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石匠中间有位热情的兄弟
知道了我们的全部秘密
如果有人说他是个姑娘
我们倒要看看他那根圣巴拿巴的“手杖”
我们不难想出可以贴在德翁身上的现代标签。然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标签都那么贴切的话，她的故事也就不会具有如此浓烈的历史意义了。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在服饰和性别上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她身份的真实表达。伏尔泰就坚信她的变性只是权宜之计——她作为一个男人在动荡的生活中积累了很多敌人和责任，变成女性是摆脱那些敌人和责任的一种激烈但有效的方式：“他（或她）的下巴上有一绺又厚又尖的黑胡子，所以我真的无法相信这个德翁是个女人。”
见过她的很多知识分子与伏尔泰一样，都对该如何区分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感到困惑。1780年代中期，德翁骑士回到伦敦居住，所到之处，人们仍然深感迷惑。一天晚上，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与她在一个聚会上攀谈，事后他感慨说：“一想到她变性成了一种怪物，我就感到震惊。在我看来，她就是一个穿着女人衣服的男人。”许多观察家认为她属于那种身材魁梧并带有男子气的女人。德翁骑士的性别之谜始终没有揭开谜底，至少在她有生之年没有。
光照派
你在互联网搜索“光明会”一词，会得到超过5400万条信息，其中大部分都在描述一个由全球精英策划的秘密计划，宣称他们图谋运用精神控制、暗杀和光明会创建一个新世界秩序。就如“警惕的公民”网战的刊头宣称的，“符号统治世界，不是文字也不是法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的表象背后，有着险恶的阴谋诡计。一旦你脑子里绷紧了这根弦，就会发觉尽管Lady Gaga是光明会傀儡的说法有些引人发笑，却也不由得让人开始起疑。不然她为什么会在一个视频里岔开两腿站成三角形，并遮住一只眼睛？光明会阴谋论最近的一轮热潮出现在1990年代，当时一群说唱音乐人在他们的歌词中提到了它。然而，要是往前追溯的话，它的恶名其实早在两个世纪前就传开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德巴吕埃尔，他的《追溯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把光明会打造成了共济会发动法国大革命密谋中的大反派。
所有这些传闻都与源自德国的、现实中的光明会根本不沾边。德国共济会的发展历程和模式与法国兄弟会十分相似。柏林既是普鲁士的首都，也是共济会中一位世界名人的故乡。这位鼎鼎大名的会员就是伏尔泰的朋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1730年代末，就在人们怀疑共济会图谋颠覆现存社会秩序之际，腓特烈王子力排众议予以支持，并在他即位后帮助共济会发展成一个体面的社团。然而，随着共济会逐渐流行起来，众人开始争相入会，腓特烈大帝反而对它失去了兴趣。就像在法国出现的情形一样，苏格兰礼和圣殿骑士团崇拜的出现，使德国共济会陷入了充斥着“古怪、矛盾和神秘”的混乱之中。兄弟们沉迷于嫉妒、仇恨和阴谋，争夺预想中的共济会管理大权，拼抢对外人来说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丝带和奖章。各个会所开始阻挠非上流社会出身的会员获得较高的级别，并热衷于财务作假和舞弊，摆筵席的花费远远超过了他们在慈善事业上的支出。据一位消息灵通的观察者说，德国共济会完全被淹没在兜售“来自亚洲的滑稽剧、万能药、黄金或钻石制作术、长生不老饮料等”的江湖术士和骗子当中。
又译为“亚当·魏萨普”。
到了1780年代，共济会会所已遍布德国。然而，就像在法国一样，曾经对共济会寄予厚望的一些人大失所望，他们原以为共济会有关兄弟情谊、宽容和理性的所有讨论能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影响。整个欧洲的政治气氛变得日益紧张，一些人开始觉得共济会在推卸自己在启蒙运动中反迷信、反专制的责任。继法国之后，德国共济会的美好时光似乎也已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有一个人认清了这种形势，他就是亚当·魏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 又译为“亚当·魏萨普”。，一位出生于巴伐利亚州因戈尔施塔特镇的年轻大学教授。出于对现状的不满，他创立了一个秘密社团。虽然这个社团影响力有限，昙花一现，但它注定成为历史上共济会变体中最恶名昭著的一个。
