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就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在山野间，在洛水畔，在连片的业已废弃的宫殿墙角，在古寺的晨钟暮鼓里，在古老神秘的传说中，一颗少年的诗心跃动着长出翅膀。
这是一个清瘦的少年，体弱多病，瘦得恰如一管狼毫。连心眉，手指比常人长许多。外出时骑一头瘦毛驴，那是父亲送给少年的坐骑。一个皮肤黝黑的、年龄与李贺相仿的小仆人，像一根割不掉的尾巴，总尾随着他。这个小奚奴，是李贺父亲在四川为官时，从蜀地买回的无人照管的孩子。他追随着李贺，在往后的漫长人生里，陪伴李贺，也照顾李贺。
少年李贺早早确立了人生理想，早早地有了不同凡响的抱负。除了博览群书，他时常骑着毛驴走向昌谷的山野，每次外出，少年的肩上都会背着一个破旧的锦囊，或许是从母亲的锦囊改过来的。锦囊中藏有大小不一的纸片，一支小毛笔，一小锭墨。于山野中游走时，若有灵感光顾，少年就会让笔尖舔上墨迹，顺手将诗句写在纸片上，有时，也将诗句写在一片黄叶上，或者写在一片树皮上。这些吉光片羽般的感受，都被随手记录下来，保持着思想最新鲜的形态投入锦囊。傍晚，少年回到家中。母亲总会令婢女将锦囊中随手写上诗的纸片、树叶等整理出来。经常是厚厚一沓，母亲见了，心疼地嗔怒道：“儿啊，你这是要将心都呕出来呀！”天色晚下来，家中掌灯吃饭时，李贺往往来不及用完餐，就急切地从婢女手中接过刚整理出来的“素材”，展纸，研墨，将一天所得变为一首首“正式”的诗，随后折叠好，投入另一个囊中。
于一张张纸页和山间的晚风里，于晨露的微光和鬼神的传说里，少年采撷着他的诗句。
初光
内心的理想在逐日长大，少年的脚步也正在前往更开阔的世界。
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回到长安，权知国子博士。第二年，由于京城政治纷争，韩愈主动提出到洛阳去，担任洛阳分司的国子博士。那时，韩愈已有“文章巨公”的名声，又作为分管洛阳的学官，身边自然围绕着一大批知名文人，李翱、皇甫湜、卢仝、孟郊、贾岛……都被称为“韩门弟子”。
唐代科举试处于初创阶段，还未进化完全。说白了，它还不是后来那样彻底严格地按程式进行的平民科举，某种程度上它仍是精英科举。若想在科举中顺利进阶，须得贵人提携。向官员行卷是第一步，李贺想到的贵人是韩愈。撇开这些七七八八的功利因素，就从诗词和文章来说，韩愈又何尝不是李贺向往接近的人物呢？
元和二年(807)的一天，李贺叩开了韩愈的官舍，向韩府的门人递上一卷诗文，求见韩博士。一天午后，韩愈送完客人，打算于困倦中宽衣午休，门人递上了李贺的行卷。李贺？似有所耳闻，这并不是一个特别陌生的名字。不过，这些时日，上门求见的人太多了些，有名的，无名的；有背景的，无背景的；有真才实学的，混个过场的……不得不说韩大人出现了审美的高度疲劳。这些卷轴，好比一个人的门面，或者说是一张士子向外展示自己的名片，制作无比精心，从用纸到书写都分外考究，须“厚纸谨字”，纸张要选择坚韧耐磨的，字迹要端庄秀丽，一般一轴只写十六行，每行不超过十一个字。
尽管形式精美，内容却还是那样的内容。这几年，韩大人见多了华美、绮丽、软塌塌的诗文，说实在的，乏了。
不过那个午后，韩大人没有想到，当他随意将目光投向这一轴新送来的行卷，落在正文第一首诗上时，昏昏欲睡的大人，突然一激灵。“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大人整个人都被诗句中奇异的情状捉住了。这种感觉像什么？像沉闷午后卷地而起的大风；像黏滞暑气里一场劈头盖脸的清凉的雷雨。
韩愈睡意全消，重整衣衫，匆匆打开门，一边就喊门人：“那个送行卷的人呢？”
守门的仆人有些纳闷，过了会儿才反应过来：“在这儿等了良久，此刻已离开一会儿了。”
韩愈急急追出去，门人也紧跟着追了上去。两个人的脚步声在青石板路上踢踏作响。这是唐朝文学史上又一个动人的时刻，一位文坛领袖脚步匆忙地追赶上门谒见、又失望而返的后生。
那个午后，李贺的诗，被郑重地摊开在韩愈的书房里，一字一句地接受韩大人目光的检阅。韩愈是什么人哪，这些奇绝的诗句，在他面前跃动着，他即刻嗅到了天才的气息，这样的气息几近绝迹，在凡夫俗子的文字里，在惺惺作态的文赋中都是断然没有的。那个下午，平日里内向寡言的李贺，与韩愈仿佛老友重逢，相谈欢畅。
骑上瘦毛驴，慢慢踱回仁和里住处的路上，少年的心里鼓荡起希望，就像这个他置身的季节，一种压制不住的生命力在路旁，在洛阳城角角落落扩张着。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理想，并非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就亮在自己的前方。
元和五年(810)，二十一岁的李贺参加河南府试，正式踏上科举之旅，这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必经之路，是“人间正道”。放榜时刻，少年的名字赫然在列。洛阳城内，李贺的名字渐渐在朝堂和坊间传开。
