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往印度的航班在灰色的雾纱中降落，德里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和塔台被遮蔽了身影。那是2018年1月，我刚刚来到南亚次大陆。机长在犹如帷幕的浓雾中寻找登机桥。凌晨两点，我们仿佛降落在蒸锅里，说依然在云层中都不夸张——夜晚的空气贴在舷窗上，我们根本看不见地面。天气预报没说要下雨，深夜里这超自然般的浓雾迷住了我，直到我最终意识到它并不是雾，而是困在停滞空气中的霾——来自煤炭发电厂、汽车尾气和燃烧剩余物。污染从一开始就遮蔽了我的视线，不让我看见印度的本来面目。
日出之后，阳光推开雾霾，主办方接上了我，开车带我开过一个十字路口，在这段开阔的柏油路上，汽车朝着四面八方乱开，不受车道和速度的限制。我们穿过边道和小巷，前往会场。我看见路边的祭坛和蘑菇形状的庙宇，神圣的无花果树下摆着献给印度教神灵的花环和绢花。人们可以在那些地方驻足沉思，然后再去上班、参加考试或看医生。[1]人行道上的神龛在我看来颇为奇异，直到我想到了美国人的仪式：在非常不一样的地点自发地用鲜花和气球布置祭坛，那些地点往往是事故或惨剧发生之处，比如几个月前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那场年轻女性遇害的惨痛集会发生地。印度的神龛和美国人的此类仪式都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渴望：与超越我们的人或事物建立关系，并表示尊敬。
美国和印度有巨大的区别，无论是在文化、科技、经济还是民族构成上。然而，在许多个世纪之前，这两国所在的大陆彼此平行，都受到海洋的保护，都被英国人统治过一段时间，都是令人垂涎的肥沃土地。两个国家都有社会等级制度，在各自的土地上严守高等和低等之间的巨大鸿沟。它们都被号称是雅利安人的群体征服，美国的征服者来自大西洋彼岸，印度的征服者来自其北方。在这两个国家里，被划定为最低等的人都必须为高等的人服务。
这两个国家各自的等级制度迥然不同。然而，它们所用的“指导手册”却是同一本，只是为了适应各自独特的文化而被译成了不同的版本，它们采取了相似的方法来维持严格的界限和规则。美国和印度都保持了支配种姓的独立性，使之与被认为较低的种姓分开，并且凌驾其上。两者都将原住民——在印度被称为“阿迪瓦西人”，在美国是美洲原住民——流放到了偏远地区和不可见的社会边缘。两个国家都用烦琐的法律编织了一张大网，把最低种姓——印度的达利特，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压制在最底层，用恐吓和武力把他们困在那里。
达利特记者V. T.拉杰谢卡写道：“也许只有犹太人和达利特有着漫长的被歧视的历史。然而，若考虑到达利特所承受的苦难的本质，我能想到的只有非洲裔美国人受到的奴役、种族隔离和强迫同化能与之相提并论。”[2]
两个国家都早已废除了界定其种姓制度的正式法律，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通过一系列的民权法案，印度则比之早20年，在20世纪40年代出台了相关政策，但两套种姓制度都还活在人们的头脑和习惯中，存续在社会的制度和架构中。两个国家都还活在盛行时间远长于废除时间的种姓制度的阴影中。
2017年在印度出版的书籍《增长的压制》里有一段对种姓历史的描述，它只需要改动几个字就适用于美国的种姓制度：“殖民当局于1843年（1865年）正式废除了印度（美国）的奴隶制度，但只是使得奴隶通过债务关系转化为役工，学者称之为‘役身折酬’。”[3]
在两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里，最底层的种姓为其主人辛勤劳作。非洲裔美国人在切萨皮克河沿岸的烟草田或密西西比的棉花地里劳动，达利特在喀拉拉采茶，在南杜尔巴尔摘棉花。两者都作为被奴役者劳作，后来为了获得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生活的权利，非洲裔美国人被纳入佃农制度，达利特在印度则生活在与之类似的制度体系（被称作“saldari”）中，两者依然被限制于各自世界最底层的固定角色。
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西德尼·韦尔巴及其同事在一项关于达利特和非洲裔美国人的研究中写道：“两者在各自社会的等级结构中都处于最低的位置。”两者都被根据被认定的特征有目的地从其他群体中挑选出来。[4]
正式禁止歧视之后的几十年里，尽管大门已经向印度和美国的从属种姓打开，但同样的抗拒也像痉挛似的滋扰着这两个国家。美国所谓的“平权行动”在印度被称为“保留行动”（reservations），两者都不受各自国家上层种姓的欢迎，他们在说辞上步调一致，一个国家称那是逆向歧视，另一个国家则称其为逆向种姓主义。
两个国家的种姓制度在总体上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但在结构和运行方面则不尽相同。美国种姓制度在建立之初主要是一个两层的等级制度，顶层群体（被确认的白人）和低等群体（被确认的黑人）确立了它的框架，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构成了面目不清的中间种姓，他们想方设法在这个两级结构中自我调适。
