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他读到《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孙新向兄长孙立求助一节：.3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学问落向实处的一条非常奇特的道路，没有人能够想到，一个布衣学者，他穷尽毕生的研究，最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影响到帝国最高层。顾炎武原本以为，他的学问要等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够被理解、被珍视，但没料到自己的理论与主张带来的回响会这么快。
他是三百多年前少有的具备公民意识的“现代人”，他坚持做一个耿介的学者。他认为国家独立的根基在于个人的人格健全与独立，一个社会肌体的清洁，风气的清朗，关乎每一个公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倡导实学，反对政治伦理凌驾于事物客观规律之上，也反对向内自求的修身养性的玄虚之学。他深切意识到，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天下就不能太平。他提倡保障私有财产，取消对民间工商业者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他主张整顿市场秩序，主张行政权力退出市场竞争；他倡导无地域限制的自由贸易，希望朝廷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开展对外贸易。
他是务实的行动派，是坚韧而富有远见的学者，也是自律的君子。他的一生走遍大半个中国，写下了三十多种、四百多卷著作，共一千多万字。
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顾炎武从华阴前往曲沃，知县熊僎得知消息，命人到县城三十里外的侯马驿迎接他。起先，顾炎武被安顿在元帝庙，大概考虑到那是一个宁静的处所，适合读书著说。随即他生了一场病，呕吐腹泻，请儒医郭自狭开了几帖药，病渐渐好了。毕竟上了年纪，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九月间，顾炎武搬到上坡韩境家，十月，又搬入下坡韩村的宜园。宜园的主人是清初进士韩宣，对于这位大学者的入住，主人非常欢迎。
那年春节，顾炎武就在韩宣的府上度过。本来好友李因笃也约好了一起在宜园过这个年的，却因大雪封路未成行，不过这位老朋友细心得很，托儿子带来了五首诗和一床新棉被。
旧年刚过，等到正月初八，雪已经停了，天渐渐放晴。那天一早顾炎武就起来了，招呼嗣子衍生准备上路，启程返回华阴。
马站在院子里，准备开启一段新的旅程。顾炎武走向那匹棕红色的马，雪光明亮刺眼，一根根马鬃似乎都透着光亮，马似乎成透明的了。恍惚中，他看到了马镫，一脚踩上去，马轻微地动了一下，顾炎武的身体就像一堵本就摇摇欲坠的墙倾倒下来。
七十岁的早春，他再也无法跨上一匹马。这次跌跤埋下了病根，一天后，顾炎武离开了人世。
通天小道
蒲松龄
七十一岁那年，在科场上摸爬滚打五十余载的老秀才蒲松龄考取了一个岁贡，这是一件极尴尬的事。当亲朋好友向他道贺，蒲松龄写了一首诗，诗中说在妻儿面前都不好意思提这事，连做梦都感到羞愧。
岁贡是个什么东西？它并不像“举人”“进士”之类代表真正的科举进阶，甚至能授予官职。它只是基于“秀才”获得更高级别学习机会的一种选拔，说白了是对“秀才”的分类认证。到了明清时代，科举经过无数次演变，考试模式日益精细，催生出一个挑选府、州、县生员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制度，挑中者称为贡生，意为贡献给皇帝的生员。贡生即便到国子监读了书，也并非像现在大学毕业了就可以直接找工作的毕业生，而是仍然成为接下来的“乡试”“会试”的储备生源。当然也有个别贡生可以等来小吏的职位，但一般需要漫长的等待，概率微乎其微。蒲松龄属于贡生里的岁贡，也叫挨贡，这个“挨”字意味深长，就是做廪生时间长了，排队挨号挨上了。像蒲松龄这类半个世纪前的山东头名秀才，加之又在社会上文名赫赫，考官都不好意思不赐给他个“岁贡”的名分。
七十一岁的蒲松龄，去国子监读书可能性自然不大，这样一来，“贡生”还有意义吗？它不就成了活脱脱的安慰奖？当然，它也有一点点世俗益处，至少两项清晰可见：第一，见县官不用跪拜，作揖即可；第二，有生活补助，每月有一点散碎银两。当然，还有一点小小的仪式感——可让大门比普通农家抬高三寸，可在家族祠堂上悬挂一块匾额。这就有光耀门楣的意思了。
