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史诗般的舞台拉开大幕，这场戏剧已经上演了几个世纪。演员身穿先辈的服装，饰演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演员并不等于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但他们扮演的时间足够长，角色已经融入他们的本体，他们将分配得到的角色、他们的内在自我和他们在世间的形象合为一体。
每一个人在出生时就得到一套戏服，永远不能脱掉。戏服规定了剧组中的每一个人扮演什么角色和每一个角色在舞台上处于什么位置。
在这场戏的演出过程中，剧组已经习惯了什么人扮演什么角色。演员一代代轮换，每个人都知道谁是领衔主演。每个人都知道主角是谁，配角是谁，谁是逗乐的跟班，而谁只能待在暗处，是面目不清的合唱者，没有台词可说，不能单独发声，但对戏剧演出来说必不可少。
角色已经完全嵌入演员的身份，你不会期待男女主演知道后排人员的姓名甚至只是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去注意。角色扮演久了，每个人都会开始相信这些角色是上天注定的，每个演员的天赋和气质都最适合他们被分配到的角色，也许只有那个角色才是他们应有的归属，就应该按照现在人们见到的样子来扮演。
剧组成员于是与他们的角色关联在一起，被定型，被固定在一种过高的或者受到贬低的预设之中。他们变成了他们的角色。作为一名演员，你必须按照导演所命令的方式行动，按照角色应有的方式说话。你不是你自己。你不能当你自己。跟着剧本走，扮演好分配给你的角色，你就能得到回报。偏离剧本，你就必须面对后果。一旦你偏离剧本，其他剧组成员会出面提醒你在哪儿偏离了剧本。经常这么做，或者在某个关键时刻这么做了，你就会被开除、降级、驱逐，你的角色会在剧情中被轻而易举地杀死。
以种姓（caste）制度为名的社会金字塔与一出戏里的角色（cast）不尽相同，但两个词语之间的相似性暗示着某种引人深思的交集。投入表演之后，我们就不再是自己了。我们不该还是自己。我们的表演基于我们在剧中的角色定位，而不是我们的内在品质。我们全都是舞台上的演员，这个舞台早在我们的祖先来到这片土地之前就搭建好了。一部长期上演的大戏于17世纪初在这片土地上首演，我们只是最新的一个角色而已。
1619年8月下旬，也就是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岩登陆的前一年，一名荷兰军人在詹姆斯河河口的康福特角下锚，岸上的那片荒原现在名为弗吉尼亚。我们之所以知道此事，仅仅因为早期殖民者约翰·罗尔夫在信中偶然写下的一句话。这是现存最古老的关于非洲人在美洲的英国殖民地生活的说法；他们与殖民者外貌不同，法律最终会把他们分配到正在成形的种姓制度的最底层去。罗尔夫称他们是商品，但未必是英国殖民者所期待的商品。罗尔夫写道，这艘船“除了二十几个黑人，什么都没带来，总督和凯普·马钱特买下他们充当补给”。
这些非洲人是从一艘前往西班牙殖民地的贩奴船上被虏获的，然后被卖给更北边的英国人。历史学家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的看法并不一致，不确定他们是短期的契约佣工还是立刻被贬为终身奴隶，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半世纪里，来到这片海岸或在当地出生的几乎所有与他们外貌相似的人都会落入后一种命运。
历史学家奥尔登·T.沃恩写道，非洲人到达时留存至今的少数记录显示，他们“在弗吉尼亚白人的眼中，一开始就处于极为低贱的地位”，就算他们当时还没有沦为永久性的奴隶，“弗吉尼亚的黑人至少已经在走向这么一种状态”。[1]
接下来的几十年，殖民地的法律将欧洲工人和非洲工人分成互相隔离和不平等的序列，启动了以后将成为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基石的种姓制度。这个种姓制度将引发美国本土伤亡最惨重的战争，导致成千上万从属种姓的人在私刑中被仪式性地处死，成为直到今天依然在蒙蔽和动摇这个国家的不平等的根源。
随着1630年弗吉尼亚第一次粗略的殖民地人口普查的完成，一套等级制度开始成形。很少有非洲人被认为重要得足以要在人口普查中留下名字，随后的几代人遭遇类似；与此相对，绝大多数欧洲人的情况都恰恰相反，无论他们是不是契约佣工。非洲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按年龄或抵达时间被列入普查数据，这些信息对于确定欧洲人订立契约的条件和时间来说至关重要，非洲人假如被放在同一个类别里，则被视为与欧洲人平等，或被视为需要准确计算服劳役时间。
