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不可及
吴锐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儿子能实现自己未尽的理想。
十几岁，吴承恩早早参加了府学考试，督学使者见到吴承恩的文章后，下过一句评语：“一第如拾芥耳。”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孩子将来考个功名就像俯首拾起一根草那么简单。这话厉害了，就像一杯烈酒令人上头，不但父亲吴锐为此兴奋了良久，少年吴承恩也备受鼓舞。
就在那次府试中，少年吴承恩结识了人生中一个重要伙伴，他叫沈坤，也是一棵好学的苗子。沈父卓亭公对儿子管束很严，不许他和一般的孩子往来，但独独欢喜儿子和吴承恩交往，大概也是希望这两个读书人能在学业上相互扶持。
随后，另一位少年也成了两人的朋友，他叫朱曰藩。朱家是方圆百里有名的书香世家，朱曰藩之父朱应登是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为“弘治十才子”之一。朱应登对吴承恩相当看重，并有说不出的喜欢，多年以后，还将自己平生所积的许多藏书送给了吴承恩，据说有“一半”。
大概二十岁，吴承恩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秀才，沈坤和朱曰藩也不负众望，相继考取了秀才。河下风流如许，这些读书的种子都已绽开新芽，正奋力地向上生长。
尽管少年吴承恩更喜欢跑到码头去看来来往往的船只装卸货物，喜欢到巷口三官殿前大槐树下听老道士讲神仙的故事，喜欢躲在讲书摊上听说书艺人讲《西游记平话》中唐僧取经的故事，喜欢躲到巷子口一栋废弃老宅的墙角读《水浒传》《太平广记》《搜神记》，喜欢下棋，喜欢绘画，喜欢作诗与听戏……但在他家人看来，他弄错了，读书，不是读闲书，而是读圣贤书；作文，也不是作闲文，而是作八股文。少年旁逸斜出的心很快被拉回正途，人生只一条“正路”——考试，考试，考试。
他必须收起好奇、八卦、作乐的心思，因为轰轰烈烈的科举考试接踵而来。
大约在嘉靖四年(1525)前后，吴承恩与河下大户叶家的小姐成了婚，剩下的事就是立业了。正值大比之年，吴承恩迎来了人生中一场重要考试。父亲将他送到码头，这是他第一次乘船南下。去往应天府的旅途不算遥远，考试时间在八月上旬，一般的考生都会提前几个月到达以熟悉环境，或打听乡试的消息，或进行必要的社交。
以后，他还将无数次走这条水路，沿着京杭大运河去往应天府，去往京师。摇摇晃晃的小船，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旅程，还是一种人生的可能，这条长河多少有点命运的意味，它寄托着远行的希望，又带来失败的惆怅。
这一场远行并不寂寞，河下一地同去的学子可不少。
除却极少数幸运儿，科举之路当然没有那么顺利。他落榜了，但他没有太大的压力，毕竟同去的小年轻大部分都落榜了。从秀才到举人，谈何容易。应天府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秦淮河的灯火，还是夫子庙的建筑，都让他看到了世界另外的面貌。
就这样，吴承恩回到河下，继续埋首经书，研制八股。三年一晃而过，这一回吴承恩与朱曰藩同行，不过朱曰藩不是去考试的，他的父亲刚于两年前去世，他需要守孝三年，是不能参加本年度乡试的，他是去苏州拜会书画名家王宠。吴承恩当然乐意一同前往，书画不正是他热爱的吗？他们去了王宠所在的石湖草堂。令吴承恩欣喜的是，在石湖草堂，他见到了另一位书法大家——文徵明。其时，这位性格孤傲淡然的书画大家刚从翰林院待诏的职位上辞官归隐。文徵明也为结识这位小年轻备觉欣喜，他们俩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从范宽的画说到米芾的字再说到苏东坡的文章，他们还写词唱和。文徵明喜欢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朝气与才情，也欣赏他的见地，若干年后，七十五岁的文徵明画下一幅水墨兰花，送给吴承恩。
嘉靖七年(1528)的乡试再次败北，这一次，踌躇满志的吴承恩自然比第一回尝到更苦涩的滋味。但这依然算不得什么，若论失败，这也才失败第二回。于是继续努力。
紧接着，时间到了嘉靖十年(1531)，吴承恩再次赴南京应考。这一场应考的失败，给这个向来乐观的年轻人沉重一击。与他同赴考场的朱曰藩、沈坤，两位少年时代的好友都在这一年榜上有名，成为举人。
这样一来，事态就变得严重了。一道出发的人都到了彼岸，独独自己翻了船。我们可以想象，吴承恩回到河下后，该面对多少异样的目光，而老父亲吴锐，又将面对多少异样的目光。总之，这一年的乡试无疑是一场灾难。
