国分支之间的分庭抗礼将是永久性的：1744年后，两国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均处于战争状态。会所数量增加了，他们的成员变得更加法国化。到1780年代末，法国共有大约1000个会所，成员数量无法精确统计，但估计在5万至10万之间。共济会成为法国生活的一部分。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一团“难以理清的苏格兰乱麻”。
鉴于仪式的戏剧性和团结性是共济会的核心，石匠们经常要改进和精细化仪式，并创立一些新仪式。当1723年《共济会宪章》出现时，石匠只需通过两个级别，即学徒和技工，就能成为正式会员。到1738年《共济会宪章》再版时，增加了一级——导师。这3个基础等级——有时被称为“蓝色”或“手艺”级别——今天仍然有效，我在第2章中对它们进行了概述。但是早期共济会的创造力并没有就此止步。在1740年代，又出现了一个被称为皇家拱门石匠（Royal Arch Mason）的额外级别——它只对担任过会所会长的成员开放。（应该澄清一下，被授予导师级别跟担任会所会长不是一回事。后者在不同的共济会传统中被称为尊者尊主或尊师，是被选来掌管会所事务的人。）皇家拱门级别的出现很快导致了一个竞争性总会所的成立，英格兰共济会中的这个对立派一直存在了60多年，双方都指责对方是共济会异端。
这样的纠纷是共济会的先天性隐患。除非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形式，一种将它神圣化的传统和一个支持它的机构，否则任何仪式，无论是共济会的还是其他的，都没有多大的凝聚力。参与一种令人感觉新奇的仪式是一回事，真正迷上它又是另一回事。每当共济会创造出一个新级别时，一些人就会提出关乎共济会权威的尴尬问题。比如，谁负责将新出炉的圣礼正式编入法典，并对正统的和伪造的版本加以区分？众人时常会就此展开激烈争论，因为许多石匠觉得他们的身份就依赖于严格遵守行会规矩。这种隐患经常跨国传播。资深会员要花费太多时间来协商一件事：在众多共济会派别中，他们应该将哪些会所视为与自己是同宗同源的，并予以正式认可。
尽管可以尝试，但没有一个总会所能独占共济会的“品牌”。它刚刚抵达法国，就开始失控了。
政治思想家、作家，在共济会中担任“总司讲”（Grand Orator）之职，以“拉姆齐骑士”广为人知。他出生于苏格兰，但成年后在法国度过了大半生。
1736年12月，著名石匠和詹姆斯党人思想家安德鲁·迈克尔·拉姆齐（Andrew Michael Ramsay） 政治思想家、作家，在共济会中担任“总司讲”（Grand Orator）之职，以“拉姆齐骑士”广为人知。他出生于苏格兰，但成年后在法国度过了大半生。在巴黎的会所大会上发表演讲，这次演讲注定要在共济会世界引起轰动。几个月后，他发给枢机主教、路易十五的首席大臣弗勒里一份修改后的演讲稿，目的是想说服他共济会与天主教是可以和谐共处的。拉姆齐的讲话引起了人们的警惕：这很可能是促使枢机主教下令警方突袭巴黎会所的原因。年迈的拉姆齐为避免进一步激怒枢机主教，便退出了所有共济会的活动。
如果说拉姆齐的演讲在实现短期目标方面遭遇了惨败，那么它于1738年公开刊行后，则对法国兄弟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演讲的大部分内容其实很一般，基本上是简单回顾了《共济会宪章》阐述的手艺会神话和哲学理念。但拉姆齐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偏离了宪章的叙事基调：他添加了十字军远征的内容。他声称，十字军骑士进入圣地后重新发现了所罗门神殿和共济会的秘密，并利用它们恢复基督徒的使命感，正是这种使命感激励着他们以基督之名占领了耶路撒冷。拉姆齐解释说，共济会十字军曾发誓要重建神殿，并效仿以色列人“一手操弄镘刀和灰泥，一手挥舞长剑和圆盾”。
在唤起十字军以及中世纪骑士文化的过程中，拉姆齐挖掘出庞大的意象和神话资源，它们很快就产生了复杂的共济会级别体系——苏格兰礼。为什么选择苏格兰？虽说拉姆齐是苏格兰人，但个中理由并不明朗。拉姆齐的新十字军神话认为他的故乡在保存和传播共济会传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声称，1286年，当圣地几乎全部丧失的时候，一位骑士首领将共济会的神秘之物带回苏格兰并予以妥善保管。两者之间的关联也就这么多了。事实上，法国是苏格兰礼的全部源头。但援引苏格兰无疑具有绕过伦敦及其总会所的地缘政治优势。因此，苏格兰在共济会发展中的真正作用虽已在《共济会宪章》中被删除，却披着一种纯然神话般的伪装在法国回归。
