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他读到《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孙新向兄长孙立求助一节：
当吃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却使一个火家，带领了一两个人，推一辆车子：“快走城中营里请我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说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烦来家看觑。’”顾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说我病重临危，有几句紧要的话，须是便来，只有一番相见嘱付。”火家推车儿去了。孙新专在门前伺候，等接哥哥。
因为顾大嫂这句嘱咐伙计的话，少年金圣叹再次念及家中亲人的离散，禁不住落下泪来。
小小年纪，他已有了陈子昂当年登幽州台时那份旷古的寂寞。他总觉得放眼看去皆是凡俗之人，天下唯独自己怀抱大才，也唯独自己沉郁委屈着。少年一次次在心里勾画着人生蓝图，他期待一飞冲天、立登要路的那一刻。
不过世人多矛盾，敏感早慧的少年自视极高，志向远大，读书却相当“偏科”，对那些能助其通往功名之路的书籍，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少年金圣叹坦言令他成天头昏脑胀，实在难以忍受。看到这些板着面孔的书被大人们彻夜吟诵，一副享受的样子，他十分不解，他们的乐此不疲是发自内心的吗，还是装装样子而已？
金圣叹自小体弱，十一岁那年小病不断，家人向私塾告了假，让他回家静养一段时日。就在那段长长的假期里，少年得到了一摞书，先是一本《妙法莲华经》，随后又读到屈原的《离骚》，再是《史记》，这些书的出现，给少年的心田注入了甘霖，仿佛戈壁滩上行进的人遇到一泓清泉。他第一次领会到，世间书籍并非千篇一律的味同嚼蜡，先前他只是囿于小小的天井里罢了。
随后，《水浒传》也来到了少年的案头，少年完全被这部书迷住了，没日没夜地捧着，恨不得将每个字嚼烂了吃进肚里去。
许多读书人不屑一顾的“闲书”，却在这个早慧的灵魂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往后岁月，即便时代朽坏，价值崩塌，这颗种子都未曾坏死，它以一股强大的力量在金圣叹心里生长着，并嵌入了他一生的事业与追求中。
荒唐的举业
尽管对面孔古板的四书五经十分厌倦，尽管对又臭又长的八股文章十分嫌恶，金圣叹还是一头扎了进去。到了明代，科举这件事注定是每个读书人的宿命，谁都逃不开去。
比之其他那些要在科举路上摸爬滚打多年，要被反复“虐待”后才领悟到科举之痛的人，金圣叹在双足未踏入这扇门时，就“看透”了科举。他自然明白科举是自己一生的必经之路，却又禁不住嘲笑这僵化的考试制度。他一次一次置身其中，又一次一次想抽身而去。
与许多天才少年境遇相似，金圣叹的举业开篇是华丽的，十五岁便过了县试，这是获得乡试的第一张通行证。按照明朝科举考试的惯例，再通过府试和院试，就能赢得乡试资格。
金圣叹陷入了怪圈，他在这一层级的考试上回环往复，像一片旋涡里打转的落叶，无法前进一步。有人说，他其实并不想考中，他只向往自由。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他若真向往自由，何必在遭遇数次黜革后，还要再次应试？但他若一心向往功名，又何必一次一次在考场上闹出这许多“幺蛾子”？我们甚至怀疑，游戏考场的举动是金圣叹在借此表达某种“不与禄蠹同流”的态度。
有一回府试，金圣叹与一群同考的举子遭遇了一场平白无故的不公，考生们发觉考题出了错，考卷上“霈”字错成了“沛”字，两个字意思相去甚远，有考生当场质疑试卷错误，固执的监考官敷衍了事：“有‘雨’也是‘霈’，无‘雨’也是‘沛’，自行斟酌即可。”
考试结束，考生答卷上“霈”与“沛”相互错落着，阅卷者却严格遵循“标准答案”，判定“霈”字正确，写“沛”的卷子皆失了分。这件事引发了考生集体抗议，也成为金圣叹心里的一个疙瘩。一次一次应试中，他见识了各样荒诞，从而敏锐地意识到“科举”是一个伪命题，于是便决意以更荒诞的方式对付它。
自隋朝大业元年(605)初创到明朝的金圣叹时代，科举行进了一千余年。一千余年中，它有过变革，有过更新，但“取士”的本意从未变过。这漫长进程里，不是没人在考场上生过事，作奸犯科，敷衍游戏的行为也都发生过。不过，金圣叹这般以儿戏的方式对待“神圣不可冒犯”的科举考试，确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是一场岁试。考策论时，试题为“如此则动心否乎”，并在篇末给了一段引导性文字：“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而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乎？”