不过事情不像预想的那样顺利。考上贡生后，老秀才蒲松龄苦苦等待，这块匾额就是迟迟不来。从七十一岁开始等，等到七十二岁，再等到七十三岁。中间蒲松龄向朝廷上书数次，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这一“重要仪式”。一直到七十三岁那年腊月，新任淄川知县谭襄才莅临蒲家庄，为蒲松龄家挂上了贡生匾额。
一年八两碎银的岁贡补助，更是推诿拖延，蒲松龄又数度上表禀报县衙，反复催促，他们记起了发放一次，记不起也别无他法。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人生行至晚年，蒲松龄的生活总算稍稍安定下来，大儿子蒲箬的新房磊轩落成。磊轩房顶设有一处平台，抬眼望去，满目青山。蒲松龄时常于傍晚在那儿小坐，怀抱一只猫，喝几盅小酒，看夕阳贴着山脊慢慢落下去。
大概有了一点闲暇之心，九月，小儿子蒲筠请了一位恰好远游到山东的江南画家朱湘麒为父亲画像。这该是这位大文豪留在人间的唯一肖像。
蒲松龄特意穿上贡生“公服”，坐上太师椅，头戴红帽，左手捻银须，一副正襟危坐模样。画像成后他写下一则题志，感叹自己年届古稀，满头银丝，却鲜有成就。不过有意思的是，题志后过了几日，他又添了几句，特别解释自己穿着这套“公服”画像，实非出于本心，恐怕百年之后要被后人耻笑。
明明知道这一丁点世俗的荣誉不值一提，偏偏它又撩动着这位经年老秀才的心。这不就是命运的悖论吗？历经半个世纪苦心孤诣，在世俗里能赢得的也就这一块匾额，一身“公服”吗？
一
当结局落定，人们会不会相信这就是“命运”？生命最后一刻，蒲松龄会不会认定穷秀才就是自己的宿命呢？
这件事或许在他降生前就注定了。
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深夜，山东淄川城东满井庄的商人蒲槃忙完一天活计后，躺倒在床上，随即进入了梦乡。梦里，一个身披破袈裟、病恹恹的穷和尚，踉踉跄跄来到蒲家北房，推开门，径直闯了进去，那是蒲槃嫡妻董氏的卧房。
和尚越走越近，蒲槃清晰地见到他衣不蔽体，瘦骨嶙峋的胸膛上贴着一块铜钱大小的膏药。见穷和尚强行直入，惊讶的蒲槃正想质问：“一个出家人，怎可如此荒诞无礼，竟深更半夜擅闯民宅？”却自梦中惊醒过来。
几个时辰后，怀胎十月的董氏为蒲槃诞下第三个儿子。蒲槃抱起襁褓中的婴孩，瞥见其胸口一块铜钱大小的青痣，痣的位置，与梦中病和尚胸前贴膏药的位置如出一辙，蒲槃惊叹不已。
父亲这个离奇的梦境，往后许多年仍在蒲松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人生起落里，他时不时想起胸口这块胎记，总会想到自己恍若“面壁人”转世。如此想过，便也释然于青灯黄卷和颠沛流离了。
尽管生不逢时，战乱连年，尽管降生普通人家，尽管蒲松龄降生的时代有一百个不完美，一开始，蒲松龄手中还是握着一把好牌的。父亲蒲槃虽以经商为业，却是饱学之士。蒲松龄从小聪颖好学，最受父亲宠爱。老父亲在三儿子身上寄予厚望，期望这个儿子将来实现自己未竟的抱负。
十九岁那年，蒲松龄参加科举进门考——童试，以县试、府试、道试三试第一的成绩成为闻名乡里的秀才。都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偏偏蒲松龄这个华丽的开端短暂如昙花一现，他的科考入仕梦恍如惊鸿一瞥，此后所有努力和奋斗，都只是一场水中捞月的空耗。
当然，蒲松龄根本不可能想到，在他充满不确定的人生里，科举考试的失败却无比确定，像结着厚冰的水面泛不起一丝涟漪。
跨过顺治十五年(1658)那个高光时刻，秀才蒲松龄后来在举业上再未曾迈进一步。即便那次闪亮的启程，大概也是他一生里仅有的好运气帮了忙：遇见了对的人。就说那场院试，主考官是当时担任山东提学道的大诗人施闰章，这位诗人最懂得惜才，为人又不拘泥刻板，对蒲松龄早期文章中透出的灵气欣赏有加，蒲松龄考个院试第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若将秀才蒲松龄人生中的赶考历程做一个大致罗列，应该是这样：
顺治十七年(1660)，二十一岁，乡试，落榜。
康熙二年(1663)，二十四岁，乡试，落榜。
康熙五年(1666)，二十七岁，乡试，落榜。
康熙八年(1669)，三十岁，乡试，落榜。
康熙十一年(1672)，三十三岁，乡试，落榜。
康熙十七年(1678)，三十九岁，乡试，落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十五岁，乡试，落榜。
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十八岁，乡试，落榜。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十一岁，乡试，落榜。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十七岁，乡试，落榜。