考试结束，河南府尹房氏举办宴礼，李贺也在邀请之列。席上，李贺又一次见到了韩愈，尽管韩愈并非这场府试的主考官，但韩愈一直关注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郑重地劝李贺年底赴长安，参加来年早春进士试。
这条功名之路，李贺本该在十八岁就踏上的。但那年，他却遭遇了一场父亲离世的大变故。按大唐律令，父母丧，儿子须在家守制三年，三年内是不能参加任何考试的。这个冬天，否极泰来，他要轰轰烈烈开启远大前程了。
楫摧
元和五年深冬，李贺早早来到长安。来年正月的春闱迫在眉睫，各地士子陆续到来，会集到帝国的首都。漫长的寒窗苦读，日复一日的冷板凳，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走向长安，去挤进更高的阶层，去拥抱天子脚下的生活。
赶考的人群里，有青涩的少年，他们因为才气过人，早早就过了府试，迈入了举人的行列，他们额头光洁，目光清澈，眼神里闪动着希望；有成熟的中年人，这些人中有少年得志，而后逐渐沉沦的人，也有一步一步负重前行的人，他们大多经历了数次大考，已显出了颓势，眼神里满是波澜不惊；还有年事已高、须发皆白的老者，他们反倒往往是沉静的，春试仿佛一个信念，考上了自然快意，没考上似乎才是常态，他们一回一回地来，又一回一回铩羽而归，这件事于他们就是一个既定仪式，合着时序进行就好了。
李贺呢？“少年心事当拏云”，他自然对这场春试抱有非同常人的期待。尽管年轻，但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却一点也不少，这是一条他认定的道路。
举子来到长安，安顿下来后，先到礼部报到，向礼部缴纳文解和家状，结款通保，并接受有司审核。文解是当地州府发给举子们的证明文书，相当于当时的准考证；家状则是家庭状况表，上面会涉及考生的姓名、籍贯及祖上三代名讳等个人资料。
李贺很快完成了这一例行公事的程序。
不过世事难料。大军挥师，令将军折戟沉沙的可能并非强大的敌手，而是脚底一个暗疮；万里征途，令旅人寸步难行的可能并非山洪和塌方，而只是道上一枚来路不明的钉子。李贺做好了各项细节准备，想好了赴考场那天该准备哪几款干粮，他备下一锭新墨、两支狼毫、一支羊毫……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可在长安安顿下来没多久，就有人举报河南考生李贺，举报内容是李贺不顾父讳，贸然参加进士考试，违反了唐律规定。李父名“晋肃”，与“进士”近音。古老的中国，避讳一说自古有之，遇到和君王或尊亲名字相同的字，应避免直呼其名，或缺笔或以其他字替代，也被称作国讳和家讳。唐律规定，凡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官职，若本人不曾注意，一旦查出，后果很严重，不但削去官职，还可能判刑。到了后来的宋代也有这样的事，如果进士入试，题目中有需要避家讳的字，考生就要借故出来，不参加这次考试。
举报事件瞬间将李贺打入冰冷绝望的地狱。他欲哭无泪，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决定去找韩愈。
这件事重重地捶打着李贺，也给了李贺的伯乐韩愈沉重一击，举报人明确说了：“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说白了，你韩愈是有连带责任的，你不是竭力推荐李贺考进士吗？天底下，竟有这样的荒唐事？且不说举报者卑劣，堂堂的大唐帝国政府竟要冷酷到因为两个字的谐音，而将一个旷世才子永远拒之于门外了？
李贺不甘心，韩愈也不甘心。不甘心的李贺无处诉说，不甘心的韩愈却发誓一定要讨还一个公道，他倒不是害怕“连带责任”，他是真的懂得，真的怜惜。
一不做，二不休，大唐帝国文坛上的执牛耳者韩愈写了一篇文章，叫《讳辩》，文中，韩愈克制着心内的激愤，有理有据地展开论述，企图以理性刺破戒律的荒唐和愚昧——
礼法上说：“两个字的名字只避讳一个字。”解释者说：“孔子母亲名‘徵在’，孔子在说‘徵’时不说‘在’，说‘在’时不说‘徵’。”礼法上又说：“不讳声音相近的字。”解释者说：“譬如‘禹’之与‘雨’，‘丘’之与‘蓲’之类。”李贺父亲名晋肃，李贺考进士，是违背了二名律，还是违背了嫌名律？父名“晋肃”，儿子不可以考进士，倘若父亲名“仁”，儿子岂非不能做“人”了？试问避讳自何时开始？制订礼法制度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吗？而周公作诗从不避讳，孔子也不同时避母亲名字中的两个字，古代典籍《春秋》中对人名相近不避讳的事，也从未加以讥刺。周康王钊的儿子，谥号“昭王”；曾参父亲名“晳”，曾子不避“昔”字。周朝时有一个人叫骐期，汉朝时有一个人叫杜度，这样的名字让他们儿子如何避讳？难道为避父名的近音字，就连姓也避了？还是就不避近音字了呢？汉代讳武帝名，人们遇到“彻”字就改为“通”字，未听闻要避讳近音的“辙”字；讳吕后名，遇到“雉”字就改称“野鸡”，可没听说为避讳将“治天下”的“治”字改为别的什么字。现在上送奏章下达诏旨，也没听说要避“浒”“势”“秉”“机”，只有宦官和宫女，才不敢说“谕”和“机”，以为这样是犯讳的。君子的言论行动，究竟应该依照什么法度？总之，现在无论是考据经典、对照礼法还是查核国家典章，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
