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鲁晓夫解冻年代，以“党的冲锋枪手”自居的那些作家，经不住与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竞争。当局可以给自己的吹鼓手们赏赐官爵、勋章和别墅，却无法让他们变得才华出众和广受欢迎。
御用作家们得不到读者的好感，因而更加乐意参与在生产意识形态方面对他们无法容忍的天才人物进行扼杀。
1966年11月10日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勃列日涅夫在当选为党的领导人后首次就意识形态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讲话阐明了他的观点。
勃列日涅夫首先谈到，十月全会之后（即赫鲁晓夫去职之后）取得了许多成就：“然而在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领域，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十月全会之前的十年期间，这个领域所犯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更多。而这些错误我们纠正起来也不像其他某些错误那么简单……”
接着，勃列日涅夫又说，这正是令他感到不安的地方：
“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手段，诸如一些科学著作、文学作品、艺术、电影，还有报刊，可以坦率地说，在我们这里常常被用来丑化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日前别人就向我介绍了西蒙诺夫的新作，似乎叫做《战争百日》。在这部作品中，西蒙诺夫将我们带进了迷魂阵。”
勃列日涅夫指的是西蒙诺夫的战地日记，《新世界》杂志准备将其发表，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允许刊出，因为其中如实地描写了战争初期的悲剧。勃列日涅夫举不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对理由，但让人明白，不许发表西蒙诺夫的日记。
“我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最珍贵的东西，却在某些作品、杂志和我们的其他一些出版物上遭到批评。我们一些作家（偏有人发表他们的作品）硬要人相信，似乎并没有‘阿芙乐尔’的重炮齐发，还说，这只不过是空弹射击，并没有二十八位潘菲洛夫战士，他们的人数更少，这个事实大约是捏造的，也没有政治指导员克洛奇科夫及其呼喊声：‘我们背后就是莫斯科，我们已无路可退了’。”
可以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接到了关于《新世界》杂志上批评家卡尔丁那篇著名文章的报告，文章中说本国历史充斥着神话。
勃列日涅夫的主要信息来源是总政治部部长叶皮谢夫将军，此人监管全国范围内的意识形态纯洁性。
“事情甚至发展到诽谤十月革命和我们党、苏联人民英雄历史上的其他历史阶段，”勃列日涅夫说，“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警觉首先是因为，并未对歪曲事实的行为给予应有的回击……同志们，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从党的立场出发就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书发表意见。”
伊万·杰尼索维奇并不是作家。这是索尔仁尼琴第一部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人公，小说经赫鲁晓夫批准后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
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杰米契夫第一个发言，因为按照中央书记处的分工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他明白应当为自己的领域内的缺点负责，因而立即诉说自己辖区的复杂情况：
“我很注意谁在宣扬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些错误观点，是《新世界》杂志在宣扬。党的第二十大之后，我国知识界形成了三大集团。一个出现在《新世界》周围，
另一个则在《十月》杂志周围。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二十大、二十一大都是完全错误的。看来，我们的确犯了自由主义。有些同志建议将特瓦尔多夫斯基撤职。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解除他的职务，他反倒会成为英雄。”
经验丰富的杰米契夫立即着手寻找可以推卸责任的替罪羊，他没有放过搞掉他想摆脱的官员的机会。
“我们最薄弱的领域是电影。我认为，现在是解除罗曼诺夫这一职务的时候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素质很高的人，但也是一个大大的自由主义者。”
罗曼诺夫20年代就读于高级文学培训班，做了新闻记者。战后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过十年，官至意识形态部第一副部长，甚至担任过中央政治局俄罗斯联邦分局委员。将其叫做自由主义者毫无根据。然而杰米契夫深知，被指控犯了自由主义，对一个官员而言足以致命。不过杰米契夫撤换电影业领导人的企图未能得逞。罗曼诺夫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72年8月，此时他就任《苏联文化报》总编辑……
中央委员会直属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新任主席佩尔谢对杰米契夫的话表示不满：“我对杰米契夫同志的说法感到非常奇怪，他说我国现在有三个知识分子集团：一个围绕着《新世界》杂志，另一个围绕着《十月》杂志，第三个我却始终都没听到是围绕着谁形成的。同志们，怎么会是这样呢？那么我和你们又归到哪里？”
勃列日涅夫不想牵扯到个人，便在回应杰米契夫的话时指出：“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在个人方面并没有批评谁。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谁对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有着具体的过错。我知道，杰米契夫同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谈的是我们大家都应当得出的政治结论……”
接着是苏斯洛夫发言：“赫鲁晓夫担任领导人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祸及所有各方面，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工作。我们让知识分子产生错觉，宠坏了他们……而关于伊万·杰尼索维奇，我们作过那么多的争论，发表过那么多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一直支持这类集中营文学！要纠正十月全会之前十年间所犯的所有这些错误，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换句话说，苏斯洛夫表明立场：所有的坏事都是赫鲁晓夫而非斯大林干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是一大错误。