康熙三十八年(1699)，六十岁，乡试，落榜。
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十三岁，乡试，落榜。
除去中间为母亲丁忧，或者碰到一些大的生活意外无法赴济南贡院，漫长的四十四年中，按照三年一轮的乡试节奏，蒲松龄偏执地做着这件事。考考考，考过了青春年少；考考考，考过了中年困顿；考考考，考到了日薄西山。
像一个注定无望又注定一生无法摆脱的期许，像上天宏大而空虚的承诺，它就那么悬在那里，清晰地悬在你的梦里，让你欲罢不能，让你永远无法触及。
真的是一件太折磨人的事了。如他诗中慨叹的那样：“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
年轻时，蒲松龄甚至狂妄地想：“进士嘛，本该唾手可得的，只不过隔着一场乡试罢了。”这真是天真的逻辑，仿佛说：“我本有王佐之才，只是没有机会，到不了天子脚下罢了。”
乡试最难，一点也不假，有多少人的愿望就在这个乡试的鬼门关前折戟沉沙。进则前程远大，退则寂寂无闻。若将考进士的会试比作过独木桥，那么考举人的乡试则是走钢丝。
对于这万恶的乡试，蒲松龄的体会实在太过深刻了。他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借异史氏的嘴道出了个中的尴尬和屈辱——
秀才进考场，有“七似”。
一似乞丐。入考场时，考生必须宽衣解带，脱去鞋袜，赤足提篮，排队而入。解衣脱鞋是为了防止夹带小抄。作弊手法五花八门，曾经有人将四书五经的释义写满夹袄的内层，也有人将小抄写在大腿和胳膊上。到了清代，随着科举制度全面完善，反作弊的方式也步步改善。至于手中拎一只类似乞丐常用的装备——竹条考篮，也是为透明起见，考篮内装笔墨、砚台、食具，可以让监管人员一目了然。
二似囚犯。点名进场，官员呵斥，小吏谩骂，像极了囚犯入狱。
三似秋末冷蜂。这又何解呢？贡院考试，一名考生一个号舍，大的贡院有成千上万间号舍，像一个巨大的蜂巢。进入号舍后，考生们“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这个号舍到底多大呢？明清时期，每间号舍宽三尺，深四尺，后墙高八尺，前檐约高六尺。清代每尺相当于31.1厘米，有人做过一个折算，号舍建筑面积为1.16平方米。号舍陈设极其简单，后墙较高处有一个类似猫耳洞般方正的墙龛。号舍除了一面向外敞开，其他两面砖墙上离地47厘米和78厘米高的位置，分别留出一道砖托，用于搁置号板。号板由两块木板组成，若两块号板都置于47厘米高的砖托上，就变成了一张床，可供考生屈膝而卧。而一块置于47厘米高的砖托靠内，一块置于78厘米高的砖托推向外，就成了“一桌一椅”，可以用来伏案答题。1.16平方米的空间，考生要在里面待许多天，吃喝拉撒全部在里面完成。明清乡试八月初九开考第一场，考生须在初八进场，初九凌晨开考，初十日交卷出场；第二场考试考生在十一日入场，十二日答卷，十三日交卷离场；第三场考试考生十四日入场，十五日答卷，十六日交卷。这样漫长的过程，也可认定是对一个人心智和耐力的考验。
四似病鸟。考生考完出场，只觉得天地变色，人人精神恍惚，好像刚出笼的病鸟。
五似猿猴。乡试结束，回家等揭榜。考生往往寝食难安，度日如年。稍有风吹草动，都以为报喜的人上门了。一会儿想到自己高登榜首，从此平步青云；一会儿又跌入沮丧的深渊，认定自己必然名落孙山。像极了一只拴在柱子上的猿猴，挣不脱绳索，又坐不稳屁股。
六似服毒之蝇。随着揭榜日来临，报喜的马蹄声由远而近，眼看即刻就要到自家门前了，可马上的人狠狠地给了马儿一鞭，那马扬长而去，显然喜报并非冲这一家送的。这下好了，候在大门侧的秀才大骇，像吃了毒药的苍蝇，任人摇晃摆弄，就是拿针刺他，估计也毫无知觉。
七似孵蛋的鸠鸟。待到落榜的打击过去，痛定思痛，又开始揣摩起八股文技法来，就像那跌了蛋的鸠鸟，重新衔枝筑巢，打算再一次抱窝孵蛋。
科举制造出的邈远的希望横亘了蒲松龄的一生，由此造成的伤害也持续了一生。
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八岁的蒲松龄踌躇满志地走进济南贡院，参加人生中又一场乡试。这一回他势在必得。考卷下发后，他思如泉涌，奋笔疾书。可万万未料到，宿命的悲剧又一次找上了他——他越幅了！什么叫“越幅”？明清科举考试规矩极多，对卷面的要求尤其严格，考生所答试卷，上有红线画出的横直格，每页行数及每行字数均有规定，如超越行、格随意书写者即为越幅。凡越幅者，以违式论，试卷贴出，不予录取，旨在防止忤逆。由于下笔太快，书写时蒲松龄越幅了，事后他形容自己那一刻“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