拉姆齐激发了法国石匠的创新狂潮。截至1743年，他们可以通过3个新设立的苏格兰礼的级别向上发展，每个级别都有各自精心制作的符号、详尽的仪式和道德寓意。截至1755年，巴黎有5个等级，里昂等地有7个。这种增长很快变成了指数级增长，而且越来越混乱，最后需要举行仪式的级别数量迅速升至数十个。法国共济会最权威的史书曾用“热带雨林”一词形容自1750年代涌现出来的众多级别。其中一些带有苏格兰礼的原始骑士精神的味道，如“亚瑟王圆桌骑士”“当选哲学家骑士”“阿尔戈英雄骑士”“卡多什骑士”。法国兄弟还热衷于拥有几十个诸如“苏格兰学院的苏格兰人”“墨西拿的苏格兰人”“天国耶路撒冷的苏格兰人”“苏格兰式英格兰人”等充满异国情调的古苏格兰头衔。还有更多晦涩难懂的苏格兰礼级别，源自某种深不可测的灵感——“神智学导师”“埃斯梅拉达餐桌导师”“帕拉塞尔苏斯的同伴”……
共济会传入法国时，还带来了十分丰富的象征主义。苏格兰礼建立在符号和密码、神话和仪式等元素的多种组合之上，其中包括骑士精神、《圣经》、神秘学、玫瑰十字会、炼金术、希腊和埃及传说、黄道带、卡巴拉（Kabbalah，犹太教传统神秘哲学）。摩尼教（Manichaeism）成为富有戏剧性仪式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来源。它是一种信仰体系，由一位3世纪的伊朗先知创立。根据该教教义，宇宙处于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光明与黑暗相互争斗之中。共济会内部的各个等级被组合成繁复叠加、互不相容的仪式体系，这些仪式体系因其所在地区和派别而形态各异，比如闪耀之星仪式、被照亮的神智论者、非洲的建筑师。
可以想见，兄弟和睦的精神在1760年代经受了严峻考验。1764年6月，在法国兰斯一个会所内的两个派别互相辱骂，并以手杖为武器在街头大打出手，令围观者困惑不已。1767年2月，在一次会议演变成一场混战后，政府暂时关闭了总会所。
法国共济会总会所不堪重负，终至失控，高层领导机构随之瓦解。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1773年，随着一个新的全国性管理机构——法国大东方（Grand Orient）的建立，共济会各派才最终实现了和平共处。该机构由国王的堂兄路易·菲利普主持，他后来承袭了奥尔良公爵的头衔。理论上，苏格兰礼的级别属于大东方的管辖范围，但它花了15年的时间，经过无数次令人绝望的谈判之后，才促成了法国共济会的主要派别在形式上的统一。级别数量继续激增，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共济会级别的过度膨胀？答案就是势利眼，即人们注重身份等级的心态。与英国相比，法国的社会阶级更加固化，并采取法定形式的等级制。神职人员位于第一等级，贵族位于第二等级，其他人均属于第三等级。每个等级内部还存在根深蒂固的贵贱高下之分。以贵族人数在法国社会中的占比衡量，他们在共济会会所中的人数过多。共济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也归功于该群体的势利心理。贵族们热衷于在远离凡尔赛宫严格控制的环境中相互交往。他们还意识到自己有必要扩大交往范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贵族院和沙龙里的那些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共济会的功能之一就是在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间淡化身份界限。但共济会的价值观绝不能被视为拆除整个等级制度的许可证。因此，社会阶级的所有层次都必须在会所这个超脱尘世的氛围中重新创设。通过创设越来越高的级别、越来越严格的选拔程序和越来越昂贵的徽章，苏格兰礼将小店主和小商人限制在较低的层级中。传统的骑士制度为这种做法提供了一个能够服众的理由。相形之下，英国共济会的做法是在自由石匠与中世纪石匠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由此让人感觉这个兄弟会像是一个手工艺人的联合体，而拉姆齐虚构的有关共济会源于十字军骑士及其骑士精神的寓言，则确切无疑地散发着浓重的贵族气息。
