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高权力的三个层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根本不存在公务之外的关系，党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实际上是没有的，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也绝对不信任任何人。勃列日涅夫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背着他聚会，人们也一直唯恐激怒总书记。
对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选中安德罗波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堪称最为得当的任命之一。
这里我要插上一段题外的话。当我2007年夏天撰写本书时，曾有机会在新奥加廖沃总统官邸小住，并询问安德罗波夫当年的一名下级，他对上级的看法如何。我这里说的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于问及安德罗波夫，他说：
“安德罗波夫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使人们联想到某种善良的东西，联想到使我们的生活更趋美好，”总统对我说道，“似乎他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诚然，后来才明白，他所注重的更多的是浅表层次的变化，整顿秩序。您还记得吧，当时一再进行围捕。不过我对他的态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您谈的是他短暂担任国家领导人的那个时期，大家所记得的正是这一时段。然而，您如何看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时的安德罗波夫呢？”
“您知道，我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恰恰与安德罗波夫的上台联系在一起。许多东西正是他就任委员会主席之后改变的。顺便说说，这种法制并不比别人的差……”
“是的，我很想知道您当时的个人印象。你们那时候在自己的圈子里是怎样评价他的呢？对你们来说什么事情最为主要？”
“嗯，我们当时并不怎么多谈这样的话题……”
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1964年5月中央主席团委员奥托·库西宁去世，此人自他们当年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事以来就一直支持他。安德罗波夫作为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落得形单影只，不知命运将会如何。
他并不属于势力强大的谢列平集团。已成为主要思想家、地位举足轻重的苏斯洛夫对他缺乏好感。与政府新任主席柯西金的关系也十分糟糕。
安德罗波夫紧张不安，唯恐那些人与他彻底决裂。他全力以赴讨好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一时尚未对这位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1967年“五一”节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他走出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时全然发了呆。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当时正在总书记接待室里，便问道：
“怎么样，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应该祝贺您呢，还是怎样？”
“不知道，”他回答说。“只知道历史的车轮再一次碾过了我。”
很可能，安德罗波夫是真心不愿意干这个差事。在那个年代，由中央书记调任克格勃主席被视为贬职。他并未料想到，这个职务会让他成为全国最为声势显赫的人物之一，逐步将他导至总书记的宝座。
当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时，安德罗波夫咕哝着说：
“也许，不应当这样做吧？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搞不清楚，很难掌握这项困难的工作。”
自然，他的话大家都当成了耳旁风。勃列日涅夫事前早已与政治局委员们商定，所以实际上谁也不曾反对：安德罗波夫不属于任何一个帮派。
勃列日涅夫对人的了解非常透彻，能准确地分辨谁对他忠心耿耿，谁则不然。
一个月过后，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为贝利亚和伊格纳季耶夫之后第一位被授予党内高级职位的国家安全领导人。这是勃列日涅夫赠送的礼品，作为安德罗波夫所不情愿的这次任命的补偿，同时也是对前程的预支。
安德罗波夫对一切都有着正确的理解：关心总书记乃是他第一位的工作。每逢勃列日涅夫出行，他便费尽心机。安全部门工作人员不仅应当保卫总书记，而且要保护他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同胞，这些人可能用各种各样的请求打扰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实战友，从来不会怀疑正是勃列日涅夫应当领导党和国家。在各种争论中安德罗波夫总是站在总书记一边，并且监督其他人也要忠于勃列日涅夫。
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回忆道：
“我估计，克格勃里一直在记录我们每个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和地方其他领导人的档案材料。可以认为，这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委员圈子里的一个说法有关：
“我手里有针对你们每个人的材料……”
不单是电话遭到窃听。借助于技术设备，克格勃知道党和政府领导成员在住宅和别墅里所说的一切。有一次安德罗波夫在私下谈话中说：