还有一回，蒲松龄也是有备而来，奔赴考场路上，心头甚至涌起胜利在望的感觉了。但没想到，这一回身体出了状况，他在考场上拉肚子了。就在进考场前夜，几个要好的考生一起下了个馆子，毕竟大伙儿都知道进入号舍，得靠冷饭团打发日子，就想提前打个牙祭，先填一填肚子。可这聚餐，断送了第二天的考试，腹痛、腹泻……频频请求监考官，要求去茅房，这样的考生如何不令人感到晦气？自然，这场乡试又黄了。
直到很久以后，蒲松龄似乎才意识到，是不是一开始方向就错了？他认为的好文章，和考官们认可的好文章，是同一类文章吗？他在《聊斋志异·贾奉雉》中借郎生之口说出了真相：你之所以一次次落榜，不是文章写得不够好，恰恰是文章写得不够坏。你得学写速朽的文章，毕竟考官们都是以这样的水准晋身上位的，对你的文字真的欣赏不来。
这番话语，恐怕道出了某些真相。
二
纵观蒲松龄一生，科举贯穿了大半辈子岁月。
科举考试却不能当饭吃。尽管过了那条独木桥，能赢得一顶世俗的桂冠，捧住一只“金饭碗”，可没闯过独木桥的人是无法赖此维持生计的——蒲松龄有四儿一女要抚养，加之从父亲那里也没有分到多少财产，毕竟蒲槃有四个儿子呢。
蒲松龄二十五岁那年，蒲家兄嫂起矛盾，闹着析箸，便分家了。这是一场极不公平的分配，大概蒲松龄和妻子刘氏本分自守惯了，在泼辣的大嫂二嫂面前，很是落了下风。最终，大哥二哥分到宽敞的带院子的住房，家具、农具一应俱全。蒲松龄家则分到三间场屋，所谓场屋就是盖在晒谷场旁，堆放农具和草料的小屋。场屋年久失修，四周墙皮脱落，屋顶椽柱朽败，茅草稀疏。只好请人重新糊了泥墙。由于无院门遮挡，只得向堂兄借了一块旧门板安上。
还分得五斗荞麦、三斗粟米，大概可供半年食用。
还分得二十亩薄地，在连年灾荒里，有些地已长满荒草，粮食产量低得惊人。
蒲松龄当然不擅长农活，在这件事情上，甚至远不如妻子刘氏。只好将田租给别人种。他既不想像父亲一样靠做生意为生，又想不出更好的谋生行当，况且“科举大业”需要大把大把的时间精力保障。那怎么办呢？生存总归是第一位的。在反复调适中，蒲松龄确立了一份相对适合自己的工作。分家后，蒲松龄几乎过上了“岁岁游学”的生活。对他而言，“游学”就是离家外出做塾师。塾师，即富人子弟的家庭教师。这又是一件事关科举的事，这么一想，蒲松龄的人生真是绕不开“科举”了。
做家庭教师，古代叫“坐馆”。如果说坐馆是蒲松龄的主业，绝对没错。除了短暂几年的入幕，他一辈子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当家庭教师。
三十一岁那年，他南下去往江苏宝应县，做过一年左右知县孙蕙的幕客。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门远行。在京杭大运河边的扬州府宝应，作为县令的私人秘书，蒲松龄浅浅地涉足了官场。南游归来后，在三十三岁到三十八岁那段时间里，蒲松龄追随告老还乡的侍郎高珩。其时，高珩在淄川城东门外建筑别业“载酒堂”，并与一群淄川当地的文人饮酒唱和，蒲松龄以幕宾身份追随左右，也算是一份糊口的工作。当然，这期间，他也尝试过替人代笔，写书信、写状纸、写墓志铭……总之，啥都写，也是为了多赚点小钱贴补家用。
蒲松龄降生在大明朝行将就木的前夜，他成家后不久，时代已进入清朝康熙年间。在很多人有限的认知里，觉得那是一个盛世，不过真实的民间生活与堂皇的历史书写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像蒲松龄这样的小秀才，比之赤贫的农家人，自然要好过一些，但蒲家的生活仍然是很难的，可谓“穷神附体”。苛捐杂税，天灾人祸，总是步履不停地侵入小百姓的日子。尽管媳妇刘氏贤惠朴实，辛勤持家，可就是挣脱不了贫困线。即便丰年，蒲家一年中都得有半年时间靠吃糠与野菜度日，至于荒年，若赶上大旱或者蝗灾，就得借粮过日子了。他写过一首叫《日中饭》的叙事诗，如实记录了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吃饭的情形。
“黄沙迷眼骄风吹，六月奇热如笼炊。午饭无米煮麦粥，沸汤灼人汗簌簌。儿童不解燠与寒，蚁聚喧哗满堂屋：大男挥勺鸣鼎铛，狼藉流饮声枨枨；中男尚无力，携盘觅箸相叫争；小男始学步，翻盆倒盏如饿鹰；弱女踯躅望颜色，老夫感此心茕茕。……”
这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情形。盛夏时节，家中已断粮，午饭只好熬成稀粥。这种以稀粥代饭的做法大概只有真正饿过肚子的人家才懂。我母亲的少女时代经历了一场时代的大混乱，家中米缸见底，母亲说只好餐餐熬稀粥，家里七八口人，粥熬稀些，至少能往辘辘饥肠中灌一点汤水。