因此，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种姓制度就已经存在，它诞生于殖民时代的弗吉尼亚。刚开始，决定一个人在殖民地的地位的是宗教，而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种族。基督教作为欧洲人的代理者，通常使得欧洲工人免除了终身为奴的命运。正是这个最初的区别，导致首先是原住民，然后是非洲人（他们绝大多数在抵达美洲时还不是基督徒），在种族概念成形并把对他们最终和彻底的贬低正当化之前，他们就在逐渐浮现的等级阶梯中落到了最低一档。
种姓制度的创立是试探人群分类之界限的过程，而不是单独某个法令的结果。每次殖民者需要做出一个决定，都会经过几十年之久的试探。非洲人开始皈依基督教，对基于宗教的等级制度形成了挑战。他们要求全面参与殖民地建设的努力，与欧洲人渴望用最廉价、最顺从的劳力从“新世界”攫取最大量的财富的愿望背道而驰。
非洲人的优点成了他们倒霉的原因。举例来说，西印度群岛的英国殖民者认为非洲人是“文明和相对温顺的群体”，他们“习惯于遵守纪律”，能够良好地合作完成给定的任务。非洲人对欧洲疾病免疫，比起欧洲人起初想要奴役的原住民，他们对殖民者来说用处更大。[2]
更加紧迫的问题是切萨皮克的殖民地境况不佳，需要人力来种植烟草。更靠南方的殖民地适合种植甘蔗、水稻和棉花，英国人欠缺种植这些作物的经验，但非洲人要么在他们的故乡就耕种过，要么很快就能掌握诀窍。人类学家奥黛丽·斯梅德利和布莱恩·斯梅德利写道：“殖民者很快意识到，假如没有非洲人和他们带来的技能，他们的事业就会失败。”[3]
对非洲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碰巧被一种“胎记”覆盖了全身，这本来仅仅是人类外貌上一个毫无倾向性的区别，却让他们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契约佣工中“脱颖而出”。欧洲人能够也确实脱离了主人的束缚，融入正在固化为一个单一种姓的广大白人群体。斯梅德利夫妇写道：“盖尔人的反抗使得英国人试图用另一个来源，也就是非洲奴隶，来完全替代这个奴工来源。”[4]
到了17世纪末，非洲人不仅仅是奴隶，他们还是人质，遭受着其俘获者毫无悔意的记录在案的、难以言喻的残酷折磨。而全世界没有人愿意支付赎金营救他们。美国人厌恶讨论奴隶话题，部分原因在于，尽管我们对它知之甚少，但我们知道的那点内容已经有悖于我们对国家的认知了，我们认为“美国是个公正、开明的国家，是全世界民主制度的灯塔”。奴隶制通常被斥为美国历史上一个“悲哀、黑暗的篇章”。就好像我们只要能在奴隶制与我们自己之间拉开距离，就可以摆脱它所带来的内疚和羞愧。
然而，正如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正视他在童年时目睹的家庭暴力和家族普遍存在的酗酒问题，他就不可能向前迈进，变得完整和健康；假如这个国家无法承认奴隶制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篇章，而是其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基础，那么它也就不可能变得完整。有两个半世纪的时间，这个国家就是奴隶制国家。
奴隶制曾经是这个国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个奇观，公职人员和去施行奴隶制的州的欧洲访客忍不住要带着惊异和反感对此进行评判。
19世纪的一名俄亥俄州众议员在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感慨道：“就在这次会议中，国会议员在国会大厦前的美丽大道上不得不让开道路，让一队脖子被锁链拴在一起的男女奴隶走过，前往这个全国性的奴隶市场。”[5]
美国海军部长称他震惊地见到光着脚的男女被锁在一起，承受着牛链的重量，在烈日下被迫步行去更靠南方的一个州接受惩罚，而他们背后是个“骑马的白人，腰带上挂着手枪”。“我们经过他的时候，他竟然厚颜无耻地直视我们，脸不红心不跳。”
海军官员詹姆斯·K.保尔丁说：“他们（奴隶主）允许我所描述的如此难以容忍的暴行落在他人身上；他们允许一个恶棍驱赶半裸的女人和男人戴着锁链——这些人除了身为黑人，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从美国的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在烈日下行走几百公里。他们不但羞辱了自己，还羞辱了他们所属的这个国家。”[6]
在这片土地上，奴隶制不仅是发生在黑人身上的不幸遭遇，它还是美国的一项创新，是美国的一套制度，由支配种姓的精英创造并为他们谋取利益，压迫支配种姓中比较贫穷的成员，他们选择将自己的命运与种姓制度绑在一起，而不是他们的良心。它使得支配种姓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了主人，因为法律和习俗规定：“奴隶必须服从，不仅要服从主人的意志，也要服从所有其他白人的意志。”[7]社会学家斯蒂芬·斯坦伯格写道，它不仅仅是“一块除此之外毫无瑕疵的布”上的一个破洞，“更确切地说，奴隶制提供了制作这块布所需的织物”。[8]