韩愈的文章可谓字字在理，句句雄辩，韩愈悲愤的质问却未激起该有的回响。尽管许多年后，这篇文章穿越了千年时光，进入华夏民族后人的教科书中。千年后，琅琅书声响起，意气风发的少年们坐在窗明几净的课堂里，学着韩愈发出了同样的质问，他们被告知这是封建陋习对才华的戕害，他们却不那么相信，毕竟这件事遥远得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这般的荒诞切切实实落到了李贺头上。他“犯”下的并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人间的法则是很奇怪的，若真有大事，恐怕还能开掘出一条光明的通道来。李贺遭遇和面对的，并非具体难题，而是一个堂皇又闭合的观念，没有比这种事更可怕的，那是一股庞大的惯性，所过处摧枯拉朽。李贺犯父讳的事，经过探讨，性质已然上升到“不孝”的境地，卫道者们坚定地认为维护正统的孝道比探讨一场考试的公平，探讨一个“人才”的去留重要得多。
到后来，已经不再是韩愈的文章是否雄辩的事，也不是李贺的才华是否足够过人的事，而是直接一票否决，当权者以道德和人品为名将李贺直接挡在了科举考试的门外。
李贺人生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彻底断裂了。年少的理想、宏伟的抱负、兼济天下的壮志都像横遭了一场大地震，坍塌了，一地废墟在灵魂深处轰然作响，以至于他后来写下“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的诗句，真可谓字字灼心。
尽管韩愈和皇甫湜，以及正在长安的好友都陆续来宽慰李贺，李贺还是不得不于那个深冬，回到故乡去，在无尽的绝望里，他只想返回故园，或许只有那里才能让一个人获得安慰。可他又害怕回昌谷，他害怕老母亲疼惜的目光，更害怕乡人们口无遮拦地谈论他的考试。
这一次来长安，李贺是怀抱着憧憬的，但长安竟这般冷酷。她没有向这位一心渴望靠近自己、拥抱自己的年轻人投来哪怕温情的一瞥。
冬天未过，春天远未到来。下过了几场雪，瘦弱的毛驴走在古道上，积雪还未消融，空气冷冽。李贺觉得很冷，那种彻骨的冷，那种镌刻到灵魂深处的冷。
这是一个没有春天的新年，这一年，所有的悲欢都和李贺无关了。曲江闻喜宴、雁塔题名、杏园探花……这些在梦中、在想象里一回回上演的情形，都如镜花水月般于一夜间消散了。
奉礼郎
回到昌谷，李贺仍然像蛰伏于深冬的虫子，一味沉沦下去。他时常在无边的山野里踟蹰，形影不离的巴童也被支开了。不要任何人跟随，只和瘦驴相伴。一种生命的无力感控制着他，这是一股个人无法摆脱的力量，并不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却无时无刻不在控制着他。
大概元和六年(811)四五月间，李贺接到发自长安的信函，让他即刻动身赴长安。其时，韩愈任行尚书职方员外郎。
韩愈心里一直记挂着李贺，担忧着李贺，他无法想象这个年轻人不断消沉下去，毁于一旦，将是一场多大的悲剧。韩愈提醒自己，不能眼睁睁看着李贺塌陷下去，任由他被生命的无望吞噬。之后，韩愈听到一些中央政策，正好赶上一个“恩荫赐官”的机会，就当仁不让地推荐了具有皇族血统的李贺。
接到信函，李贺即刻动身前往数月前逃离的长安。当初离开时，真有想过此生不会再入这伤心地。人生多么不可预计，几个月后，他竟再一次怀藏着希望来了。
是啊，谁的人生都有困境，都没有更多选择。为了找到一条出路，每个人都在扎挣着向前走去。这段时间他不止一次地忧虑起自己的前程，若能去长安谋得一官半职，或许是晦暗时光里一点微弱的希望。
在韩愈、皇甫湜等人的推荐下，又恰逢朝廷“恩荫赐官”的政策，李贺通过重重考核，得到一个奉礼郎的职位，这是芝麻大小的官，从九品上。奉礼郎从属太常寺，唐时设两名。南朝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中有对“太常”一词的定义：“欲令国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称‘太常’。”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对“太常”一词作出了更具体的说明：“太常，王者旌旗也，画日月焉。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后改曰太常，尊大之义也。”在古代，“寺”指官署。唐代“太常寺”为礼乐之司，主要职能在于掌管礼乐仪制和陵庙群祀，位于九卿之首，是国家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奉礼郎的工作职能是庞大仪式里的一个小分支，任务为掌管祭祀、供奉、安设坛位祭器及赞导礼仪等。用白话来讲，就是参与服务帝王和朝廷祭祀仪式，成天与祭品、祭器、神牌等打交道。
