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他读到《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孙新向兄长孙立求助一节：.2
是年五月十五日，大雨如注。钱谦益率诸大臣打开城门，迎接清军统帅豫王多铎。清军进驻南京后，钱大学者又创造了一则令人不齿的笑话。史惇《恸余杂记》记载，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民众对此议论纷纷。一日，钱谦益说“头皮痒得厉害”，忽然出门而去，家人以为他去用篦子篦发了。可不一会儿，钱大人剪了头发，留着清朝式样的小辫儿进来了。
当归庄找到钱谦益，这位大学者内心里本就十分赏识顾炎武，表示救人没有问题，不过，他提出一个小小的并不算过分的条件：顾炎武必须写一个拜师的帖子来，表示愿意成为钱谦益的门生。这样他出面救人就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如今不比旧时代，大家行事都有顾忌，尤其这种牵涉牢狱的事，最好有个正当的理由”，钱谦益的说辞也确实可以理解。
归庄太了解顾炎武了，他知道找到狱中，让顾炎武自己写这个拜师帖是断不可能的。情急之下，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自己模仿顾炎武的笔迹，将帖子写了，呈到钱谦益手中，表示顾炎武愿意拜到钱大人门下。
这件事很快传到顾炎武耳朵里，他将归庄很是责备了一番，还派人去钱谦益处将门生帖子要回来，并扬言，如果对方不给，自己就写一大篇申明，印一堆贴到大街上，告诉大家他顾炎武从未要拜入钱谦益师门，这都是钱谦益乘虚而入一厢情愿的意思。钱谦益得知顾炎武的态度后，哭笑不得，说：“顾炎武何至于这么急呢。”当然，钱谦益毕竟有大人物风范，没和顾炎武“一般见识”，还是出手相救了。
归庄也在不断寻找另外的救援方式。他甚至不止一次致信叶方恒，既义正词严地指出对方的不义，又循循善诱，晓之以理。他说杀仆人一事，顾炎武确实有错，但叶家若不再诉讼，却是展示出一种君子的雅量。又说，如果真的杀死顾炎武，或许顾家无后，也没有人会替他复仇，但以他的文名与声望，恐怕叶方恒也很忌讳坊间清议吧？谁愿意自己在历史上背这样一个长久的骂名呢？
顾炎武很快从叶方恒的私牢中被带了出来，押解到苏州监狱，而后又押解到松江监狱，案情正一步一步走向对他有利的局面。
那年九月，松江府准许顾炎武出狱，他总算结束了四个月的牢狱生活。
结束这场诉讼后，顾炎武前往江宁一带游历，一边以商人身份做一些小生意，一边继续暗地里联结各种抗清力量。
还有一场灾难等着他。
深秋的一天，顾炎武骑着毛驴途经江宁城，行至太平门外僻静处，忽然从路旁冲出五六个壮汉，个个手执棍棒，上来就打。纷乱中，顾炎武头上挨了一记闷棍，摔下了驴背，昏死过去。或许怕闹出人命，歹徒们随即散去了。路人伸出了援手将顾炎武救回家中。之后，他回顾那天遇袭，想起歹徒中有两个操着昆山口音。很明显，这件事又是叶方恒指使人干的。巧取豪夺而不得，终归令叶氏不能释怀。
家难始起，大明消亡。内忧和外患接踵而至，是极容易将人击垮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念，早就被时代泥沙俱下的洪流裹挟走了。分外艰难的时期，顾炎武以经商为掩护，离开家乡，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游历，从昆山到苏州到吴县、京口、金坛，又到江宁、扬州，再到淮安、芜湖等地，他以这样的方式暂时避开了来自族人的恶意，又借此探求自己的治学与救国之道。
少年心事
顾炎武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昆山顾氏为大家族。高祖顾济，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曾任刑科给事中；曾祖顾章志，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曾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祖父顾绍芳，万历五年(1577)进士，曾任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编修。顾炎武的父亲顾同应，为闻名乡里的诸生，七次乡试均未中，而两中副榜。顾同应工于诗文又古道热肠，以助人为己任。史书上说，他去世时，亲友与邻里夹道相送，已到罢市的程度。
顾同应二十九岁那年生下排行老五的顾炎武，出生后，顾同应给他取名顾绛。炎武之名是在大明国变后，顾绛自行改的名，他十分敬仰南宋遗民王炎午，故更名炎武，字宁人。
出生后不久，顾绛被过继给儿子早夭的顾绍芾家。顾绍芾藏书五六千卷，并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实学研究，他认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尽管这嗣孙其貌不扬，目生双瞳，且他的右眼因为三岁时染上一场天花，导致了严重斜视，但嗣祖知道这孩子有着不凡的敏慧。小顾绛到来后，绍芾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六岁，顾绛始读《大学》，由嗣母王氏教授。