乡试惨败后的第二年春天，老父亲吴锐就与世长辞了。这件事也加重了吴承恩的心痛，毕竟他总觉得父亲这一辈子是可以等来儿子高中举人的，没想到他竟会这般仓促地离去。吴承恩亲自动手为父亲写下一篇墓志铭，文中，他表达了自己未能中举的深切遗憾，他责备自己散漫不刻苦，以至于令父亲以布衣身份离开人世。中国古代儿子入仕为官，是可以为父母更改身份的，这也确实是吴承恩一心考取功名的原因之一。他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尽管父亲越活越冲淡，越活越与世无争，但他在骨子里是不甘心的，他不甘心自己的商贩身份，不甘心自己少年时代因命运的逆转而中断举业。
随后，吴承恩入了淮安知府葛木创办的龙溪书院。入龙溪书院，一为求教名师，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想为接下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葛木着实是欣赏吴承恩的，他还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撰写了《告先师庙文》，镌刻于学宫大成殿之侧。按照惯例，这样重要的文章，都应该出自名家手笔，在崇尚读书的淮安府，名人名家确乎是不少的，但葛木偏偏请吴承恩来写，这必然是刻意为之，大概他是想以这样的举动告诉年轻人，你要相信自己，你的文章早已是大家手笔了。
嘉靖十三年(1534)六月，葛木升山西布政使司右参议。那年秋天，他自山东任上南归省亲，船只经过淮安，听闻吴承恩再一次乡试落地，心下格外记挂，于是访承恩，未遇。后来船经过扬州，他再次派下属快马加鞭赶到淮安，想接吴承恩一同北上，或许也有帮他开导、让他散散心的意思。可等差役赶到吴家时，吴承恩正卧病在榻，秋闱归来，旅途劳顿，加上再一次落第的沮丧，吴承恩生了一场大病，就这样错过了这位伯乐的好意。而人生莫测，葛木于上任山西的第二年在任所病故。吴承恩以沉痛的笔调写下《祭卮山先生文》，再次向这位离世的师长表达了自己将发奋图强、重振举业的决心。那一年吴承恩已三十余岁。孔子说三十而立，以举业结果来衡量，吴承恩的人生当然远远没有立起来。
他注定要在这遥迢的长路上跋涉下去，他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一年哪一月。他想过放弃，无数次想过。吴家算不得穷困，他们家有祖上的积蓄，也颇有一些田地可出租给佃户，他是不必这样死磕下去的。可他又不敢让这念头生发开去，他怕自己的信念由此崩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深知自己并不靠科举活着，但似乎又是为了科举而活着。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家族，没有一个人不曾等待，等那个邈远又抽象的荣耀降临吴家。
经过一回又一回内心的战斗，“继续考下去”这个念头再一次占据上风。但谁都知道，越往后，这条路就越难走，简直可算举步维艰了。等吴承恩考到四十多岁，差不多已经成为了“孤家寡人”，那些儿时的学伴里，不少人不仅通过了乡试，甚至还挤过了会试的独木桥，成为众人仰慕的进士了。
他的至交朱曰藩，考中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乌程县令。
另一个好友沈坤，更是开创了淮安科举考试的纪录，于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成为淮安府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
沈坤的姐夫张侃，也是和吴承恩等人一道求学应考的，考中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刑科都给事中。
同乡倪润，考中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
同乡冯焕，考中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刑部主事。
过不了多久，吴承恩另一位青年时代结识的好友李春芳也将迎来人生巅峰。嘉靖二十六年(1547)，李春芳破空而出，一举夺得殿试一甲第一名，大魁天下，而后在仕途上一路“开挂”，官至内阁首辅。
只有他，自二十岁到三十岁，又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又从四十岁到五十岁，还是无法通过乡试这条船渡向彼岸。最后，这段行程上，就剩下老去的年华和踽踽独行的身影了。
五十岁左右，吴承恩铁了心，决定放弃这漫长而屈辱的考试，他再也不想考了，他受够了，开始相信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了。
另一条路
有些事恍如宿命。五十岁的吴承恩又一次想到了祖父与曾祖，他们走过的路径，此刻再次清晰地投射到他的人生里。入贡，是吴承恩唯一能走的路了，或许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他才能挣得最后一点体面。
