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为自己挑选了一大群助手。
与他一道共事时间最长的当数戈利科夫。此人从在中学当图书管理员开始劳动生涯，1935年毕业于罗斯托夫教育学院，教过历史课，随后成为新罗西斯克一个中学的校长。1940年被任命为共青团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后来调入雅库特州委从事党务工作，1945年又被派往摩尔达维亚。
戈利科夫曾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索罗基县委主管工业和宣传的书记，随后又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一个处（同时兼职编辑《文学与艺术》杂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中央委员会公认的主要笔杆子”。勃列日涅夫也在机关中注意到了戈利科夫，提出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
“他写讲话稿不怎么行，”戈利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博尔金讲过，“他需要一个笔杆子，也算是顾问吧。坦白地说，我并不想到他那里去。”
不过，戈利科夫自然还是同意了，这才使得他逐步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斯大林逝世后勃列日涅夫被分派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时候，戈利科夫正在撰写学位论文。1953年12月，他被录取为社会科学院直属学位论文答辩一年制学习班旁听生。勃列日涅夫前往垦荒区工作时，戈利科夫重又成为他的助手，自此之后他们从未分离。按照职责分工，戈利科夫主管农业和意识形态，但他主要还是总书记的私人助手，关注外界对勃列日涅夫都写了些什么、如何描写。机关中尽人皆知：勃列日涅夫对他怀有特殊的好感。
“列昂尼德·伊里奇从不大声训斥人，”戈利科夫回忆道，“他对我一直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常常邀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们两家人还一块儿去吃烤羊肉串。他同我商量工作，态度十分和善。只有一次，有人背后向他说我的坏话，于是他不再吸收我参与工作。我认为，这是楚卡诺夫和契尔年科插手的结果。他们不能容忍我独立自主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的高级助手（非正式）是楚卡诺夫。他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自1937年起便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捷尔任斯基冶金工厂工作，直至成为总工程师。1958年勃列日涅夫就任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便调来楚卡诺夫充当自己的助手。楚卡诺夫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不喜欢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形态助手们。机关中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渐渐地，勃列日涅夫对楚卡诺夫的态度趋于冷淡。
勃列日涅夫国际事务方面的主要助手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此人曾任职于驻瑞典大使馆，随后主持外交部斯堪的纳维亚司。年轻的安德罗波夫曾在他的手下实习——那是在安德罗波夫出国工作之前的事。
勃列日涅夫调往最高苏维埃的时候，亚历山大-阿根托夫成为他的助手。勃列日涅夫亲自给他打电话：
“是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吗？我是勃列日涅夫。我很想和您谈一个问题，您能到我这儿来一趟吗？”
“当然可以，”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只能这样回答，并为这位大人物非同寻常的客气感到惊讶。
“那您什么时候过来方便呢？”勃列日涅夫想弄清楚，“明天上午11点行吗？”
勃列日涅夫起身迎接客人，并立即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我这一辈子，小时候在农村干活儿，青年时代进了工厂，然后在党委工作，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军队里度过。我从来没有同外交政策这种东西打过交道，一点儿也搞不清楚，现在偏偏被选为总统，不得不张罗国外的事务。我需要一个人帮助我熟悉这种事情，搞清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有人建议我找您。要是调到我这里来工作，您的意下如何？”
勃列日涅夫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很关心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工资和住房条件。他抱歉地说，工资仍然照旧：
“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最高苏维埃有一个非常好的别墅住宅区，还有克里姆林宫食堂也很不错……”
多年期间勃列日涅夫都相信自己这名助手高度的职业技能、忠诚可靠的人品和罕见的工作能力。甚至已习惯当众征求他的意见。有时候在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提出某个建议之后，还会回头询问坐在旁边的这位助手：
“我说的对吗？”
勃列日涅夫信任他，甚至容许他同自己争论。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也总是大胆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亚历山德罗夫在我们那里的绰号叫‘破折号’（他的复姓为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或者‘小麻雀’（因为他身材矮小，行为举止不够稳重，总是神经质地忙忙碌碌），”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布鲁坚茨回忆说，“这是一个忠于事业、勤恳正派的人，不耍阴谋诡计和玩弄小权术。”
他一贯待人客气，包括对待那些职务比他低的人。有一次在智利，当他听到苏联大使高声训斥其手下的一名外交人员时，他立即从桌旁起身说道：
“我无法容忍这样对下级说话。”
同时他又会把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叫做“修正主义者”——并非开玩笑，而是认真的。
他草拟文件无人可比，总是能很快抓住中心思想，简明扼要地进行表述。他容易冲动，手脚利落，脾气暴躁，动辄抱屈，在人际关系中不易相处。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1975年12月末在扎维多沃，正进行总书记一篇例行讲话的草拟工作之时，葛罗米柯来了。他与勃列日涅夫交谈了三个小时。大家都以为外交部长是来表示祝贺的——第二天是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届满69岁。
可是清晨吃早饭时勃列日涅夫却说：
“葛罗米柯是来要求不去日本。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他应该在1月初去那里。我同意了：他当然不愿意因为准备出访而过不好新年，出访很麻烦，而且也没有多大意义：人家想要那些岛屿，我们却不想给。所以反正不会有任何结果，什么也不会改变——他去不去都一样。”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简直气坏了：
“这样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还算个严肃认真的国家吗？我们应当遵守诺言呢还是满不在乎？我们许诺了四次，日本人已经在报纸上报道了访问的事，我们要不要考虑人家的威信？或者我们是想完全把他们推向中国人？瞧瞧看，葛罗米柯不想过不好新年。政治局的决定对他一钱不值！他居然跑来请假！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做得不对!”