大夏天的，热浪滚滚，熬了一锅稀粥，放在一般稍稍能吃得上饭的人家，孩子们大概至少会等着粥凉下来吧。可蒲家的孩子，一刻也等不了。还未等母亲来分食呢，大儿子就已经自己动手，拿勺子往锅里舀粥了，他大概想尽量捞到些许粥里的米粒，弄出了勺子刮拉锅底的声响，火急火燎给自己盛了一碗，根本顾不得其他弟妹，也顾不得烫嘴，稀里呼噜猛喝起来；二儿子，本来也想亲自下手的，力气却没有哥哥大，抢不过哥哥，只好手里拿着空碗在一旁大声抗议；小儿子才摇摇晃晃学会走路，见到粥已上桌，也急急地扑到桌上，但他可够不到那长勺子，只听得碗盏倾倒的声响；女儿呢，她不争也不抢，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争抢的兄弟，看着父母的脸色，楚楚可怜的目光令老父亲的心都碎了。
连年贫困，让蒲松龄陷入了宿命的幻想。在某一个清贫的，连祭神菜品都备不齐的除夕夜，蒲松龄写下了《除日祭穷神文》。他觉得自己之所以穷，是被穷神盯上了，那可恶的神灵是决计死皮赖脸蹲在蒲家不走了。到了除夕日，点了香，烧了纸钱，就跪下来叩拜，穷神啊，您行行好，赶紧走吧，求求您，就和财神换个人家，让财神爷好歹也到我蒲家走一遭。
文章诙谐辛酸，全篇采用平白的语言，真不是没饿过肚子的人写得出来的：
穷神，穷神，我与你有何亲，兴腾腾的门儿你不去寻，偏把我的门儿进？难道说，这是你的衙门，居住不动身？你就是世袭在此，也该别处权权印；我就是你贴身的家丁、护驾的将军，也该放假宽限施施恩。你为何步步把我跟，时时不离身，鳔粘胶合，却像个缠热了的情人？
穷神！自从你进了我的门，我受尽无限窘，万般不如意，百事不趁心，朋友不上门，居住在闹市无人问。我纵有通天的手段，满腹的经纶，腰里无钱难撑棍。你着我包内无丝毫，你着我囊中无半文，你着我断困绝粮，衣服俱当尽，你着我客来难留饭，不觉的遍体生津，人情往往耽误，假装不知不闻。明知债账是苦海，无奈何，上门打户去求人；开白、五分行息，说什么奉旨三分，到限期立时要完，不依欠下半文。无奈何，忍气吞声，背地里恨。自沉吟：我想那前辈古人也受贫，你看那乞食的郑元和，休妻的朱买臣，住破窑的吕蒙正，锥刺股的苏秦。我只有他前半截的遭际，那有他后半截的时运？可恨我终身酸丁，皆被你穷神混！难道说，你奉玉帝敕旨，佛爷的牒文，摆下了穷神阵把我困？若不然，那膏粱子弟，富贵儿孙，你怎么不敢去近？财神与我有何仇？我与足下有何亲？您二位易地皆然，我全不信。
今日一年尽，明朝是新春，化纸钱，烧金银，奠酒浆，把香焚。我央你离了我的门，不怪你弃旧迎新。
对“穷神”的一顿数落，活化出一个穷秀才被贫穷折磨得几近抓狂的样子。不过，世人皆爱财，到穷秀才这儿，倒不是什么钱都想赚的。尽管穷，可似乎又没有消磨掉穷秀才的傲骨和信念。由此，蒲松龄借穷神的嘴，又写下一篇《穷神答文》，道出了秀才之所以穷的缘由：你穷，是因为你仗义疏财；你穷，是因为你扶弱济贫；你穷，是因为你做不到为富不仁。
东君，东君，你不必怨别人，贫是你自己找，穷是你自己寻；既好吃，又好饮，衣服要趁心，奢费不谨慎，还来怨别人。喜的是仗义疏财，好的是扶弱济贫，腰内有一文，要撑十文棍。就给你点金银，你也不能任，就给你个金狮子、玉麒麟，屙钱的母猪，也不够你胡打混。
东君，你听我云，我有个免穷歌为你训：也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大家古文，只要学勤苦，只要学鄙吝，只要学一毛不拔，只要学利己损人，只要学行乖弄巧，只要学奸诈虚文，只要学伤天害理，只要学瞒昧良心。放利怎免怨，为富定不仁；处世不顾脸，那管人议论；饿死休吃饭，黄土变成金；客来休久坐，假托有事因，调虎离山计，给他个不黏身。人情只用一张纸，不可轻费钱半文，“顿首拜”多写不妨，休要用“谨具奉申”。人来你不往，诓骗礼一分。贺馆温居休随伙，赴席陪客当头阵，东君，要知道请人还席总是偘。若有来借贷的穷人，休等他开口，先说自己窘，给他个无想头，再不敢上门。又用小秤大斗，管什么背地良心。说誓只当家常话，空中何能有灵神？阎王休嫌鬼瘦，雁过拔毛一根。如此十年，你就是个财神，黄的是金，白的是银，青铜大吊打成捆；盖高楼，修大门，治田园，长子孙。那时节，我把穷字去了，做一个福禄星君，你转过脸来把我亲，还恐怕离了你的门，宰猪羊，买果晶，设供献，把香焚，立一座祠堂，叫我做正尊。
…………
如此性情，如此追求，这个穷秀才还能做什么呢？卖文和舌耕，大概是少数赖以维持生计的选择。四十岁之前，蒲松龄的家庭教师工作并不固定，通常是按一年的聘期来，一年之后，若双方觉得愉快，就续聘下去，若不满意，就不再续约。
他的家庭教师生涯从距离蒲家庄二十五公里处的王永印家开始，那是康熙四年(1665)，这份差使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有五六年的样子。中间他做过几年幕客，随后重返家庭教师的行当。康熙十二年，他到马家庄王家坐馆。康熙十七年(1678)，他到沈家河村坐馆。大多数时候，坐馆的人家距自己家路途较远，一般是要长年住在东家家里的，这就打破了现代概念中教师只负责教书育人的单一职责。事实上，蒲松龄那个年代的塾师几乎啥都干，就像他在剧作《闹馆》中写的那样：