与此相反，印度种姓制度拥有复杂而精致的结构，它由数千个亚种姓，也就是阇提（jati）构成，它们以地区和村落区分，总体被囊括在瓦尔纳的四大等级集团——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和受排斥的第五种姓（也就是‘贱民’）之内。非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宗教信仰不在种姓制度之内，但不同信仰者将自身融入了国家的运转机制，因此他们尽管避开了严格的种姓区隔，但彼此之间与各大种姓相比依然有着非正式的等级区别。
与美国主要用生理特征来区分种姓不同，在印度，最容易用来标识人们所属种姓的是姓氏。达利特的姓氏通常有“卑贱”的意思，大多指的是他们被贬低去从事的卑微或肮脏的工作；婆罗门则沿用神祇的名字。通常来说，你必须了解一个人名字的含义，了解其祖先的职业，也许还要了解其村庄的历史和此人在村庄中的地位，才能确定这个人的种姓。然而在延续了许多个世纪的屈从和群体内婚姻之后，你也可以通过他们的举止、口音和衣着来辨别他们的身份，因为许多个世纪以来，低种姓人群在这些方面都必须表现得卑微和低贱，肤色也往往（但并非必然如此）比更高种姓的人们黑。
印度种姓制度之所以非常稳定，不受身处其中之人的质疑，据说是因为人们受到印度教轮回信仰的约束。这种信仰认为，一个人在这一世活在前世的业力之中，会因为上一世的行为受到惩罚或得到奖赏，一个人越是严格地遵守天生的种姓规则，在下一世的地位就会越高。
有些研究者认为，这一特点将印度种姓制度和其他所有的种姓制度区分开来。最低种姓的成员接受自己的命运，其命运是固定的，达利特活在诸神赐予的业力之中，毫无怨言地做着卑贱的工作，知道自己不该去梦想更多的东西。为了生存，从属种姓的成员会积累教训，相信反抗是徒劳的。但这种居高临下的观点无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抗，也无视了安贝德卡和他的前辈改革者焦提巴·普勒的努力。它还错误地以为受奴役的非洲人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它无视一个基本真理，那就是人类追求自由。
达利特并不比任何人更满足于他们的命运。在种姓制度下，把屈从和赞同混为一谈的看法本身就是剥夺人性的。许多达利特将视线投向国境外，观察全世界其他受压迫的人民。他们在非洲裔美国人身上看到了共同的宿命，尽管后者很少有人知道达利特的痛苦。一些达利特与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派别感到了强烈的共鸣，对后者的密切关注使得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效仿“黑豹党”创建了“达利特豹党”。
几年前，几位非洲裔美国教授来到印度北方的一个村庄。几百名来自最底层的亚种姓“拾荒者”的村民聚集在一起，举行仪式欢迎美国客人。为了庆祝，村民唱起了达利特的解放歌曲。然后，他们请美国客人们唱一首自己的歌。印第安纳大学的法学教授肯尼斯·道·施密特唱起一首歌，伯明翰和塞尔马的民权运动游行者在遭遇警犬和水喉之前也唱过这首歌。唱到副歌段落，达利特也加入进来齐声高唱。尽管远隔重洋，但他们很熟悉《我们必将战胜》的歌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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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rayin Larios and Raphaël Voi，“Introduction. Wayside Shrines in India：An Everyday Defiant Religiosity，”South Asia Multidisciplinary Academic Journal 18（2018），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samaj/4546.
[2] Rajshekar，Dalit，p.11.
[3] Shah et al.，Ground Down，p.3.
[4] Verba，Ahmed，and Bhatt，Caste，Race and Politics，p.15.
[5] Kevin D. Brown，“African-American Perspective on Common Struggles：Benefits for African Americans Comparing Their Struggle with Dalit Efforts，” in Yengde and Teltumbde，Radical Ambedkar，p.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