美国奴隶制从1619年持续到1865年，它不是古希腊的奴隶制，也不是当今的非法性奴。当今令人憎恶的这种奴役完全是非法行径，任何一名受害者逃脱束缚后所进入的那个世界都会承认她的自由，会想方设法惩罚奴役她的人。与之相反，美国的奴隶制是合法的，得到国家和执法者罗网的庇护。任何一名受害者千辛万苦逃脱束缚后所进入的那个世界不但不会承认他的自由，反而会把他还给他的俘获者，让他领受更多的、难以言喻的、报复性的残酷虐待。在美国奴隶制中，受到惩罚的不是奴役者，而是受害者，奴役者会挖空心思对他们施以暴行，杀鸡儆猴。
法律历史学家阿雷拉·J.格罗斯写道：“殖民者建立的是从未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过的一种极端形式的奴隶制。有史以来第一次，一类人被逐出‘人类’的行列，成为一个单独的亚群，世世代代永远受到奴役。”[9]
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奴隶制度就是把人类变成货币，变成单纯为其主人牟利而存在的机器，主人要他们工作多久，他们就必须工作多久，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和亲人没有任何权利，他们可以被抵押、被豢养、被作为赌注、被作为结婚礼物、被留给继承人、被与配偶或子女分开出售、被用于偿还主人的债务他们经常被鞭打、强奸和遭到烙刑，受制于拥有者的任何奇思妙想或精神错乱。有些奴隶被阉割，遭受文字无法描述的酷刑折磨，假如《日内瓦公约》能够适用于这片土地上的非洲人后裔，那么这些酷刑就必定会作为战争罪遭到禁止。
早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前，奴隶制就已经存在。奴隶制是活生生的死亡，传承了整整12代。
“奴隶注定要辛勤劳作，让其他人收获果实。”这是一位自称拉芬法官的写信人对他在南方腹地目睹的景象的描述。[10]
威廉·古德尔牧师于19世纪30年代写道：“奴隶完全受制于其主人的意志。主人无论选择对奴隶施加什么刑罚，奴隶都必须承受。奴隶甚至不能抬手自卫。他绝不能说出一句怨言。他得到的保护和救济还不如野生动物多。”奴隶被视为“不可能受伤”，古德尔写道，“主人可以任意决定如何惩罚奴隶，甚至基于他的权威处死他们”。[11]
作为考察他们如何受到剥削的一个窗口，我们来看一看1740年的南卡罗来纳州。和其他允许蓄奴的各州一样，南卡罗来纳州终于在这一年决定对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做出限制：从3月到9月，每天15个小时；从9月到次年3月，每天14个小时——比能够得到劳动报酬的那些人的正常工作时间多出一倍。同一个时代，因为犯罪而被判刑的囚犯，他们每个工作日的最长劳役时间也只有10个小时。请再也不要说非洲裔美国人这个群体没有为我们的国家付出过劳力了。[12]
他们在醒着的时间里无休止地劳作，但许多人每周只靠一配克[13]玉米维持生命，而这玉米还是他们结束田间劳作后在夜里亲手磨制的。有些主人甚至会用克扣这点食物来当作惩罚，每年只允许他们吃一次肉来补充蛋白质。乔治·怀特菲尔德写道：“他们几乎不被允许捡取从主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食物碎渣。”[14]偷窃食物是“一项罪行，会受到鞭笞”。
1739年，怀特菲尔德在写给切萨皮克殖民地的公开信中写道：“我认为，你们的奴隶和你们骑的马一样辛苦，甚至更加辛苦。而马匹在干完活之后，还会得到食物和适当的照料。”[15]
在现在这个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的最初246年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都生活在对他们的身体和呼吸拥有绝对权力的一些人的恐怖之下，屈服于无论实施何种异想天开的暴行都不会受到惩罚的那些人。
社会学家盖伊·B.约翰逊写道：“这个事实对于理解种族冲突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在漫长的奴隶制时期中，白人已经习惯于在法律的赞同和许可下，用武力‘规制’黑人的无礼和反抗。”[16]
奴隶制彻底扭曲了权力的天平，甚至使得对从属种姓的贬低显得正常和合理。南方作家威尔伯·J.卡什写道：“就连最温和的宅子里，也会不时飘来铁链与镣铐拖地的声音、猎犬的叫声和追杀逃奴时的枪声。而当时的布告明白无误地呈现了肢体残废和烙铁的印记。”[17]