七岁，入私塾。
十岁，读孙子、吴子诸书及《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
十一岁，嗣祖为顾绛讲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十二岁，开始学习科举文字。
十三岁，嗣祖为小顾绛纳谷寄学，这是晚明科举制度中的一项政策，允许童生捐纳谷物而直接参加提学所主持的岁试，以便早日获得乡试资格。
十四岁，顾绛第一次应童子试，位列第二十二名，考入昆山县学。苏州知府寇慎见到少年顾绛，大为夸奖。
嗣祖绍芾为了少年顾绛的学问精进，创造了令许多读书人羡慕的条件。每年春夏之际，他都会为小顾绛“温经”。嗣祖邀请四位当地颇有学问的先生，分别坐于左右，令顾绛坐中间，四位先生面朝顾绛，并置注疏本于面前。随后，由其中一位先生朗读经史著作，小顾绛侧耳聆听并记诵，遇到字句不同或遗忘的句子，先生便停下来，随时接受询问，进行探讨。“凡读二十纸，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复始，计一日温书二百纸。”
十五岁，绍芾老先生开始让顾绛和自己一道阅读邸报。邸报为明代官方的公报，起先各级官府依靠专人抄写流传，到崇祯年间，活字印刷进一步发展，让它有了印刷版。绍芾先生一直保持着阅读邸报的习惯，读到他认为重要的条目，就用小楷一字一句抄录下来，并编辑成册，以供日后查考。
邸报好比当下的新闻资料，一下子为少年打开了眼界，让他看到帝国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各领域正在发生的事件。也让少年顾绛的心里早早地埋下了天下情怀。
如果说嗣祖的用心为小顾绛的治学打下了根基，嗣母王氏则为小顾绛的精神打下了根基。王氏深明大义，是一位大写的女人。她嫁入顾家时，丈夫同吉早已亡故，但她却尽了许多儿媳无法尽到的责任。
史书上记载，有一回婆婆生了场怪病，久治不愈，王氏天天守在病床前，并派人到处求医问药，终于找了一位专治疑难杂症的医生，开了一张古怪方子。医嘱说，要治好这个病，必须加入人身上的肉作为药引子。为了婆婆康复，这位儿媳忍着剧痛悄悄切下了一截手指。不知道是不是这“可怕”的孝心做的药引起了作用，总之婆婆的病很快就好了。崇祯七年(1634)，苏松巡按御史祁彪佳亲自上门拜会王氏，表彰她的孝行，王氏成为苏州昆山一地孝女的楷模。崇祯九年(1636)，朝廷颁发圣旨，旌表王氏“未嫁守节，断指疗姑”，并在昆山千墩建造贞孝牌坊一座。
王氏特别热爱学习，白天纺纱劳作，晚上于油灯下读书，几乎每晚都手不释卷。她最爱给小顾绛讲古书里忠烈义士的传说和故事。
嗣母的为人和故事，给了少年顾绛一份耿介正直的信念，这信念像天上的星辰永不落幕。
崇祯三年顾绛应科试，考得一等第二十名。科试是各省学政巡视所属府州举行的考试，也是一项获得乡试资格的选拔考。那年，十八岁的顾绛顺利获取乡试资格，他梦想着在接下来的秋闱中一鸣惊人，大丈夫当以雄才大略兼济天下嘛。
不过事与愿违，第一场乡试以落第告终。
他隐约意识到，科举考试这件事与人自身的知识和才华并不完全相关。不过十八岁的年轻人，大抵并不会太在意这样一次落第，稍稍失落了一些时日，这事便过去了。
顾绛第二次参加乡试在九年后，崇祯十二年(1639)秋天，他再次走入秋闱的考场。没想到，这一回他再次失败了。这场乡试带给顾绛很深的震动，他开始反思考试本意，很快就得出结论，士子们读的净是无用之书，运用的净是腐朽的应试方法，而有大识见的人，恐怕根本玩不转这样的游戏。他在《日知录》中写道：“使枚乘、相如而习今日之经义，则必不能发其文章；使管仲、孙武而读今日之科条，则必不能运其权略。”
既然如此，就到此为止好了。
顾绛决定放弃继续在科举路上无谓挣扎，自有更伟大的事业等着他。就在那一年，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决定开始书写两部巨著《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按照构想，《肇域志》将是一部全国的地理总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则是旨在记录整个明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地理等状况的大书。
他开始潜心研究，遍览天下府州县志和奏疏文集，达一万两千卷之多。当然，在他内心深处也隐隐埋下一个愿望，期待有一日能遍历中国，既向当世大贤求证学问，又以切实行动印证纸上的理论。
血与火的洗礼
清军拿下南京后，大舒一口气。朝廷总结战事时说：“黄河以南望风响应，两淮官民诚心归顺，惟扬州逆命未服，旋被攻克，江东将士鸟惊鱼溃，投降者二十三万，余皆奔窜。”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江南一带，抗争此起彼伏。城池易攻，人心难服，这是急功近利的侵略者想象不到的。吴侬软语的江南，却有无数宁折不屈的傲骨，许多人在这场变故中抛洒热血。所谓的悲壮，是明明知道大势已去，仍然选择逆流而上，直至在力挽狂澜时被大浪卷走。尽管大江必然东去，但愿意以性命为赌注在这汹涌激流中做最后一击的人并不少。
清朝的统治者，并不了解江南的内在风骨，更不知道这片温婉的土地上有无数读书的种子，正是书给南方士子的骨头里加入了钙质。
