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造外围群体与核心群体对立的艰巨任务中，非人化是一个标准组件。这是一场反对真相的战争，反对眼睛能见到的东西，反对放开心灵就能感受到的事物。
把另一个人非人化，这不仅是宣布一个人不是人，而且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这是一个过程，是一套程序。否认我们人类中的另一个成员身上不言而喻的真相，这需要消耗精力和持续强化。
将一个站在你面前的单独个人非人化比较困难，因为他会像你一样，由于失去亲人而擦拭眼泪，由于摔倒的疼痛而龇牙咧嘴，由于意外的一语双关而大笑。将一个单独的个体非人化之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你得到了机会去了解他。这就是追求权力和分裂的人懒得将个人非人化的原因。更好的做法是将整个群体污名化，给他们贴上污染物的标签。
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你就完成了将其中所有个体非人化的任务。将一个群体非人化，你就把他们与你选择要提高地位的大众隔离开了，同时给所有人洗脑——甚至包括非人化的目标群体中的部分成员——让他们不再相信他们的眼睛能见到的，不再相信自己的想法。非人化不但拉开了外围群体与核心群体之间的距离，也拉开了核心群体成员与自身人性之间的距离。它让等级结构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群体思维的奴隶。种姓制度依靠非人化把被边缘化的群体锁定在人类范畴之外，因此针对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会被视为合情合理。
纳粹德国和美国都将他们的外围群体（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贬低为一个彼此间没有区别、没有名字和面孔的替罪羊群体，让他们充当各自国家的集体恐惧和社会挫折的减震器。纳粹德国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把战败后国家遭受的耻辱和经济困境归咎于犹太人，美国把无数社会弊病归咎于非洲裔美国人。在这两个国家里，个体因为共同拥有一个被污名化的特征而被归入一个群体，变得面目不清和难以区分，接下来就将面临剥削和暴行。个体不再是个体。个体性毕竟是支配种姓才配拥有的奢侈品。个体性是被污名化者首先失去的特性。
我们沉痛地得知，600万犹太人和500万其他人在大屠杀中被凶残而迅速地杀害。但我们未必熟悉最终导致这个恐怖事件的各种情况和数百万人在第三帝国劳动营里受到的折磨、在那些暴行尚未发生时的非人化计划，还有人性的相互关联——邪恶也在其中。
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在不同的世纪、在大洋的两岸被扣押在劳动营里，都成了蓄意的非人化计划的目标。犹太人来到集中营后，会被夺去他们以前生活中的衣物和配饰，会被夺去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被剃光头发。鬓角、胡须和茂密的顶发，这些显著特征都被削除。他们不再是个体，不再是需要被考虑、可交往和值得顾及的个人。
在每天早晚的点名时间，他们被迫列队站立，有时候一站几个小时，一直站到深夜，等待党卫队士兵清点他们，确定是否有人逃跑。他们站在刺骨的寒风或灼人的热浪中，身穿同样的条纹囚服，每个人都被剃光头发，每个人都面颊凹陷。他们成了一群彼此间没有区别的身体，党卫队士兵因此更容易与他们拉开距离，感觉不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慈爱的父亲、倔强的侄子、受爱戴的医生、专注的钟表匠、拉比和钢琴调音师，他们融合成一堆毫无区别的身体，不再被视为值得共情的人类，而是士兵可以绝对控制、对其为所欲为的对象。他们不再是人，而仅仅是数字，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非洲人来到美国南部的拍卖场和劳动营，就会被褫夺原先的姓名，被迫对新名字做出回应，就像狗换了主人。这些名字往往是嘲讽性的，例如恺撒、参孙和德雷德。他们被褫夺了过去的人生和身为约鲁巴人、阿散蒂人或伊博人的身份。他们不再是某个打鱼人的儿子、某个村庄祭司的侄子、某个产婆的女儿。几百年以后，犹太人也被褫夺了名字和姓氏，被迫记住在集中营里分配给他们的囚徒编号。几千年前，印度的“贱民”被分配了姓氏，姓氏表明了他们从事低贱工作，强迫他们每次自我介绍时都必须宣布自己的堕落，而婆罗门——实际上相当多——都以神祇的名字活在世间。