金圣叹展卷凝神片刻，随即提起笔来，在答卷纸上写下一串“动动动动……”共三十九个“动”字，像现在的一年级小学生抄写生字一般齐齐整整地排列着。据说阅卷官对此十分不解，待到金圣叹自己做出解释，才恍然明白这“恶作剧”的缘由。金圣叹提到一个典故，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三十九个“动”字是为了说明夫子未到不惑之年是“极动心”的。
次年，再应岁试，考经义，试题为“孟子将朝王”，浏览试题后，金圣叹在考卷四角各写下一个大大的“吁”字，随后，等离场时间一到，便起身交卷。阅卷官自然又被这样的答卷蒙了一头雾水。于此，金圣叹大为得意，并给阅卷官“上了一课”——《孟子》一书中，“孟子”出现的频率太高了，因此“孟子”不必写了，而“朝王”，则见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之类都相差无几，窃以为也没有写的必要，这道题就剩下一个“将”字似乎可以做点文章，各位设想一下，王将视朝，必然会有四个内侍先上场，口中高呼着“吁”声，为王之出场造势，突出“将”之威武。
如此一来，金圣叹被列入了科举“黑名单”。到后来，他不得不改个名字，改成“金人瑞”去赴岁试。这也印证了人生的矛盾，科举既令人厌恶，又让人欲罢不能；既令人想嘲笑和唾弃，又令人忍不住一次一次推倒重来。一边嘲笑科举的金圣叹，一边着手编写一本八股文精选集，为可能到来的乡试做着准备，尽管最终，他并未参加过任何一场更高级别的考试。
按常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青年时代在科场上各种叛逆的金圣叹，为人父后，对科举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他几乎要将自己当年的不良行迹全部列出来给子侄们做反面教材了，他不但编撰八股文教材，还写下了一些类似《诫子书》的文字劝告子侄要埋头经书，攻克举业。
功名心不死
金圣叹深谙佛学，崇尚道教，骨子里却是一个地道的儒家弟子。他渴望生命的自在与舒放，又祈盼身居庙堂，名动天下；他蔑视科举，又从未停止过幻想通过破格入仕的途径，进入帝国高层。
他就是一个矛盾体。
他确乎是一个向往灵魂不羁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点从取字“圣叹”便可见出。“圣叹”字面意思是“圣人喟叹”，金圣叹自己则有更详细的解释：“《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予其为点之流亚欤！”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金圣叹偏偏挑选了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追寻无拘无束生命境界的曾点来自比。这番话自然是金圣叹自负的表现，也恰恰表露了他的一种率真的性情。
经过科举考试的反复挫折之后，金圣叹确乎想过要在苏州的小城吴县度过不羁的余生。他那么想，也那么做了。他几乎很少出这个县城，除了去苏州，似乎没到过更远的地方了。但这并不表明他的人生就是狭隘的，他在南方的小县城里找到了自洽的活法。有一天，金圣叹与好友王斫山滞留于旅舍，听着夜雨，金圣叹在纸上罗列了人生三十三件快事——
春夜与诸豪士快饮至半醉，住本难住，进则难进，旁一解意童子，忽送火纸炮可十余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磺之香，自鼻入脑，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冬夜饮酒，转复寒甚，推窗试看，雪大如手，已积三四寸矣，不亦快哉！
寒士来借银，谓不可启齿，于是唯唯，亦说他事。我窥见其苦意，拉向无人处，问所需多少，急趋入内，如数给与。然后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为尚得少留共饮酒耶？不亦快哉！
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
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作县官，每日打鼓退堂时，不亦快哉！
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
看野烧，不亦快哉！
还债毕，不亦快哉！
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
…………
三十三个“不亦快哉”的感叹，让我们见到一个生机勃发的金圣叹。鲜活的人性，总会令人会心一笑。