魏斯豪普特最初设想建立一个致力于结束专制和迷信的秘密社团时，才刚刚接触到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1776年，他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践，召集了他最喜欢的几个学生，组建了一个不久后被称为“光明会”的秘密社团。这个新团体可能只有5名成员，但它制定了一个宏大目标，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自由、正义和理性的国度。不幸的是，魏斯豪普特的设想有些自相矛盾，这使得它在短暂的存续期间一直受到困扰。他们心怀普世目标，但能接收到他们信息的人寥寥无几，从而导致这个团体处境尴尬。此外，令人无法理解的是，魏斯豪普特理想中的光明会，一方面崇尚极端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另一方面又教导会员们无条件服从光明会领导层发出的指示。
亚当·魏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1748～1830年），声名狼藉的光明会创始人
魏斯豪普特设想了一个三层组织。在底层，刚入门的年轻学徒会受到领导的督导。在名为“弥涅尔瓦”（Minerval）的第二层，会员们将完成一个精读和泛读相结合的学习计划。只有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会员才能进入第三层——“阿雷奥帕古斯”（Areopagus），到达这个层次的会员将学习光明会的真正使命，并参与制定行动规划。
但这种组织架构基本上一直停留在计划阶段，从未得到真正实施。光明会最初几年发展极其缓慢。魏斯豪普特讨厌共济会，也厌恶这个兄弟会的仪式和标志，用他的话说，那些都显得“空洞和浅薄”。不过，他同时意识到，光明会也需要这种“空洞和浅薄”，不然的话，未来会很难从精英集团中吸收成员。他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加入了共济会的圣殿骑士会所，并在这里找到了一种绝妙策略：光明会会员可以渗透到共济会的会所，致力于从内部改造它们，使之服务于光明会的目标。他说干就干，利用这种策略将他的秘密团体扩张到了巴伐利亚州以外，会员数量也开始显著增长。
1780年1月，就在光明会控制了第一个共济会会所后不久，汉诺威选区一位温文尔雅的记者，阿道夫·克尼格（Adolph Knigge）被招募进了这个组织。克尼格是一名民主党人、多产的作家和讳莫如深的共济会会员。他雄心勃勃地创设了一套全新的共济会仪礼，以帮助会员登临更高的精神境界，但当他将自己呕心沥血制订的计划提交给上层后，却遭到了拒绝，他失望至极。对克尼格来说，光明会所代表的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彻底决裂；他们倡导的理性的思想解放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帮助他实现让共济会重归崇高目标的梦想。对于光明会来说，克尼格在共济会中和社会上都拥有广泛的人脉，这为它进入德国北部打开了大门。接下来，克尼格就没日没夜地在他位于伯肯海姆（Bockenheim）的办公室里写信，然后发往各地，他为了买邮票甚至花光了手头的现金，不得不把家里的银器送到了典当行。幸亏有他的鼎力协助，光明会会员人数飞速上升。据粗略统计，在光明会的巅峰时期，会员人数达到了600至1000人。
不过，真正重要的不是会员人数，而是会员质量。按照这一标准衡量，光明会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就。会员中有多位亲王和公爵，还有大批名门望族出身的贵族。大部分成员是政府官员、记者和学者。相形之下，入会的商人很少，因为他们十分厌恶要求极其苛刻的启蒙阅读。他们中最著名的光明会成员都有极强的求知欲，比如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作家兼萨克森-魏玛-爱森纳赫大公卡尔·奥古斯特的高级顾问。歌德入会也可能只是为了帮助政府监控这个社团。
尽管处于动荡之中，光明会还是在不断壮大。虽然克尼格的正式级别仅仅处于该组织的第二层，但在情急之下，他写信给魏斯豪普特，直截了当地提出想要了解更多本组织的内情。越来越多的成员表示自己不遗余力地刻苦学习，理应获得更高级别和更高级知识的回报，面对这种压力，他已经沦落到敷衍和欺骗他们的地步了。魏斯豪普特不无惭愧地答复说，光明会仍然处于初创阶段，还需更多的努力，同时邀请克尼格于1781年前往巴伐利亚，参与制订一项适当的计划。
二人随后的讨论确认了魏斯豪普特设想的终极目标。光明会将借助于共济会分布在各地的会所，设法渗透到德国各州的最高层，在政府领导人身边安插顾问，引导政府走向光明。最终，当大众觉醒，认识到他们自我实现的潜力时，魏斯豪普特预言称：“亲王和国家将从地球上和平消失，人类将成为一个大家庭，世界将成为一个理性人的天堂。”光明会是一个非暴力的阴谋。问题在于，涉足其中的任何人，既不清楚他们谋求创建的社团的确切性质，也没弄明白应该采用哪些手段来创建这个社团。