勃列日涅夫曾料到会有这场发作，有气无力地辩解道：
“他提出请求，我也就同意了……”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仍然固执己见：
“您表示同意，这就不对。美国国务卿今年五次前往日本，同样似乎什么也没改变。而我们的葛罗米柯去比利时、意大利，去法国，还去了什么地方——去就去吧。可刚刚真要做点复杂的工作，他却‘不希望过不好新年’。应当同日本人对话。即便像您所说的那样，目前我们什么也不给他们也罢，但是应当进行谈判，显示我们的善意。这个国家希望同我们打交道，应该珍惜这一点，重视这一点。这就是外交的意义所在。您的做法是不对的。”
总书记的其他助手也都支持亚历山德罗夫。勃列日涅夫试图改变话题，但未能如愿。他阴沉着脸，扔掉了餐巾：
“您给我准备了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
勃列日涅夫抽身离去。一小时过后又回来，瞧了瞧亚历山德罗夫：
“你胜利了，安德留沙。我同葛罗米柯谈了整整一小时，告诉他，让他去日本。”
然而葛罗米柯最终仍然没有访问东京……
另一次，话题涉及的是：北约参加维也纳谈判的代表提出，如果苏联撤走一千辆坦克，他们可以从欧洲撤除一千枚导弹。
“从安全的观点看来，似乎没有障碍，”勃列日涅夫说，“无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在签订这个协议之后都不会进攻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问题在另外的地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们将会反对。要是这样，我也就不签这个协议了。”
午餐期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提起了北约的建议。
“我们不会接受，”勃列日涅夫回答说，“应当起草一份否定的答复。”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谈话并未结束。有一天勃列日涅夫心情愉快，玩笑着抱怨说，各种文件本来就很多了，安德烈还要不断给人塞来新的。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干嘛抱怨呀？”总书记这位助手说，“我们也可以不报告了，随您的便。”
“哎，你怎么又激动了！”勃列日涅夫和蔼可亲地说。
“是呀，我很激动。也没法不激动。现在拿北约的建议怎么办呢？说‘不’倒是很容易。可是，我们是想继续缓和呢还是仅仅在口头上说想要而已？我们一再声明：‘政治的缓和需要辅之以军事缓和’。他们所提出的完全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拥有16000辆坦克。要是减为15000辆，情况会有什么改变吗？毫无改变。如果他们撤除1000枚过时的导弹，他们的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缓和却取得了胜利。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我们准备对话，并对军备竞赛有所作为。如果我们说‘不’，我们只会遭受损失……”
勃列日涅夫起身去了卫队的房间，那里设有通讯中心。40分钟之后他回来说：
“我让格列奇科准备维也纳谈判的建议。让他们考虑如何应对北约的这一招……”
可以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许多方面促成了勃列日涅夫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勃列日涅夫慷慨地奖励自己这位助手所付出的劳动——让他当上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授予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特命全权大使职衔；出席克里姆林宫招待会时，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总是身着大使礼服。
1972年，当勃列日涅夫已对外交政策感到兴趣时，他的身边又出现了两名国际关系方面的助手：鲁萨科夫和布拉托夫。还有过去同样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萨莫泰金，也获得了总书记参事的职务。
勃列日涅夫很器重自己的团队，对于小错误常加以原谅。书记们和助手们都回忆说，勃列日涅夫从不大喊大叫、严厉斥责。当他的指令执行得不好的时候，他便生气地改口称呼“您”。他的一名贴身工作人员讲过，自己曾犯了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心想，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就此告终。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吩咐准备一份回忆资料，勃列日涅夫讲话时引用了这份资料所列举的数字，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原来，数字的来源不对。
翌日清晨，勃列日涅夫召集众助手，像平日一样分别作出指示。仿佛他并未发现有什么过错似的。然后他让大家走了，却叫那个人留下。两人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才按捺不住地说：
“你是臭狗屎——只有我知道；而我是白痴——现在全国都知道了！你给我滚开！”
那人出了门，上楼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反复思量如今到哪里去找工作。正当他沉湎于自己的满腹心思之际，一时未能察觉与总书记直接联系的电话正在嘟嘟作响。他绝望地拿起听筒。
勃列日涅夫问：
“妻子的情况怎样？”
他知道那人的妻子正在生病。
“谢谢，列昂尼德·伊里奇，”助手强打精神作答，“今天已经好些了。”
“请转达我的问候，祝她康复。”于是勃列日涅夫挂断了电话。
训斥过了，但马上又让人明白，生活还将继续，工作也是同样……