“我有一些年轻姑娘专门从事电话和普通交谈的监听工作。有时候她们很难听清人们讲话的内容和家中所发生的事情。监听是昼夜不停地进行的……”
党中央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像所有的苏联公民一样，对于讲涉嫌犯上作乱的话怕得要命。比克宁刚开始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与他的同事在电话上交谈，对一位中央书记表示非议。事后才想到，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里的所有电话都是被监听的，颇觉懊丧。于是他去找赫鲁晓夫当年的第一助手舒伊斯基商量。
那人思索良久，然后挥了挥手说：
“没关系，用不着担心，这种录音会交到我知道的那个人手里。而此人对该书记很不喜欢，还说我们需要能够敏锐地进行思考的人……”
只是绝不能随随便便议论勃列日涅夫，那会受到严厉惩处。
勃列日涅夫对为他撰写讲话稿的鲍文非常器重。鲍文在向别人展示勃列日涅夫的多卷本文集时喜欢说：“苏联人民一遍遍高呼的那些口号并不是他的，而是我的！”
然而有一次克格勃截获了鲍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说他“迫不得已”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人领导下工作，徒劳无益。
安德罗波夫将与鲍文友好的阿尔巴托夫叫来，给他看了那封信。解释说：不得不让勃列日涅夫看信，而勃列日涅夫准会把这些话揽到自己头上。阿尔巴托夫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何必把信交给总书记呢？送进档案馆去得了……
“可我不敢确定，这封信的复印件是否已经转交给勃列日涅夫了，”安德罗波夫回答道。“要知道，克格勃是一个复杂的机关，连主席也要受到监视。准有那么一些人会去报告勃列日涅夫，说克格勃主席隐瞒了某些牵涉到总书记本人的事情。”
鲍文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机关，发配去了《消息报》。自然，数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变恼怒为体恤，鲍文重新被召回为总书记撰写讲稿。出于补偿，还将他选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勃列日涅夫信任安德罗波夫，尽管如此，还是让两名忠于他的将军——茨维贡和奇尼奥夫进入克格勃领导层，他们将安德罗波夫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勃列日涅夫……他们与总书记实际的亲密程度，可以根据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加以判断：当勃列日涅夫离开莫斯科或者返回首都的时候，迎送者的名单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之外，必定会列入“苏联克格勃副主席谢·库·茨维贡和格·卡·奇尼奥夫”。他们三人一起前往伏努科沃政府机场——安德罗波夫作为政治局委员，茨维贡作为第一副主席，奇尼奥夫则作为与总书记特别亲密的人。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回忆说，茨维贡和奇尼奥夫常去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他们向来都深得勃列日涅夫的好感。”
同时，茨维贡和奇尼奥夫彼此不和，尤其是在茨维贡担任克格勃第一幅主席之后。这同样让勃列日涅夫感到称心如意。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热衷于文学创作。茨维贡的妻子写散文，他也希望成为作家。他物色一批甘愿代劳的人，于是很快便出版了几部以他的名义写成的关于搜寻帝国主义敌人的报告文学著作，后来还有几部题以笔名谢·第聂伯罗夫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
他的书都能迅即问世，而电影剧本也总是很快便拍成大型艺术影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描写游击运动，茨维贡本人则被视为英勇的游击队员，实际上他的经历全然两样。
茨维贡比勃列日涅夫小11岁。他1937年毕业于奥德萨师范学院历史系，在奥德萨州科德马市担任中学教师、校长。
1939年11月，他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奉派前往摩尔达维亚。战争爆发时他是南方方面军特务处的工作人员，1942年1月被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斯摩棱斯克州管理处，半年之后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387步兵师特务处副处长。1943年3月，他被派往远离前线的地方——南乌拉尔军区除奸部反间谍局侦查处。1946年将他调往基什尼奥夫担任摩尔达维亚国家安全部第二处副处长。不久之后，勃列日涅夫也来到这个共和国……
在根据茨维贡的脚本拍摄的影片中，以他自己为原型的主角无不由维亚切拉夫·吉洪诺夫扮演。茨维贡的相貌根本不像这位著名的演员、当年的偶像人物，不过大约他在想象中所见到的自己正是这副模样……
茨维贡（使用假名“谢·库·米申上将”）曾在根据尤利安·谢苗诺夫的长篇小说改编、由塔基扬娜·利奥兹诺娃导演的影片《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担任首席军事顾问，并认真地帮助摄制组。
奇尼奥夫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走出校门后在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工厂工作过不长一段时间，便和勃列日涅夫一样改做党务工作。1939年，他被提拔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委冶金工业部领导人，并几乎当即被选为市委书记。而州委书记正是勃列日涅夫……