在两种比较现代的种姓制度里，在中东欧和美国南部的劳动营中，吃饱肚子的俘获者强迫人质从事非人强度的繁重劳动，克扣劳动力的口粮以自肥，只给他们勉强能维持人体新陈代谢的食物，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少的食物。纳粹将克扣食物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他们计算各项工作（例如砍树或挖树桩）所需的热量，少给劳动者一定热量的食物，这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开支，另一方面是为了让囚徒在逐渐饿死的过程中虚弱得无力反抗。
尽管非洲奴隶在南方的种植园里从事最繁重的工作，但南方种植园主向他们提供的食物是全种植园所有人的食物里营养最匮乏的。犹太人和非洲人这两个群体都极少被允许摄入蛋白质，他们吃的与其说是食物，不如说是饲料，有时候还要在有多道大菜的奢侈盛宴上旁观，受到嘲讽。
他们处于监管者的完全控制之下。监管者利用每一个机会，用各种奇思妙想重申对他们的歧视。纳粹故意给犹太人发太大或太小的粗布囚徒制服。被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得到的灰色粗布衣物是“内衣和一般土豆袋”的混合物，制衣者“不考虑穿衣者的身体尺寸，这些衣服就像监狱里的囚服”。[1]
除了以上种种，非人化计划的重点在于强迫目标交出自己的人性，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掠夺行径。凡是被认为是正常人类应有的反应，对从属种姓来说都是被禁止的。在奴隶制时代，眼看着孩子被夺走时，他们被禁止哭泣；妻子或丈夫被卖掉时，他们会被迫唱歌，两个人尽管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再也不会见到对方的眼睛或听见对方的声音。
他们之所以会受到惩罚，是因为做出了一个人在被命运强加于身时应有的反应。只要他们的身上还有人性在闪耀，他们就会冒犯支配种姓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的那些东西。他们之所以会受到惩罚，是因为他们除了是人类，不可能是任何其他的东西。
在印度，达利特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剥夺了一切。他们假如因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窃取食物，就会被活活打死。就像非洲裔美国人在奴隶制时代一样，达利特学习读书和写字是一种犯罪。《达利特之声》的编辑V. T.拉杰谢卡写道：“可供选择的惩罚包括割掉舌头，或把熔化的铅灌进犯人的耳朵。”[2]
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在奴隶制存续期间被剥夺了劳动报酬，即使在20世纪也只能得到微薄的报酬，但会因为偷窃食物、被控偷盗75美分、企图为自己辩护或出面质问支配种姓的成员而受到鞭打，甚至被私刑处死。在纳粹的劳动营里，囚徒有可能被分配到的许多残忍岗位之一是面包房的工作。饥肠辘辘的囚徒日复一日为折磨他们的党卫队揉面团、烤面包和制作糕点，却只能以用荨麻或甜菜根做的稀汤维生。新鲜发酵的面团的气味包围着他们，但只要他们被逮住拿了一小块面包皮，他们就会遭到殴打，甚至接受更可怕的惩罚。[3]
在美国，奴隶拍卖是种姓锻造中非人计划的公开展示场。奴隶是土地上最值钱的流动资产，加起来比土地本身还值钱，他们被迫做出欢乐的表情，以给拆散他们家庭的支配种姓贩卖者带来更高的利润。女性奴隶被迫当众脱光衣服，连续几小时接受粗暴男性的身体检查，他们查看她们的牙口、双手和潜在竞标者想要了解的任何一个身体部位。奴隶的身体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支配种姓，后者可以以任何方式对他们做任何事情。在拍卖会上，奴隶必须以“微笑、愉快的面容”回答向他们提出的一切问题，否则就会被鞭笞30下，因为卖家认为他们没想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要是有人对他们说话，他们必须迅速回答，还必须带着笑容。”约翰·布朗回忆道。他是奴隶制的幸存者，在母亲身边被卖掉，后来多次遭遇这样的场面。“你在这里会看见丈夫与妻子被分开，只隔着一个房间；子女与父母被分开，他们会看到将让彼此永远分离的讨价还价的过程，但嘴里不能发出任何哀叹或痛呼，交易完成后，他们甚至不敢彼此告别或者最后拥抱一次。”[4]
在美国，两个平行的世界逐渐成形，它们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中，公然的双重标准强调体制内固有且蓄意的不公正。废奴主义者威廉·古德尔牧师看到黑人在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的困境后，预言了将会导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规模监禁的不平等。古德尔在1853年写道：“他被定为罪犯，但他的行为放在其他人身上会被视为无罪；他遭受严酷的惩罚，但其他人都得到赦免。尽管法律不保护他，但他处于法律的控制之下，他只可能视法律为仇敌。”[5]