一个生员决定放弃乡试，就可以去报名参加贡生考试。一般贡生名额是分配到府县的，贡生的录取又分若干名目，有交钱的称为纳贡，有按年资排序的称为岁贡，晚于吴承恩许多年的蒲松龄就是考的岁贡。
按照吴承恩的资历、文名，加上那么多身居要职的师友推荐，吴承恩并不费力地赢得了一个岁贡的名分。根据朝廷规定，贡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这叫坐监，经过一段时间的坐监之后才能出监，出监后在吏部排队等待遴选，一旦有基层低阶官吏的职位空缺，等待的贡生就有望对号入座，不过僧多粥少，一般人要等到空缺名额降临在自己头上，很是需要一点造化的。
一般人不愿意入贡，原因自然是入贡这样一个“安慰奖”和科举考试不能比，不但无法带来莫大的世俗荣耀，等来一个职位也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概率事件。而且入贡后，这些秀才许多都上有老、下有小，一大把年纪，还得远赴南京国子监或北京国子监坐监，实在麻烦。吴承恩倒没有生活层面的太大困扰，他的家庭是有一定的收入的，再说南京国子监于他也并不那么远。
当然，如果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或者借助一些非常规渠道，也有少数贡生是不必去国子监坐监而被直接授官的。
入贡后，贡生需要到吏部办理相应手续。吴承恩第一次进了京城，准备为自己的仕途做一次谋划。嘉靖二十九年(1550)早春，吴承恩自淮安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这是一段并不急迫的行程，一路上他游了一些景点，他登上泰山，也到济宁太白楼喝了酒。这趟京城之行，也成了“探亲之旅”，沈坤、李春芳、张侃……此时都在京城，他们自然也在为吴承恩的前途想办法。据说，很快地，沈坤就在翰林院里找到了一个空缺的差使，他发觉翰林院正缺个书办，正适合吴承恩，尽管一个书办从品级来看，小到不能再小，但翰林院起点高、平台大呀，绝不能拿基层的县衙来比的。
知道了这个讯息，李春芳等几个好友就着手向吏部官员打招呼，希望能够将“岁贡生”吴承恩排到考察序列中去。事情应该是顺利的，但没有想到，到京城一段时间后，吴承恩突然收到了一封紧急家书，终止了这一趟希望之旅。
家书带来了儿子吴凤毛突患疾病夭亡的消息。吴家数代单传，子嗣萧疏，到吴承恩这里，也只得了一个儿子，这件事给人到中年的吴承恩沉重一击，他不得不放弃京城的选官等待，匆匆收拾行囊返回淮安。
人生总有那么多始料未及的事。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之后，吴承恩只能入南京国子监坐监，一边读书一边等待机会。吴承恩的南京之行应该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那年沈坤调任南京翰林院，朱曰藩也因故履新南京。
尽管等待空缺职位遥遥无期，但吴承恩在南京国子监的这段岁月格外值得铭记。说实在的，坐监也就是个过场，并不需要天天在那里苦读，剩下的时间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访朋问友，诗酒唱和，去山水间探访大树，到古刹里聆听钟鸣，更重要的是，闲下来的夜晚，吴承恩有了更多的心思琢磨他的《西游记》。写小说这种并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事，他也没有太声张，他热爱这项事业，热爱那个唐僧取经的故事，他在默默准备，悄然收集着各种资料。这之前，他已经写成了一部短篇志怪小说集《禹鼎志》，而他想象中的《西游记》却是一个宏大的、回肠荡气的故事，是一部又厚又大的书。不过时机还未到，他还在等待。
到南京坐监后，吴承恩对未来只抱有邈远的期望，他不知道属于自己的“官职”什么时候会真正落到手中，一切都不确定。时光一年一年流逝，生命这般仓促，举业未成，人生已近黄昏。这期间，他的状元朋友沈坤已离他而去，因为有人弹劾沈坤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皇帝听信了谗言，将沈坤下狱，嘉靖三十九年(1560)，沈坤冤死狱中。命运就是这般诡异，如果沈坤当初未曾考取状元，他是不是可以平安地度过一生？
吴承恩回到了淮安生活。
吴承恩的好运到六十三岁那年才落到头上。这时候，他的另一个状元朋友李春芳已经做到礼部尚书了，妥妥的二品大员。嘉靖四十三年(1564)八月，李春芳发妻去世，这位李尚书与发妻有着极深的情谊，决定亲自扶柩回家乡兴化安葬妻子。官船途经淮安，李春芳指定见了几个人，其中就包括吴承恩，其间自然又提到入贡待职的事，李尚书将事情牢记在心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吴承恩接到李春芳来信，再次上京打点，有的放矢，把握就很大了。下半年，得吏部消息，任命书正式下达，吴承恩被选为长兴县丞。这一任命出乎所有人意料，一个步入老年的岁贡，能够遴选成为八品官员，概率与天上掉馅饼差不多大。不得不说那位状元朋友还是靠得住的。