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咳，教书先生不值钱，快入学吧，可饿死我了！
尽管这是一段调侃文字，但当家庭教师绝不轻松。光抛家弃子，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委身于他人屋檐下，像一个失去自由的长工般过日子，就够呛的了，更何况对有钱人家的子弟说话，重不得，也轻不得，重了不但令弟子反感，也会让东家翻脸；轻了呢，一年半载下来，学业毫无长进，还不是老师的罪过？在大户人家做塾师，或许不像《闹馆》中写的这般卑微，毕竟请得起教书先生的人家都是请得起仆人的，有些体力活自然还轮不到先生去干。但家庭教师额外要做的事能少吗？别的不说，就是那请托的帖子、分书、文书，告官的诉状、鸣冤的揭帖……总是没完没了。
以至于蒲松龄形容自己：“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
他深深感叹：“但有一线路，不作孩子王。”
可除了这条路，他偏偏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线路了。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四十岁，已到了孔子说的不惑之年，可恰恰相反，蒲松龄功名未就，眼看着人生越来越困惑了。
这一年，他进入了淄川西铺毕家坐馆。这一回担任毕家的塾师，在蒲松龄人生中意义重大。西铺毕家是名门望族，最初，邀请蒲松龄至毕家坐馆的是毕府的当家人四品官毕际有，他从通州知州上被罢官还乡，此后沉浸于田园生活，只想含饴弄孙。由于自身良好的学养和品位，毕际有对蒲松龄欣赏有加。
毕府成了蒲松龄后半生里的一个归宿。
毕府大门大户，由东西两大跨院组成，庭院连着山石，水榭通着池塘。私家花园石隐园，藏书阁万卷楼，专供家族子弟读书的绰然堂一应俱全。在这儿，海棠待雨来，清荷凌波至，秋菊傲霜，松柏临雪，往来有鸿儒，嬉笑有稚子。这真是穷秀才蒲松龄的理想落脚处，既让他得以赚取每年十五两银子的束脩，又给了他一个可以安心读书写作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获得了作为一位先生应得的尊重。
蒲松龄在毕府一待三十年，一直到七十岁，才退休回家。这中间，教书先生常常心生“归意”，在年末，总会提出解除坐馆的聘约。东家却年年挽留，那时候，老东家毕际有已作古，少东家毕盛钜主持毕府一应事务，毕盛钜不仅是蒲先生的弟子，也是蒲先生的老友。每年，先生回家过了春节，第二年，又在盛情邀约下回了毕府。这份情谊年深日久，恍然之中，家庭教师蒲松龄以为自己就是毕家的一员，而毕家的子弟，在他眼里恰似自己的儿孙了。
三
穷秀才蒲松龄，一介布衣，一生不第，终身以家庭教师为业，似乎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寂寂无闻的小卒。
不过命运的路径诡谲生姿，饱尝失败的蒲松龄或许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会被时间记住，要不他何以如此执着于书写一部洋洋洒洒的鬼狐史？
“雅爱搜神”，这个青年时代的爱好，持久伴随着蒲松龄。“鬼神故事”像种子般落地生根，在他灵魂的厚土中，纵横交错向上生长，长成参天巨树。
孜孜不倦地科举接力之余，蒲松龄致力于阅读和写作，他读书无数，通晓天文地理，古诗文涵养深厚；他游走在广阔的街头巷尾，在民间的土地上伸张开触角，将每一个稀奇的故事纳入囊中。
尽管出于认知局限，在蒲松龄的年代，太多人认定“写小说”这事不登大雅，这从“小说”的命名就能够看出来。小说是一种消闲的玩意儿，好比茶余饭后的话梅和瓜子，你能拿它当饭不成？可蒲松龄依然故我，正是这份固执成就了一部旷世奇书。
要熬过多少个寂然的夜，坐过多少天冷板凳，才能成就这一文学“大业”？
先生奋笔疾书，黑色的字落进纸间，像小石头落进幽深的湖面，涟漪荡漾；先生奋笔疾书，黑色的字落进纸间，一个隐秘的花园于寂静中开启，狐仙与野鬼翩然而出；先生奋笔疾书，黑色的字落进纸间，万物生灵恣意生长，幽怨的啼哭自古墓里传出，石破天惊的回响冲决了堤岸。
纸页间的跋涉千里迢迢，可那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永远在于你全身心投注于一桩事业，而不知道你的投注是否有价值，最难的是如影随形的自我怀疑和否定。