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克尼格于1783年底辞职，他烦透了，无意继续与专横跋扈的魏斯豪普特斗下去了。1784年春天，一些保守派成员变节，向巴伐利亚当局告发了这个社团开展的秘密活动。同年6月，当局查禁了所有秘密社团，并于来年3月点名谴责光明会“背叛和敌视宗教信仰”。魏斯豪普特逃离巴伐利亚，再也没有回来，他创建的秘密组织也分崩离析。
当丑闻曝光后，大多数前光明会成员都感觉很困惑，不明白大家为何大惊小怪。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获准踏入了兄弟会内部的圣地——阿雷奥帕古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读书俱乐部。光明会成员在德国各地的官场中可能占据了不少要职，但他们在实施魏斯豪普特的计划方面并没有任何作为——主要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竟然真有一个计划。
这件事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像亚当·魏斯豪普特这样倒霉的阴谋家，竟然在无意中引发了所有阴谋论中传播得最广泛的一个，而且实实在在地打造出了我们今天所知的阴谋论。光明会的故事激发了保守派神职人员和学者的想象力，他们极力煽动人们对光明会的恐慌，将魏斯豪普特的追随者描绘成无神论的鸡奸者、有害于社会的凶残敌人。专制政府不断得到暗示：他们需要打击共济会和各种自由思想。最初因光明会而起的恐慌，逐渐发展成对所有具有颠覆性的秘密社团根深蒂固的恐惧。1740年代以后已销声匿迹的说法又在各处浮现出来：共济会会员是危险秘密的守护者。光明会的出现加深了人们对讳莫如深的共济会的恐惧，也让人们更加确信它暗中酝酿着巨大阴谋。针对兄弟会具有颠覆性和阴谋性的指控，试图予以反驳的共济会会员再也不能强调他们拥有众多善良的会员，或者他们奉行忠于当局的原则。只有傻瓜才会关注表面上的共济会，因为它就像一个类似俄罗斯套娃的邪性体系——一个由很多隔间构成的巢穴，一个隔间套着另一个隔间，每往里进一层就会看到更隐秘、更邪恶的东西。同样，在公开的会所后面，藏着秘密会所；在秘密会所后面，又藏着光明会；在光明会的深处，隐藏着一个邪恶的策划者，他从精神上控制着自己的追随者，犹如对他们施加了催眠术。光明会激发的恐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共济会图谋不轨的戒心，导致他们不再理会任何相反的证据。与此同时，以苏格兰礼为代表的共济会的分裂使它缺乏一致对外的机制，因而无法有效应对令人愤慨的指控。这种局面与法国的政治地震一起，让人们对共济会的各种指控更加耸人听闻。
修道院院长德巴吕埃尔
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当时国王和贵族之间因税收而起的争端不断升级并最终失控，出人意料地激发了各个阶层要开创一个自由新时代的强烈愿望。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观念扑面而来：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君主政体；政府应该对民意负责，而不是一味维护贵族和主教们的利益；公民权利将战胜少数人的特权。一个社会从未如此决绝地寻求自我改造。
然而，面对国内外各派势力的激烈反抗，人们试图实现1789年梦想的努力导致了骚乱。暴力伴随着大革命的每个阶段。暴力行为既有对旧政权代表展开的广泛报复，也有对新政权高压手段的合力对抗。试图阻止革命失控的人残酷镇压那些叫嚣着继续革命的激进分子。新法国与外敌开战，战争又将大革命推向了极端嗜血。共和国成立了，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了。政治对手接连不断地被安上叛徒的罪名，间谍和阴谋家似乎潜伏在每一处阴影中。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令人毛骨悚然：人群遭到枪炮连续扫射，杀伤力极大的葡萄弹也派上了用场；砍下的头颅被插在长矛尖上或摆在门柱上；一些尸体被肢解。
在雅各宾派的统治下，法国进入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时期，即1793～1794年的“大恐怖”。宪政被迫中止。大规模征兵引发了西部叛乱，十多万人在残酷的战斗中丧生。在巴黎，那些被贴上“反革命”标签的人被一批接一批地砍头。即使军事和经济形势有所缓和，由于雅各宾派领导人之间展开清算，执行死刑的节奏非但没有放缓，反而大大加快了。