崇祯十七年四月，顾炎武正与嗣母等家人避难常熟唐市，惊闻甲申国变和皇帝自尽的噩耗，顾炎武于悲痛中写下《大行哀诗》。随后清兵入关，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闻风逃向南方，此时淮河以南名义上仍属明朝。五月，福王朱由崧在一批遗臣的拥戴下，建立南明政权，监国南京，并称帝，改元弘光。在昆山知县杨永言的举荐下，弘光朝廷聘请顾炎武担任兵部司务。南明弘光元年(1645)春，顾炎武于第一时间埋头撰写“乙酉四论”。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明亡初期，他将光复明室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弘光朝廷上。他认定，南明朝廷想要有所作为，必须彻底清除晚明政权种种积习，第一要务是从国策上全面变革，由此他想以自己这些年来的博学与实证为弘光朝廷提供理论支持。“乙酉四论”就是被这个单纯宏大的理想推动着催生出来的作品。“乙酉四论”包括《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和《钱法论》。顾炎武从弘光政权立国南京的实际出发，针对明末在农田、钱法和军制诸方面的积弊，提出一系列解救危难的应急措施。在《军制论》中，他提出了“寓兵于农”之法，强调不能尽驱民为兵，否则民怨沸腾，国事将不忍言矣。在《形势论》中，他主张北守徐泗，南控荆襄，西通巴蜀，进而联天下为一，国势可振。在《田功论》中，他指出当前之急务是召民垦田，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军饷。在《钱法论》中，他指出钱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流而不穷。
这是书生的理想主义，他是那样一厢情愿地相信学问可以指导现实、革除时弊。
顾炎武固然开出了治国良方，但弘光朝廷内部奸臣当道，文官傲慢愚蠢，武将拥兵自重，他一番拳拳之心注定只能成为一纸废话。
果不其然，这个畸形的小朝廷仅仅存在了一年，第二年五月就夭亡了。
此后，顾炎武回到苏州，与当地有识之士一道展开地方保卫战。顺治二年闰六月，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加入明郧阳巡抚王永祚的反清义军。正在常熟郊外的语濂泾避难的嗣母已年逾六十，她嘱托炎武：“我虽是个妇人，却受着国家恩惠，若真有大敌当前，我将义无反顾选择赴死。”
王永祚的义军原先谋划着分为几路，夺回江苏的几个城。但战事持续了没几个回合，兵败如山倒，吴其沆战死，顾炎武与归庄得以逃脱。
几乎同一时间，原昆山知县杨永言组织义兵，顾炎武偕同地方乡绅，囤积粮草，起草文告，号召乡民奋起守护昆山，做好长久斗争的准备。剃发令一下，昆山当地民众反应尤其剧烈，他们冲进县署，杀死清军委任的知县阎茂才，焚烧县衙，捣毁官舍。杨永言、王佐才、朱集璜等将领趁机布防，其他乡绅也各自聚兵，屯于要道，誓与昆山城共存亡。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有如天地之别，昆山城在七月六日失守。随即，清兵主帅李延龄下令屠城，屠杀进行了整整两日，血流成河，万户萧疏，昆山几为空城。《鹿樵纪闻》中写到，民众死状惨不忍睹，有倚门、卧床、投阁、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寸磔种种之状；至于悬梁挂树者，比比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
七月八日傍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仿佛连上天都在控诉这惨绝人寰的暴行。雨水倾泻而下，击打着道旁堆积如山的尸体，冲刷着院落里凝固的血迹，也令屠杀者瑟瑟发抖。
顾炎武当时已逃离昆山城，但还有家人在城中，胞弟顾缵和顾绳都于屠城时遇难。
接着，常熟于七月十四日沦陷。
听闻噩耗，顾炎武嗣母王夫人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绝食殉国。不论家人如何劝解，下定决心后，她粒米不进。用了十五天，饥饿才将一个原本健康的身体慢慢掏空，将她慢慢杀死。这漫长的自尽过程，仿佛一堂人生最后的课，王夫人似乎要以一己的死亡，向所有后辈昭示如何做一个秉持信义的人。尽管我们深信生命高于一切，尽管我们或许不同意这样的选择，但谁也无法否认舍生取义的悲壮，这大概是人类最高贵的举动之一了。
最后时刻，嗣母握着爱子的手，向顾炎武叮嘱后事：“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呀，抗争此起彼伏，鲜血和眼泪汹涌澎湃。那么多熟悉的人死去，那么多原有的秩序被砸烂。选择一死，似乎是最容易的，选择活下来，选择重新活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这条路才是最难的。
顾炎武告诫自己，必须活下去，必须令生命迸发出新的意义。
北游
四十五岁，顾炎武决意北游。