宗教和种族偏见也刺激着苏格兰礼的级别数量持续增长。法国缺乏英国在政治上趋于宽容的原动力。罗马教宗也没有足够大的权力，以在法国国王的领地推行他于1738年颁布的对共济会会员的驱逐令。因此，许多新的苏格兰礼级别被赋予了共济会强烈的天主教色彩。许多法国共济会会员表达了传统形式的天主教特有的排他主义。1767年，马赛的完美真诚会所记录了十分露骨的规定：“所有亵渎者（也就是非共济会会员），即不幸出身为犹太人、穆斯林或黑人的那些人不得被推荐为会员。”在许多地方，共济会的宽容理念被人们刻意忽略了。
九姐妹会所
和在英国一样，在法国许多兄弟加入共济会也是为了交友、娱乐和建立关系网，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去钻研繁杂的苏格兰礼的级别。这一时期的一位威尼斯冒险家兼浪子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是法国的常客，他热情地向跟他一样的游子们推荐共济会：“在当今这个时代，任何一个四处游荡的年轻人，想要了解这个伟大世界，不想觉得低人一等或者被排除在同侪之外，就必须投身被人称为共济会的组织。”卡萨诺瓦说到做到，他利用自己在共济会的关系一路招摇撞骗，走遍了欧洲。
共济会也可以帮人实现更高的追求。一些早期的法国兄弟被会所的哲学气质吸引：兄弟们共同遵守宪章规则，践行宗教自由，并紧跟时代潮流崇尚科学、理性和古老的真理。18世纪后期，一些共济会会所成为以沙龙、咖啡馆、俱乐部和社团的形式不断涌现的知识舞台的一部分。英国继续向一个更加开放和更具流动性的社会演变，而法国也从18世纪中叶开始迎头赶上。对书刊出版的审查放松了。自1751年开始，德尼·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编纂《百科全书》，这部多卷本、集人类知识之大成的伟大作品陆续面世。它为启蒙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平台和聚集点，帮助他们实现自己设定的远大目标，促使启蒙运动关注的理性和进步理念深入人心。伏尔泰在1760年代开展的反对宗教迫害运动使他成为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巴黎有个非常著名的“九姐妹会所”，它被公认为启蒙运动的传播地，以主司文学、艺术与科学的9位古希腊女神命名。它的创始人也是会所的第一任会长，即杰出的天文学家热罗姆·拉朗德（Joseph Jérôme Lefrançois de Lalande）。他建立会所的目的是吸引知识精英加入共济会，并为共济会会员们提供一个活动中心，丰富他们在巴黎的文化生活。
九姐妹会所成立于1776年，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是在招募名人方面。其中一位著名的成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当时在巴黎游说法国支持北美殖民地对抗大英帝国，后来甚至接替拉朗德出任会所会长。1778年，这个会所吸收了当时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考虑到他身体状况不佳，只能在他的朋友富兰克林搀扶下站着，会所还特意为他简化了入会仪式。伏尔泰以前对共济会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事实上，他认为它的仪式恰恰暴露出人类容易被魔法蒙蔽的弱点。但在1778年，他欣然接受了他的仰慕者奉送的会员资格。在入会7周后，他还没来得及参加另一次会议就去世了。