在好友徐增眼中，金圣叹是个有趣的人，他嬉笑怒骂，豪迈不羁，和谁都能打成一片。徐增说：“盖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迎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者，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
听闻某某先生讲学，金圣叹心下不屑，索性在朋友韩住的书斋贯华堂内自开讲堂授课，他自编讲稿，名为“圣自觉三昧”，且秘不示人。课堂上，经史子集，佛道儒学，稗官野史，天文地理他无不信手拈来。金先生声震瓦屋，顾盼自雄，思接千载，神游八荒，座下听众无不为之倾倒。
有时大碗喝酒，大啖狗肉，而后开堂讲佛经；有时，在谈论那样素净的佛法时，先生禁不住打出一个全荤的饱嗝。这多少续接了《水浒传》中鲁智深自五台山杀下来，在小酒馆中放肆的风范。
想必真正的佛是愿意原谅这种不敬的，毕竟真正深得佛法的人并不那么计较外在形式。
愁闷来了，又如何排遣呢？金圣叹曾坦言：“惟有放言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设坛讲经，大概也是金圣叹于平淡人生中觅得的一番自我消遣的途径吧。
王朝的溃败就像山洪引发的塌方，泥沙俱下，任何一种自洽的心境都会受到剧烈震荡。大明帝国灭亡，撞击着晚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明亡初期，三十七岁的金圣叹“绝意仕进”，似乎真正了断了入仕为官的梦。入清后，他躲进自家屋檐下，埋首于“文学批评”事业。在致好友王学伊的信中，他也表达了这一阶段的人生志向——假如上天愿意赐给我二十年，让我无病无痛，愉快地进一日三餐，再将面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就是大幸运了。
这一时期，金圣叹也将更多心思倾注到佛学中，他前往寺院与和尚论禅，躲进庭院侍弄芭蕉、修剪果树，或跑到郊外山岗上，醉心一场落日，在谛视“一鸟、一鱼、一花、一草，乃至鸟之一毛、鱼之一鳞、花之一瓣、草之一叶”时觉到生之乐趣。
或沉湎于易经与占卜，或到茶馆饮茶、逗鸟，或与地方秀才抬杠，他将自己隐藏起来了。无尽乱世里，藏身一个小县城，收起锋芒与抱负，有种大隐隐于市的意味。
不过，生活方式有时是表象的，本质的渴念并不能轻易更改。度过最初一段改朝易代的“低潮期”后，建功立业的梦想如经春的野草般在金圣叹心里复活了。他再一次期盼在新朝有所建树，总为自己这般高才屈居于一个小县城深感不平。金圣叹追慕的古人里，他最羡慕诸葛亮与司马相如的晋升方式，这两个人都因奇才被破格重用，由此也成了金圣叹心中“人生裂变”的典范。
顺治十七年(1660)正月，族兄金昌向金圣叹转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其时，金圣叹正经历着一段贫病交加的岁月，赋税沉重，生活拮据，他深陷在“笔底明珠无处卖”的沮丧里。
金昌的消息，仿佛寒夜里的火光。
金昌告诉金圣叹，邵兰雪在京城时，听说顺治皇帝亲口赞叹金圣叹的文采，皇帝说：“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
听到这个消息，金圣叹久久说不出话。随后，金昌听到扑通一声，金圣叹已跪在地上，朝着北方皇帝所在的方向叩首。金昌连忙去扶他起来，发现金圣叹已泪流满面了。
皇帝的这句赞语，令金圣叹精神振奋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像一条卧龙，于这苏州小县城蛰伏了数十年。那年早春，金圣叹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激动中提笔写下《春感八首》，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扬眉吐气的快意。他禁不住想，自己总算“名达圣人”了，翻身的日子还会远吗？
不过，奇迹最终没有发生。五十三岁的金圣叹几乎每日都在翘首企盼，听到巷子里马蹄声，他都怀疑是朝廷来人。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没有帝都的消息，更别说什么皇帝圣谕了。一晃又一年，金圣叹五十四岁那年正月，顺治皇帝猝然去世。
至此，金圣叹痛失了人生里最有望更改自己命运的一位“知音”，他禁不住黯然神伤。
哭庙
本以为藏身小县城，关起身体里狂野的豹子，收敛不合时宜的锋芒，就足以在平淡里过完余生。一生热衷《周易》，时常与人算卦的金圣叹，并没有算中自己的命运。
所谓伏线千里，风暴的第一个旋涡或许早就生成了。
顺治十六年(1659)，以强硬著称的朱国治出任江宁巡抚。其时，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多地遭遇罕见旱灾，庄稼歉收，饿殍遍野。“苏湖熟，天下足”，这些地方可是中央的粮仓。江南地区赋税占天下之半，苏、松、常、镇四府又占江南赋税的一半，可谓重中之重。
朱国治上任后，无所不用其极，催逼钱粮，鱼肉百姓。他又极度贪财，每到一处往往刮地三尺，人送外号“朱白地”。