官道多歧途
谁会想到，新官上任不到两年，县丞吴承恩竟下了大狱。
吏部的安排实在太富有戏剧化了。吴承恩赴长兴上任时是六十多岁，差不多是别人退休的年纪，几乎和他同时到任的长兴知县，也就是吴承恩的顶头上司，也是一名新官，年近六十，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人物，被称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归有光于人生的傍晚，将近六十岁这年，经过六次乡试九次会试的回环曲折，终于考中进士，授长兴知县。
按理说，这是多么精彩的组合！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散文，一个擅虚构，一个擅写实，他们将产生奇妙的互补。吏部的这项安排，乍一看真是一出喜剧，不过后来，在吴承恩与归有光各自的回忆里，大概都会觉得为官长兴是一出悲剧。
当然，这么讲并不是说这两位长兴县的“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有着剧烈的冲突。在知县面前，一般情况下县丞是不可能有与之叫板的心思的。吴承恩也乐于给知县打配合，他主要负责粮草、马政等工作。一个县的工作局面都是知县构建的，何况这位知县雄心勃勃，一心要革新原有的种种陋习。
归有光到长兴后，推进的第一项强有力的改革就是厘清冤案。他发觉此地背山面水，民风彪悍，县衙里的监狱人满为患。小小一个县，何来这样多的犯人？当时长兴县山区、湖边盗贼极多，之前官府曾乱抓了一批无辜者，归有光上任后用计擒获了真正的盗首，使狱中蒙冤受屈者多人得以获释。归知县还广开言路，敞开公堂，亲自审案，公正的惩罚大概是最重要的一项民心工程。
紧接着，归知县着手改革征粮方案。征粮是地方官最主要的业绩体现之一，当然也是硬任务，是直接与官员的考核、升职挂钩的。其时，征粮的方式采用里递制，所谓里递制，就是让地方基层组织里的里递直接充任征粮者，每年秋收后，由他们负责征收粮食。由于里递没有实权，却要承担这样沉重的任务，往往没有人想当，朝廷就强制挑一些中小户担当里递，毕竟大户往往豪横，强龙不压地头蛇，地方官谁愿意惹他们呢。
连朝廷都不愿意去惹大户，里递们征粮的着力点肯定是比自己更小的小户，或者将纳粮的平均额度提高，或者实在收不足粮食，被逼无奈，只好自己想尽办法将缺口补上。这样一来，有势力的大户成了惯于偷逃粮税的硕鼠，辛劳的升斗小民们日子却更拮据。归有光很快看到了这项制度的弊端，他要改革，但谁都知道，这可是上头的规定，不是长兴县一地如此，整个江浙都是这么操作的。归有光铁了心，还是要改革，他见不得百姓在一个坏制度里沉陷下去，他决定动一动这些地主豪绅的“奶酪”。经过调研，知县和县丞一致决定，颁布《长兴县编审告示》，由知县亲自指定县里大户轮流征粮。大户们就这么好惹，这么听话？他们当然有十八个不愿意，不过知县在这封告示中已经将话说绝了，大概意思是，你们这些大户有大宅，有奴婢，有好吃的好喝的，小民们终年耕作，到头来糊口的问题都解决不了，给小民们留条生路，每年征粮你们带头完成缴纳，也就是在身上拔根毫毛的事呀，请求你们当粮长，就当是支持本县工作了。话说到这里，又以文告的形式发到每个人手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就在这般强势政策的推动下，县丞吴承恩在第一年任上算是顺顺利利完成了征粮工作，到了年末总结的时候，他长舒了一口气。
尽管在这样敬业又无私的“一把手”的带动下，吴承恩在长兴的生活可谓忙得焦头烂额，但这一切并未阻止他为自己找寻一点乐趣。他不像知县大人，成天苦哈哈，过得像苦行僧一样。他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老小孩，虽然县丞的收入毫无富足可言，但他喜欢到处走走。到长兴后不久，吴承恩就遇到了著名文学家徐中行，其时，徐中行因母丧回故乡丁忧，闲居于家中。两人一见如故，时常一起交游、唱和，也算为吴承恩异地为官的生活增添了一些生趣。
生活表面平静，内里多有波澜。知县归有光的强势改革，为他赢得了民心，却得罪了当地的地主豪绅，也得罪了上级，湖州府多次责令长兴方面整改，都被归有光顶了回去。事情终于闹到了浙江巡抚处，但由于知县足额完成征粮任务，巡抚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横加苛责的。这项改革就被知县以强制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再加上知县是当今名震海内外的文坛大家，私德上又干净得找不到一点瑕疵，那些不服气想背地里搞点事的人，暂时还奈何不了他。