授予官职后，按吏部相关政策，李贺搬入崇义里的太常寺官舍。崇义里又称崇义坊，位于长安城朱雀门街东面第二街，是热闹繁华的长安一处僻静之地。
李贺曾在《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的诗中描绘自己初到长安履职的情状。那是一段格外孤寂的时光。下班后，踏着夕阳，独自走回官舍，官舍前的地面，晨起后被人洒扫了一遍，显得空空如也，连一只马蹄印都找不见。这似乎是一个被遗忘之地，绝少有人想起这样一处官舍，更鲜有人上门走动。院落中，只有青砖和灰墙，并无花草点缀，唯一令人欣慰的是院中有一棵小枣树，日日陪伴着这个异乡人。每日回来，于锅中煮熟一锅米饭，就着简单的菜蔬解决完晚饭，这一日就算过去了。百无聊赖里，目光落向墙上的如意，盯着它反复看；或者在竹帘前坐着，手里握着母亲织就的那块小方巾，陷入久久的遐想。每个夜晚，无论是月色洒入木格子的窗棂，还是细雨飘向瓦檐，他都会念及遥远的故乡，念及母亲和弟弟。
多想念故乡的茶呀，此刻它封存在瓦罐里，无人开启；竹根雕成的酒杯，也束之高阁，再无人用它喝酒了吧？待到明月朗照的夜晚，谁会划着桨，荡舟在落满云彩的连昌河上？
孤寂从来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如果我们正从事着一项伟大事业，自会有一番踌躇满志的情绪将寂寞打成齑粉。可奉礼郎从事的又是一项什么事业呀？如果你非要探讨它存在的重要性，自然很是可以讲出一二三四个令人钦佩的理由：什么事关江山社稷，事关国家威仪颜面，什么这是国家文化根脉所系之类的。但当你置身其中，似乎很难将一日日面临的琐细卑微和高大空的概念连接在一起。
大多数时刻，奉礼郎是一份无所事事的差使。但若赶上一年中那几个例行的重大祭祀，太常寺中每个人神经都紧绷着，这些看似沙砾大小的事，只要出一点差错，就有可能招来重大罪名，甚至杀身之祸。哪怕掉落一个酒杯，或者弄错了宰杀好的牲畜的朝向，皆为大罪。
奉礼郎要做的事，只是整个大典进行中微小的一环，这种级别的官员，还远远轮不到主持大典。他的工作只是掌握朝会、祭祀时群臣站位的次序，或在大典仪式推进过程中充当司仪，引导百官完成拜跪的礼节，或发一句号令引导百官叩拜，类似“拜”“再拜”这样的号令。还有一项工作，王公大臣巡行陵寝时，奉礼郎也要负责安排仪仗队站位，辅助他们完成祭拜仪式。
看似如此简单的过程，操作起来却无比繁杂，大典仪式上，小官吏们通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任大人物和上司差遣呵斥，绝无二话。李贺曾形容自己疲惫得像由人摆弄的刍狗，刍狗并非活物，是古代祭祀时用茅草扎成的“狗”。
以上讲的是琐细的事务，奉礼郎这个职位，最难熬的恐怕是值守斋坛，这真是一件守着死人的活，看似不容懈怠，实则毫无意义。李贺就轮到过风雪夜值守斋坛，独自困于荒郊，恍如置身千年古墓。万籁俱寂，只听得风雪在旷野上嘶吼。
夜黑如漆，一盏青灯吐出微弱的光线，一卷《楚辞》，一卷佛经，大概是唯一可载着他度过长夜的舟楫了。
起先的新奇感很快过去，每一场祭奠仪式几乎如出一辙，哪怕祭器的位置都不容挪动丝毫。一日一日，李贺在宗庙大殿的阴影中，看着那些与自己一般卑微的小官吏们，在庞大的皇家威仪面前噤若寒蝉。有些稚气未脱，脸上写满了青涩；有些已两鬓斑白，腰背伛偻。他们的大半生，就这样静悄悄地被古庙与祭坛消耗殆尽了。
有一年秋天，雨连日下着，一场秋雨一场寒。李贺蜗居于官舍中，写下一首《崇义里滞雨》。羁旅异乡的惆怅飘落在纸上，仿佛深秋的落花，寂然地落向寒凉的水面。根据原诗，可修复一千二百年前那个落雨的秋天——
谁家的男儿，流落在异乡，独对长安一城秋凉？他可正值青壮之年啊，却过早愁白了头发，没有人听见他梦中的悲泣。他仿佛一匹干瘦的马，以枯草为食。冷雨潇潇，他多像一粒水沫漂浮于寒冷彻骨的沟渠。站在官舍边，贡院的旧帘遥遥在望，更声穿透雨丝，幽怨又寂寥。家山隔千里，在那天边，云脚的东头，才有他的亲人。满怀忧思，枕着剑匣入眠，或许只有在梦里，才能触及封侯的理想了。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愁绪像秋天一般寂寥、雨水一般绵密。一年过去，两年过去，李贺以为能够等来升迁的希望，两年后，心下那一丁点侥幸终究消磨殆尽了。在庞大的帝国内部，没有人会将目光投到宗庙墙角一个小小的奉礼郎身上。挨到第三年，李贺生了一场大病，他躺在病榻上，深深意识到鲜活的生命正在被剥夺，也意识到这番消耗最终可能会熄灭身体里仅剩的活气。
元和八年(813)春天，李贺以生病为由，辞去奉礼郎一职，回到故乡昌谷。返乡路上，春色正好，南风扑面而来，瓦蓝的天幕上，白云在自在地走动，他禁不住落下泪来，忧伤的诗人突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一套官服，犹如一具枷锁，此刻他重获自由了。