恐怖气氛日益加剧，大革命对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对一些人来说，恐怖是通往美德之境的大门。大革命已经宣告宗教自由，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并将教会置于国家政权之下。现在，它试图用某种全新的信条来取代宗教：崇拜“至高存在”或对“理性”顶礼膜拜。
对大革命的敌人来说，疯狂崇拜似乎已经占据了上风。恐怖暴露了1789年乐观口号的真正含义。如果恐怖定义了大革命，那么一个装置定义了恐怖，它就是断头台。“用机械装置斩首”的主意是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想出来的，他是一名医生、共济会会员、九姐妹会成员，只是后来被实际使用的模型不是他设计的。像他的许多兄弟一样，他在大革命早期的理想主义中受到启蒙思想的启发。在旧制度时期，处决犯人的方式是施以轮刑，或者执行绞刑、上肢刑架、四马分尸。吉约坦博士表示，在理性的新时代，处决犯人应该迅速、无痛。1792年4月25日，一名武装抢劫犯成为第一个死于断头台的人。
共济会会员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1738～1814年）演示斩首机器的工作原理
1793年，在大恐怖期间，被称为“国民剃刀”的断头台处决了数千名受害者，这既让倡导斩首机的吉约坦博士显得无比荒谬，也是对他所宣称的人道主义的无情嘲讽。巴黎革命广场的故事和场景虽然可能被一些人夸大或过度渲染了，但它们在长达数十年中都是欧洲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囚车驶过，围观的人群狂呼乱叫；一排排老妇人一边淡定地织着毛衣，一边看着铡刀刀刃遽然落下；喷涌而出的鲜血在鹅卵石地面上形成一个个血池，任由群狗舔食。
最后，就在1794年8月10日，制造大恐怖的领袖人物，雅各宾派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雅各宾派很快遭到了血腥的报复。
就德巴吕埃尔院长而言，他远离腥风血雨，待在位于埃奇韦尔路的安全的房子里翻阅共济会的文献，追溯法国大革命阴谋的古老源头，把我们带回到公元3世纪的巴比伦王国，撒旦反基督教会运动的开端。摩尼教算是最早的邪恶异端之一，它的教义声称在善与恶的伟大斗争中，寻求光明的途径是将所有宗教信仰融为一体，成为一统天下的信条。基督不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只是众多精神楷模中的一个。换句话说，基督教将被浸入混合了三教九流成分的毒汤中。继摩尼教之后，共济会承其衣钵，将同样的毒汤打上“宗教宽容”的欺骗性标签兜售给会员们。
后来，“邪恶的”“不虔诚的”圣殿骑士，羊头伪神巴风特的崇拜者们，成了这个阴谋的传承者。当圣殿骑士遭到教宗和法兰西国王镇压时，幸存者发誓要向所有的君主和教宗，以及基督教所有的表现形式复仇。他们潜逃到苏格兰避难，并在那里将自己的隐秘和对复仇的渴望带入了共济会。
然而，正如修道院院长德巴吕埃尔解释的那样，共济会传说中的可怕秘密被隐藏得极其巧妙。共济会奉行的誓言和级别体系有两个目的：掩盖兄弟会最阴险的目的，引诱新成员吸收更大剂量令人成瘾的共济会意识形态。天真的石匠们禁不住诱惑，在这个体系中越陷越深，直到他们再也无力反抗。他们从普通会所升级到神秘会所。从入门级别开始，他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最终的“卡多什骑士”级别。接下来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大白：共济会高喊的兄弟情和自由口号，乍一听很顺耳暖心，但它们实际上是“向基督及其崇拜开战”“向国王及其王权开战”的秘密宣言。这是他们图谋在法国大革命中完成的邪恶使命。
不过，共济会并非渗透进这场大革命中的唯一阴谋。德巴吕埃尔解释说，大革命中最狂热的雅各宾派的残暴行径是在共济会与另外两大阴谋合流时发生的。
第一大阴谋是哲学家、思想家和改革者合谋，试图在启蒙运动期间摧毁基督教。幕后操纵者共有3位：让·达朗贝尔——编辑了理性主义异端集大成者《百科全书》的数学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他取消了出版审查制度，实行宗教自由，招纳不信神的知识分子给他出谋划策；最险恶的、多产的不信神的伏尔泰。这些人通过宣扬理性和宽容，给人们灌输无神论和不道德的理念。启蒙思想家纷纷加入共济会，将他们反对基督教的阴谋与共济会颠覆君主制的计划融合在一起。最后这位加入了共济会的启蒙思想家最具号召力。德巴吕埃尔承认，在漫长的一生中，伏尔泰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但随着年龄增长，他也开始走极端，于1778年在九姐妹会宣誓加入共济会。