不过，机会很快到来了。按照明朝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地方官员每三年一次，在元旦前赶往京城，向吏部述职，并觐见圣上，听取训勉和指示。这是明代官员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尤其地方官员更是准备充分，不敢有丝毫怠慢。
隆庆元年(1567)秋天，得知轮到了自己年末进京述职，归有光内心极不平静。其他事倒不担心，就是这刚刚稳定下来的征粮制度该怎么办？他一走，按照惯例，朝廷一定会派一个署印担任代理知县，临时接替他的工作，从理论上讲，这个署印是有权力做主重新推行里递制征粮的，这样一来，他这两年的用心算是打了水漂。
临行前，归有光请县丞到自己的住处吃了一顿酒，还特意吩咐仆人多加了两个小菜。他向吴承恩提及了自己心里的隐忧，并托付了一些必要的事。吴县丞都一一应承下来。那餐饭，就他们两个人，气氛不算热烈，但也算得上推心置腹，推杯换盏间透出些朋友闲聊的意味。
随后，归有光进京去了。
如他所料，他一走，长兴县即刻“妖风四起”。
问题当然还是出在这个署印身上，据说他是浙江巡抚的内亲，派到湖州历练的。此次，州府大人特意安排了他接替进京的归有光，或许湖州知府也希望这个署印能趁此机会，扭转粮长制。这位署印原先的官职未必比吴承恩大，此刻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那段时间，吴承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既认可归有光之前推行的征粮方案，又拗不过署印大人，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于是，这一年征粮的方案被打回了原形，重新推行里递制。这样一来，民怨就大了，别说那些重新轮到当里递的小户，就是上一年带头缴了粮的大户，见到今年别的大户轮空，心态也即刻失衡，纷纷递状纸到了湖州府。
湖州府与浙江巡抚方面借此大做文章。不过，上头的官员们似乎忘记了一件事，他们这么一折腾，征粮的任务是完不成了，这个结果，不是谁都能承担的。或许因无法完成征粮任务，署印主动投案自首。吴承恩首当其冲卷入了这场阴谋的旋涡里，他被指控受贿，直接被下到狱中。且他的那位进京述职的上司，却在回到长兴后，接到一纸调令，往顺德府任通判，主管马政。据说，后来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写到齐天大圣被封为弼马温，灵感就来自归有光这个事件。
当然，此时县丞吴承恩没有心思考虑这些，他的当务之急是为自己申冤，以摆脱这恶意的抹黑与指控。
好在他的好友徐中行即刻知道了这件事，第一时间就出面斡旋。而吴承恩也给李春芳发去了一封紧急信函，那年，这位状元朋友已身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值内阁了。
指控本就不实，加上徐中行的营救，尤其是李春芳的过问，隆庆二年(1568)初春，浙江巡抚、湖州府方面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将吴承恩无罪释放。随后，也应该是在李春芳的安排下，吴承恩调任蕲州荆王府，担任荆王府纪善，这是一个明代王府特有的官名，正八品，掌讲授之职，也相当于是王府的专用教师。
蕲州有好山水，工作也没有做县丞时纠结和辛苦。王府里有藏书楼，也有大书房，纪善先生有了自己的时间，心里那一桩酝酿了多年的“大事”总算可以搬上日程了。他要开始写他的大作《西游记》了。
我们无从知道这部书他到底写了多久，是在蕲州就完成了，还是从蕲州回到了淮安后仍在埋头著述？
隆庆四年(1570)七月，第五代荆王去世，吴承恩算是退休了，回到了淮安河下。历经了生命起落，生活这条大河已趋于平静，剩下的部分就用于度过余生了。他要按照心底里喜欢的方式写字、作画、下围棋、写闲散的文章，他要接近本心地生活。
万历十年(1582)，吴承恩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平静里，波澜不惊地离开了人世。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西游记》并未能在他有生之年被人们熟知，这部书稿还要雪藏十年。万历二十年(1592)，明代著名书坊金陵世德堂刊印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终于向世界走来，这部书很快引发了轰动，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必读的经典，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成为全中国孩子的偶像。但在最初，它出版的时候，却缺失了作者的名字，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出于怎样的原因，才导致这般差错。