他乡
故乡的生活，闲适散漫，山野和大地，流水和星辰，都是治愈病体的良药。数月过去，李贺觉得身体内里那股阴郁之气渐渐消散了，也逐渐地从疲倦中恢复了体力。
一旦精神茁壮起来，他便再次陷入人生去向的思虑中。
这段长长的休整中，李贺想到了一个去处，或许可以“曲线救国”，在那里间接地找到一条出路，成就一番抱负。他要去的地方叫潞州，在大唐帝国版图的北方，位于现在的山西长治一带，当时由昭义军节度使管辖。元和五年，郗士美拜河南尹，不久又迁任检校工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昭义节度。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战乱此起彼伏，前任节度使卢从史反叛朝廷，被削职，后被赐死康州。直到郗士美上任，打了一些胜仗，潞州泽州一带出现了短暂而珍贵的和平。郗士美的好名声，也就此在各地流传开来。
李贺之去潞州，个中原因颇为曲折，从表面看是投奔张彻去的。张彻为元和四年(809)进士，是韩愈的侄女婿。他与李贺是至交，当时正在潞州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幕府担任幕僚。李贺此行，真正的醉翁之意却在郗士美，他希冀得到郗大人赏识，从而打开一片天地，实现男儿的抱负。
元和九年(814)秋天，李贺出发了，奔赴生命下一程。过宜阳、东都、河阳，入太行山，到长平、高平，最后抵达遥远的潞州。一路向北，他仿佛找回了人生的方向。路途坎坷艰辛，但置身于全然陌生的天地，他觉到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许多。他还年轻，还有念想，走出去，走到广阔世界里去，大概这便是希望。
在潞州的幕府中，李贺以客人身份，协助张彻料理公文，以此为郗士美和他统领的昭义军效力。张彻与身后的大老板郗士美都很敬重这位远道而来的诗人。不过很可惜，现实永远和传闻中的情状相去甚远。李贺未曾预料到，尽管郗士美的昭义军为讨伐藩镇叛军打了许多胜仗，却备受其他节度使排挤，而中央层面也日益冷落郗士美。紧接着，帝国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包括蔡州刺史吴元济叛变，征讨叛军的将领王承宗和李师道暗中勾结吴元济，致使藩镇割据势力再次猖狂，奉命前去讨伐的其他各路王师则尾大不掉，虚报战况。而在帝国的中央也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清晨，力主对边境势力施以重典的宰相武元衡前往大明宫上朝时，于靖安坊东门，被躲在暗处的刺客杀害，同时上朝的御史中丞裴度也于当天遇刺受重伤。
如此紧张的外部形势，让郗士美心灰意懒，再也无心戍边了。他向中央朝廷请了病假，回洛阳休养去了。郗士美的离去也让张彻看到了前程的渺茫，只好借机回长安。而李贺则在那段时间，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病，病情相当严重，让他为还乡感到担忧，甚至觉得自己再没有力气走完这么遥远的回家路了。
元和十一年(816)深秋，病得奄奄一息的李贺，翻山越岭，走过了漫漫旅途，扎挣着回到故乡昌谷。留给他的时日已不多了，绵延的南山，青葱的竹林，一回回荡舟其中的昌河、洛水……他才发觉，这一切稀松平常的事物，这一方土地，都没有看够。他爱奔驰的骏马，爱削铁无声的宝剑，爱吃冬天的新笋，爱饮陈酿的醽醁，爱桃花乱落如红雨，爱皓齿歌、细腰舞……都没有爱够。
他没有爱够。这天空下漂泊的孩子，就在那一年死在了故乡的土地上，年仅二十七岁。
多年之后，李商隐来到连昌河畔，他专为寻访李贺遗踪而来。之后，李商隐反复打听，又去拜会了李贺嫁入王家的姐姐，从姐姐口中听到许多李贺的往事，这位大诗人写下一篇五六百字的《李长吉小传》，这就是故事后来的样子。
杜陵梦碎
温庭筠
那年发生的事，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许多年后回想起，温庭筠依然认定这件事关乎着命运风向的转变。如果那年他没去淮上游历，或者即便去了，而没有长住在姚勖府上，或者长住在姚勖府上，而没有挥霍他赠予的银两，命运或许不会是后来的样子。
唐大和年间，这个满腹雄心的年轻人，为了理想离开故乡。按照唐朝久远的惯例，一个有为青年想最终进入京城，跻身上流阶层，必须有丰厚的人脉托底。显然，温庭筠已知晓这个道理。不过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实在想不到可以找谁抬举自己一把，思量数日，突然想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亲戚——姚勖。姚勖，温庭筠表亲，论辈分，或许该称呼他舅舅。这位舅舅可不简单，他是初唐宰相姚崇的五世孙，唐长庆元年(821)进士，其时在淮上担任盐铁官，更要紧的是，其为人与学问深受当朝兵部尚书、宰相李德裕赏识。温庭筠相信投奔这位亲戚一定会有所获。
