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权力集团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取勃列日涅夫的斗争，各个集团都竞相设法赢得他的好感。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要求清算赫鲁晓夫式的攻击。
1962年12月20日，赫鲁晓夫尚在主政时，三个部（分管各加盟共和国的宣传鼓动部，科学、高等学校和中小学部，文化部）合并而为统一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勃列日涅夫当权后这个部重新一分为三。其中宣传部领导大众传媒，分管政治学习、口头宣传鼓动、图书馆、博物馆、业余文艺活动、体育运动，监督塔斯社、新闻通讯社、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部长长期空缺，领导该部的是第一副部长雅科夫列夫。他是一位经验极为丰富的机关干部。他希望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但他与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迥然不同之处在于，他具有天生的睿智、农民的健全理智和前线战士的悲惨体验。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不善于拒绝。我总想帮助别人。我时常上当受骗，而我照样相信良心。”
在前线战斗过、直面过死亡的人，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寥寥可数。对雅科夫列夫而言，成人的生活开始于1941年，当时他刚刚中学毕业便奔赴前线，被录取为列宁格勒第二机枪射手学校学员。提前毕业，获中尉军衔，于是1942年初奉派前往沃尔霍夫前线指挥一个排。
“我还记得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雅科夫列夫回忆道，“当时需要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调来了炮兵——一个迫击炮营。凌晨时浓雾突然开始消散，我们对战役协调人一位少校说，必须马上发起进攻，否则完蛋。他却对我们破口大骂，说只能按照批准的方案行动。
“后来发起冲锋。大半的人都牺牲了。我受重伤，中了四颗子弹，三颗打在腿上，骨头粉碎，一颗打在胸口，与心脏擦边而过，两枚弹片至今仍然留在肺上和腿里。医生说，包在肉里了……
“还在野战医院的时候，我就签署了从髋关节处截除一条腿的协议，因为我得了坏疽，腿已经发黑。医生说别无办法，我则对一切都漠然置之，而且也很少有知觉。
“医疗委员会领导人挽救了我的腿，正当我已经躺在手术床的时候，他恰巧来医院探视。这位上级开始翻看病历，问我：‘多少岁了？’——‘19岁，’我回答说。他说：‘还要跳舞呢’。我看见别人开始给他的手上浇水，还给我的鼻子蒙上了纱布……”
就为这最后一次战斗，上尉雅科夫列夫获得“战斗红旗”勋章，以拄着双拐的残疾之身回到故乡的村庄。同样受伤住院的父亲来信说：无论如何困难，也要让儿子去上学。结果雅科夫列夫进入亚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学习，从那里他被录取用为州党委指导员。
1953年，雅科夫列夫从州委调到莫斯科，进入中央委员会，沿着职务的阶梯顺利晋升，先是在科学部，后来则在宣传部。斯捷潘科夫离开后，雅科夫列夫实际上在领导宣传部。总书记的助手楚卡诺夫给他来电话：
“嗨，现在我们怎样展示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活动呢？”
雅科夫列夫谨慎地回答道：
“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办。”
“唉，原来是这样，算了吧。”
勃列日涅夫助手的声音里透露出失望。他本来指望宣传机关完成这一首要任务时能有更大的热情。
雅科夫列夫没有教条主义和死记硬背的习性。在领导宣传部时，清楚地了解国内所发生的事情。他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奥夫恰连科说：
“我国已经造成了产生种种不道德行为的条件。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存在着许多装潢门面的现象，必须从党着手（贿赂、酗酒、舞会）。正在孕育出犬儒主义，而这是党腐化的征兆。”
1972年2月15日，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报》上出现了雅科夫列夫一篇题为《反对反历史主义》的文章。两栏文字抵消了他的前程。一开始，党的主要机关报《真理报》还是支持雅科夫列夫文章的。然而后来在政治局内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交锋。
杰米契夫一锤定音：“我们将会大吃这篇文章的苦头。”
1973年4月，雅科夫列夫被免职，派往加拿大任大使，度过了十年愉快、舒适然而无异于流放的时光。1972年雅科夫列夫究竟写了些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以致他至今仍然记得这篇文章？