许多年后，有一位外国作家说生活在别处，顾炎武这位长年生活在江南的学者，似乎也深谙这个道理。他固然在纸上写下自己的一切所得，但绝不是热爱纸上谈兵的人，他相信学问的到来，一大半基于对世界的深入勘探，学问既长在故纸堆里，更长在辽阔大地上。去完成经世治国的著作，这是历尽颠沛与幻灭后，顾炎武心中存留的最坚实的信念，这个信念于四十五岁那年，清晰地屹立在他心中。
到了那一年，顾炎武深知生命已走完大半程。他刚刚结束一场牢狱的纷争，刚刚避开一场危及性命的追杀，他深知自己并不足以游刃有余地在仇恨里与人长久相持下去，他需要一处清静地，天高地阔，远离小人的算计。
到了那一年，他的牵挂已越来越少，甚至连子嗣都未曾有一个（炎武夫人王氏未生养；三十七岁时，炎武曾纳妾，并生下一子，孩子四岁早夭；四十二岁左右，又纳妾，仍未生养）。山河破碎，功业未尽，尽管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已初成，但他仍有太多疑问需要解开。
这一切都促使顾炎武下定了北上的决心。
顺治十四年(1657)秋天，朋友们为顾炎武壮行，老友归庄在席间朗诵了刚写完的《送顾宁人北游序》：
余与宁人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学相与，或二十年，或十余年，盖未尝有经岁之别也。今于宁人之北游也，而不能无感慨焉……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天下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传列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若曰怨仇是寻，非贤人之志；别离是念，非良友之情……
知炎武者，非归庄莫属。借这些深情款款的文字，老朋友道出了面对经年之别的不舍，也送上了一份高远的期盼，他相信顾炎武今日之远行，必将成为未来“行道于天下”的发轫，设若炎武躲进深山做一个闲适的隐士，他的思想又怎能为天下人所知？尽管在情感上，他多么希望老朋友留在身旁。在苏州昆山，归庄和顾炎武的名字紧密相连，仿佛现代人口中的“组合”一样，被称为“归奇顾怪”。但他还是向老朋友送上了远行的祝福，他知道顾炎武的功绩是要写在历史的大书上的，他该遍历山河，而后成就“救世之学”。
那就出发吧，像每一次归来那般义无反顾。
顾炎武胸前还揣着一封朋友们一道写就的重要信件——《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书启中写到，昔司马子长遍游四方，乃成《史记》；范文正自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若宁人者，其殆兼之。今且北学于中国，而同方之士知宁人者，敬为先之以言。冀当世大人先生，观宁人之文以察其志，而助之闻见以成其书。匪直一家之言，异日天下生民之福，其必由之矣。
信末，万寿祺、归庄、吴任臣、杨彝、潘柽章等二十一位大学者和文化名人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大概是中国文化史上最特别的一封信了，说是信，其实更像一纸通行证，它试图在乱世里蹚开一条文明的路径。这是一把开启北中国大地上诸多文人与学者家中书房的钥匙，也是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顾炎武揣着它上路，陪伴同行的，还有一位知根知底的仆人，以及两大箱书稿。
起先的行程，走的是水路。沿大运河北上，过常州、镇江、扬州，过淮安、徐州，进入山东，第一站莱州掖县。到这里去，他除了学术上的探求，还有寻访抗清志士的意图。在掖县，顾炎武拜会了当地复社领袖赵士完和任唐臣，并于任唐臣书房读到绝版的宋朝吴棫所著的《韵补》一书，这真是惊喜的遇见，他正携带着《音学五书》的书稿，有一些困惑需要解答，而《韵补》可谓古音学开山之作。在任宅小住期间，顾炎武每日挑灯夜读，修正《音学五书》。清代初年，诸多学者将精力投注到经史研究中，而音韵学则被认为是通往诸子百家的路径。《音学五书》是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总结，书中变更《唐韵》次序，把古音分为十部，用表的形式将它们列出。该著作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了叶韵说，奠定了古音学基础，开拓了音韵学研究的新领域。
随后，顾炎武的行程稍稍偏南，去往即墨，拜会黄坦与黄培兄弟。黄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也是潜藏于民间的坚定的反清志士。顾炎武在黄家住下，即墨一地许多文人得到消息都来拜访，大家交换对世事与学问的看法。几天后，黄家兄弟和一群读书人陪顾炎武登崂山。回来后，顾炎武写下了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章——《劳山考》，并应黄坦之邀，为其先父的遗著《劳山图志》撰写了序言。
离开即墨，顾炎武的足迹遍布了山东各地，如潍县、青州、长山、济阳、邹平、长清、德州、泰安、曲阜、兖州，而泰山、孔府、灵岩寺这些名胜古迹，他更是一一造访。
随后，顾炎武向着更北的地方进发，于顺治十六年(1659)春天到达北京，他自永平出山海关，又折回昌平，拜谒十三陵。而就在那一年，郑成功、张煌言举师北伐，往后我们都知道，这大概是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了。听闻消息，顾炎武心下大喜，匆匆改变行程，离京向南，到达扬州。这趟行程是秘密的，顾炎武应该是为了郑成功、张煌言的起事南下的。
