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粉碎了波德戈尔内企图获得第二号的图谋，将貌似平等的权力赋予苏斯洛夫和自己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老朋友、中央书记基里连科。这二人轮流主持书记处会议，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这些会议上通过的。
苏共中央书记处每周星期二下午四点在五楼大厅举行会议。除了各位书记之外，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委员会各部和某些意识形态机构的领导人、陆军和海军总政治部部长、党的中央报刊的总编。他们被赋予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坐在那里旁听，有时候根据会议的进程，要求他们提供咨询或发表意见。
应邀参与某个问题讨论的人在接待室中听候召唤。小绿灯开始闪亮时，便让他们进入会议厅。
书记处评判党委的工作，检查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政治局决议的执行情况，批准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职务。
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讨论结束之后，大厅里只留下中央书记，有时候也有某个部的领导人。审议的是最敏感的问题——高级官员们的滥用职权和各种过失，对其中的一些过失惩处相当严厉。比如，中央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醉酒，便立即被清除出机关。
勃列日涅夫担心出现一位第二书记，因为此人会主持书记处，掌握苏共中央二号淡紫色印章，无论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是地方的党委书记都受其支配：他任命和撤销他们的职务，派遣出国公干和学习，亦即是说，正是他将“县太爷们”分封到“采邑”，而那些人自然会千方百计地竞相向他表示忠诚。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争夺第二书记的角色。他们为获得权力而斗争，彼此之间自然不会和谐共处。一个人表示支持，第二个人则会拆台。高级领导层的处境便很作难：一个问题取得苏斯洛夫的同意之后，还须与基里连科一道解决，以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但基里连科也可能做出完全相反的指示，那时候就不知道该执行谁的命令了。
佩切涅夫教授曾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后来又担任契尔年科的助手，他讲述道：
“在那段机关生涯中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我们都知道，要是今天某个部里从素常由基里连科监督的乌拉尔来了一位指导员或处长，那么明天那里也会出现一个从苏斯洛夫监督的斯塔夫罗波尔来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很注意保持平衡……”
苏斯洛夫休假或生病的时候，基里连科便一直“当家做主”。他主持中央书记处，其口齿不清和不会归纳自己的想法，都会给与会者留下强烈的印象。有时候他还会撤销苏斯洛夫已经同意的决定。
1972年12月，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说服中央宣传部领导人格奥尔吉·斯米尔诺夫担任苏联科学院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斯米尔诺夫是科学博士，所长的职位可以开辟通向院士称号的道路。有关他调动的公文辗转于数量众多的党中央办公室。苏斯洛夫签上自己的名字，便于1973年1月休养去了，留下基里连科当家。基里连科将主管宣传部的杰米契夫叫去问道：
“为什么我们决定把斯米尔诺夫调出部里？你们不需要他是不是？”
杰米契夫一下便听出了基里连科的口气：“相反，在新岗位上我们也想密切他和部里的关系，我们非常需要他。”
“嗳，既然需要，就让他在部里工作好了。”于是基里连科取消了苏斯洛夫的决定。
苏斯洛夫回来上班后，装出一副他不在时什么事也不曾发生的样子。半数基里连科的决定却无声无息地胎死腹中。向他提醒说基里连科已有指示的人，在中央委员会肯定干不了多久。人们都非常怕他，书记处内谁也不敢同他争辩。对全机关而言，苏斯洛夫的意见就是法律。谁也不会试图弄清，这是他自作主张呢，还是他的观点已经征得勃列日涅夫的同意。
“你往日在宣传部的同事格奥尔吉·斯米尔诺夫的调动是怎么一回事？”我提醒雅科夫列夫，“基里连科可是在苏斯洛夫不在时不声不响地撤销其决定的。”
“这就意味着，基里连科去找过勃列日涅夫，并已与之谈妥，”雅科夫列夫说，“没有取得总书记的同意，基里连科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往往都是这样：苏斯洛夫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不，我们不能采纳这个建议。”
于是中央某个部的领导人便会惊惶地从座椅上蹦起来，说：“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这个问题可是征得列昂尼德·伊里奇同意的！”
对此，苏斯洛夫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再和他谈谈。”
再也没有谁敢反对了。苏斯洛夫的话意味着问题已经结束。
勃列日涅夫当然不是有名无实的人。如果他说，就这样，不能那样，那么苏斯洛夫从来不会冲撞他。不过，实际上苏斯洛夫在党内已是十足的主宰者，因为勃列日涅夫业已授予他全权。勃列日涅夫喜欢的是专权，而不是治理。勋章、荣誉、掌声——这些东西才合他的心意；他喜欢作报告和接见外国代表团，却不想做什么具体的事情，他乐于将日常事务交付与苏斯洛夫。表面上苏斯洛夫和基里连科的签字意义相同。很快就表明，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是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明白，苏斯洛夫对他而言更为重要，更加可靠。
尽管如此，基里连科还是感到自信。很早以前便与勃列日涅夫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以“你”相称，这种情况决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除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之外，基里连科对所有的人的说话方式都很严厉、强硬。在党中央机关中，他被公认为是蛮横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