1941年他们两人都上了前线。奇尼奥夫被任命为炮兵团长，后来又成为加里宁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不同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自1945年起在驻奥地利盟军委员会任职，1950年成为苏联方面的副最高特派员。
1951年，奇尼奥夫考入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毕业时已是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捕之后了。内务部清洗贝利亚的干部时，奇尼奥夫作为富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被分配到军事反间谍机关。他前往柏林担任苏军部队集群特务部部长，在德国度过了五年时光。
有两年他领导克格勃军事研究所，而自1960年10月起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任职。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首领之后，他的官职节节高升。
奇尼奥夫将军是勃列日涅夫家中的常客，成了全家人的朋友。他操控克格勃第九局（政治局警卫队）。据说，他专门监察“政治上不可靠之人”——并非持不同政见者，而是那些被认为不够可靠和对勃列日涅夫不够忠诚的国家和党的官员。
奇尼奥夫逐步成为克格勃第一副主席、大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
在整个克格勃，只有奇尼奥夫一个人打电话时不自报姓名，而是要求下属根据嗓音辨别出他来。当第一副主席之后，他对克格勃的副主席们和普通将军们也常常大声喝斥。委员会内的许多人都憎恨奇尼奥夫。他不假思索便轻易断送别人的前程。
勃列日涅夫集团的成员尽心竭力地维护自己的庇护者的利益，他们都明白，没有他，他们自己的交椅连一天也坐不稳。
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干部，亲自挑选派往那里的人员，抽出时间不仅与其领导人谈话，而且同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各局局长谈话。
自然，勃列日涅夫总是亲自确定负责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警卫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局长的人选。“九局”局长直接服从于总书记，从他那里领受命令，再根据自己的理解报告克格勃主席。
前“九局”局长切卡洛夫作为谢米恰斯内的人，在更换克格勃主席之后当即被免职，提拔他的副手安东诺夫少将继任，此人来自情报机关，与政界上层领导毫无瓜葛。
1967年夏天，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党委第二书记切布里科夫突然被召到莫斯科，事前未向其作任何解释。他判断，人家要将他派往别的州委。直至傍晚，他一直在老广场的走廊里踟蹰，等候决定自己的命运。到了晚上9点，主管干部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才接见了他，核实履历表上的内容是否完全正确，并吩咐他在接待室里等候。晚上11点，卡皮托诺夫领他去见勃列日涅夫。据其自己回忆，切尔布里科夫由于始料未及顿时“呆住了”。
勃列日涅夫看罢切布里科夫的履历表，对其颇为中意：上过前线，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从生产部门转而从事党务工作。勃列日涅夫提了几个关于州里情况的问题，便很信任地说：
“尤里（即安德罗波夫）我们已派去克格勃，需要几个人协助他，并加强各机关的力量。”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可从来没有在克格勃工作过呀。”切布里科夫表示异议。
勃列日涅夫挥了挥手：
“你能学会干这一行的。你有经验，又打过仗。”
切布里科夫——又一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人，被批准为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干部局局长。
克格勃原分管莫斯科和莫斯科州的局长阿利金将军回忆说，他那里曾经发生一个只有总书记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他在乌克兰工作的时候开始即已认识勃列日涅夫，便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请求接见。勃列日涅夫当即说道：
“你明天早上九点以前来吧……”
据阿利金回忆，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接待了他，像同志式客客气气。总书记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热情拥抱客人。
勃列日涅夫的态度殷勤、坦诚，不指名地谈论与某些并不支持他的政治局委员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按照他的算法，力量的对比约为50%对50%。
“真令人痛心，”勃列日涅夫埋怨说，“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乌克兰就已经长期一道工作过了呀。”
阿利金明白所说的都是谁，便热烈支持增加政治局组成人员、向其中引进新生力量亦即忠于勃列日涅夫的人的设想。
他们也谈到谢列平的“青年帮”，此前谢列平已被解除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调往工会。勃列日涅夫对阿利金说，他了解这帮人的“不光彩的活动”，他们甚至蓄谋“将现今的领导人关进地洞”。不过这个帮派不大，其参与者在民众中鲜为人知，因而他们并不构成政治上的危险。
“我们已经通过组织途径解决了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说。
送别阿利金时，勃列日涅夫说道：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如果需要，你就打电话，来见我，我随时都会尽可能地帮助你……”
