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名叫小姐。仅仅叫小姐。她叫小姐是有原因的。她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得克萨斯，父母在吉姆·克劳法的管制下长大，这个专制政权为一个欣然接受它的国家的其他地区设立了基本规则。其中最具指导性的规则是，无论什么时候，最低种姓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以所有方式保持低贱。人们每次提到他们都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劣等性”。举例说，报纸在描述火车事故时会说：“两男两女遇难，另有四名黑人。”[1]黑人男子绝对不能被称为“先生”（Mister），黑人女性绝对不能被称为“小姐”或“夫人”（Miss or Mrs.），而只能被直呼本名或用“阿姨”或“姑娘”（auntie or gal），无论他们是什么年纪、婚姻状况如何。
这些规则就像季节变化一样天经地义，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一场市长竞选的输赢几乎完全取决于对一项“神圣规则”的破坏。1961年的那场选举中，白人至上主义者、警长野牛康纳[2]有个属意的对象。他决定靠陷害他希望输的那个人来确保他希望赢的那个人获胜：他花钱让一个黑人在公开场合与对方候选人握手，同时安排摄影师在旁边蹲守。此事的报道在当地报纸上占据了一整个版面，不出野牛康纳的预料，对手因此输掉了选举。历史学家杰森·索科尔写道，对南方白人来说，“称一名黑人男子为‘先生’或者与之握手”，是“七宗罪般的罪孽，令人痛心疾首”。[3]
一个少年在伯明翰以南的塞尔玛长大，他看着白人——完全的陌生人，有的甚至只是孩子，尽管一个个衣冠楚楚，戴着去教堂的手套，穿着漂亮的衣服——对他的母亲和祖母却直呼其名，竟然叫他的母亲为“珀丽”而不是“黑尔夫人”。哈罗德·黑尔越来越厌恶这种自以为是的过分熟悉，这种对他品格高尚的妈妈和奶奶的居高临下，更糟糕的是，他知道他对此无能为力。
1965年年初，马丁·路德·金博士来到塞尔玛。美国内战结束已经100年了，尽管《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赋予人们这项权利，但从属种姓依然不被允许投票。哈罗德·黑尔报名参加了金博士策划的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大游行。
他们必须穿过埃德蒙佩特斯桥才能开始征程，这座桥离黑尔家只有几个街区。他和另外600名示威者来到桥头时，一排头戴钢盔的骑马州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警察冲向游行者。他们扔催泪弹，殴打和践踏他们。“冲锋的马匹，马蹄在倒下的人身上闪闪发亮”，这是作家乔治·B.伦纳德的描述，他震惊地在黑白电视机上看见了这一幕。美国广播公司打断正在播放的《纽伦堡审判》——一部关于纳粹战争罪行的电影，插播来自塞尔玛的模糊影像，一个噩梦与另一个噩梦融为一体。[4]
少年黑尔离最前排的领导者很远，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伤害。但此刻他担心的是变革需要多久才会到来。这时他决定，假如有什么事是他非做不可的，那就是让支配种姓尊重他的下一代。他决定要正面对抗种姓制度，只要能得到上帝的赐福获得一个女儿，他就会给长女起名叫“小姐”。他不会给支配种姓的任何一名成员以机会，他们必须用他们拒绝用在他的长辈身上的称呼来称呼她。“小姐”将是她的名字。他的长女终于出生时，他的妻子琳达同意了他的计划。
小姐此刻就坐在我对面，这是个夏季的傍晚，我们坐在她铺着网眼桌布的餐桌前。自制的千层面和草莓蛋糕已经收了起来。孩子们和丈夫在各忙各的，她向我叙述她在北方和南方的生活，她父亲的梦想如何在她行走世界时冲撞种姓制度。
一个装糖的白色瓷碗放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她的手从碗的上方拂过。她说：“我发现白人会对我很好——只要我安守我的本分，只要我待在白人所谓的‘我们为你制造的容器’里。”
她轻轻敲打糖碗的侧面，动作很轻，但很执着。
“但只要我从容器里出来，”她掀开糖碗的盖子说道，“那就有问题了。”
她拿起盖子对着灯光，然后又放回原处。
她还小的时候，全家搬到了得克萨斯州东部的一个小镇上。他们是整个街区唯一的一户黑人。她父亲喜欢保持前院的整洁，会在下班后收拾它。他会在夜里更换花圃里的一年生植物，等人们一觉醒来，就会惊喜地看见一个全新的院子。一天，住在附近的一个白人见到她父亲在修剪前院的草坪，就对她父亲说活儿干得很漂亮，然后问他拾掇院子收多少钱。