起先，姚勖格外看重这个小青年，他的诗词、文章、音乐修为都令人眼前一亮，好比立于鸡群里的鹤，只等一个时日，振翅一跃冲向云霄。想到他远道而来身边没有其他亲人，姚勖就常常慷慨解囊，时不时给他些零用的散碎银两。数月后，府上有人发现了异象。除了诗词文章，除了一心想要进入仕途，这个小青年还有一桩嗜好——逛烟花柳巷、找妓女饮酒作乐消磨时光。姚勖也很快得知，自己的银两为这小子寻花问柳买了单，一片拳拳之心尽数打了水漂。这位向来审慎耿直的长辈火冒三丈，狠狠地笞打了这不争气的浑小子一顿，并将其逐出了姚府。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普通人家，也算不得什么，但它偏偏发生在一个受人瞩目的官员府上；遭受笞打的人如果是个普通人，也算不得什么，偏偏他又是当世才子。种种传言就像长了脚一样飞跑开来。
这件事带来的坏影响不仅面广且日深。后来，温庭筠想去投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牛僧孺属下有像杜挚、臧仓一类的小人又向牛大人重提了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由此，牛僧孺不但断然拒绝温庭筠的入幕请求，还表现出自己对这个年轻人的憎恶态度。牛僧孺的态度颇令人费解，他尽管看不惯年轻人不检点，但似乎又不是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因为同样的事，也发生在他的书记官身上。大和七年(833)，杜牧拜到牛僧孺府上，担任节度掌书记。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牛大人的幕府自然也在扬州，这可便宜了杜牧。扬州自古不夜城，随处可见轻歌曼舞，青楼妓馆星罗棋布。史书上说：“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这位新晋不久的进士，才华横溢，又风流成性，简直如鱼得水。下班之后，一头扎进“宴游”之中，几乎不肯虚度任何一个良夜。事情很快传到牛僧孺耳朵里，牛大人果然有自己“牛气”的做法，看破却没说破，只是暗中派出三十个小卒，装扮成便衣模样，每当杜牧外出，就尾随其后。杜牧以为自己行事低调，将这“特殊爱好”藏得很深，始终未在顶头上司面前露出马脚，以至于“所至成欢，无不会意”。恣意的时光竟持续了两年，之后，杜牧被朝廷征召为侍御史，离任扬州。牛大人于中堂设宴为其饯行，临别时，说了几句劝勉的话：“以你的才华和起点，日后一定仕途通达。不过我也常替你担心，担心你风流过度，影响身体啊。”杜牧心下一紧，嘴上哪肯承认，争辩道：“我还是过得相当检点的，不至于烦您操心。”牛僧孺笑而不答，令侍仆取来一个小书簏，从中取出一叠纸片，这是街卒向节度使大人的密报。牛大人递给杜牧，上面无不写着“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某夕，宴某家”。这下，可真是尴尬了，杜牧泣拜致谢，向牛大人深深忏悔。
同样情状，不同境遇，人与人之间，确乎是有自然吸引法则的，温庭筠于牛僧孺，看来是没有一点眼缘了。
一
温庭筠出生时，父亲给他取名温岐，在现代人的字典里，“岐”既是一座山的名字，也指中医之术。我们无从得知温父给儿子命名的确切意图，只知道这个男孩降生后，父亲对他寄予了较之别的孩子更高的期望。孩童时，温庭筠就被告知自己的远祖是温彦博，唐初名臣，官至宰相。作为名门之后，他肩负着重振家族声望的使命。
这个讯息的出现，仿佛在孩子心湖中投入了一块巨石，激起无数回响。孩子打小就在心里种下了一股信念——一定要入朝为官，以旷世才华为天子牧民，只有那样才算是过一种值得的人生。
生活不会总如人所愿，命运于每个人都喜欢给出一条与人们意愿相悖的路，此类游戏上天百玩不厌。这个从小就被无数人认定为天才的少年，这个在考场上因为才思敏捷名动一时的少年，究竟走到一条曲折的路上去了。
晚唐时期的科举考试难吗？就考试本身而言，温庭筠一点没觉得它有多难。坊间都知道，温庭筠有个外号“温八叉”，这个奇怪的雅号，也正是从考场上流传出来的。《全唐诗话》中记载，考诗赋环节，温庭筠才思敏捷，八次叉手写成八韵，由此人称“温八叉”。温庭筠还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大概也是仗着自己才盛，他常常喜欢在考场上“救人”。其时，科举考试还未像后面那样严苛，还不会对作弊者施以重罚，考场上也采用比较疏放的应试方式，当有些考生思维堵塞，突然断片时，温庭筠就出手相救，帮助其完成合韵的诗作。一定有那么些人蒙受了这位“侠客”的恩惠而“高中”进士。而这位“侠客”呢？助人之心迫切，却总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出路。