现在，想要将法国大革命输出到全世界，只需要第三大也是最致命的阴谋分支助燃了。它就是针对所有宗教、所有政府、所有财产、所有法律——针对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黑色东征行动，即光明会。光明会会员只是在1780年代的德国受到压制。事实上，他们早已转移出去了，转移的方式就是向法国派出一个伪装成梅斯梅尔动物磁力理论爱好者的代表团。这些人一到巴黎，就立即着手招募资深共济会会员和启蒙思想家加入他们的行列，并将整个共济会组织变成他们用来推行无政府主义和全面瓦解社会秩序的工具。雅各宾派就这样诞生了，法国的命运因此也就注定了。
德巴吕埃尔说，他之所以了解这个内情，是因为他自己也加入了共济会。他知道共济会自始至终都在怀疑他，当被要求发的誓言可能将他置于危险境地时，他借故离开了。他从知情人那里获知重要策划者的隐秘意图，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他不能透露是谁。他引述了一些涉及阴谋的书信内容，但遗憾的是，他弄丢了那些最能证明阴谋论成立的信件。
在我们看来，这些证据与其立论一样明显站不住脚。然而，就在德巴吕埃尔的作品发表数月后，爱丁堡大学著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约翰·罗比森（John Robison）著书予以支持，同时谴责由共济会和光明会主导的破坏活动。德巴吕埃尔和罗比森完全是独立工作的，相互之间从未沟通过。他俩分别得出的结论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使得他们的论点变得无懈可击。美国于1798年出现了光明会恐慌。甚至连英国都被笼罩在对秘密兄弟会的恐惧之中。179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非法社团法》，严禁强迫成员宣誓的社团。共济会拼命游说相关各方，以避免被查禁。
《追溯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破绽百出，几乎不值得予以认真反驳。许多被德巴吕埃尔认定为共济会会员的人最后都被证实不是。德巴吕埃尔认为共济会与摩尼教徒和圣殿骑士之间存在某种可怕的联系，但实际上那是苏格兰礼的石匠们杜撰的神话。更进一步说，任何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现代历史学家，只认可德巴吕埃尔的一个说法，即在催生包括雅各宾派在内的政治俱乐部方面，共济会会员之间形式上平等的概念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而由此创立的政治俱乐部在1790年代的重大事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便如此，1789年后许多共济会会员的遭遇本身有力地证明了一点：任何将法国大革命诠释为共济会阴谋的做法都是昏了头的愚蠢之举。
公民平等
法国大革命疾风骤起之时，共济会迅速衰落。一些兄弟被卷入了政治风暴，另一些兄弟惨遭流放。到1793年，雅各宾政权对共济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它诡秘的特性对国家政权构成了威胁，而且共济会的贵族领袖们，仅凭贵族出身的事实就已经可以被认定为现行的或潜在的反革命分子。苦心经营了20年的大东方总会很快就将停止运作。
众多雅各宾派重要成员都不是共济会会员——罗伯斯庇尔就是最好的例子；与此同时，共济会的许多重要会员也没有加入雅各宾派。贵族兄弟奥古斯特-让-弗朗索瓦·沙永·德容维尔（Auguste-Jean-François Chaillon de Jonville）作为1760年代巴黎总会所事实上的领导人，不仅像德巴吕埃尔一样，为了保全性命逃往海外，还写了一本书谴责整个革命事业。
这一时期最出名的共济会会员是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他担任大东方总会长长达20余年。大革命爆发后，菲利普积极投身其中，甚至加入了雅各宾派，并将自己改名为“公民·菲利普·平等”。1793年1月，他甚至在国民大会上投票赞同将他的堂弟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这一切都是德巴吕埃尔的素材，他告诉我们，菲利普公爵是由毁灭天使亲自培养出来的，就为了让他领导共济会的血腥计划。然而，和以往一样，德巴吕埃尔忽略了与他的阴谋论相左的事实。首先，菲利普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人物，而不是一个热情如火的自由石匠。他在被任命为总会长后过了整整4年才开始出席大东方的会议。其次，他是被胁迫投票赞成对路易十六执行死刑的。第三，他在国王被处决后不久就断绝了自己与共济会的关系；他说，与大革命带来的真正平等相比，共济会只是一个“幻影”。第四，这个可怜的公民·菲利普·平等在1793年11月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所以至少对他来说，共济会的惊天阴谋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什么好处。