“哦，我不收钱，”哈罗德·黑尔说，“我可以和女主人睡觉。”
哈罗德对白人微笑道：“我就住在这儿。”
消息传了出去，人们拿着棒球棒来，砸倒黑尔家精心打理的花园前的信箱。于是哈罗德·黑尔用混凝土砌了个新信箱。一天，有人开车经过，企图再次从车窗伸出手来砸倒信箱，于是家里的人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惨叫。“那家伙朝着新信箱挥球棒，结果弄伤了胳膊。”小姐说，“信箱是用混凝土砌的，把球棒弹了回去。”从此人们不再去碰信箱了。
20世纪70年代初，黑尔家搬来之前，当地中学开始允许两个种姓一起上学。她上十年级时，她和朋友们因为在课间休息时使用对讲机而引来了意料之外的关注。那会儿还没有手机，她用对讲机和朋友们保持联系，她们会在课间休息时聚集在她的储物柜前。一天，校长把她叫进办公室，他对她们的活动有所怀疑，想知道那些孩子为什么要聚集在她的储物柜周围。她给他看对讲机。
他问她叫什么。
“小姐·黑尔。”她说。
“名字呢？”
“小姐。”
“我问的是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姐。”
“我没空和你浪费时间。你到底叫什么？”
她又说了一遍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校长生气了，叫助理去拿她的档案来。档案证实了她的名字。
“黑尔，黑尔。”他喃喃自语，想要搞清楚这一家“破坏分子”是什么来头。在南方小镇，白人认识或应该认识所有黑人，大多数黑人的收入和生计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依赖于支配种姓。他想搞清楚是哪一户黑人居然“狗胆包天”，给女儿起名叫“小姐”，明知道这个称呼会激起白人的反感。
“黑尔。我不认识姓黑尔的，”他最后说，“你不是这儿的人。你父亲是从哪儿来的？”
“他从亚拉巴马来。”
“他做什么工作？”
她把公司名字告诉他，那家公司的总部不在得克萨斯。她说那是一家《财富》五百强公司。她父母教她这么说，希望这样能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保护。
“我就知道你不是这儿的人，”他说，“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她摇摇头，等校长放她走。
“我说话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睛。”他说，“这是对种姓制度的破坏，这附近的有色人种都知道最好别这么做。”
校长终于让她走了，那天她回到家里，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他等待这一刻已经20年了。
“他说了什么？然后你说了什么？接下来他又说了什么？”
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计划正在生效。
他一遍又一遍对她说，她必须活得无愧于他给她起的这个名字。“他们无法控制人性，”他对她说，“他们无法控制女性。他们无法控制你成为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完整、优秀、高尚、可敬的女性成员。他们没法控制这个。”
多年以后，小姐有机会见到了美国另一面的生活。上大学的时候，一名同学邀请她去纽约长岛和家里人过暑假。那家人欢迎她，她的名字和她父母如何用这个名字来对抗南方那些冥顽不化的家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很照顾他们家的老祖母，因此老祖母特别喜欢她。小姐举止优雅从容，尊重老人——这是南方黑人生活的悠久传统。暑假结束，她该返校了，老祖母和她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因此依依不舍。
“真希望你能留下。”老家长说，显得很忧郁，像是希望能说服她留下。
小姐提醒她，说她非走不可。
“换了从前，”老家长用告诫和遗憾的语气说，“我能强迫你留下的。”她连忙调整情绪，声音因为无能为力而小了下去……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某种容器里。标签向世界发出信号，说明容器里面装了什么、应该如何处理。标签告诉你，你的容器应该属于哪个架子。在一个种姓制度中，标签时常不符合容器里的内容，容器会被放在错误的架子上，因此我们往往会以自己未必了解的方式伤害到某些人和群体。
早在亚马逊网站和iPhone出现之前，我是《纽约时报》驻芝加哥的全国通讯记者。我决定写一篇关于芝加哥“华丽一英里”[5]的轻松文章，密歇根大道的这个黄金地段向来是这座城市的展示窗口，现在有一些来自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大品牌即将入驻。我觉得纽约的零售商们应该会很乐意和我谈谈。策划报道的时候，我与他们联系，并安排采访。接电话的每一个人都很兴奋，他们很愿意和《纽约时报》的记者坐下来，讲述他们来到芝加哥的冒险故事。