大清政权入关，对江南一地镇压尤为残酷，所过处杀人屠城，苏州、扬州、江阴、昆山都遭遇过屠城惨剧。城已攻克，人心却未必归降。清初期，苏州一带的地主士绅对朝廷采取了非冲突不合作态度，他们不敢明里造反，却在暗里“积极”拖欠税收、钱粮。这种方式或许可以应对一般土生土长的地方官员，毕竟官员和乡绅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到朱国治这里行不通了，朱国治是一般地方官吗？显然不是，他是狠毒的、刁钻的、强势的老狐狸。朱国治心如铁，腕如钢，对大清王朝忠心耿耿，对治下百姓从不手软。
朱国治强化了“催缴钱粮”的任务，将拖欠未缴者统一登记造册，并上奏朝廷，建议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未完成钱粮缴纳的文武士绅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按律议处。朝廷批复朱国治的奏折：“绅衿抗粮殊为可恶，该部照例严加议处。”不论背景大小、欠缴数额多少，对于奏疏中提及的地方官绅一律从严处置，获得功名的秀才、举人、进士一律革去功名，现任官员降两级调用。其间，顺治十六年新晋探花、昆山人叶方霭，家中所欠赋税折合成银两仅一厘，也同样面临处分。叶方霭深感冤枉，他上书朝廷说，一厘之银，只不过现在制钱一文，怎么会有四十余两之银系已完纳，独欠一厘，还要受到降职处分，请求细加查核。但事情正处于白热化状态，朝廷不容分说驳回了叶探花的奏疏，将他降职为上林苑蕃育署丞，这是一个管理饲养禽畜事务的小官。
此为震动全国的江南奏销案。
这一案件，是江南旧地主士绅与大清帝国的一场博弈。清政府刚刚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山海关，跨过黄河长江，还没有真正担当起统治者的角色。真正的统治者是要考量民心归顺的，也是要考虑统治和剥削的合理性的。其时，清政府还是惯于以刀枪火炮制服异己者。
如果说奏销案是对江南的地主和乡绅阶级动了刀，几乎同时发生的另一桩大悲剧，却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江南读书人，而令天下书生人人自危。
顺治十七年，朱国治的下属，苏州吴县知县任维初走马上任，这名下属很好地继承了巡抚大人的严酷作风，新官上任三把火，任知县上任俩月，就已令民众瑟瑟发抖。任维初丝毫不关心民瘼与实事，他横征暴敛，全部“政绩”都系于催缴钱粮。《哭庙纪略》里有关于任知县“执政”的记录，“至署升堂，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
任知县的“国课”就是钱粮，“比”指刑讯，审案用刑叫“比”。至于打人的竹板，“浸以溺”是什么意思？大概是浸了尿液或其他什么吧。任知县在催缴钱粮上想象力丰富，手段极具震慑力。任知县如此严酷歹毒，打死若干平头百姓，自己却从常平仓中盗卖粮食三千余石，并强令全县民众填补空缺。
此类行径引发了民怨，用当时吴县人的话讲：“三尺童子皆怀不平。”
苏州城内一批秀才心下积了怨恨，一直伺机向上传递民意，并试图罢免知县，缓解民生的艰难。
机会终于来了。那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哀诏到达各地。苏州府设灵堂，秀才们早早得知江苏官员将前往哭灵三日。闻讯后，秀才们想到这是一个好时机，便谋划往文庙“抗粮哭庙”，以引起朝廷高官重视。秀才倪用宾、薛尔张等召集一百多名同学到文庙孔子牌位前痛哭，并鸣钟击鼓。哭庙后，秀才们离开文庙，向苏州府衙进发，他们写下揭帖，将揭帖送往官员聚集的苏州府临时灵堂。
揭帖的矛头直指吴县知县任维初：“顺治十八年二月初四，江南生员为吴充任维初，胆大包天，欺世灭祖，公然破千百年来之规矩，置圣朝仁政于不顾，潜赴常平乏，伙同部曹吴之行，鼠窝狗盗，偷卖公粮。罪行发指，民情沸腾。读书之人，食国家之廪气，当以四维八德为仪范。不料竟出衣冠禽兽，如任维初之辈，生员愧色，宗师无光，遂往文庙以哭之……”
队伍离开文庙，一路向前，沿途大量群众加入了进来，有近千人。
秀才们当然过于书生意气，他们不了解官场运行逻辑，更是高估了官员的人性，他们不了解新的统治秩序下，每一个官员身上嗜血的本性都被激发出来了。
正在祭奠顺治皇帝的官员们受到了惊扰，朱国治震怒，不仅因为苏州士子们胆大妄为，挑衅了他的绝对权力，还因为任维初是自己人，那几年任维初的升迁与政绩，哪一桩离得了他朱大人呢？再说了，任维初的逼粮要钱，盗卖公粮也脱不开他的干系。
巡抚大人说一不二，即刻动用铁腕手段，下令官兵镇压。场面失控，请愿的秀才、随行的民众像决堤的洪水四散开去。官兵当场逮捕了带队的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十一名秀才。
当天的混乱中，金圣叹随着人流脱了身。不过这是一个注定难以逃脱的劫难，在对被捕的秀才们的严刑逼供中，朱国治很快得知是金圣叹起草了《哭庙文》。