又等了好些年，时间才将《西游记》的著作权还给了吴承恩。
六个徐渭
徐渭
1966年的某一天，一群年轻人冲进绍兴前观巷大乘弄10号，砸烂旧居里的门窗桌椅，撕毁一应旧书。随后，见到一棵青藤如巨蟒蹲踞于老屋窗外的乱石丛中，虬枝葱茏，似一股墨绿旋风向四角的天空进发。这群年轻人心里顿时生出一股股无名业火，抡起柴刀与斧头，朝青藤一顿狂砍，继而以锄头挖断根部，十几个人足足折腾大半日，才消灭了这“封建余孽”。它是四百多年前，十岁的徐渭手植的青藤。
年轻人不明白，青藤可以被砍死，徐渭却是砍不死的。死去多年的徐渭，随时可能复生，就像每个春天到来，在大地的很多角落，依然会有青藤伸张狂野的想象，以不灭的生机昭示精神的永生。
自杀者
一个人自杀一次，没死成，并不奇怪。
一个人自杀九次，仍没死成，这就蹊跷了。
中国有个成语“九死一生”，徐渭以行动创造了另一个词语：九死九生。
你会认为，徐渭的自杀纯属表演，只是借此表达某种虚张声势的悲壮。你错了，四十五岁那年，徐渭一心赴死。
他请木匠斫制了棺材，为自己写好了墓志铭，将自认为贵重的物品，一些字画、几柄宝剑交付乡人，让其帮忙出售，用以死后入殓支出；将手头文稿交付友人，期望有一天付梓；他一一处理身前事，并安排了身后事，明确表示归葬山阴木栅。
他坚决地要消灭这日益迟滞的朽烂的肉身，没人阻拦得了。
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末，徐渭被一种幻觉控制住，幻象不分昼夜地在脑中杀伐：时而手执镰刀的判官来收割脑袋，时而面目狰狞的厉鬼以利齿啮其脑髓，时而遍地毒蛇洪水一般涌过来，时而又有轰隆隆的震天雷鸣响起。他的脑袋，是闹嚷嚷的戏班子，彩旗挥舞，锣鼓喧天；是彻夜不休的铁匠铺，丁零当啷，无时无刻不在锤打着。
他益发地多疑，益发地惊恐，益发地度日如年。
酬字堂阒寂无人，黏稠的空气凝固于廊柱之间。木格窗外，树张牙舞爪，像古怪的野兽，露出青黑的尖牙。第一阵疼痛闪过，紧接着，更剧烈的疼痛在脑中搅动，混杂着皮肉被撕开的声音。一定要驱逐它，粉碎它……徐渭以头撞击柱子，仿佛那不是自己的脑袋，只是安在脖子上的一只空洞的破瓮，痛觉似乎已经麻痹了，只听见沉闷的声响。此时，木柱上一根钉子凸出在视线里，他以一把羊角锤拔下那根三寸长的钉子，顺手刺入左耳。再用头往廊柱上敲击，要将钉子打进左耳，一阵钝痛袭来，将他击倒了，他战栗着跪向地面，随即侧身倒地。死亡的欲念再次熊熊燃起，他以脑袋撞向地面，一下，两下，三下，三寸的铁钉终于钉进左耳，刺穿耳蜗，鲜血迸射出来……
死亡没有带走他，只留下一个深邃的伤口，仿佛对一个死期未到的人的回应。不几日，脸颊左侧脓肿淤积，污血流淌着，一日流几大碗。家人四处访医，问药。意识在混沌与清醒间交替，死亡的召唤时远时近，在某一个潜意识深处，在漆黑的夜里，牢牢扼住了他。
第二次自杀，以斧头劈开颅骨，锐斧击打骨头的声音铿然作响，颅骨骨裂，血染红半床被絮。
第三次自杀，以尖利的锥子击碎肾囊。你以为肾囊是位于身体两侧腰部位置吗？这就是古今词汇差异了。肾囊，睾丸……男人最软弱的所在。
第四次自杀，第五次自杀，第六次自杀……第九次自杀。那一年，徐渭频繁地在生死之间切换，这具于人间使唤了四十五年的肉体，这曾给他带来无限欢愉和无尽力量的肉体，这倾倒欲望和梦想、仁慈与邪恶的生命容器，成了与自我厮杀的战场。
仅是疾病促使了一场接一场的极端杀戮吗？似乎不全是。到了嘉靖四十四年，徐渭遭遇了一场接一场的“内忧外患”。精神疾病像藏在暗处的毒蛇，四十岁不到时就在困扰他了，此为“内忧”。而那年，他追随过五载的浙江总督胡宗宪已身陷囹圄，因事涉严嵩案，胡宗宪被判为严嵩同党，其时朝廷上下都在轰轰烈烈剪除严嵩党羽，徐渭作为胡宗宪格外器重的幕僚，惊惶如秋蝉，他既为胡公遭遇鸣冤叫屈，又为自身命运深感忧戚，则是“外患”。外患自然还有很多，非三言两语可道尽：功名无望，贫穷如影随形，家庭失和，儿子不孝……作为一个多疑的、敏感的、神经质的中年人，四十五岁那年，徐渭坚定地认了一个死理——杀死自己。
不过命运爱捉弄人。当然，或许一心赴死的人也会临阵而逃。站在死亡的深渊面前，有谁不望而却步呢？一边自杀，一边就医，再自杀，再就医。嘉靖四十四年，酬字堂一直没有安生过，日子挨到那一年年底才算消停了下来。
这中间，徐渭遇到一位华姓医生，以海上奇方，治愈了为铁钉所伤的左耳，身体的困扰也才得以慢慢摆脱开去。
杀妻者
徐渭一生有过四次婚姻。
两次娶妻入门，两次入赘。
他并不是一个和女人处得好的男人。纵观他的人生，男性友人可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却从未听说过什么红颜知己。
他最中意的女人，是第一任妻子潘氏。许多年后，徐渭回首往事，字里行间洒落着对潘氏的脉脉温情。
嘉靖二十年(1541)，生活没着落的穷秀才迎来了自己的春天。那年，徐渭已二十一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但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后，娶亲的聘礼都难以凑齐，成家确乎是桩困难事。