在弗吉尼亚，有71种罪行的奴隶会被判死刑，这些罪行包括偷盗马匹和焚烧谷仓。然而犯罪者假如是白人，则只会判处监禁。[6]一些对绝大多数人类来说普通的行为也被禁止，例如父亲辅导儿子做功课。佐治亚州的一名黑人父亲“因为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而受到鞭打”。自由的黑人被禁止携带火器、在对白人不利时做证，甚至在自卫时也不能对白人抬起手。[7]
历史学家肯尼斯·斯坦普写道：“里士满要求黑人和混血儿在白人经过时让路，禁止他们乘坐马车，除非以仆役的身份。查尔斯顿的奴隶不能说脏话、抽烟、走路时拄手杖、参加阅兵队伍和公开欢庆。”[8]正如营养不良的、被奴役的非洲人不得不去排干沼泽、砍伐树木、清理土地以建设种植园和南方的基础设施，第三帝国的饥饿囚徒也不得不去排干沼泽、伐倒树木、挖出树根、搬运木料去建设用来折磨他们的设施。他们在黏土矿和采石场劳作，为帝国制造砖块。在这两个政权下，被迫害者都建造了将用来囚禁他们的墙壁，而且时常在这个过程中丧命。
在纳粹扩张的初期，每天都会有2000名左右的囚徒列队穿过柏林以北的奥拉宁堡村，他们从集中营过运河桥去黏土矿。他们每晚回集中营的时候，往往会有满满一车当天被累死或杀死的人的尸体。[9]
犹太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在非人化的深渊中都落入支配种姓的医生之手，沦为恐怖的医学实验的对象。除了对双胞胎施以可怕的折磨，纳粹德国科学家和党卫队医生还在他们囚禁的犹太人和其他人身上做了20多种实验，包括用芥子气腐蚀受试者和测试受试者对低温的忍受极限。
在美国，从奴隶制时代一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医生都把非洲裔美国人当作医学实验的资源，让其充当被剥夺知情权甚至麻醉权的实验品。科学家给他们注射钚元素，医生存心不治疗梅毒之类的疾病以观察结果，用他们的身体完善伤寒疫苗，让他们接受其想做的任何痛苦实验。
这些行径相当于对人类的毫无底线的戕害。根据医学伦理学家哈丽特·A.华盛顿在开创性的著作《医疗种族隔离》中的记载，一名种植园医生用修鞋匠的工具切开一个黑人婴儿的头部，检验一种治疗癫痫的理论。这名医生后来在报告中说，他用“一把弯曲锥子的尖头”刺破头皮。[10]
这位医生名叫詹姆斯·马里恩·西姆斯，后来被誉为妇科学的奠基人。他的发现来自在亚拉巴马州寻获的女奴病患，他施行的野蛮手术往往以畸形或死亡告终。他拒绝进行麻醉，声称对她们阴部做的手术“没疼到值得费那个事的地步”。但他会在做完手术后打吗啡，声称吗啡能“缓解尿液带来的灼痛”，“削弱（患者）抵抗反复手术的意识”（按照华盛顿的说法）。
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外科医生通过在他能接触到的女奴身上做实验，于19世纪30年代完善了剖腹产手术。其他医生后来学会了如何摘除卵巢和膀胱结石。他们在小木屋里用奴隶做实验，寻求突破，为的是他们的白人病患有朝一日能在医院里和可用的麻醉剂作用下接受手术。
他们对黑人的身体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因此他们才能够不受限制地接触活体对象的解剖结构，否则这些知识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忌。举例来说，西姆斯会强迫女奴脱掉衣服，跪在台子上，然后让其他医生轮流用内窥镜打开她的身体，并且邀请镇民中的男性头面人物和学徒进来观看。他后来写道：“我见到了任何其他男人不曾见过的东西。”
我们当然都愿意相信我们能控制冲动，不对我们这个物种的其他成员做出如此恐怖的事情，我们中的一些人应该能够做到，但未必会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
1963年，在有关人们受命施行暴力时的临界点的著名但有争议的研究中，大学生得到指示，电击相邻房间里的一个人。“接受”电击的人实际上没有受到伤害，但随着电流的增强，他们会故意惨叫和捶墙。研究的主持者是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专门研究非人化的学者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写道：他发现大多数——2/3——受试者“能够在诱导下向一名无辜受苦的对象施以最大电压的电击”。[11]