四月二十六日，金圣叹、丁子伟等被捕，起解江宁刑讯。
其间，朱国治上疏皇帝，痛陈事态的严峻性。巡抚大人的奏章描绘了他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的“事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定论”。奏章措辞严厉，全然避开当地士子发动哭庙的真实原因，将这场原本抱有改善地方政治生态的善意请愿描述为恶意的反叛和动乱。
奏章中，巡抚大人主要传达了以下几个意思：
一、“看得兵饷之难完，皆由苏属之抗纳。”
二、秀才“厕身学宫，行同败类。当哀诏初临之日，正臣子哀痛几绝之时，乃千百成群，肆行无忌，震惊先帝之灵，罪大恶极”。
三、“县令虽微，乃系命官，敢于声言扛打，目中尚知有朝廷乎？”
四、“串凶党数千人，群集府学，鸣钟击鼓，其意欲何为哉？”
光“震惊先帝之灵”一条就足以治大罪了，巡抚大人的奏章直接将十八名抓获的秀才送上了绝路。
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演变出如此严重的恶果。哭庙一事，是苏州一带的传统习俗。到了明代，苏州经济发达，风气开放。读书人热心国家事务，遇到地方政府和官员行了不法不义的事，当地士子们就集合在文庙，用一篇“卷堂文”来向儒生的祖师爷孔子哭诉，号召更多的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彰显正义，打击不法。
因为长久以来的传统，秀才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屠杀的开启，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凶险。他们忘记了，这片土地已改朝换代。
此刻，嗜血的统治者要再一次杀鸡儆猴了。
奉密旨，十八名秀才被判处死刑。作为《哭庙文》的起草者，金圣叹被列为首犯，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杀头自然难免，同时罚没全部家产，家属发配宁古塔。
杀身之祸
一生都在为人占卜的金圣叹丝毫未曾预见，自己的生命将在五十四岁戛然而止。
被捕后，公堂上刑，金圣叹高呼“先帝”，潜意识里应该是希求刑讯官看在先帝分上网开一面。不料，刑讯官大声斥责：“当今皇上刚刚登基，你口口声声呼喊先帝，是要诅咒皇上吗？”
于是加责，掌嘴二十。
此时，这一请愿事件已被定性为伺机反清，已没有人敢出面斡旋，先帝“威名”，也不会有丝毫作用了。
金圣叹在狱中写了一封家书给妻子：“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见；不然，死矣。”
寥寥数语里，我们读到了一个不羁的人面对死亡的惊恐，也读到了他生命里“白日依山尽”的大悲凉。
其间，儿子金雍去狱中探望父亲，带去初夏新产的莲子和梨。金圣叹备觉心酸无法下咽，口占一副对联：“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莲子”“梨儿”即为“怜子”“离儿”，生离死别的痛，随处可拾，即便顺手带来的食物也牵动着他的心。
其间，在绝望的牢狱中，金圣叹又想起一副残对。那是数年前，他到金山寺，下榻禅院客房，当晚，他拜访长老寺宇和尚，聊至深夜。临走，老禅师留下一联“半夜三更半”，让大才子对下联。那晚，一向以捷才自负的金圣叹绞尽脑汁还是未能对出。一副下联困扰金圣叹几年，直到临近刑期，距离团聚的中秋佳节不远了，他突然想起老和尚出的上联，并对出了下联：“中秋八月中。”他向狱卒要了一支笔，把整副对联写在墙上。由半夜到中秋，由生而死，此间大有不可言喻的意味。
金圣叹的死，坊间各有传闻。传说里，他的临死不惧，被描绘成了形同儿戏的洒脱。
先说临刑前几日，金圣叹自狱中寄出绝笔书，上面只写着两句话：“字付大儿看，腌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由于死囚的信件要经过严格审核才能寄发，狱卒阅后不知金圣叹到底何意，只好送呈长官，长官果然见多识广，笑着说：“金圣叹死到临头还要侮辱人。他知道信件必被拆看，以此称看信者为儿子也。”至于绝笔信中传授的腌菜与黄豆同吃到底何种滋味，还得各人自行体会。
又说临刑那日，金圣叹深知砍头“至痛”，可如果目睹前面一排排人脑袋被砍下，再轮到自己，此种滋味就不光是痛了，那是寒心彻骨的恐怖。遂悄悄告诉刀斧手，若先砍去自己脑袋，自己手心里的一张银票就归他。刀斧手照做了，但等掰开死囚金圣叹的五指，却发觉空空如也。而滚到刀斧手脚边的脑袋，双耳中各掉出一个纸团，上书“好”“痛”两字。
世人更愿意相信，即便死亡也吓不住风流倜傥的金圣叹。
在真实的历史中，那一场死刑比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残酷十倍。
大清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十三日早晨，江宁三山街，如血的朝阳已喷薄而出，又是一个酷热的日子。