不过世间偏有爱才甚于爱财的人，潘克敬就是其中一位。潘克敬，绍兴大户，其时在广东担任县衙门的典史。潘克敬不图钱财不图地位，只是欣赏徐渭才华，愿将女儿许配，让其入赘潘家。嫡母苗夫人去世后，徐渭一直和长兄长嫂一家相依为命，深感日子的狭促与艰难，自然乐意接纳这桩婚事。
同父异母的长兄徐淮当然也乐意摆脱这个弟弟，他甚至还表现出了某种慷慨，找出一根簪子交到弟弟手中，让他作为聘礼。随后，徐渭随岳父潘克敬往广东定居，于当年夏天在阳江县官舍成婚。
这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二十一岁的徐渭，十五岁的潘似，正处于人生的开端，徐渭初尝家庭的暖意，也憧憬未来的人生功业。
嘉靖二十三年(1544)，潘克敬退休，结束多年官吏生涯，回到绍兴，并购下东双桥姚百户的宅院，举家回迁，徐渭一道回到绍兴。第二年，潘似生下儿子徐枚，更为婚姻生活增添了实质内容。
可命运的阴影却在某一个看似明亮的时刻不期而至，似魔鬼身上抖动的黑袍，总在倏忽间闪现在视线里。
两年后，潘似死于肺病。
妻子离世后，上门女婿徐渭自觉待在岳丈家显得不合时宜。嘉靖二十六年(1547)秋天，不顾潘克敬挽留，徐渭搬离潘家，在绍兴东城赁了几间破屋，开学馆招生。他将学馆命名为“一枝堂”，馆名取自《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寓意一个个体的所求只是一丁点便够了。这确乎是一个简陋所在，只是两间茅竹结构的草屋而已，隔壁邻居说，徐渭的这个一枝堂，只要打个喷嚏，屋前路上的行人都能听见。
即便如此，徐渭也感觉到内心里的某种踏实。有了属于自己的居所，他率先想到流落在外的生母苗氏，将其迎回家，离别十九年的母子终于得以重聚。此中有段曲折身世，徐渭的生母并非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而是其父丧妻后续娶的后母的丫鬟，在徐家一度没有地位，时常遭受强势的嫡母苗夫人的排挤打压，徐父死后，生母被苗夫人赶出家门，也有说卖到别家。
迁居一枝堂两年后的八月，徐渭赴杭州参加第四次乡试。
考试结束，他在杭州城逗留了一些时日，并不纯粹为结识名流和看风景，他也在物色合适的女人。心里挂念着刚回家生活的老母亲，也记挂着前妻潘似生的幼子，潜意识里他是渴望家中能有个女人的。遂买到婢女胡氏，带回家作妾。
胡氏追随徐渭，于水路回到绍兴。一个女人的到来，令日子焕发出一点光泽，像布满裂纹的粗陶上了一层釉。不过好景不长，婆媳似水火不能相容，以至于日日争吵，苦不堪言。对“孝”字，徐渭是极尽恪守的，说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孝子也不为过。由此，他决定卖掉胡氏。胡氏不依，诉诸衙门，为此徐渭因婚姻的事打了一场官司。许多年后，他忆及这段光景，以一个“劣”字评价胡氏，并表示：“三十岁，卖胡，胡氏讼，几困而抑之。”第二段婚姻不到一年就仓促结束了，孰对孰错，隔着久远的年月，没有人知道。
此后，徐渭生存日益艰难，他想到城上去放羊，在身无分文的日子，也到街市卖过一口祖传宝刀。秀才放羊，自然不顺手；街市卖刀，也无人问津。其间，徐渭去到杭州，寓居于西湖北面宝石山葛岭上的玛瑙寺，为湖州潘伴读。困顿中，潘舍饭两月有余，徐渭内心有无尽感激。
潘古道热肠，见徐渭鳏居，便想着替他做媒。出于多疑，也出于对刚完结的那段婚姻的后怕，徐渭两番拒绝潘好意。直到第三回，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潘致书徐渭，邀其前往湖州归安县双林相亲。推托不了友人热切的心意，徐渭出发了，一路旅途劳顿，但双林位于太湖南面双溪流域，路上青山满目，夏景明丽，倒也令人对未知的明天生出一些向往来。
女方父亲严翁，是某位已故知府的同胞兄弟，家世不错，这大概也是吸引徐渭于炎夏里不辞远路前往的原因，毕竟仅仅倚靠自我清高是无法对付贫穷的。
一见面，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严翁告知家有二女，拟将长女许配徐渭做继室。徐渭一口答应，订下亲事，他想象着不出多少时日，自己便可迎娶这位新媳妇，不禁心生期盼。
不过计划没赶上变化。住了两日，徐渭心中不自在起来，反复打量严翁，琢磨他的言行举止，觉得异于常人。话多易失，反复的交谈，也令徐渭断定严翁有智力缺陷。他由此想到那位即将下嫁自己的严家长女，会不会也智力低下？即使未曾与姑娘谋面，心里的疑虑却放大开来，令人辗转难眠。第三天，徐渭匆匆逃离了这个叫双林的地方，而这段八字仅仅有了一撇的婚姻，就不了了之了。