九姐妹会所里还有其他一些名人。比如，医院改革家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Joseph Ignace Guillotin）博士（他的姓氏后来成为断头台的代名词），也是在伏尔泰入会仪式上发言的成员之一；蒙戈尔菲耶（Montgolfier）兄弟——约瑟夫-米歇尔（Joseph-Michel）和雅克-艾蒂安（Jacques-étienne）也都是会员，他们在1783年首次展示他们的“空气静压机”（热气球），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然而，共济会整体上并没有给启蒙运动带来更先进的思想。在为《百科全书》做出贡献的272人中，只有17人是共济会会员。坦率地说，假如启蒙哲学家真把共济会视为他们使命的一部分，那么应该有更多的共济会会员做出贡献。九姐妹会所也称不上整个法国共济会的代表。当拉朗德创建会所时，他为了获得法国大东方（法国共济会总会所）的认可费尽周折。大东方总会所中的保守派会员担心此举会惹恼当局。九姐妹会所也具有强烈的排外倾向，没有通过出版杂志来传播会员们讨论的内容。所以，拉朗德的会所并没有启蒙时代的典型特征，无异于一个普通会所。
然而，人们至少还有机会在它的一些变体，即普通的法国会所中，“亲历启蒙运动”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拥有与孟德斯鸠那样的知识分子会员同样高贵的头脑，就能发现启蒙运动关于世界大同和所有人在形式上平等的特定假想已成为共济会的基本规则。
宇宙神选法师
法国共济会吸收的神秘主义者至少与科学家一样多。许多人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共济会世代相传的秘密根本不是一套值得遵从的道德戒律，而是事关重大的深奥真理。没有人比让-巴蒂斯特·维莱莫（Jean-Baptiste Willermoz）更简单明了且更有代表性地揭示出共济会接触到神秘学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反应。这位和蔼可亲的里昂丝绸商人出生于1730年，他以对当地慈善事业的大力支持、无可指责的商业品行以及在会所里乐于与社会等级比他高的名流们交往而闻名。善良的里昂人不知道，维莱莫还深藏着另一面，他贪婪地汲取共济会知识中最神秘莫测的内容，并与远在俄国、瑞典和意大利迷恋神秘学的共济会会员和哲学家保持着通信。他在35岁左右时已经获得了60多个共济会级别，并自创了一种高度神秘的共济会版本——“黑鹰骑士团”，旨在找到一种特殊的石头，它不仅能带来普世幸福，还可以将贱金属转化为固体和液体两种形态的黄金。
l’Ordre des Chevaliers élus Coëns de l’Univers，简称“宇宙神选法师团”。
维莱莫每年都会去巴黎出差，这让他有机会接近他认为的共济会本质。1767年，也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声称能预知未来并且信奉犹太教传统神秘哲学的共济会会员，马蒂内·德帕斯夸利（Martinès de Pasqually），此人令他感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德帕斯夸利认为，所有人最初都是半神，共济会仪式可以帮助被精心挑选的几个人恢复这种被丢失的半神状态。他创建了宇宙骑士-神选石匠法师团 l’Ordre des Chevaliers élus Coëns de l’Univers，简称“宇宙神选法师团”。，用魔法圈、天使的名字和占星术召唤神性显现。据称春分那天的午夜魔法力特别强大，经过漫长的精神上的准备，最具资格的会员可选择在这个时候赤脚躺下，头枕着攥紧的双拳，以一种被称为“重整”的姿态得到升华，接收最高主宰发出的信息。
维莱莫成为德帕斯夸利的追随者，并很快成为里昂神选法师团的首领。随着一个又一个春分逝去，满怀期待的“重整”始终没有到来，但他的信念依然坚定。相比之下，他的一些追随者变得焦躁不安，因为德帕斯夸利总是百般推托，一直回避来里昂指导会员们举行正确的迎神会。在德帕斯夸利于1772年离开法国前往加勒比继承遗产之后，维莱莫仍然没有动摇信念。
又译“巴弗灭”，西方传说中的恶魔之一，如今人们熟知的羊头恶魔。另外，在巫术的传说里，魔王撒旦常常会化作一只羊，在女巫聚会时现身，供她们膜拜。