60年代末期，党的机关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精神生活的控制，共产主义信仰即便在机关本身也仅仅剩下仪式性地誓言效忠的形式。执政的精英中出现了两大集团。特别有势力的是那些人：他们认为国家最好的年代是苏联成为大国的斯大林当政时期，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国家强力政权的拥护者，敢于对抗所有的外国势力，所以应当重新施行他的政策和手段——对国内绝不心慈手软，国际关系中绝不搞什么缓和。领袖的崇拜者们为大清洗辩护，认为斯大林所消灭的是国家的敌人，尽管实际上大屠杀的主要牺牲者乃是农民阶层。
与斯大林主义者一道出现并壮大的还有另一个集团，他们在克格勃的文件中被叫做俄罗斯党或“俄罗斯主义者”。这些人认为苏联的情况是，为了迎合其他民族，却有意识地限制了俄罗斯人的权利。这个集团中都是一些为俄罗斯担忧的人、反对禁止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作家和艺术家。不过定调的还是那些认为自己被大材小用的党和共青团的干部。
时至1970年代初，俄罗斯党内分化出了一批彻底的反共分子，他们断言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都是世界犹太人策动的，目的是消灭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
对这些人而言，索尔仁尼琴乃是俄罗斯的敌人和中央情报局的奸细，而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公开宣称，应当回到过去，国家需要君主制。这些言论都是在党的书记们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军官们在场的情况下发表的。
这似乎是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一些人为维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态度。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仇视西方，以高高在上的保护者自居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其他各民族。当然，还有排犹运动。
雅科夫列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抨击这些倾向。他表达了机关中思维健全的那部分人的意见，他们为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感到担心，认为在多民族的苏联助长类似的倾向很危险。
其他共和国都密切注视着莫斯科所发生的事情。既然一些人可以宣扬各自民族、各自语言和各自文化的伟大，那么其他人也肯定不会甘居末后。
哈萨克斯坦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苏莱曼诺夫的一本名为《鄙人和我》的书。该书在俄罗斯被视为民族主义的反俄罗斯的著作，说作者歪曲历史事实，嘲弄《伊戈尔远征记》。
有些人要求没收该书，处罚作者。
苏斯洛夫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请到自己那里，进行了一场关于苏莱曼诺夫那部书的谈话。
永远眉头紧锁的苏斯洛夫说：
“季马什·艾哈迈多维奇，你们共和国出了一部带有明显反俄和民族主义倾向的书。”
“我读过这本书，”库纳耶夫开言道，“并没有发现……”
但苏斯洛夫决不让他把话说完：
“您听我说下去。书中歪曲历史事实，作者嘲弄伟大的古代文献《伊戈尔远征记》。国防部已从所有的军队图书馆没收了这本书。我认为做得很对。请您查清该书和作者的情况，认真惩处肇事者！使其不敢再这样做。”
库纳耶夫表示异议，但苏斯洛夫根本就不想听。
“这里是中央委员会各部的一些资料，”他出示了厚厚的一个卷宗，“都是学者们的信件，一些评论……”
库纳耶夫去见勃列日涅夫。一开始讨论别的一些公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说起来苏莱曼诺夫的书：
“有些人无端地批评这位天才的作家，其中有着一定的嫉妒心理，需要查明作家之间的关系。”
假如苏莱曼诺夫生活在莫斯科，对他肯定是另一种态度，然而书是在阿拉木图出版的，就不足以让勃列日涅夫感到不安。更为主要得多得是，不能得罪一个大共和国和一个亲密的朋友，何况库纳耶夫亲自承担了责任。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
“让他们自己去查明情况好了。”
总书记的话使苏斯洛夫再也不能采取什么措施，问题转由共和国党中央审查。库纳耶夫妥善地处理了一切。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一些人，警告了一些人，而对苏斯洛夫本人，库纳耶夫则说道：“我们期待着你写出新的诗作来。”半年过后，还故意示威性地将苏莱曼诺夫选作共和国党中央委员。
雅科夫列夫处境艰难，他并不是勃列日涅夫的人。有传言称，雅科夫列夫属于自己的同名人谢列平的帮派。据说，如果谢列平掌权，雅科夫列夫准会出任高官。无论如何，勃列日涅夫对雅科夫列夫颇为冷淡。《文学报》上那篇著名的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雅科夫列夫的文章是符合正统的党性的。他指责“俄罗斯党”的代表人物丧失阶级主场，背离党的观点，将革命前的俄罗斯理想化。因此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对他表示支持。莫洛托夫在疗养院遇见他时说：
“文章是正确的，很有必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提醒我们防范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危险。”