“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审查、监督工作非常薄弱，”苏斯洛夫继续说道，“至今那个讹诈分子斯涅戈夫还在四处招摇，而我们对此已经说过多少回了？”
斯涅戈夫在30年代是一位极具声望的党务活动家——在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负责过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组织部，也曾任伊尔库茨克市委书记。1937年7月斯涅戈夫被捕，侦查久拖不决，使他躲过了最坏的结果。他的案件在大清洗已成强弩之末的时候才交付审判。1939年1月，法庭认定他无罪，解除羁押。然而根据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的个人指示，数日之后他重新被捕，一直被羁押至1954年。
赫鲁晓夫因在马里波尔区党委曾与之共事而记得斯涅戈夫。斯涅戈夫获释时，赫鲁晓夫与他进行谈话，对他所讲述的镇压机器的运转情况深感震惊。斯涅戈夫积极参与为无辜牺牲者恢复名誉的工作，他在赫鲁晓夫去职后仍然从事这一工作。而此时上层统治集团的心境业已发生变化，谁也不愿再去回想斯大林的种种罪行，这种事应当忘记。
勃列日涅夫响应苏斯洛夫关于斯涅戈夫的那一番话：“据说，中央委员会各部、政府的一些部还在接待他，为什么这种事还不结束？”
苏斯洛夫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发表了看法：“我不明白，为什么诸如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现在将其解职，他就会成为英雄？这是什么观点？如果不能将他撤职，那就委派一个真正的党员同志去那里任副职嘛。”
《焦尔金》的作者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一位举国爱戴的真正的人民诗人，对党的官员们而言，则是意识形态敌人，可惜一下子还甩不掉他。
安德罗波夫的发言同样严厉，尽管在有些人眼里他也是个大大的自由主义者。
“中央十月全会之前的那个时期，”安德罗波夫说，“给党和我国人民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们没有统一的观点，我指的是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混乱。在我们的历史上，列宁时期与当代之间毫无道理地出现了一段空白。其实这个时期有党、有苏联人民，进行了那么多的创造性工作，可是我们对这个时期的阐述却极尽歪曲之能事……”
安德罗波夫并未点斯大林的名，只是号召正面描写斯大林时期，这一点很快也就成为现实。安德罗波夫当年是斯大林的一名上校，与党的大多数高层领导成员毫无二致。
这时候勃列日涅夫插话说：“在我们谈论什么可以发表、什么不能发表以及如何对待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不由得回忆起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事。列宁了解到高尔基的一些错误观点之后，便禁止发表他的文章，高尔基后来还为此感谢列宁。”
勃列日涅夫是根据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来学习我国历史的，根本不了解列宁与高尔基的相互关系。不过他领悟了一个简单的想法：禁止发表作品——这意味着在对艺术家本人施恩。
安德罗波夫接过这个话题：
“都在议论行政干预。可是第一，目前在这方面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根本没有什么行政干预，谁也举不出这样的事实；第二，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共产党员，西蒙诺夫也是共产党员。我们有权像对待共产党员那样向他们追究责任吗？我认为，既然有党的组织，它们就应当过问那些活动家。在这方面却并未实施任何行政干预……”
谢列平与平日一样，谈到意识形态问题时总是那么生硬：“在我看来，情况最糟糕的是电影。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拍摄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无聊电影，而我们的民众正是在这些影片中受到教育。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完全缺乏监督。我们在银幕上不单是常常听到一些庸俗的话，而且不时会出现反苏宣传。我们没有政治上深刻的真正的戏剧，这也不能不令人感到不安。剧院里上演的都是一些畸形的剧目……关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我认为我们已经谈论得太多了，应当直截了当解除他的职务。这不需要中央委员会去做，作家协会就可以办到……”
基里连科同样谈到了《新世界》主编：“我们早就在谈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缺乏根据的事，特别是他的诗作《焦尔金在另一个世界》的危害。它们至今仍在剧院中上演，而那里也有党组织，院长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有一个部，可是谁也没有对此加以过问。要是工厂里出了什么废品，为此马上就会责问区委、市委、部里、经理处，处分一些人；而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有人歪曲列宁主义，给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却谁也不过问，我们还谈论什么行政干预……”
勃列日涅夫对会议的进程感到满意。他说，应当责成中央书记处制定一个“指明日期和负责人的具体计划”，然后又以略为缓和的口气作出结论：
“我们今天并不是说要撤谁的职、调动谁的工作——既不是针对特瓦尔多夫斯基，也不是针对西蒙诺夫或其他人，问题不在这里。”
西蒙诺夫什么职务也未担任，不可能撤他的职。而撤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过程（考虑到勃列日涅夫的意见）则延宕了数年之久。
勃列日涅夫明确了首先应当采取的措施：“我们必须在新的基础之上，根据党的二十三大所提出的思想，使我们祖国的历史、卫国战争的历史、首先是我们党的历史自成体系……”
在赫鲁晓夫解冻年代感到自己受压的人们觉察了“上面”倾向的变化。以“党的冲锋枪手”自居的那些作家，经不住与富有才华的艺术家的竞争。当局可以给自己的吹鼓手们赏赐官爵、勋章和别墅，却无法让他们变得才华出众和广受欢迎。
令御用作家们深感憋屈的是，他们得不到读者的好感。因而更加乐意参与在生产意识形态方面对他们无法容忍的天才人物进行扼杀。
1967年9月24日特瓦尔多夫斯基记下了对于讨论索尔仁尼琴的作家协会书记处会议的印象：他们所讲的那些话都是为了保障他们安然无恙、顺风顺水，事事亨通，同时又能上升到“决议”、“文件”、“指示”（最新的）的高度，避免了他们自己思考、判断的必要性，也即是说，什么样得卑鄙下流之事他们都能做得出来。
当他们发现有人竟然胆敢纵论这种最高的必要性之时，便会使得他们怒不可遏：你是想显得比我们聪明、高尚，而我们却是臭狗屎；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等着瞧——你自己肯定会走投无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