中央政府秘示：秋后用刑。巡抚朱国治心急火燎，掐指算着日子。七月十三日，适逢立秋，为顺治十八年秋季第一天。显然朱大人已顾不得这么多了。天光一亮，便有狱卒送来断头饭，一般的断头饭确实都在上午，但清晨吃断头饭可能还是少见的。随后提人，犯人们被反绑双手，背插亡命牌，口塞栗木。辰时（早晨七点到九点），犯人已悉数送至法场。巳时（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行刑。
史书记载，当天共十个案子一百二十一人获刑。凌迟二十八人，斩首八十九人，绞刑四人。分五处执行，“哭庙案”和“无为教案”刑场设于江宁三山街。
轰隆一声炮响，一百二十一人瞬间毙命。
严格地说，人头落地，鲜血飞溅的时刻，距离那年立秋到来还有几个小时，按照我们古老的历法演算，那年立秋在末时，要到下午一点之后了。而按照老祖宗的习俗，秋天未到是切不可开杀戒的。
七月十三日，立秋之夜。金圣叹的挚友周令树于噩梦中醒来，见一人“披发跣足，耸身案上，蒙面而泣曰：‘我圣叹也！’”随后即刻命人去苏州探问，才证实这一噩耗。
第二天，还有更惨痛的事接踵而至。巡抚大人命令当地官府起解流放八名秀才的家属，除了襁褓中的婴儿，其他子女一个都未放过。
宁古塔位于现今黑龙江一带，距离江宁数千公里。《研堂见闻杂记》中记载：“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师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中国人亦无至其地者。”顺治十四年(1657)卷入丁酉江南科场案的吴兆骞被流放宁古塔，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宁古寒苦天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
在清代，这是一趟死亡之旅。金圣叹将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而他的家人则悉数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边塞。好在他的家人在边境承受着严寒与荒凉，顽强地活了下来。
颠沛的良心
顾炎武
头发问题
现代人绝不能想象头发问题会演变为这么大的问题。大到关乎脖子上的脑袋，大到需要在“留头”与“留发”间做出生死抉择。
明亡后，大清刚统治中国那会儿，“留发，还是留头？”绝不是一句耸人听闻的话，那是事关身家性命的事。刚入关那会儿，满人的军队还算纪律严明，与百姓无犯，攻城略地也还顺利，铁骑过处鲜有猛烈反抗。剃发令一颁布，拼死的抵抗一夜间多了起来。光江阴一地，听闻剃发令后，百姓大恸，全城男女老幼都加入了抗清守城的队伍，清军遭遇了进入江南后最严酷的抵抗，折损三名王爷、十八员大将，战死七万五千余士兵。八十一天后，失陷的江阴城遭到残酷屠戮，十七万人死于非命，仅五十三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性命。剃发令带来的伤害远远不止死十七万人，在全国范围，少说也有百万人因为头发的事丧命。
即便遭遇如此剧烈的抵抗，帝国中央依然丝毫没有废止这个律令的打算。统治者们太了解这件事了，真正的征服绝不是将旗帜耀武扬威地插到城墙上这般简单，而是要让占领区的百姓从内心里升起臣服。可惜人心不可见，那么至少得给我在姿态上表现出臣服来。剃发及易服，就是统治者期望见到的汉族子民归顺的姿态，这是一场大型的服从测试。
如果我们回看大清国早期史料，史官们在记录胜利消息时，除了写下攻克的城市，俘虏的将领，缴获的器械，一定会顺带记下一个新战果——“剃发”。
天命六年(1621)，后金攻下辽阳，“生擒御史张铨，其余官民皆剃发降”。
不久，辽东各地悉数沦陷，“官民皆剃发降”。
天聪三年(1629)，后金攻至汉儿庄城外，汉儿庄城中副将李丰率民众“剃发出降”。
天聪三年，副将臧调元被擒，剃发降清。
天聪四年(1630)，沙河驿被清军攻占，城中人皆被下令剃发。
…………
如此看来，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对“剃发”是秉着一股“执念”的，这是一场精神的侵略，是对文化与习俗的阉割，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入侵者不会轻易放弃。
清朝文献中，归降被称为“剃发归降”，投降的百姓被称为“剃发降我之民”。若攻下城池而官民未剃发，就不算真降服。
即便像顾炎武这般学富五车、开明通达的人，“要不要剃发”这件事还是困扰了他五年时间。清顺治二年(1645)，八岁的爱新觉罗·福临登基的第三个年头，六月十五日，幕后主政的睿亲王多尔衮再次颁布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