不过时局瞬息万变，到扬州后，郑成功发动的长江之役在获得几场胜利后随即以惨败告终，顾炎武折回山东。此时，他心里真正了断了“复明”的念头，尽管这件事持续了那么多年，要真正接纳它，却像生生地在身体中抽离一根肋骨那样疼痛，它连着肉，带着筋。此后，他的心里只剩著书立说、以待后王这一件大事了。
顾炎武再次北上，于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抵达北京，又一次去了十三陵，这大概是第二次去吧。而孝陵，到那年为止他清晰记得自己已拜谒了六次。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执念，或许哪怕只是到这故国的皇陵去走一走，也能嗅到一些过去的味道吧。
六月，顾炎武重回山东。
那年秋天，他决定南归，一晃已快四年了，上一年的南行又如此仓促，几乎没有机会面见那些在遥远的南方想念他的朋友们。顺治十八年(1661)春节，顾炎武在苏州迎来新年，早春时，他继续南下，往杭州，在西湖畔与文学家施闰章相遇，又去孤山拜会正在杭州远游的诗人徐夜，后又拜访音韵学名士柴绍炳和毛先舒。到了越地，顾炎武心里迫切想见的还有一个人——黄宗羲。对这位生于浙东的大儒，顾炎武早就期盼会面了。但其时黄宗羲处境极其艰难，反复考量后顾炎武打消了拜会的念头，两位清初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思想家终究擦肩而过。他渡过钱塘江，去到绍兴，拜谒了大禹陵，凭吊了宋六陵，并应绍兴府吕章成之托，为《吕氏千字文》作序。
就在顾炎武游历浙江时，江南的形势急转直下。奏销案、哭庙案几乎接踵而至，以金圣叹为首的十八名秀才被斩首于江宁三山街。这是多么耸人听闻的事件！顾炎武再也不能平静地在江南久留了，他只能匆匆离去。由杭州取道苏州，随后重新北上回到山东。
如此不厌其烦地列出其行程，是想让所有人直观地见到一个在路上的学者，他用身体开拓出来的生命疆域，同样是思想进发的路径。
随后数年，顾炎武依然没有停下游历的脚步，从山东到北京，到山西，再到陕西，览恒山，访晋祠，登华山，出潼关……足迹由栖霞山到西子湖，由渤海之滨到西北腹地，每一处他都做了地理与人文上的详细考察，随着脚步深入，更多高贵的灵魂也迎面走来。在漫长的游历中，顾炎武每到一处，定要拜会当地学者、名士，请教学问，交换看法，这是最身体力行的功课。王锡阐、傅山、李因笃、孙奇逢、张尔岐、李颙、路泽浓、杨瑀……这些喝着不同的水，读着不同的书，在不同天空下成长起来的伟岸生命，以不同的性情和特质，以各自的光亮，关照这个自江南出发的学者。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知交，经商的生意人、边塞的老兵、田地里劳作的农民、船夫、铁匠、捕快……这些偶遇的人，都成为顾炎武的“老师”。
再度入狱
康熙四年(1665)，顾炎武到达济南章丘。一踏入这里，他就被深深吸引了，山川俊逸，河流清澈，土地平旷。而范仲淹读书堂、郑玄注经处、黉山书院、雪山寺等古迹更为此地增加了故事和气韵。走入章丘，顾炎武心里飘过一个想在此地定居的念头。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微小的念头，竟然因为一场阴差阳错的官司而促成了。
顾炎武到山东游历时，带着一千两盘缠出行，这笔钱是离开故乡时变卖田产的所得。携带一千两银子辗转于各地是一件极其不便的事。此时，顾炎武于章丘结识了商人谢长吉，谢长吉表示这一千两银子可以借贷给他做生意。随后，他一次次找到顾炎武游说。
经过一番考量，顾炎武同意了谢长吉的提议，他要解决银子的携带问题，但更要紧的是他需要固定收入以维持路上惊人的开销。不过事与愿违，顾炎武很快发现谢长吉的生意做亏了，他不但没有拿到约定的利息，就连本金，对方也只字不提了。顾炎武多次找到谢长吉交涉，正告他还钱，谢长吉不是推托就是躲避。
于是，只得诉诸官府。基于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是当朝状元，章丘知县自然秉公执法，顾炎武胜诉了。谢长吉欠债却还不出钱，于是想到一个变通的办法，将祖上千亩田产做了抵押，算偿还顾炎武的债务。
阴差阳错地，顾炎武得到了一份资产。那片属于他的田地位于章丘旧城不远处，出城后，沿古驿道西行四五里就能到达。他萌生了在此地置业安家的打算，这些田地，用来种植果树和庄稼、养殖家禽，营建一个农庄确实是好的。往后二十年，章丘成为顾炎武的第二故乡，成为他在北地的生命和精神的落脚点。不过，顾炎武依然没有停下脚步，还在为了那未竟的事业和未完成的著述东奔西走。
在顾炎武期望为接下来的生活谋得一份安定时，一场新的风暴正在到来。
康熙七年(1668)，黄培诗案案发。事情起因源于黄培的家奴姜元衡与主人一家的过节。姜元衡又叫黄元衡，他家三代为黄家奴，连姓都随了主子。当初，姜元衡的祖父姜宽年少时流落到即墨，被黄培的祖父、兵部尚书黄嘉善收留，从而在即墨扎根，并做了黄家长工。起先，这也是一桩美事，但世事变迁，到了姜元衡这里，他发奋图强，经过艰苦卓绝的读书，考中进士做了官。高中进士后，姜元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姓”，恢复原先的姜姓。此时黄家却走向了衰落。姜元衡心中的仇恨在反复酝酿和发酵，经过漫长的蛰伏，他总算到了有能力反击的时刻。有段时间，姜元衡手里时不时捧着一本黄培的《含章馆诗集》，可不是在里面读什么有共鸣的诗句，他反复掂量这些诗，是为了做一篇“大文章”。他太了解黄培了，明朝灭亡后，这位亡国的遗民沉郁悲伤，借酒消愁，也借诗句抒发胸中块垒。姜元衡从《含章馆诗集》中选取了那些“敏感”的诗句，并纠集了一批与黄家有过节的人，捏造出黄培“通海反清”十宗罪。