然而有些人无法原谅雅科夫列夫谈论大国沙文主义的那番话。
所有支持所谓俄罗斯党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反对雅科夫列夫，其中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机关的干部，还找到肖洛霍夫，要他致信中央委员会，仿佛雅科夫列夫冒犯了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雅科夫列夫的立场完全符合党的路线，但苏斯洛夫不喜欢他这位下属的独立不羁精神。谁吩咐过他写文章了？干吗他要掀起一场不必要的论战？具有至高无上价值的应是谨言慎行和学会根本不采取任何立场。
雅科夫列夫被打发去了加拿大。
主管国内民族问题的唯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了。
1981年10月23日，安德罗波夫呈送中央委员会一份情报——《关于共青团青年建筑队队员中的不良现象》，这是克格勃第五局（负责与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性宣传活动进行斗争）根据从秋明州获得的材料撰写的。这份情报表明，苏联多么容易爆发民族方面的冲突。情报是由第五局局长博布科夫签署的，内中说：
“当前，在秋明州石油天然气工业最重要项目的工地上，六个共青团青年建筑队的人员超过7000名，由来自外高加索、中亚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人组成。
最近两年期间，这些工程队的队员中产生了若干不良现象。例如，1979年在来自格鲁吉亚的名为‘垦荒25周年’的建筑队队员与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当地建设者之间；在苏尔古特区洛科索沃镇，来自立陶宛的队员与当地居民之间；在普罗夫区的乌连戈伊镇，一群当地青年工人与来自阿塞拜疆的队员之间——都发生了群体性的斗殴。
1980年在下瓦尔夫斯克市，‘青年近卫军’建筑队队员之间发生群殴，共青团员别斯帕洛夫被打死。1981年在托博尔斯克市，来自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建筑队队员之间也发生群殴。通常情况下，上述事件都是出于流氓动机，由食用含酒精饮料和毒品所引发，但后来却具有民族的性质……
1980年4月至1981年4月期间，由于集体拒绝工作、破坏劳动纪律和酗酒而遭到解雇的结果，单是在托博尔斯克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工地上，‘垦荒25周年’建筑队原有的583名队员便只剩下182人，而‘青年近卫军’建筑队的300人则仅余154人……”
这份报告没有任何结果，甚至谁都不想讨论这类话题。苏维埃政权自己相信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它却害怕公开的行动。它总想让民众永远拥护它的政策，因而极端病态地看待任何反对的表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允许将此类现象公之于众。后来在改革的年代，人们都感到惊奇：哪来的这么些民族问题？
1974年7月，苏共中央任命斯米尔诺夫为宣传部第一副部长，这是一个稳重、明智、谨慎的人。部长依旧空缺。
然而斯米尔诺夫不久便罹患重病。1976年5月，佳热利尼科夫被任命为副部长。
佳热利尼科夫1968年应召来到莫斯科，准备出访保加利亚，当时他已经是车里雅宾斯克州党委书记。除了在中央宣传部的礼节性谈话之外，他还被带去遍访所有的中央书记的办公室。据他说，作为一个外省的党务干部，他对受到如此青睐感到局促不安。他当时并不明白，这是“相亲”。最后，卡皮托诺夫领他去见勃列日涅夫，谈话持续了半小时。勃列日涅夫让人为其接通车里雅宾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罗季奥诺夫的电话，提前通知说：
“中央可能要把佳热利尼科夫派到一个中部的州去，或者考虑任命他在莫斯科担任要职。”
佳热利尼科夫始终未能出访保加利亚。他等待决定自己命运一直等了三个月。佳热利尼科夫回忆，6月初，他再次被召到莫斯科——似乎又要去保加利亚。这次他马上就被带去见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郑重其事地说：
“谢尔盖·帕夫洛夫已经当选为苏联体育协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共青团中央需要一位第一书记。我和我最亲密的战友们打算向书记处和政治局提名您为候选人……”
次日他在政治局获得批准，再过一天，苏斯洛夫向共青团领导人们介绍了新任第一书记。佳热利尼科夫就这样开始了在莫斯科的仕途。
不久，升官晋爵便随之而来。当勃列日涅夫通过一号政府专用线路打来电话时，共青团中央一位书记正在佳热利尼科夫的办公室里。总书记的话他自然听不见，但佳热利尼科夫的脸上却喜笑颜开。
“我视为一种荣幸，列昂尼德·伊里奇！”他回答说。
谈话的见证者跑遍团中央，到处扬言佳热利尼科夫要调出共青团了。就这样，他当上了宣传部长。
据佳热利尼科夫的副手梅德韦杰夫说，在新职位上，佳热利尼科夫同样因为查到勃列日涅夫光辉履历的一些文件、创作出歌颂总书记时代的种种标语口号而出人头地。
在安德罗波夫成为总书记之前，佳热利尼科夫一直领导宣传部。安德罗波夫则将其派往罗马尼亚担任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