漫长的《聊斋志异》书写过程中，蒲松龄始终没有出现过自我怀疑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科举频频受挫，他心里不止一次生发出放弃写作这部书的计划。少年时代的好友张笃庆多次语重心长地劝诫蒲松龄要以学业为重，若就做“鬼狐事业”，必然不会有出头之日。宝应知县孙蕙，也在蒲松龄的又一场科举失利后写信给他，信中说：“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什么叫“敛才攻苦”？无非是说，兄台若能将写作《聊斋志异》的那份心思收回来，专攻八股文，区区科举试岂在话下？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到西铺坐馆，《聊斋志异》已完成了两卷初稿，并编辑成书，还请高珩写了前言。在古时，写完前言，表示一本书已“杀青”。这大致可以看作是蒲松龄的一份决心，他是想将“鬼狐之书”先放一放，全身心扑到科举事业中去，毕竟年届四十了，他深感没有多少时日经得住折腾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偏偏西铺毕家人，很多都是《聊斋志异》的拥趸。他们午后闲话，围炉夜谈，聊的都是蒲松龄笔下的鬼狐故事。家中老老少少，都在等待着家庭教师蒲先生给他们写出新的故事来。
当然，热情的毕府读者，也煞有介事地加入《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来。毕际有的夫人王氏酷爱在灯下给孙辈们讲野史，蒲先生就静静听着；毕府的用人也加入讲故事的行列中，其中一个女仆讲了自家的怪事；大家长毕际有大概觉得讲故事太不过瘾，干脆自己动手写了两篇故事，收入《聊斋志异》中；毕家的子弟毕世持则动笔写完了《马介甫》一文的结尾。
这样一来，蒲松龄将《聊斋志异》搁置起来的计划彻底落空了，他几乎被读者的热忱裹挟着往前走了。
在毕府坐馆的三十年里，蒲松龄笔耕不辍，《聊斋志异》由两卷增至八卷，佳作迭出。同时，聊斋俚曲和《聊斋杂著》也蓬蓬勃勃生长开来。
蒲松龄将毕生心血之作，命名为《聊斋志异》，此处的“聊斋”姑且有聊天、闲谈之意，他确乎爱在方寸书斋内，听人道古说今。不过“聊斋”恐怕还有另一层深意，聊斋的“聊”字，更有姑且说说、聊以明志的意思，它亦可视作一种自我解嘲，聊以寄托抱负，聊以抒发胸怀罢了。
这是一个人在走不通世俗的大道后，转身踏入的一条小径，幸运的是，这条小径恰好通往分岔的灵魂的花园，恰好连接着一个幽深又广阔的天地。
在漫长的书写过程里，《聊斋志异》聚集起巨大的力量，它借鬼神的传奇，讽喻当下；它以天外的飞仙，逾越现实之沉重。它上达天庭，下至地狱，它嬉笑怒骂，出生入死，它鞭挞不义，又将公理擦拭得熠熠生辉。
它是蒲松龄的《史记》，是蒲松龄的《离骚》，是一条通天大道。又穷又困顿的蒲松龄呀，借助汉字的天梯，一点一点向上攀爬。在半生穷苦里，在局促的现实中，秀才蒲松龄掌握了不让自己陷入泥淖的魔法。他是聊斋先生，除了现世中的友朋，他还有一群神仙和精灵的伴侣，在那个以笔墨建构的世界里，他呼风唤雨，让恶人淹没于无尽的暗夜，让良善者终究被光明泅渡。他痛打恶吏，嘲笑腐儒，他赞颂正直，歌唱爱情。那是他的世界，是他的宇宙和星空。
康熙五十四年(1715)春节，蒲松龄自卜一卦，卦象不吉。正月初五，赶上其父亲蒲槃祭日，蒲松龄决定出门，带领儿孙们去祭扫祖坟。正月十五，元宵节到来时，他特意让儿子去请了弟弟蒲鹤龄到家中来，两个老人并榻而坐，喝酒说话到深夜，临了，蒲松龄拄着拐杖将弟弟送出去很远。
正月二十二，早晨，蒲鹤龄去世。傍晚，蒲松龄团坐窗前，离世。
吴敬梓
无岸之舟
一
到了除夕这一天，异乡人是顶落寞的。客栈里该走的人都走了，即便往日游人如织的秦淮河，下午时分也显出从未有过的空落来。酒楼茶馆换上了新扎的彩灯，街头巷尾家家户户洒扫一新。秦淮河还是空了，冷风吹到身上，人们禁不住打了一阵寒战。
雍正八年(1730)农历的最后一天，吴敬梓站在秦淮河畔文德桥上，眼神里藏着异乡人的茫然。这座桥一端连接着江南贡院和夫子庙，另一端连接着乌衣巷，“文德”二字寓意儒家“文章道德天下第一”。走了一段路，天开始下起雪来，雪花满空，落在吴敬梓青色的旧棉袍上。偶尔会有三三两两行人从他身边匆匆走过，手里拎着一篮一篮年货。这注定是一个难熬的除夕，万家团圆，却剩斯人独自憔悴。
吴敬梓没有想好晚饭吃什么，恍惚中记起客栈里还有一瓶酒。管他呢，有酒就好。午后，他出来晃荡了几个时辰。和他一道寓居江宁的友人都返乡过年了，就连那几个相熟的歌伎也走了，当地的友人，该都在忙着辞旧迎新，也就不好打搅他们。漫无目的地走了一程，雪依然落着，觉到了冷，吴敬梓踱回了客栈。
一踏进门，一个人迎了过来，是鲍君，江宁当地的朋友。吴敬梓正为如何消磨孤寂的年夜饭犯愁时，细心的鲍君已在心里挂念着这异乡人了，他特意过来请吴敬梓到自己家共进年夜饭。
在鲍君家中，异乡人暂时忘却了羁旅的愁绪，鲍家的丫鬟给他奉上了一杯热茶，他面向一簇暖融融的炉火坐下。为了招待这位客人，鲍家嫂子和丫鬟准备了一下午，晚饭很快做好了。屠苏酒冒着热气，两杯下肚，身子暖了起来，一种家的感觉围绕着吴敬梓，让他禁不住湿润了眼眶，好朋友的意外之举为这冷寂的年关送来了一点温暖。