总书记助手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至交，这就是那些替勃列日涅夫撰写讲话稿的人。楚卡诺夫依靠的是伊诺泽姆采夫和阿尔巴托夫两位院士，他高度评价助手鲍文见解独到的杰出智慧。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心爱的写家则是受过多方面教育的扎格拉金，此人很快便在中央国际部飞黄腾达。帮助布拉托夫的是希什林，这个人主持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顾问小组。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自己的讲话。他渴望获得掌声，绝对不肯发表枯燥无味的演讲，因而总是要求使用鲜明生动的说法，富有真情实感。他也十分看重善于做到这点的那些人。
撰写总书记的讲话或文章既不能获取金钱报偿，也不会得到物质奖励，然而希望参与其事的人却不可胜数。
为勃列日涅夫代笔一篇例行公事的文章写好之后，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将作者之一、来自中央宣传部的佩切涅夫叫到一边，以发自内心的热情说道：
“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您别忘了这次所做的事情比奖章或者勋章更有价值。这会获得全党赞扬呀！如今对于内行的人来说，您已不单是佩切涅夫，而是那个为总书记本人写过文章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人中，扎米亚京开始发挥显著的作用。他领导外交部出版处时，曾两次应召晋见勃列日涅夫。
总书记接待这位客人时十分亲切，让其在自己对面落座，很信任地说：
“你知道，我要处理文件已经变得很困难了。电报成堆，我需要一些人对其加以分析研究，将需要我知道的内容提供给我。有人向我推荐了你。我了解过你，这无须隐瞒。所以现在我建议你去塔斯社工作。”
当时这家通讯社的总社长是拉宾，此人阅历丰富，观念极为保守，长于幽默讽刺。他读完列宁格勒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两套课程后，进入《文尼察真理报》工作。1942年调到中央出版部，此后便步步高升。斯大林逝世之后，拉宾调入外交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他出任驻中国大使，两年过后执掌塔斯社。
“那么把拉宾调到哪里去呢？”扎米亚京想要知道。
“他去管电视。”勃列日涅夫回答。
“塔斯社，”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就是给我们提供信息的部门。我希望你选择信息，好让我第一个知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换句话说，总书记希望关于国内外形势的主要信息来源掌握在忠于他的人手中。拉宾也是这样的人，但更需要他去电视部门取代谢列平的朋友梅夏采夫。
勃列日涅夫的选择做得很对。拉宾领导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长达15年之久，只是到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才让他退休。扎米亚京同样唯总书记的马首是瞻。
“咱们这就讲定，”勃列日涅夫说，“你明天就去塔斯社上班。”
“为什么是明天呢？”扎米亚京想知道。
“今天也可以，”勃列日涅夫莞尔而笑，便给苏斯洛夫打电话：“扎米亚京正在我这里。他马上就到你那儿去，你和他约好，必须明天就在塔斯社将他介绍给大家。”
在摩尔达维亚时，勃列日涅夫还有一个助手——特拉佩兹尼科夫。
在机关工作数年之后，特拉佩兹尼科夫要求让他去从事科学工作。勃列日涅夫欣然同意。1960年1月，特拉佩兹尼科夫被任命为主管科学工作的高级党校副校长。1965年5月，勃列日涅夫恢复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的独立建制，并任命特拉佩兹尼科夫为部长。
在任命前夕，勃列日涅夫与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交换意见：
“你知道吗，我想让特拉佩兹尼科夫去当科学部部长。你觉得怎么样？”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后来承认：他不胜惊诧，因为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个没文化的粗人。他对勃列日涅夫说：
“我的保险柜里有一份特拉佩兹尼科夫亲笔写成的文件，其中一页上就有18处最不该犯的拼写错误。这样的人可以领导我国科学的发展和院士们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皱起眉头，中断了谈话。有文化的人多的是，可真正忠诚可信的人何其稀少……
据同僚们说，特拉佩兹尼科夫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他甚至将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国际部领导人波诺马廖夫也视为修正主义者。
他经常写一些名符其实的告密信，检举他认为缺乏铁石心肠的人。例如，中央书记处就讨论过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一份报告，他在其中攻击前《真理报》总编辑、现任科学院副院长的鲁缅采夫：
“鲁缅采夫同志包庇一些有着明显错误的著作，要求开展公开的‘自由’辩论。试问，他所说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特拉佩兹尼科夫对赫鲁晓夫在位时的所作所为惊诧莫名，痛心疾首地叫嚷：
“在这十年之中，人们忘记了最为重要的事情——阶级斗争！”
雅科夫列夫回忆说，1970年代初他曾与特拉佩兹尼科夫同车出行。这位科学部长为赫鲁晓夫对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损失黯然神伤：
“我们死了之后，马克思主义将会怎样呢？”
勃列日涅夫非常赏识他。特拉佩兹尼科夫当上了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他还希望成为院士。但在这方面产生了一些困难。
1976年他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