姜元衡先于康熙五年(1666)六月二十日向山东督抚衙门呈上诉状，继而又告到北京都察院。官司很快引起康熙皇帝本人注意，皇帝批示，令山东督抚严审此案。“黄培诗案”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牵扯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达到二百一十七个，连刊刻书版、运送书籍的人都包括在内。
随着案情不断发酵，大概为了坐实黄培的罪名，姜元衡又加了一个筹码上去，他指控黄培刊印逆诗，并声称顾炎武于数年前由江南赶到即墨黄培家，收集、编印《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黄培全力相助。这个信息应该是谢长吉提供给姜元衡的，于谢长吉这也是一个绝好机会，毕竟那片良田太令他心中不甘了，一旦顾炎武被卷进这个诗案的深渊里，这片田地就又能回到他手里。
康熙七年二月，顾炎武正寓居于北京慈云寺。听闻这个骇人的消息，他感到深深的恐惧，这件事可不比当初“杀无罪奴”，一旦卷入，必然是万劫不复的死路。
冷静下来后，顾炎武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投案。他想，自己既是无罪的人，就不该被动等待朝廷缉捕，而应当积极地去解决。
于是即刻动身前往山东。顾炎武进入齐鲁境内，来到德州时，有人告诉他朝廷已派人去江南缉拿他了。为防万一，顾炎武销毁了相关信件，同时给好友李因笃发了一封求救信。李因笃是大学问家，也是顾炎武心里认定了可以交付性命的人。
顾炎武一出现在济南府，就被投入了大牢。尽管事情远比第一次入狱棘手，但这一次，他似乎没有更多慌乱，一切都在预料中。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相信任何绝境中都能蹚出一条生路来。
在公堂上，顾炎武驳回了印刻《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的事实，并向济南府呈送了自己的辩解书。关于《天启崇祯两朝遗诗》还有另一桩案子，之前的那桩案子几乎在这次审判中帮了顾炎武大忙。原来陈济生印刻《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时，还请归庄、吴鹿友、姜如农等六位文人作了序。康熙六年(1667)二月，沈天甫等人发觉这本书存在强烈的遗民哀思，文字多有犯禁处。要知道，大兴文字狱几乎已成为当时的风气，就连坊间小文人都学会了这一招。这些人找到了文字里的把柄，同时也觉得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生财之道。沈天甫等人拿着诗集，向吴鹿友敲诈两千两银子。吴鹿友并未就范，沈天甫等人向朝廷告发了这本书，一时间人心惶惶，五十多位诗人卷入此案。这件事一直闹到康熙皇帝那儿，却发生了惊天逆转。皇帝觉得如果深究下去，更多人会被卷进来，这件事将引发一轮新的民族矛盾，大清的统治，需要争取汉族读书人的心，大开杀戒显然并非良策。于是，判定沈天甫等人诬告，斩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牵涉的人一律无罪。
姜元衡重新翻出这本书，其实犯了一个大忌，相当于企图翻当今皇上的案。姜元衡当然不敢这么想，就是山东巡抚刘芳躅大人也不敢这么认定。
与此同时，更多力量加入了营救顾炎武的行动中，包括好友朱彝尊，他是刘巡抚的幕僚，从中斡旋，起了很大作用。还有在京城任职的外甥徐元文，也在不断寻找有利因素。
从三月到九月，顾炎武在牢房中待了整整七个月。诗案中，黄培被处斩，但也由于他坚持声称并未在即墨见过顾炎武，才让这位大学问家得以脱离第二场牢狱之灾。
此后，顾炎武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他将位于章丘的那一大片土地农庄的产权转到了外甥徐元文名下，这下好了，这个当朝状元，皇帝身边的红人，显然有着谢长吉等人不可撼动的力量。
雁门垦荒
五十四岁那年，顾炎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出雁门关垦荒。于章丘置田产后，他依然没有停止行走，脚步多往秦晋之间，他遍游了古老的名胜，也结识了诸多大学问家，例如大思想家傅山、大学者李因笃。顾炎武身陷牢狱时，李因笃就曾鼎力相救。
萌生塞外垦荒的念头，其中一个原因与康熙皇帝推行的“轻徭薄赋”政策有关，为了重振经济，赢得民心，这位大清帝国最具雄才大略的皇帝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包括废止“圈田令”，延长垦荒免税期限。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免税，随后改为六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该项政策再次加大利好，实行十年免税，甚至规定若有人能招募一百个农民赴边地开荒，可授予知县或武备的官职。