采访完全按计划进行，直到最后一场。想到迫近的截稿期，我提前了几分钟到达，想确保我们能准时开始。
那时是下午四五点，生意清淡，这家精品店里空荡荡的。经理的助理告诉我，经理去开另一个会了，正在回来的路上。我对她说我不介意等一会儿，我很高兴能在报道里加上另一个响亮的名字。她去了后面的角落，我一个人站在宽敞的商品陈列室里。一个穿商务正装和大衣的男人急匆匆地走进来，气喘吁吁。助理在远处的角落里点点头，表示我要找的就是他，于是我上前自我介绍，开始采访。他走得很急，喘着粗气，没脱掉大衣，一边看看手表。
“哦，我现在没法和你聊，”他从我身旁走过，“我非常非常忙。我约了人，要迟到了。”
刚开始我很困惑。他难道在同一个时间约了两个人？他为什么要同时约两个人呢？但精品店里除了角落里的助理，只有我和他，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我觉得我就是你约的人。”我说。
“不，我约的是《纽约时报》，事情非常重要，”他边说边脱掉了大衣，“我现在没法和你聊。咱们换个时间再谈吧。”
“但我就是《纽约时报》的，”我对他说，手里拿着笔和记事本，“我和你在电话上谈过。是我约你下午四点半见面的。”
“你叫什么？”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我为《纽约时报》工作。”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他恶狠狠地说，越来越不耐烦，“哎，我说了我这会儿没时间和你聊。她随时都会到。”
他望向正门，然后又看看手表。
“但我就是伊莎贝尔啊。咱们现在就开始采访吧。”
他叹了一口气。“你有什么能证明一下吗？你有名片吗？”
这是我这次报道的最后一场采访，我去找他的时候，已经发完了手边的名片。
我对他说：“名片刚好全发完了。”
“那证件呢？带驾照了吗？”
“我没理由要给你看驾照的，不过你要看就看吧。”
他只扫了一眼。
“你没有任何印着《纽约时报》徽标的东西吗？”
“要不是为了采访你，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呢？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咱们一直站在这儿，也没有其他人冒出来。”
“她肯定是迟到了。我只能请你离开了，我约了重要的人，我要去做好准备。”
我走了，一路走回记者站，我气得发昏，想搞明白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第一次有人指控我假冒我本人。他对什么人在社会中应该干什么事的种姓观念蒙蔽了他的视线，他不愿承认他急切地等待着、激动地想与之交谈的记者就站在他面前。他似乎根本没想到过，《纽约时报》的一名全国通讯记者有可能装在我这样的一个容器里，尽管一切证据都能证明我就是她。
文章于那个星期天见报。由于我没能采访他，因此报道里没提到他。报道本来会帮他做点漂亮的宣传，但有了其他的采访，有没有他最后并不重要。我寄给他一份剪报，附上他问我要的名片。时至今日，我仍不会走进那家零售店。在此我不会提起那个品牌的名字，不是因为审查，也不是想要保护任何公司的名誉，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倾向于相信，只要我们能找出极其罕见的违规的异类，我们就能根除问题。但问题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因为问题实际发生在根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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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yle，Etiquette of Race Relations，p.145.
[2]野牛康纳（Bull Connor），本名尤金·康纳。
[3] Sokol，There Goes My Everything，pp.108—9.
[4] George B. Leonard，“Journey of Conscience：Midnight Plane to Alabama，” Nation，March 10，1965，pp.502—5.
[5]芝加哥的高档商业区，有许多高档商店、奢侈品店、时髦餐厅和豪华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