遭遇了淮上事件后，温庭筠决定前往长安。既是为来年进士考试做准备，又想在长安找到自己的依靠。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这座帝国最大的城市，看一切都新奇。他注视过朱门深锁的高墙大院，想着有一天，也将在这样的府邸安居。当年，顾况老眼昏花，说白居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不也在读过白乐天诗文后，瞬间改口了吗？他注视过那些骑着高头大马从宽阔街道上过去的人，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将身着锦衣，如此这般走向长安的官衙。他正年轻，气盛，才盛，内心无畏，未来一切动人的想象似乎皆唾手可得。
毋庸置疑，温庭筠踌躇满志地走进了考场，对他来说得功名有如探囊取物。他想象着曲江边，新柳初绽，新晋的进士们步履轻快地走去，慈恩寺雁塔壁上将郑重留下自己的名字。可人生哪有这样的一帆风顺呢？温庭筠落第了。
落第后，不知道怎样一番机缘触动，温庭筠打算入蜀漫游。那是诸葛孔明谋划蓝图的地方，是李太白出发的地方，也是杜子美一度流落的地方。他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南方的剑南道，于桔柏津渡过嘉陵江，到剑州，最后抵达成都府。这是一段长达一千多公里的路途，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路的艰辛我们根本无法想见，但于一个寻求理想与出路的年轻人，一切险阻似乎都不算什么。
在唐代，年轻人要走仕途，主要有两条路，一条自然是举业，这是官方公认的大道；另一条是入幕。在唐代，军政大臣都设有自己的幕府，作为开展工作的重要团队。唐代节度使幕府编制是法定的，又无既定限额，幕客若得到幕主格外赏识，是可以入朝为官的，幕府出身的官员升迁往往也较为机动。更要紧的是，入幕这样一种形式相当灵便，仅靠个人意见做出判定，显然比科举更容易、更快捷。温庭筠此番漫游，自然也与寻求入幕有关，他去了刚改授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府上。
大和五年(831)春天，温庭筠离开成都，顺岷江南下，抵新津，后到达巫山。这一程远途，显然没有意料中的收获，但于一个年轻心灵的意义不容小觑，离别与远行，长路和羁旅，本来就是灵魂趋向深邃的入口。
二
大和五年，温庭筠回到长安，顺便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大致规划：一边参加科举考试，一边结交权贵。当然，两者相辅相成，参加科考，最终就是为了进入社会的上层；结交上层人士，也是为了在科考中获得可能的赏识。晚唐时期，行卷之风盛行，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关系唇齿相依，上层的官员是可以左右科举结果的。或许只有跻身那个人脉圈，人生才可能如愿。
温庭筠将很大精力投注到了与公卿子弟的交往中。回到长安后，他交了两个“重要”的朋友，一个是裴，一个是令狐滈，前者是宰相裴度的侄子，后者是宰相令狐绹的儿子，当然那会儿，裴度是前宰相，令狐绹也尚未任宰相，怎么说呢，总之他们都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后台。大和七年，温庭筠又出入宰相李德裕门下。尽管这个年轻人其貌不扬，还落下了“温钟馗”的外号，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公卿子弟间八面玲珑。你想想，文采斐然，能倚马万言；善鼓琴吹笛，有弦即弹，有孔即吹；重要的是性情洒脱，酒量惊人。这样风流倜傥的才子，怎么能不成为公子哥儿们宴会中的座上宾呢？陪公子哥儿们赌博饮酒、郊游打猎，从一个宰相府到另一个宰相府，温庭筠走得“如履平地”。
大概也是长久混迹于上层圈子，到了开成元年(836)，温庭筠得到了贵人推荐，入东宫，进到太子身边陪游。从后来屡次怀念太子的诗中，我们可以见出温庭筠与太子李永处得相当融洽，这段时光也成为他生命中一段足以向别人吹牛的履历。
不过，政治上一派天真的温庭筠，此时还不能预见，一场可怕的血雨腥风将倾泻到这位他寄予了诸多期望的少主人身上。
一开始，李永就不是被皇帝看好的太子人选。文宗皇帝心里，最看重的人是他的侄子——哥哥敬宗皇帝李湛的长子李普。比起李普，自己的两个儿子可差远了。但生命无常，李普还没来得及长到册立太子的年纪就夭折了。此后，文宗皇帝便不再提立太子的事。直到大和六年(832)，文宗皇帝克服了犹疑和不情愿，册封李永为太子。
但那个时期，另一桩事始终困扰着皇帝，并成为他的心腹大患。
说到皇帝的闹心事，我们有必要回望一下文宗之前几任皇帝的下场。
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逐日坐大。自德宗开启的委任宦官掌管禁军的糟糕先例，给李唐王朝带来了多起血光之灾。此事成为定制后，禁军统领权旁落太监之手，宦官权力越来越不可控。