德巴吕埃尔笔下的共济会会员都尝到了大革命雷霆之怒的滋味。政治学家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在德巴吕埃尔的同谋者清单中名列前茅。但他在被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们扣上叛徒的帽子后，在东躲西藏中写下了他最著名的作品。在逃亡9个月后，孔多塞被抓获，并在等待上断头台期间死于狱中。
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法国兄弟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很快接受了1789年的革命理想；事实上，他是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主要作者之一，这一文献是法国大革命基本价值观的创立宣言。这些丰功伟绩并没能在1792年8月给予他足够的保护，他后来被迫逃离法国。
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坦博士差一点死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行刑装置上。他遭到雅各宾派的监禁，但在罗伯斯庇尔死后被释放。他对政治不再抱有幻想，余生致力于医学，并试图将断头台改名。
一个英国人创作的讽刺画，描绘了菲利普·平等（1747～1793年，原名路易·菲利普二世、奥尔良公爵；法国大东方总会长）被砍头的场景
在里昂，神秘主义者让-巴蒂斯特·维莱莫在大革命中幸存下来，但在1793年形势最危急的时候，他被迫带着所有神秘学文件躲藏了起来。
贵族出身的共济会会员处境都很悲惨。由于女会员绝大多数出身贵族阶层，她们也因此承受了超乎寻常的苦难。菲利普·平等的妻子和妹妹都是在接纳会加入共济会的，她们在大恐怖时期被投入监狱，等到罗伯斯庇尔死后才有机会逃到了西班牙。有位非凡的女会员遭遇了尤其可怕的命运。朗巴勒公主、萨伏伊-卡里尼昂的玛丽-泰蕾兹-路易丝（Marie-Thérèse-Louise de Savoie-Carignan）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密友，一度在宫中担任王后管家这一要职。她于1777年在接纳会的一个会所入会，并于1781年当选苏格兰母亲会所的总会长。公主一丝不苟地依照共济会的友情准则为人处世，因此即使在大革命爆发后安托瓦内特王后遭到众人嫉恨，她仍然与王后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份忠诚后来让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位深入研究过公主的共济会生活的历史学家，这样描述了她在1792年9月的遭遇：“她被关进监狱，在仓促组成的‘袋鼠法庭’对她进行了简单审判之后即被处死。一些人肢解了她的无头尸体，将其拖过街道，带到玛丽·安托瓦内特所在的监狱窗外，并扔在那里以恐吓王后。她的头则被另一些人带着游街示众。”
德翁骑士还有独一无二的后续故事，她在英格兰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避开了动乱。尽管如此，君主制垮台后，她唯一的生活来源——王室养老金也断了。她渐渐变得穷困潦倒，失去了往昔的尊严。她被迫通过展示自己的剑术来糊口，最终沦落到变卖随身物品的窘境。她于1810年在贫困中死去。尸检结果证实她拥有男性生理特征。当然，这些解剖学上的事实对解开谜团没有什么帮助。但它们已足以让英国共济会忘记德翁事件导致的尴尬，并创作了一则封面故事——不管故事内容与事实出入有多大。爱尔兰共济会历史学家W.J.切特伍德·克劳利（W.J.Chetwode Crawley）在1903年表示：“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德翁骑士的精神崩溃了，那么部分原因是在那些岁月里，有关他性别的流言蜚语给他带来了不堪忍受的压力和痛苦，并且让他经受着他真的以为自己是女性的幻觉的折磨，这样一切悬疑都将迎刃而解。”对切特伍德·克劳利来说，德翁骑士精神失常了，因此值得兄弟般的同情。
尽管错得十分离谱，但德巴吕埃尔所著《追溯雅各宾派历史的回忆录》言之凿凿地将传说中的共济会阴谋，变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共济会发展史上的重要遗产。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滚滚硝烟和华丽口号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许多心怀叵测之人从共济会得到了启发，并以它为模板开始谋划并实施他们的计划。阴谋论的迷思突变为现实的地方，非意大利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