顾炎武做出这一抉择，自然不为当个清朝的官，“不侍新朝”是他的人生底线，他应该是看到了某种利好的“机会”，他敏锐地觉察到垦荒是能赚到一笔大钱的。当然，垦荒之地也足以成为这位靠双脚丈量大地的学者的实验场，他那些关于经济民生的研究正好可以借此做一个尝试。
顾炎武与好友李因笃深入考察了这一地带，并筹集了一大笔资金，随后带领一个二十多人的垦荒队伍进驻苦寒的边地。这位南方的书生，在漫长的游历中，渐渐熟悉了北方的风沙，二十多年的游走让他可以适应这里贫瘠的水土和粗糙的食物了。不过，垦荒初始，困难多得就像严冬的风雪。
顾炎武下了一盘“大棋”。为了改善土质，首先要有良好的水利保障系统，他不远千里，亲自回到家乡，高薪聘请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到雁门关。这些制造水车、水碾，打井，开渠的师傅到来后，解决了第一个垦荒的大难题——灌溉问题，有了水，大地就能孕育生命，荒地就能捧出新鲜的绿意。
他也在游走中发现，西北一带的农民到了严冬，总是缺乏御寒的衣服，他们甚至习惯缩在炕头，整个冬天都不出去，或者夫妻共用一件大棉袄一条大棉裤，一个出去，另一个就躲在炕上。由于此地农民不事纺织，御寒的衣被都依赖内地供给，从江南到边地路途遥远，而那个时代的“物流”又很原始，保暖的物资一到西北内陆，成本就翻了数倍，平民百姓自然是买不起的。
顾炎武就想到了一个切实的解决方案，并将其写入了自己的著作《日知录》中。他发觉这个地方的土壤并非不适宜种植棉花之类的作物，而是当地人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作物，若由地方州县政府出面，到南方购进一批纺织工具作为样板，令有司派工匠依样打造一批散给里下，再聘请一批懂得织布的匠人入户传授纺织技术，不出两年，百姓的冬衣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
顾炎武常常亲力亲为，建筑房舍、砍伐荆棘、管理人员，他一样没缺席。有朋友送了他两匹马、两匹骡子，于是马和骡子驮着它们的主人，驮着书籍和文稿，穿梭在茫茫的边塞。
经过不懈努力，一垄一垄新地向远处的地平线延伸开来。待到早春，种子播下去，土地活了起来，禾苗生发，万象更新。顾炎武看着这一切，禁不住热泪盈眶，无论时代如何更替，帝王事业如何斗转星移，这人间总有一些事物是不死的，春天总在如期到来，新的生长总在不断替代旧的死亡。
雁门垦荒无疑是成功的，有记载说顾炎武赚了一大笔，“累致千金”。这件事甚至让他萌生了边关兴业的计划，他敏锐地发现边地表面看似贫瘠，土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矿产。他主张开发草泽，主张大兴西北部畜牧业，不仅要推广纺织品生产，还大胆设想将政府垄断的盐茶买卖改为自由买卖。他认为百姓财路广了，口袋里有钱了，政府税收自然就水涨船高了。他甚至写信给爱徒潘耒，邀请他一道来参与这个狂野又宏大的计划。
你不能想象这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身体里闪耀着这样活跃的思想，他永远有不向现实低头的倔强。无论怎样的劳作和艰辛，都不能阻止他在每一个夜晚点亮灯盏，在微弱的光线里，在边塞的寒夜里继续创作他的著作。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完成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日知录》已经写了数十年了，但他依然在不断地修正，逐条逐条，逐字逐句……在著述这件事上，他从不草率，永怀着敬畏神明一般的虔诚。他知道，生命易逝，写在纸上的学问却是要长久地留在这人间的。
那段时期，除了雁门垦荒，顾炎武依然在陕西和山西一带做他的田野调查，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慢慢运用到实践中去。《清稗类钞》记载，说山西票号就是由顾炎武和傅山一道创办的，他俩还完善了运营票号的整套规程，为了避免祸端，这套规章制度不诉诸文字，严格地以口授的方式流传，却成为有清一代全国大部分票号的通行制度。
关于傅山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回顾炎武去拜会傅山，傅山不仅学富五车，还精通医学，他替顾炎武搭脉，郑重其事地说：“亭林兄心脉强劲，有壮年气象，还可生个大胖儿子！”为此，顾炎武特地纳了一个妾，他大概真的盼子心切，尤其长年的颠沛与漂泊总会令他对宁静的时光生出遐想。夜深人静时分，他常常幻想起儿女绕膝的温情来，可伸出手去，只有一个孤寂的背影投在泥墙上。
不过，人生总有缺憾，顾炎武后来才知道，傅山算是幽了他一默，他哪能再生出儿子呢，不但生不出儿子，身体倒折腾出了各样的毛病。他真是被傅山气坏了，为此，当友人王弘撰准备纳妾时，他特意写了篇文章，叫《规友人纳妾书》，规劝王弘撰要理性，不可轻举妄动，文中说到，曾经我与张尔岐说过傅青主（青主，傅山字）的为人，真是大雅君子。但张尔岐反问我，哪儿见过劝六十老汉纳妾的君子？
随后，为了不耽误这位女子，顾炎武决定为她另寻一个好人，给她置办了妆奁，将她再嫁了。