剃发令到达江南，无数男子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里。知识分子们尤其惶惶不可终日，这意味着一种名节的失守，意味着对身体和精神尊严的双重剥夺。
起先，顾炎武内心经历了一场地震。清廷要求所有汉人剃成满人的“金钱鼠尾”发式——脑袋周围头发悉数剃光，只留下头顶中心一撮，这一撮头发只能铜钱大小，并结辫下垂，到末端也就酷似老鼠尾巴了。
留头抑或留发，怎么是一种选择呢？一个人被剃去头发，遭遇这般奇耻大辱，与其留下脑袋苟活，不如一死了之。这是许多江南士子的想法。顾炎武太明白头发的意义了，不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之类的话，他读过那样多的书，自古以来，头发都神圣不可冒犯。秦汉时代有一种严酷的刑罚叫髡刑，说严酷，其实就是剃光罪犯的头发，这种刑罚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而史书上记载的酷刑“刺刖髡劓”，和剃发列在一起的其他几种是什么呢？“刖”是剁脚，“劓”是割鼻子，“刺”，是不是刺字？总之，光字面看着就疼。
到了顺治七年(1650)，三十八岁的顾炎武终于想明白头发问题了，他找到了剃头匠，要求将自己的发型剃成满人男子的模样。
顾炎武无法躲到深山里做一个隐士，这不是他的生存态度。他是一个实践者，是身体力行的学问家，要在广阔天地间行走的。顾炎武也从未想过要以“头发问题”殉国，他的身体里流淌着抗争的血液，即使不能恢复旧日山河，他也不甘心就这样自绝人世，在死亡里沉陷到底，这样无谓的牺牲有价值吗？他绝不放弃改变这个世界的信念。
既然不能避开这个世界，束起的长头发就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与风险。由于它的一目了然，每一次行进到城市里，都令人惴惴不安，未剃发的男人们总感觉到被盯梢的恐惧。设若，哪一天经过一个清兵把守的城门，见到男人脑袋上一头茂盛长发，是有可能瞬息招来杀身之祸的。历史的边角里有更骇人的记载，称当时由清兵充当的剃发匠背着担子在街头巡视，见到蓄汉族发髻的人就上去抓住强行剃发，稍有抵抗，斩立决，随后将脑袋悬挂于竿上示众，以至于后来理发匠的剃发挑子后面都竖着一根竿子。
头发已成为一种阻碍，甚至危及日常生活。顾炎武做出了选择，他知道越是至暗时刻，越要支撑下去。在无谓的牺牲与不屈的抗争之间，他选择后者，他不是浪漫的诗人，他是一个入世的学者。
伴随了自己三十多年的头发一束束落到地上，顾炎武还是觉到了某种深切的疼痛，一种时代的车轮向前开动时，碾轧在身上的疼痛。他知道某种东西永远结束了，那些数百上千年不变的事物都在瓦解，在消亡。
不过剃去头发后，顾炎武反倒觉得脑袋变得轻了，它似乎没有先前那样沉重了。他感到了某种释然，似乎突然想明白了：“剃发，甚至砍头，不都是一种外在形式吗？有时候它们都不重要。”
这下他可以做一个名正言顺的商人了，脱下读书人的衣冠，改了名字，他现在叫蒋山佣。当然，并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个奇奇怪怪的名字背后的深意，蒋山，实为江宁的神烈山——明太祖陵寝所在地，剃发之后的那段时间，他频繁去往江宁，就住在神烈山脚下。他自诩为蒋山之用人，名字里蕴含的志向就可见一斑了。
国破与家难
顾炎武的人生于二十九岁那年发生了重大转折，自那时起，之前的平静有如儿时的镜子被摔破，再也照不出生活的宁和了。
他没有料到灾难会来得如此突然。崇祯十四年(1641)的春节在兵荒马乱中来临了，这一年注定是大明历史上内忧外患的一年。顾炎武的心紧紧揪着，这个历经了二百七十余年的帝国正像西山的落日摇摇欲坠，不可挽回地滑向黄昏的地平线。可是，在帝国大厦将倾欲倾之际，顾氏家族里却发生了一连串人祸。
那年二月，长江南岸的大地还未泛起春的涟漪，顾炎武的嗣祖绍芾先生病故了。嗣祖格外疼爱顾炎武，自小就是他学问上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嗣祖去世令顾炎武伤心不已。他还未及从悲痛中分出心来，家中就发生了一系列变故。设灵祭奠时，家人们在祠堂祭拜，顾炎武一家和嗣母住的房子突然起火，大火从灶屋燃起，向着周边屋舍蔓延。尽管发现及时，火被扑灭，但顾炎武很快明白，这绝不是一次意外事件，而是一场早有蓄谋的迫害。祸害的源头还是因为财产，嗣祖去世后，顾炎武作为绍芾这一支唯一的嗣孙，将继承嗣祖大部分遗产。这件事说来话长，顾炎武的亲祖父是顾绍芾的兄长，叫顾绍芳。绍芳育有两子，同德和同应。顾同应生炎武，为家中第五个孩子。顾绍芾育有一子，叫顾同吉，但同吉不幸于成婚前几个月病故，未婚妻王氏家中已做好了嫁衣，置办了嫁妆。听闻同吉病亡，王氏伤痛不已，数日未进粒米，父母苦劝皆无效。有一天，她穿上素衣，告诉父母：“女儿将以妻子的名义祭奠同吉，回来后就进食。”王氏前往顾家祭拜完同吉灵柩后，却执意留了下来，要“嫁”作顾家媳妇。她说“守信”是最大的妇德，自己永远是顾家人了。顾绍芾和妻子还有王家的父母都很震惊，他们无法接受一个鲜活的少女步入这场不存在的婚姻，不过长辈与家人都拗不过她，事情就成了后来的样子。