元和十五年(820)，太监王守澄与陈弘志于中和殿弑唐宪宗，对外谎称宪宗服方士金丹而死，随后将唐宪宗第三子李恒推上帝位，即为穆宗。穆宗二十六岁登基，纵情声色，三十岁驾崩。长庆四年(824)，十六岁的李湛于先帝穆宗灵柩前继皇位，即为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十二月，这位在位两年的皇帝被太监刘克明等所弑，享年十八岁。
穆宗薨，刘克明等伪造遗诏，欲立宪宗之子绛王李悟为帝，太监、枢密使王守澄和中尉梁守谦指派禁军入宫杀死刘克明和李悟，拥立李昂为帝，改年号“大和”，即为唐文宗。
这是皇帝的家族履历，光看看都令人脊背发凉。这大概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鲜有的做皇帝而难以自保的年月。
唐文宗对宦官干政恨之入骨，无奈一直找不到时机加以剪除。后发觉大臣李训、郑注颇有抱负，就与之密谋。大和九年(835)，文宗采纳李训计谋，杖杀谋害宪宗皇帝的宦官陈弘志，接着于同年十月命令宦官李好古带毒酒前往王守澄宅第，将其秘密鸩杀。
另一位手握兵权的太监仇士良却一时无法撼动。
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以观赏降落在石榴树上的甘露为名，欲将宦官头目仇士良骗至左金吾衙门后院剿杀。但事情败露，引发了仇士良的激烈反噬，结果李训、郑注、王涯、贾、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等数十名朝廷重臣遭宦官屠戮，有的大臣家人也受到牵连，惨遭灭门。这次事变，直接和间接遇害人数达到一千多名，这就是著名的“甘露之变”。
事件平息后，仇士良再次给自己升官，任右骁卫大将军。至此，太监彻底挟制了皇帝，文宗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了。
经历过“甘露之变”，皇帝元气大伤。宦官“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甘露之变”后的那段时间，中书、门下省官员每日上朝前，都要与家人郑重话别，因为谁也不知道下午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一次闲聊中，文宗皇帝问当值的集贤殿学士周墀：“朕可与从前的哪些君王比肩？”皇帝突然问出这样的问题，让周墀有点不知所措，他急中生智，赶紧拣了一句溢美之词：“陛下可比尧、舜这样的圣君啊。”文宗叹道：“朕岂敢比尧舜，我是想问，我是否能跟周赧王和汉献帝相比。”周墀说：“他们都是亡国之君，怎么比得上陛下的圣德！”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如此比较，朕还不如他们！”说着，皇帝落下泪来，周墀赶紧匍匐于地。
正因了长久的憋屈和不安全感，文宗皇帝对儿子寄予了厚望，期待他具备雄才大略，期待他日后有能力廓清阉党，重振朝纲。不过李永并未如父亲所愿，或许一开始的不喜欢也让皇帝很难看到太子身上的优点。总之，册封为太子不久，这个少年就让父皇失望了，新晋的太子不但未能刻苦好学胸怀天下，而且“慢游败度”，沉迷声色，这令皇帝很快生出厌恶之心。当然，这中间还有另一桩事也掺和进来。李永为王德妃所生，其时，王德妃色衰而爱弛，杨贤妃正得宠，杨氏忧心太子对自己不利，时常在皇帝面前摆事实，讲道理，指出李永种种不是。这种话由心爱的女人在枕边说出来，说多了，自然就成为皇帝的心病。开成三年(838)，皇帝的心病终于发作，于延英殿召集群臣，商议废除太子一事。由于老臣们竭力反对，文宗皇帝最后动了恻隐之心，此事暂被搁置。不过皇帝开了一通杀戒，诛杀了太子身旁数十个宠爱亲近的人，算是狠狠地整肃了一下少阳院的风气。太子回少阳院后，皇帝命令侍读窦宗直等人到少阳院授经，强化对太子的学业管束。
不过，事情在那年十月变得扑朔迷离，太子李永暴薨。传闻被杨贤妃所害，实际是被太监仇士良谋杀，嫁祸于杨贤妃，这件事令文宗心如死灰。
开成四年(839)，文宗在宴会上观看杂技表演，有一个小男孩表演爬竿，他父亲在底下来回地转，紧紧盯着竿上的孩子，生怕他掉下来。这一幕父子情深深触动了皇帝，令他想起死于非命的儿子，皇帝当场落了泪：“我贵为天子，却不能保全一个儿子。”皇帝落泪后，又起了杀心，下诏诛杀当初诋毁太子的教坊乐官刘楚材及宫人张十十等十余人。
一系列发生在太子李永身上的事件，带来强大的旋风和寒流。作为太子陪游，温庭筠的生活并不宁静，想必也充满了各样凶险。在文宗皇帝想要废太子并诛杀太子身旁幸昵之前，温庭筠预感到了死亡的威胁，深切意识到少阳院非久留之地，他选择了提前离开，并没有经历皇帝大开杀戒的那段变故，这大概是他在这个可怕事件中未曾引火烧身的原因。不过这一经历非但未能给他的人生锦上添花，反而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至少在文宗皇帝这儿，亲近过太子的人，都被打上了一个可疑的问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