与此同时，维莱莫也在吸收德国的最新思想——这是苏格兰礼中的新趋势，而且注定会在共济会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事实证明，不是随便几个老十字军骑士无意间在圣地重新发现了共济会，然后把它带到了苏格兰，是圣殿骑士团的杰作。圣殿骑士团是创建于12世纪的一个真正的军事修道会。他们在占领圣地的军事行动中逐渐变得实力雄厚，当十字军东征行动结束时，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让一些人眼红。1307年，时任教宗下令逮捕了骑士团的领导人，指控他们犯有危害天主和自然的重罪，其中包括鸡奸、谋杀儿童和膜拜一个名叫巴风特（Baphomet） 又译“巴弗灭”，西方传说中的恶魔之一，如今人们熟知的羊头恶魔。另外，在巫术的传说里，魔王撒旦常常会化作一只羊，在女巫聚会时现身，供她们膜拜。的羊头伪神。圣殿骑士团首领雅克·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被烧死在巴黎圣母院前的火刑柱上。
在被解散了数百年后，圣殿骑士仍然是众说纷纭的人物。对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他们属于异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是教会贪婪和残忍的殉道者。但是他们有入团仪式，他们最高官员的称谓与后来的共济会一样。这种巧合足以让维莱莫和许多其他兄弟把他们视为共济会会员。1774年，维莱莫及其精选的追随者在里昂成立了一个圣殿骑士分会。4年后，他将圣殿骑士分会与神选法师团合并为“修正苏格兰礼的圣城慈善骑士”团体。
在1780年代，维莱莫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被另一种新奇事物俘获。数年前，维也纳的物理学家弗朗茨·梅斯梅尔（Franz Mesmer）有了一个划时代的发现，他声称导致行星运动的重力以他所谓的液态“动物磁力”在生物体内流动。对人类来说，动物磁力流动受阻就会导致健康状况不佳。那些受到这种负面影响的人也很幸运，因为梅斯梅尔拥有储存和引导这种液体的天赋，并且可以通过触摸病人身体的磁性区域来诱发恢复性的昏厥或精神恍惚——也就是说，他要“将磁力应用于”（其实就是催眠）他们。梅斯梅尔于1778年来到巴黎，大张旗鼓地展示他的治疗方法，有了大批追随者。
崇信梅斯梅尔催眠术的名流自行组建了一个“和谐会所”，也就是一个致力于向伟人学习并守护其终极秘密的准共济会团体。此后不久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了这个团体的分支机构。维莱莫将当地催眠术爱好者小组并入修正苏格兰礼的圣城慈善骑士之中。
让-巴蒂斯特·维莱莫终生都在通过共济会寻求精神启蒙，直到1824年去世。他只是18世纪后期众多迷恋神秘学的会员中最不拘一格、最狂热的一个。神秘石匠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江湖骗子开始大行其道。他们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朱塞佩·巴尔萨莫（Giuseppe Balsamo）——以其化名“卡廖斯特罗伯爵”广为人知。卡廖斯特罗于1743年出生在意大利西西里首府巴勒莫（Palermo）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在欧洲四处游荡，伪造文件，并为妻子拉皮条。1777年，他在伦敦监狱服刑期满后，在伦敦索霍区一家酒吧里加入了共济会，从而获得了一套全新的行骗工具。他继续在各地游走，只是这次是带着他自创的共济会版本中的“大科夫塔”（Great Cophta）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源自埃及的一种仪式，它的终极秘密与令年老者身体再生的能力有关。
在回顾18世纪后期大行神秘主义的共济会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仅仅表现出一丝不解和好奇，就好像德帕斯夸利、维莱莫、梅斯梅尔和卡廖斯特罗这样的人物只是在历史上偶尔出现，徒增笑料，不必大惊小怪。这样做未免显得我们自视甚高，根本没有把过去当回事。例如，对许多受过教育和理性的观察者来说，梅斯梅尔催眠术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当时人们识别出的众多难以理解的力量中，动物磁力只是其中之一。多亏了牛顿和富兰克林，人们知道了引力和电的作用，但要说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就难得多了。