绍芾无后，未亡人王氏无子，想着孩子到了绍芾家能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出生后不久，顾炎武就被父母过继给了王氏，由嗣祖绍芾和嗣母王氏抚养长大。
绍芾家业昌隆，他一过世，指定嗣孙顾炎武继承的遗产就遭到了同族人的觊觎。尤其从叔顾叶墅和从兄顾维更是气势汹汹，企图巧取豪夺。纵火事件后，明的刁难和暗的伤害接踵而至，尽管家族里有声望的叔父兰服为此事进行了多次调解，道理和亲情在钱财面前有如鸡蛋碰石头，不堪一击。为避免嗣母和家人受到更大伤害，顾炎武决定搬家，由昆山千墩古镇迁居常熟语濂泾，可随即语濂泾家中遭到抢劫，一应财物、金银细软被洗劫一空，只好重新搬回千墩。崇祯十七年(1644)春天，顾炎武再次举家搬迁，移往常熟。同年十月，关于遗产分配和归属的官司已经打到第四个年头，家族纠纷也早已悉数放到了台面上，顾炎武以为事情该过去了，于是全家重回千墩。不料族人的恶意并未终止，回来后不久，炎武一家又遭到抢劫，他们于那年十二月重新远离家山，前往语濂泾居住。
从崇祯十四年到崇祯十七年，顾炎武深陷于家产纠纷。纵火，抢劫，倾覆行船……本是同宗同族的人们，已发挥了全部恶意，他们多希望置顾炎武于死地。
崇祯十五年(1642)，顾炎武胞兄顾缃去世，顾缃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举人。他的去世让争夺财产的族人气焰更为嚣张。在种种逼迫下，顾炎武做出了变卖田产的决定，将八百亩田抵押给了当地豪绅叶方恒。叶方恒觉得有机可乘，提出了几乎是市场价一半的折价。急于出手，又找不到下家，顾炎武一一同意了叶方恒典押田产的方案。但没想到这个仓促中的决定，埋下了另一桩恶果。叶方恒实在没有交易的诚意，只想侵吞顾家田产，却不想为此买单。崇祯十五年到崇祯十七年，顾炎武无数次至叶家讨要典押田产的银两，皆无果。
随后，大明国变，在巨大的乱象面前，叶方恒更铁了心要将事情做绝，他甚至一直伺机抓住顾炎武把柄，“只有置他于死地，才能让一切落袋为安”，这是叶方恒心里的算盘。叶方恒很快找到了机会，开始拉拢顾家的老仆人陆恩，并贿以重金。
与族人的矛盾还未平息，顾炎武身旁又多了一个可怕的炸弹。陆恩知道得太多了，这么多年，他深入到顾家生活的内部，了解这一家人的全部秘密。事情一直拖到顺治十二年(1655)，表面的平静再也维持不住了。五月的某个夜晚，陆恩出现在顾炎武书房，这个老仆一改平常声气：“《金刚经》背面是何物呢？”这句话，就像一柄暗夜里闪着寒光的匕首，令顾炎武不寒而栗。他的思绪急速地闪回，脑海里即刻想到了那本《金刚经》，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金刚经》背面贴着一封写给郑成功的信，信里提到了合力抗清的事。这封密信，是让一个游方僧人捎带到海上去的，为安全起见，顾炎武将它粘贴到一本《金刚经》的封底。这一切未能逃脱陆恩的眼睛。那晚，陆恩走后，顾炎武盯着摇曳的烛火，盯着自己被烛火放大后投射于墙上的影子，略略沉思了一会儿，汗，早已湿了手心，此刻正一颗一颗地爬满了额头。一种更强烈的恐惧扼住了他，“通海罪”可是最严重的罪行，一旦坐实，不光他一人掉脑袋，很有可能换来满门抄斩。这是一刻不能拖延的事，顾炎武当机立断，即刻找来几名身强力壮的家丁，冲进陆恩家，将他绑了，拖将出来，并搜查了家中什物，总算将《金刚经》夺了回来。到了这样的时刻，陆恩再不能留活口了，顾炎武与家丁们将其拖到城西一处僻静的河塘，沉了水。
如此这般，顾炎武犯下了杀人罪。陆恩女婿伙同叶方恒，上告至地方衙门，并多方活动，必欲以杀人罪治顾炎武。
随即这位后来的大学者锒铛入狱，罪名为杀无罪奴。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刚入狱时，顾炎武被关押在豪绅叶方恒的私牢中。从这样的处置看，叶方恒在这个案件中倾注的心思可见一斑。“杀无罪奴”，这个罪名也是足以将顾炎武送上断头台的，这是叶方恒早就打好的算盘，所谓殊途同归，手段不同，结果遂愿就好。
一场营救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昆山及苏州的许多文人，都向顾炎武伸出了援手。尤其是炎武的好友，著名画家、文学家归庄更是四处奔走，为此还不惜找到了大学者钱谦益，尽管归庄知道顾炎武是看不上这个大学者的，毕竟关于这个大学者的名节问题是有争议的。顺治二年五月，清兵进逼南京。兵临城下，钱谦益小妾、名妓柳如是提议与钱谦益一道投水，以身殉国。这位前朝的礼部尚书心下自然跟着鼓荡起一股冲动，表示愿意按照柳如是的提议从容赴死。不过，很快“殉国事件”成为历史的笑柄。两人结伴至河边，柳如是欲奋身跃入，被钱老先生拉住，他一脸凛然，表示自己作为男人该先下水。不过这位自诩很有骨气的“文坛领袖”在水中走了两步，就迅速翻身上了岸，口中大声抱怨道：“水太冷，不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