目前还没有显示白人和原住民身上有与被奴役的黑人一样的背部伤痕的照片，或者与后来被阉割的受害者一样伤痕的照片，这增加了一种印象，即非洲裔美国人被认为特别适合经受这种野蛮的肉体残害。詹姆斯·鲍德温写道：“美国黑人生活中的恐怖，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18]社会上最受尊重、最仁慈的人监管着被婉称为“种植园”的强制劳动营，那里集中关押着数百名不受保护的囚犯，而他们唯一的罪行是与生俱来的黑皮肤。善良慈爱的母亲与父亲，所属社群的支柱，这些人亲自向他们的人类同胞施以不可描述的酷刑。
这就是美国长久以来的面貌。到2022年，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间才会超过奴隶制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的时间。奴隶制在美国历史上的持续时间之久可见一斑。等到非洲裔美国人这个群体享有自由的时间和他们受到奴役的时间一样长，目前在世的成年人都不可能还在世了。因为那一年将是2111年。[19]
需要经过一场内战、75万士兵和平民的死亡[20]、总统亚伯拉罕·林肯遭到刺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终于获得通过，奴隶制才会在美国走到尽头。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也就是所谓“重建时期”的那十几年，北方尝试重建南方，帮助新近得到自由的那400万人民。但联邦政府于1877年出于政治妥协而撤离南方，把从属种姓的成员留给了曾经奴役过他们的那些人。于是，怀着对战败的怨恨，支配种姓的成员将敌意发泄在从属种姓身上，以全新的酷刑和暴力恢复他们在重新构造的种姓制度中的统治权。
支配种姓制定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法律，把新近获得自由的人更加牢固地压在最底层，而一门门新的流行的伪科学——例如种族主义优生学——则为这再一次的贬低潮流提供辩护。底层人若是胆敢违反种姓制度——例如在人行道上让路不够快或妄图投票——就会遭到殴打甚至杀害，而施暴者不会受到惩罚。
早在如今被认为是美国人的绝大多数人的祖先到来之前，殖民者就做出了构造种姓制度的决定。支配种姓控制所有资源，控制黑人该不该、能不能以及何时进食、睡觉、和生育。殖民者创造了一个种姓，其中的人根据定义被视为愚蠢的人，因为教他们读书和写字是非法的；被视为懒惰，为了给鞭笞找到正当理由；被视为放荡，为了给强奸和强制生育找到正当理由；被视为罪犯，因为殖民者将对于绑架、鞭笞和酷刑的正常反应（人类保护自己和争取自由的冲动）定为犯罪——只要这个人是黑人。
就这样，每一个新移民——现在大多数美国人的祖先——都会走进一个已经存在的等级制度，它在结构上是两极化的，起源于奴隶制，并使得人类肤色的两个极端之间形成对立。每一个新移民都必须搞清楚，在接纳他们的这片新大陆的等级制度中，他们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受压迫者，他们在埃利斯岛登陆，不但摆脱了他们的旧自我，也甩掉了他们的旧名字，被允许加入占据强势地位的大多数。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获得了他们以前没有也不需要拥有的新身份。他们从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变成了白人，这个政治性的称号只有在与非白人群体对比时才具有意义。他们将加入一个新的创造体，这是个总括性的分类，涵盖了从欧洲来到“新世界”的所有人。根据移民与法律专家伊恩·哈尼·洛佩斯的研究，德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被纳入支配种姓，爱尔兰人在19世纪50—80年代，东欧人和南欧人在20世纪初。正是在成为美国人的过程中，他们变成了白人。
洛佩斯写道：“在爱尔兰和意大利，无论这些人拥有什么社会地位或种族身份，白人都绝对不是其中之一。”[21]
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亚人，他们来之前或许互相敌视，来到这里却融合在一起，其融合基础不是共同的民族文化、语言、信仰或出生国家，而仅仅是他们的外貌，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等级制度中支配种姓的力量。
詹姆斯·鲍德温有言：“来到美国之前，没有人是白人。”[22]
他们出生的地理位置是他们进入支配种姓的通行证。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马修·弗莱·雅各布森写道：“欧洲身份决定性地塑造了欧洲移民登上舞台时的经历。也就是说，白人身份，这是一个人有可能拥有的最重要的资产。正是白人身份为他们打开了金门，而不是‘新世界’的宽宏大量。”[23]