维莱莫探索的共济会的各种形式注定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但它们存在过的事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18世纪下半叶法国制度性的宗教确实衰落了。教堂里会众寥寥，在举行弥撒时信徒们捐赠的善款也少了。法国的好公民不再加入天主教会，而是集体加入共济会，在那里他们做的事并没有两样，唯一的区别是脱离了教会及其自上而下的神学。他们社交，做慈善工作，并寻求分享神秘的经历。如同在英格兰一样，共济会缓和了整个社会世俗化变迁的过程。
尽管罗马教宗不赞成，但许多神职人员都加入了共济会。根据一项调查，在巴黎西南部的昂热和勒芒地区，高达35%的兄弟会成员是神父或堂区牧师。像所有的兄弟一样，神职人员过着他们形形色色的自由石匠的世俗生活。1778年，崇尚科学并享有盛誉的九姐妹会所共有150名成员，其中13人是教士。1752年，在巴黎的一个会所里，卡萨诺瓦结识了一位罗马人，此人身材矮胖，十分注重生活品质，而且碰巧是一位罗马教廷大使，后来还成了枢机主教。他们一起享受了“有漂亮女孩陪伴的精美晚餐”。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法国共济会反映了法国整个社会的多样性——或者至少是上层男性群体的多样性。事实上，它的多元化足以包容一位有史以来最神秘、最不寻常的共济会会员。
“它”
夏尔·德博蒙（Charles de Beaumont），人称德翁骑士（Chevalier d’éon），是令人敬畏的法国律师、士兵、外交官和间谍。1763年，德翁骑士来到英格兰，引起了轰动。这位骑士以挥霍无度和爱好决斗而远近闻名，同时与伦敦债权人和凡尔赛宫廷中一个势力强大的派系结了怨。1764年10月，全副武装的德翁先是躲在索霍区一座门窗紧闭的房子里，后来在被判犯有诽谤罪并剥夺了法律保护后逃往别处。法国当局对此并不知情，只是在德翁骑士以泄露机密文件相要挟时，才勉强过问这件事。匪夷所思的是，德翁骑士这种轻率而鲁莽的人，在伦敦外交界的职业生涯又持续了13年。
真正让德翁从伦敦众多丑闻主角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或她）经常打扮成女人，并故意诱导他人对其真正的性别产生怀疑。私下里，这位骑士向一名法国间谍同伴承认自己是生物意义上的女性。在公开场合，当人们就此下的赌注越来越大时，他/她愤怒地声称自己拥有男人的全部特征。然后拒绝给出证明。
在1768年关于其性别的赌博狂潮达到巅峰时，德翁骑士在斯特兰德街（河滨街）上的“皇冠和锚酒馆”加入了共济会。大约18个月后，他/她成为会所的一名官员。借着加入共济会之举，德翁骑士证明了自己是十足的男性，从而暂时抑制住了伦敦人的炒作。由此推测，当他/她在入会仪式上裸露胸部时，应该没有显露出明显的女性特征。
当德翁成为共济会会员的消息传出后，整个伦敦一片喧腾。一些讽刺版画趁机围绕这件令共济会蒙羞的事做文章，并热销一时。其中一幅作品表现的是德翁骑士（在文字说明中以“它”相称）接见两组代表团。一组是尴尬的共济会会员，他们恳求德翁对“它”的生物特性保密。另一组来自博彩公司，他们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争议，并建议德翁接受当选教宗所需的生殖器手检。图中可见两个魔鬼带来了梵蒂冈用于手检的椅子（座面中间有个洞），一位神父站在德翁骑士身边，准备伸手去德翁裙下一探究竟。
德翁骑士本人更喜欢另一张版画，这也可以理解，因为那张不无奉承的意味，因此他/她一下子买了10张。它描绘了一个性别不确定的人，只见这人一身女装，但又配着明显是男性专用的剑、手杖和共济会徽章等。背景中的人物画像是历史上著名的冒名顶替者。
有关德翁骑士性别的对赌再次升温并持续至1777年，打赌德翁骑士是女性的那些人干脆诉诸法庭。在两名证人的权威意见支持下，他们赢得了这场官司。一名外科医生作证说，存在争议的这人患过妇科病，他亲自诊疗过；一名法国记者发誓说，他和德翁骑士发生过性关系。尽管如此，性别疑云依旧挥之不去，因为有人猜测伦敦案的两名关键证人可能被买通。但在判决后不久，随着其容貌和身材变得更加圆润，49岁的德翁终于宣布自己是一个女人，并以“德翁骑士”而知名。随后她打算返回法国。
德翁骑士十分看重共济会，她读了许多关于兄弟会及其历史的书就证明了这一点。她的共济会会员身份对她来说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巴黎的聚光灯下稍做停留后被送回她的出生地（偏远的勃艮第）的那段时间。她的表弟和一些朋友都加入了共济会，她雇用的大多数手艺人也是共济会会员，比如给她制作假发的人。