喝了酒，吃了年夜饭，聊了好一会儿，二更已过，吴敬梓起身回客栈。朔风凛冽，雪还在飘落，他紧了紧衣衫，行过黑黝黝的巷子，鞭炮此起彼伏地炸响，似乎刻意地要以喧嚣提醒这个旅人正孑然一身。
回到客栈，吴敬梓心里久久难以平静。听了一会儿爆竹声，当然，这热闹和他无关，这个夜晚，他只有自己，只有旅舍那张简陋书案前的一盏油灯，只有窗外的雪，只有无边的寒冷。
度过这个夜晚，一脚跨入雍正九年(1731)的新春，吴敬梓就三十一岁了。这是一个对男人来说特别奇怪的年纪，意味着青春不再，又意味着作为社会人的责任和压力汹涌而至，更令人愧疚的是，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吴敬梓不禁问自己：“你立起来了？你有什么？”
吴敬梓在旧书案前坐下，拨了两下灯芯，矮下去的灯焰舒展了一下，屋内比先前亮了一些。他展开纸，将一支秃头的小羊毫在砚台上蘸了蘸，写了起来……那个除夕夜，吴敬梓百感交集，一气连写八首诗，将这些年的辛酸和苦闷，都融入了行行的文字里。
雍正八年于吴敬梓来说，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遭遇足以表明这个逐日走向中年的人正遭受着剧烈的精神崩塌。
事情要从前一年说起。雍正七年(1729)，安徽学政李凤翥亲临滁州，举行科试，这是一种乡试前的资格试。吴敬梓满怀期待报了名。八月就是大比，他要为即将到来的秋闱挣得一张入场券，憋了那么久，秋闱于他来说，已经到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地步了。他早早地由家乡赶到了滁州，既为科试做准备，又想趁机结识一批文人学士。此次主持考试的学政李大人向来以爱才和识才闻名，如果运气足够好，或者可以结识一下李大人，若能得到他的额外赏识，谁都知道于接下来的乡试是大有裨益的。
但吴敬梓有着无比率性张扬的性格，尽管连做梦都渴盼着科举上位，却根本不懂得谋划与收敛。加之，他这样出身科举世家的子弟，这些年来在安徽一带又很有了些文名，心态大致是膨胀的，自我感觉也大致是很好的。于是出入欢场，混迹酒桌，隔三岔五地和一帮同来赶考的人饮酒作对。酒场上，一般举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大概酒醒后也就烟消云散了。
吴敬梓却是不同的，他是大家眼中热门的竞争者，说白了也是眼中钉。那些酒后口无遮拦尤其是妄议当地官员名流的言论，很快被酒桌旁某一个或几个考生捕获、编排，传到了学政李凤翥耳朵里。
传言的路径总是多向的，有人将吴敬梓的“非议”传到学政大人耳朵里，也必然有人将“学政大人听到了你酒桌上的言论”一事告诉给吴敬梓。这下，吴敬梓仿佛一个狂热的人被一桶冰水劈头盖脸浇了一身，彻底冷静下来了。一冷静下来，他感到了恐惧。是的，就是“恐惧”，一个一心渴望叩开科举之门的人，一个持续奋斗了十多年的中年秀才，即将到来的乡试可是他孤注一掷的事业呀！这里头有他的前途，也有他的荣耀，甚至还有他的家族寄望和人格尊严。
因为言语轻率导致的坏影响，或许会断送一张走向乡试的入场券，当然也将断送未来。这样想过，吴敬梓坐立不安了。他决定去拜会学政李凤翥大人，挽回因不可原谅的愚蠢造成的损失。
吴敬梓见到了李大人，不过可笑的是为了挽回前一次错误，他做出了一个更为愚蠢的举动。面对李大人，这个向来清高，向来目空一切的大才子，竟两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像一个诚惶诚恐犯了法的小人在官老爷大堂前跪地求饶一样。他表示自己一定改过自新，一定重新做人，求李大人不要计较小人满嘴跑马，酒后胡言。大才子的这般举动，着实吓到李凤翥了，或者也可以说着实恶心到了李凤翥，学政大人当即挂下脸来，大声呵斥这个跪着的人。这是吴敬梓二十九年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噩梦。从学政大人下榻的寓所回到滁州姐姐家，他已手脚冰冷了。
不过，命运的骰子实在多变，吴敬梓根本不知道它滚动后停在哪一面。令他惊恐不安的这场科试，原本以为彻底“黄”了，可揭榜时他的名字竟高居榜首，他考了第一名。李大人不按常理出牌，冷静下来后，反复回看了这行止怪异的考生的答卷，实在欣赏文章里透出的才情，李大人决定摒弃成见，“不拘一格”本就是他的选人标准。
不期而至的科试第一，令恐惧中的吴敬梓又从深渊登临了峰顶。得知消息后很多举子向他道贺，又少不得欢饮达旦，大家纷纷表示有了这个铺垫，有了学政大人的青眼相加，接下来的秋闱，中举当如囊中探物。
暧昧的气氛，令吴敬梓的心活泛起来，又有了先前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