为了获得认可，每一个新融入的移民都必须默认一个心领神会的协议：将自己与既定的最低种姓区分开，并保持距离。成为白人意味着将自身定义为与其对立面（黑人）距离最远的群体。他们可以通过观察最低种姓受到什么样的对待，模仿甚至超越那种鄙夷和蔑视，学习对他们的称呼，加入对他们施暴的队伍，证明自己有资格进入支配种姓，从而确立自己的新地位。
他们到来时也许是中立的无辜者，但想要在接纳他们的土地上生存，就必须选择阵营。在这里，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当白人。因此，爱尔兰移民，他们在到来时并不仇视任何群体，只是为了逃离饥荒，却在受到征召去打一场他们既不从中受益也不是他们挑起的因奴隶制而起的战争时，站在了反对黑人居民的阵线上。
爱尔兰移民无法攻击送他们上战场并禁止黑人从军的白人精英，于是将挫折和愤怒投向了替罪羊，而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人在美国等级制度里位于他们之下。1863年的征兵暴乱中，他们把黑人吊死在路灯柱上，焚毁与黑人有关的一切：住宅、商店、教堂，甚至一所黑人孤儿院；这场动乱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暴乱。[24]一个世纪后，1951年，人们的记忆依然鲜活，当一名黑人退伍老兵试图把家搬到全白人的伊利诺伊州的西塞罗郊区时，大约4000名意大利和波兰移民陷入暴怒。对最低种姓的敌意成了美国入籍仪式的一部分。
就这样，非洲人的后裔成了巩固种姓制度的统一陪衬，其他人可以通过这个参照来满意地衡量自身。雅各布森写道：“各个白人移民群体不仅其经济成功来自非白人的牺牲，他们现在能拥有稳定并得到广泛承认的白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非白人群体。”[25]
奴隶制严重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的人被迫扮演屈从的角色，隐藏他们可能拥有的天赋和智慧。奴隶必须压抑对于失去子女或配偶的悲痛，他们的子女或配偶的身体没有死去，但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死了，因为他们被从亲人的身边夺走，再也不会相见，落入被迫仰仗其鼻息的那些人手里。而这一切的回报，仅仅是那一天奴隶也许不会受到鞭打，或者剩下的儿子或女儿在这一天暂时不会被夺走。
另一方面，支配种姓生活在先天优于其他群体的假象之中，他们告诉自己，被他们强迫每天工作多达18小时的那些人，不拿酬劳也无权期待酬劳的那些人，他们实际上不是人，只是田地里的牲畜，顶多只有孩童的智力，他们不是男人和女人，用鞭子抽出来的奴性表现是对主人与生俱来的荣耀的尊重和钦佩。
这种畸形关系世代相传。其祖先将他们置于等级制度最高点的那些人渐渐习惯于被征服群体给予他们过度的恭敬，并开始期待这样的恭敬。他们告诉自己，位于他们之下的那些人不会感觉到疼痛和悲伤，是堕落的机器，只是看起来像人罢了，自己可以对他们施以任何暴行。对自己说这些话的人是在自欺欺人。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骗局，在他们将被其视为田间野兽的那些人非人化的时候，他们也在将自己非人化。
今天的美国人，无论一个人的家族是否奴役过他人，甚至当时在不在美国，他们都继承了这些扭曲的交际规则。奴隶制在白人与黑人之间形成了人为的鸿沟，迫使亚裔、拉丁裔和原住民这些中间种姓与非洲裔新移民不得不在起初只是两级的等级制度中寻找定位。
新来者学会了争取支配种姓的好感，与沉到底层的那些人保持距离，就好像每个人都受到某位隐形剧作家的控制。假如他们想在自己的新大陆过上好日子，就必须学会服从支配种姓的规则。有一条捷径是将自己与被贬低的最低种姓对照，把后者当成历史性的陪衬，在一个人人为己的严酷经济体系内往上爬。
20世纪30年代末，战争和专制正在欧洲酝酿，种姓制度完全控制了美国，已经进入它的第三个百年。种姓制度的运行原则在全国都有所体现，但在前南方邦联地区的吉姆·克劳主义下，它得到了残酷无情的执行。
人类学家W.劳埃德·华纳和阿利森·戴维斯写道：“种姓制度在南方是一整个体系，武断地定义了所有黑人和白人的地位，牵涉人类社会一切最基本的权利与机会。”[26]它将成为社会、经济和心理学的模板，世世代代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
几年前，一位在尼日利亚出生的剧作家来听我在伦敦大英图书馆举行的讲座。演讲的内容吸引了她：大迁徙期间，600万非洲裔美国人不得不在自己国家的国境内寻求政治庇护，而她对这段历史从未听闻。讲座结束后，她来和我交谈，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这句话言简意赅得令我震惊。
“你知道，在非洲不存在黑人。”她说。
绝大多数美国人在人与人之间可用界限划分的神话中长大，他们必须仔细听听这句话。乍听之下，这像是无稽之谈。非洲当然有黑人了。非洲有一整块大陆的黑人呢。怎么会有人对此视而不见呢？