有件事更令人瞠目结舌，她家乡托内尔（Tonnerre）的会所竟然愿意接受她加入。1779年8月，当法国大东方阻止她入会时，托内尔的成员提出抗议，并给出了他们出于同情而感到无法拒绝她的理由：“尽管她变（成一个女人）了，但把她拒之门外会使我们不仅背叛了同乡情分、血缘关系和兄弟友情，还背叛了我们兄弟会的称号。”德翁骑士也许是个女人，但她终究是一名会员。
托内尔共济会的思想大解放究竟该怎么解释？也许他们只是在向德翁骑士献殷勤，毕竟骑士是当地的名人，还是下层贵族出身。忠于亲情和友情的心理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兄弟们把德翁骑士当成了穿着女装的男人。无论怎么说，这事还有不那么重要的地域性缘由。在英格兰，女性共济会会员充其量是带有嘲讽意味虚构出来的产物，一种对该行会男性专享的自负形象的怪诞模仿。相比之下，在法国，真的存在戴着石匠围裙的活生生的女人。
苏格兰贵妇和英格兰悍妇
任何准备入会的女性都必须是健康的，没有怀孕，没有处于经期。在进入会所之前，她将被带进一个幽暗的房间，里面只有一盏灯和一个头盖骨。她在那里会见到一位女士，后者会问她是否准备好接受可怕的考验。她应要求褪去右边的袖子和手套，然后脱掉左边的吊袜带，换上一条一码长的蓝丝带。待她戴好眼罩，她便准备敲击会所的大门。
“接纳会”或“女性共济会”，巴黎，1775年
女性共济会并不是法国独有的，但它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如此多的姐妹。当这个兄弟会渡过英吉利海峡，确立了它独立于伦敦的地位之后，它在组织上的一团混乱不仅导致苏格兰礼的等级增设无度，也打破了不准女性入会的行规。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女石匠出现在1740年代。此后，她们在全国的分布并不均衡：在蒙彼利埃、马赛、图卢兹和土伦这些共济会活跃的中心地区，并不存在我们所知的有组织的女性会员。然而，到了1774年，自由石匠的姐妹会在巴黎和波尔多等地已经生根开花，法国大东方总会所别无选择，只能予以承认。此后，女会员的人数进一步增加，帮助她们按照共济会的标准自我塑造的指导手册也越来越多。在巅峰时期，女会员可能有上千人。
与兄弟会一样，姐妹会也将仪式置于集体生活的中心。仪式标志着一个会员获得新生，这对女性和男性来说都是一样的；同时，所有仪式相当于会员们进入一个友情至高无上的国度的通行证。
在法国境内，允许接收女性会员的各地会所均遵从统一的入会礼仪——“接纳礼”。各个会所同时接受男性和女性入会，并且在其仪式中演绎《旧约》故事的主题。
专门研究女性石匠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是否赞同共济会，都认为接纳礼纯粹是为了糊弄好奇的女性而拼凑出来的大杂烩，目的是让男性不受干扰地继续做他的正事。在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眼里，这些仪式都歧视女性：许多接纳会入会仪式中采用的撒旦诱惑夏娃的故事拥有和大男子主义一样悠久的历史。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接纳会的会所实际上拥有高贵的血统；它源自英格兰共济会在一个小地方运作的传统，由詹姆斯二世的拥戴者带到了法国。因此，如果说共济会吸收女性是在法国的创新，那么用于接纳女性的仪式机制却与法国无关。
对接纳仪式歧视女性的指控也需要做具体分析，因为他们改造了《旧约》的故事原意。例如，在仪式中，夏娃咬了苹果，但丢弃了苹果核，这意味着夏娃接受了分辨善恶的知识，但摈弃了可能滋生的不道德行为。《旧约》中的女人出于好奇心，把罪恶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以此为原型的共济会夏娃却被塑造成了如同基督的人，她为大家承担了罪。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女会员达到了更高的级别，开始负责接纳仪式，甚至为自己发明了更高的级别。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开始思考启蒙运动对女性意味着什么。