不变的抉择
明亡三十四年后，康熙已执政十七年，其时康熙正值青年，理想远大，意气风发。末世的创伤正在治愈，三藩之乱将平，内忧外患正在廓清。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中央政府颁发皇帝诏书，举行博学鸿词科考试，皇帝还承诺将亲自担任主试。博学鸿词科考试是科举制式的一种，是传统科举考试以外的特选考试，也是政府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
消息很快传到大江南北，引发了各地读书人的巨大震动，很多科举屡试屡败的人，很多明末的文人都意识到，漫长的困顿之后，机会终于来到自己面前。
那年顾炎武六十六岁，在常人看来，这是他入朝为官的最后机会，应该一举抓住。顾炎武却全然不是这样想的。博学鸿词科考试的诏书颁发后，即刻有两位大学者举荐顾炎武。一位是掌院学士叶方蔼，他也是此次博学鸿词科考试的阅卷官，另一位是翰林院侍讲韩菼。叶方蔼的名字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对，就是昆山千墩那个原先想侵占顾炎武田产的豪绅叶方恒的兄弟。他可真不是一般人物，叶方蔼与顾炎武外甥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同科进士，徐元文高中状元，叶方蔼高中探花。根据事物不断变化的规律，人也在不断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三十多年后，叶方蔼与顾炎武早已一笑泯恩仇了。对于这个同乡，此时叶方蔼心里只剩下崇敬和钦佩，同为做学问的人，叶学士不可能不了解顾炎武的学问之精深和人格之博大。
顾炎武当然也非常愿意尊敬这位曾经的“仇敌”的家人。这些年，他们之间也有过很好的交往，他寓居北京外甥家里时，叶学士曾亲自登门造访，请教学问，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们两家已重修旧好了。但这一次，顾炎武倔强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严词拒绝了这份邀请，甚至发誓此后再不去北京了。第二年，叶方蔼担任明史馆总裁，再次向顾炎武发出邀请，请他入京修史，顾炎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即使人人都可以出来当官，但我顾炎武必不可出。母亲当年的遗训不敢或忘，我岂能违背？他甚至在某个场合还说过一句决绝的话，大意是若清廷逼迫我入仕为官，“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
这是被信仰驱动的抉择，并非表明顾炎武就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腐儒，相反，到了这个年纪，他早已与清廷和解了，他有很多身居高位的官员朋友，他的三个外甥，徐元文是当朝状元，徐乾学和徐秉义则都是当朝探花，他们都在大清帝国的中央政府里担任要职。而就在博学鸿词科招考的那一年，他的爱徒潘耒也跃跃欲试想要进京赶考。起先，顾炎武内心里是很不能接受的，他与潘耒谈及其兄长潘柽章的遭遇，让他不要忘记当年的仇恨，但潘耒主意已定，还是决定赴京，在这场招考中，他名列二等第二名。面对爱徒的远去，顾炎武心里五味杂陈，但他还是说服了自己，甚至不无自我安慰地说：“潘耒也是出生在本朝的人，做当朝的官并无大碍吧。”随后，他写信给与潘耒同时入朝为官的挚友李因笃，让他多多照应这位后辈。
他就是如此固执又如此开明的倔老头，这般态度也体现在他与三个外甥之间的关系上。舅舅的学问与人格，对三个外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舅舅似乎又总与外甥保持着刻意的界线，就像他和这个帝国的关系。他奉劝担任朝廷高官的外甥们，一定要守住做人的底线。他拒绝他们在京城或南方的家乡给自己置办房屋，到了晚年，仍然愿意住在陕西和山西一带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但他那些大书，那一套“以待后王”的经济治世的学问，却通过外甥们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并为改进一些国家政治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徐元文于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每天在弘德殿进讲，很是受康熙皇帝赞许。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担任翰林院侍讲，后升为侍讲学士。两位外甥都有一颗为了天下苍生的“私心”，他们觉得为了国计民生，需要反复地向皇帝与同僚渗透顾炎武的经济思想。这并非玄学与空谈，而是医治政治弊病的药方。徐元文在与皇帝的对策中，将顾炎武的赋税思想，直接提供给了康熙。他在奏疏中论及科举，也是直接引用舅舅的《生员论》。徐乾学则用顾炎武经过无数田野调查写成的名文《钱粮论》做对策，推荐给朝廷的各位高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