“非洲人不是黑人，”她说，“他们是伊博人和约鲁巴人，是埃维人、阿坎人、恩德贝勒人。他们不是黑人。他们只是他们自己。他们是这块土地上的人类。他们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这就是他们的身份。”
她说，在美国文化中被视为绝对真理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很陌生。
“直到他们前往美洲或来到英国，他们才会变成黑人，”她说，“那就是他们成为黑人的时刻。”
正是在“新世界”的形成过程中，欧洲人变成了白人，非洲人变成了黑人，其他人变成了黄种人、红种人和棕种人。正是在“新世界”的形成过程中，人类根据外貌被区分开，仅仅通过对比来确定身份，并根据名为种族的新概念来构成一种种姓制度。正是在排序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被分配到指定的角色，以满足更大规模生产的需要。
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
* * *
[1] Vaughan，Roots of American Racism，p.129.
[2] Smedley and Smedley，Race in North America，p.112.
[3] Ibid.，p.113.
[4] Ibid.，p.112.
[5] Weld，American Slavery，p.76.
[6] Ibid.，pp.76，77.
[7] George McDowell Stroud，A Sketch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Slavery in the Several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hiladelphia，1856），p.154; Weld，American Slavery，p.283.
[8] Steinberg，Ethnic Myth，p.300.
[9] Gross，What Blood Won’t Tell，pp.22，23.
[10] Goodell，American Slave Code，p.64.
[11] Ibid.，pp.72，63，12.
[12] Stampp，Peculiar Institution，p.218.
[13]配克（peck），英制容量单位，1配克约为9.1升。
[14] Goodell，American Slave Code，p.125.
[15] Ibid.，p.116.
[16] Guy B. Johnson，“Patterns of Race Conflict，” in Thompson，Race Relations，p.130.
[17] Cash，Mind of the South，pp.82—83.
[18] Baldwin，Fire Next Time，p.69.
[19] 奴隶制从1619年到1865年延续了246年。《独立宣言》签署于1776年。从1776年到2022年是246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于1865年将非洲裔美国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从《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通过到2111年是246年。
[20] Guy Gugliotta，“New Estimate Raises Civil War Death Toll，” New York Times，April 3，2012，https：//www.nytimes.com/2012/04/03/science/civil-war-toll-up-by-20-percent-in-new-estimate.html.
[21] López，White by Law，p.84.
[22] James Baldwin，“On Being ‘White’ and Other Lies，” Essence，April 1984，p.90.
[23] Jacobson，Whiteness，p.8.
[24] Foner，Reconstruction，pp.32—33.
[25] Jacobson，Whiteness，p.9.
[26] W. Lloyd Warner and Allison Davis，“A Comparative Study of American Caste，” in Thompson，Race Relations，p.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