与严氏长女的故事并未由此结束。往后，一些孤寂的时刻，徐渭会想起那位不曾谋面的女子。三年以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一股倭寇自柘林进犯嘉善县治，而后西进入侵湖州诸县，位于归安双林的严家遭到倭寇洗劫。严翁被倭寇砍断一臂，两个女儿被掳走。倭寇押解着两位姑娘撤离途中，经过一座石桥的当儿，严家长女一跃而下，自行了断了性命。得知此事，徐渭心内大恸，后来他将这个姑娘的故事写进了《严烈女传》，他痛悔自己当初那无来由的怀疑和逃避。在《严烈女传》中，徐渭表露了心迹，视这死亡的女子为自己的妻子一般，为这刚直的生命痛惜。这刚烈的女子，在漫长的岁月中，恍如徐渭心头一轮皎洁的月亮。
于前妻潘似，徐渭由情而爱，于这未谋面的女子，徐渭由敬而爱。两种奇怪的爱，在他心里生发着，像藤蔓在岁月的废墟上延展着。
嘉靖三十七年(1558)，续弦的事又被提上日程。那年，徐渭与杭州王家议好了婚事，打算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春入赘王家，但中间出现了一些曲折。据他晚年回忆录记载，入赘王家的确切时间在那年夏天，这是他的第三段婚姻。这段婚姻比第二次还要短暂，勉强挨过一个季度，秋天，徐渭便离开了王家。对王家女的评价，徐渭在之前对胡氏的“劣”上又追加了一个“甚”字——“劣甚”，他时常后悔这次入赘的选择。
两年后，在浙直总督胡宗宪张罗下，徐渭迎娶人生中第四任妻子，杭州女人张氏，这是他一度满意的女人，张氏面容姣好，身段优美，家境也不差，可谓百里挑一的人。
嘉靖四十五年(1566)新春，历经九次自杀后，徐渭的身心一点一点地康复过来。他怀着一份新生的渴望步入了春天。不到一年，嘉靖四十五年凛冬，死亡的气息再一次笼罩了酬字堂。
那天，雪已落了两日，整个酬字堂，屋瓦、花园、小径，上下皆白。傍晚时分，一摊鲜血染红了院落。徐渭以一把四齿耙，刺中继妻张氏胸口部位，妇人立刻扑倒。
那个傍晚，徐渭正在院子里铲冰，张氏立于不远处，两人口角相向，言辞激愤。徐渭操起四齿耙掷向张氏，一场死亡就这样不期而至。漫天飞雪，成了送葬的白衣。
争端缘何而起呢？徐渭自己的说辞是精神病复发，但杀人者的说法，或许并不全指向真相。
更多人推测徐渭的杀妻之心起于嫉妒和猜忌。据说那个雪天，徐渭家的男仆外出归来后，湿了一身衣服。妻子张氏出于好心让这名男仆坐到灶间炉火前暖一下身体，并让男仆脱去外衣，拿了一件自己的衣服让他先披一披。
这一幕被徐渭撞了个正着。况且，在他心里不止一次猜测过妻子的出轨，这无意间的举动，恰好印证了他的疑虑。
紧接着，恶意与死亡就像雪一般猝然来临。
阶下囚
公堂上，大人正襟危坐，衙役分立两旁，惊堂木一拍，重审徐渭杀妻案。
徐渭匍匐于堂下，脑袋频频磕向地面，苦苦哀告：“杀人时神志不清，实属精神病复发……由古至今，很多并非蓄意的杀人者得到宽恕，大人哪！”他讲了一个例子，接着又讲了一个例子，语速飞快，唯恐这些在脑海里奔涌的话来不及说完就被巡抚大人喊停了。
大人全然不听，突然站起身，挥了一下手。
徐渭瞥见面前多了一张长书案，身形肥硕的大人踱到书案前，摊开一幅长卷，并用目光示意衙役取下徐渭脖颈处的枷锁，令他站起身，立于书案前。
徐渭才看到面前摊开一幅《白犬雪猎图》，大人尖细的声音响起来：“给这幅画配首诗，若能完成十韵，即刻放了你。”徐渭提起狼毫，略一思忖，笔落向了纸面，他奋笔疾书，但等他写到第十二句，成了六韵，大人转身走了……
徐渭一声惊呼，从梦里挣扎出来。
哪有什么大人，哪是什么公堂？惨白的月光从破败的屋顶漏进来，这是一间四壁萧然的囚室。手硌到了脖子上的木枷，一阵酸麻的痛。另一端，黑黢黢的墙角闪着几点光，他即刻将一截破砖扔了过去，三只瘦骨嶙峋的老鼠“吱”一声逃开了，消失在徐渭视线里，墙角的破碗发出哐啷的响声，那里还有一口吃剩的牢饭。
隆庆元年(1567)正月，徐渭好友沈炼之子沈襄到狱中探望他，见他蓬头垢面，掀开破棉絮，跳蚤密密麻麻。沈襄禁不住落了泪，临别时说：“今日见到叔如此狼狈，我沈襄岂能袖手不管？”沈襄当即表示要去京城周旋，帮助徐渭摆脱牢狱之苦。
尽管如此，徐渭潜意识里感觉到自己死期不远，这一回在劫难逃了。
沈襄之后，少颠和尚也到狱中看望徐渭。
那年秋天，远在安徽歙县的好友方阜民听到徐渭入狱的消息，不顾路途遥远，赶来绍兴探视。连狱吏都觉得惊诧，这个杀人犯竟是那么多人口中敬仰的“先生”！
那年冬天，成都杨道士到绍兴祭拜大禹陵，也顺带到狱中看望徐渭。徐渭沉浸在对死亡的惊恐中，面对远道而来的道士，全然没有心思询问前程凶吉。他悲观地预感到，算来算去，无非也只是死路一条。
入狱后，他既不断写信给自己能想到的有力量的朋友，寻求司法上的帮助，幻想着免于死刑，又着手安排起后事来，他将文稿委托给葛韬仲与葛景文叔侄，期望死后得以面世。
隆庆二年(1568)正月，好友丁肖甫带着徐渭幼子徐枳前来狱中探望。丁肖甫提来酒菜，两人在囚室对饮。这是入狱以来过得最畅快的一个春节，望着稚子红扑扑的脸蛋，听着挚友聊起监狱外林林总总的生活，一抹来自墙外的暖意感染着他。这个曾经反复自杀的人，突然无比留恋起“生”来，还有什么能比活着更好的事呢？活着，哪怕仅仅像一截蜡烛的火苗一样微弱，像一截蜡烛的火苗一样在夜晚的风里摇曳着，也比遭遇冰冷阴暗的死亡强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