国家安全局机关建立50周年纪念日的上午，勃列日涅夫在他那里接见了克格勃全体领导人员。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要求下属们身着军装。勃列日涅夫与每个人握手寒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到阿利金跟前时，总书记故意引人注目地拥抱了他，并对安德罗波夫说：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是我在党内的老朋友……”
安德罗波夫明白勃列日涅夫的用意。阿利金便当上克格勃常务委员会委员，获得了中将军衔和列宁勋章。
在最高权力的三个层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根本不存在公务之外的关系，党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实际上是没有的。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也绝对不信任任何人。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当年一样，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背着他聚会，人们也一直唯恐激怒总书记。
即便是心爱的打猎活动，也都只能是要么自己单独去，要么与总书记同行。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敢确信他们没有遭到窃听。更有把握地是恰恰相反。敏感的话题都得离开电话机远一点小声交谈，而且彼此间从不上门做客。
戈尔巴乔夫写道，他成为政治局委员之后，在一座与安德罗波夫比邻的别墅安家。有一个星期天他邀请安德罗波夫及其夫人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到他家吃饭。安德罗波夫谢绝了，并解释说：
“如果我上你家去，明天马上便会议论纷纷：谁谁去了哪里，目的何在，都议论了些什么？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只要刚到你家，就已经有人跑去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
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回忆，他曾经去克麦罗沃州处理矿山的事情。回来后勃列日涅夫将他叫去问：
“你去克麦罗沃，怎么给我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你知道，这是不允许的，总归该问一问嘛……”
于是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个问题：
“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秩序。应当让政治局知道谁人要去哪里，要由政治局决定外出的事，并且知道他准备在那里干些什么。”
最高领导层中有人提出疑问：
“值得这样详加规定吗？”
然而勃列日涅夫依旧固执己见。
勃列日涅夫不允许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国家安全部门安插自己人。诺尔曼少将对我讲述过，任命他为白俄罗斯克格勃副主席之事何以能落实。诺尔曼原籍戈梅利（乌克兰城市），战前在共青团平斯克区委工作，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那里打游击。战后成为一个区委的第一书记，后来被调入克格勃。自1965年起在莫斯科第二总局工作，1968年他被任命为克格勃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分局局长。
1970年冬，安德罗波夫与他进行谈话。安德罗波夫向他颁发将军肩章时预先告诉他：
“你要准备好重返白俄罗斯，我们打算推荐您为委员会主席。”
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却突然任命了尼库尔金为白俄罗斯克格勃主席。他比诺尔曼年长9岁，自1940年起即在克格勃工作，已准备让他退休了。
诺尔曼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安德罗波夫要自食其言？
只是后来人家才向他作了解释：
“你知道你的任命出了什么问题吗？”
“不，不知道。”
“当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即安德罗波夫）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你的候选人资格时，那人说：‘您怎么啦，不明白这是波特罗（勃列日涅夫这样称呼马舍洛夫）往自己那里网罗游击队员吗？我们竟然对他在那里意欲何为一无所知！’”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舍洛夫在战争年代打过游击，当上了苏联英雄。心怀警惕的勃列日涅夫不希望马舍洛夫身边围绕着一群早年即与他关系密切的人，这些人会更多地仰仗马舍洛夫，而不是听从莫斯科。
因而便将曾在蒙古担任过国家安全系统顾问的尼库尔金将军派到了明斯克。而马舍洛夫请求安德罗波夫让其重返故乡的诺尔曼，反而被调任乌兹别克共和国委员会主席。
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每一个忠实追随者全都给予关注。
国家安全委员会首都分局局长阿利金一直记清勃列日涅夫与他进行交谈的日期，甚至钟点——1980年6月16日11时50分。总书记在扎维多沃打猎归来，派人给他送去一大块野猪肉，阿利金便给勃列日涅夫打电话表示谢意。勃列日涅夫很高兴：
“我没有注意到，有多长时间不曾送给你‘大自然的馈赠’了，十分抱歉……野猪肉需要在假日里就着伏特加与家人分享。吃野猪肉一定得开怀畅饮。”
深感幸福的阿利金精神抖擞地报告：“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老近卫军都祝愿您身体健康。当我们在电视上看见您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感到十分高兴。我谨向您报告，莫斯科和莫斯科的作战形势非常好。”
第七卷 官场现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