有些人找到了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开始鼓吹具有现代气息的妇女解放思想。例如，第戎的一位女会员在加入共济会后发表演讲：“哦，我的姐妹们！我喊出那个名称时感觉是多么好啊！……我们要以这个荣誉为乐，它在我们女性经受了这么久、这么多的侮辱后替我们报了仇。”有位历史学家在帮助我们发现女性共济会世界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曾感慨说：“毫无疑问，一种早期的女权主义已经开始在[接纳会]会所中萌芽了。”
然而，接纳会会所内的早期女权主义者面临着重大障碍。共济会允许女性入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堵住一些人的嘴，那些人抓住共济会男性专属的特点，指控共济会会所纵容同性恋的堕落行为。这种指控在法国尤其引人注意。人们普遍认为同性恋就是这个兄弟会臭名昭著的秘密，入会仪式其实就是脱光衣服，进行鸡奸。事实上，在巴黎，同性恋亚文化群体为了避开当局的耳目，利用秘密的手势和暗语来确保双方安全地见面。同性恋者甚至开始在他们之间采用共济会的术语，比如，他们以“兄弟”相称。他们的这种做法只会加重人们对共济会的怀疑。接纳会会所设立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们将共济会与上述令人难堪的现象联系起来。
接纳会会所在组织架构上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只能以附属于某个“适宜的”男性会所的形式存在。这种附属关系是在1774年大东方批准接纳程序时确立下来的，其中包括一条羞辱性的附加条件，即妇女在来月经期间不能举行入会仪式。接纳会，以及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创设的众多女性附属会所，并没有对共济会是男性专属联合体的原则构成挑战。
登记为接纳会会员的妇女中有82%是贵族，其余的全部来自上流社会。这一事实本身就解释了许多关于女石匠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这些女性生来就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某些法律约束，因为那只适用于他人。历经几代人的积淀，那些愿意独立思考的法国男女贵族已经习惯了沙龙文化——一个私人文学或艺术圈子，通常由一位女性把握基调并主持。在典型的沙龙中，参与者注重的是机智且温文尔雅的交谈，对男女一视同仁。对于18世纪中期的许多贵族来说，共济会一边声称要提升美德和社会交往，另一边却将女性排除在外，这种做法显得自相矛盾。
在共济会中，接纳会的存在仍然饱受诟病。英国人反对吸收女性会员的论点在法国仍然可以听到：不相信女性会保守秘密，不相信男人当着女性的面不会心旌摇荡。
女石匠一直让共济会领导层惴惴不安。1777年，人们发现有些兄弟利用接纳会入会准则中的漏洞，邀请妓女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
大概是在同一时间，九姐妹会的知识分子们邀请德翁骑士参加他们的一场庄重的活动。人们在她遗留下来的文件中发现了九姐妹会的这封信：“我在此附上参加这个仪式的邀请函，你作为会员、作家，以及曾经是我们男性的光荣，如今又作为女性荣耀的代表，在这场活动中享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尽管这封信很讨人喜欢，但还是让人觉得模棱两可。她是作为一个女人被邀请的吗？还是作为曾经的男人？只是作为共济会会员，无关性别？还是因为她的身份非常可疑，从而使她成为一个特例？信中继续写道：“唯独德翁小姐有权跨过将女性排除在外的障碍，与我们同行。”有人甚至怀疑对方恐怕仅仅是为了猎奇，才向德翁骑士发出了邀请。当然，一些会员认为她是一个趣味横生的人物，她的存在并不是对《共济会宪章》的冒犯。在一些会所里，人们给当时流行的歌曲《圣巴拿巴的手杖》（The Staff of St Barnabas）填了新词，把这首有伴奏、各段旋律相同的作品变成了关于德翁骑士的下流歌曲。每一节都以同样的双关语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