1975年，在斯坦福大学一项类似的实验中，甚至不必指示受试者给予电击。他们只需要在无意中听到关于有可能受到惩罚的学生的一句负面评价。受试者在引导下相信，那些学生来自另一所大学，为两所学校的一个联合项目而来。有些受试者偶尔听到实验室看似偶然地对来访的学生做出中性或人性化的评价（说他们看上去“很好”）。另一些受试者听到非人化的评价（说他们像是“禽兽”）。受试者给被非人化者的惩罚比给被人性化者的高一倍，而且明显比给他们对其一无所知者的高。受试者愿意对被非人化的群体施加最高强度的惩罚。[12]史密斯写道：“非人化是生物学、文化和人类心智构造的共同创造物。人类历史充满了痛苦和悲剧，但在我们对彼此犯下的恐怖罪行中，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种族灭绝、对非洲人的残酷奴役和对美洲原住民文化的毁灭，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最令人发指的。”[13]
在美国，一种残酷的文化悄悄钻进人们的头脑，使得暴力和嘲弄显得平庸和可笑，这种文化事实上融入了嘉年华和乡村集市的游乐项目，进入20世纪后也依然如故。这些把戏构造了对抗同理心的免疫系统。游乐场有个游乐项目叫“打浣熊”，游客可以“用射弹打活生生的非洲裔美国人”。还有个项目叫“打沙包”，孩子可以用沙包打画得花花绿绿的黑人面孔，这些形象本身就能在不需要开口说话的情况下灌输种姓歧视意识。[14]
爱好者在科尼岛、堪萨斯城或加利福尼亚各地的“含之子”表演中排队碰运气。史密斯写道：“白人付钱享受朝黑人头部投掷棒球的乐趣。”[15]这种特定类型的暴力是主流种姓一代代儿童不言而喻的课程之一。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娜·杜罗谢尔写道：“白人文化让白人儿童对种族暴力脱敏，让他们有朝一日也能自己实施暴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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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oyle，Etiquette of Race Relations，p.61.
[2] Rajshekar，Dalit，p.64.
[3] “The Brickworks，”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Sachsenhausen，Germany. Wall text describing conditions inflicted on forced laborers at the concentration camp.
[4] Brown，Slave Life in Georgia，p.74.
[5] Goodell，American Slave Code，p.287.
[6] Ibid.，p.291; H. Bruce Franklin，“Billy Budd and Capital Punishment：A Tale of Three Centuries，” in Demands of the Dead：Executions，Storytelling and Activism，ed. Katy Ryan（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2012），p.117.
[7] Goodell，American Slave Code，p.290.
[8] Stampp，Peculiar Institution，p.209.
[9] “Bricks for ‘Germania’—Shells for the ‘Final Victory，’ the ‘Brickworks，’ an External Camp of 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 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Sachsenhausen，Germany. Wall text describing the daily march of prison laborers to the clay pits，and the carts they pushed at day’s end with the bodies of those who had died on site.
[10] 在我看来，医学伦理学家哈丽特·华盛顿关于这些实验的开创性著作是对美国长期以来虐待非洲裔美国人的医疗行为的最重要最权威的分析。在头部被打开的黑人婴儿的案例中，医生詹姆斯·马里恩·西姆斯针对一种被称为“手足抽搐”的病症做实验，这种病症的特点是抽搐和痉挛。对女性奴隶遭受的医学虐待的深入分析，可见：Deborah Kuhn McGregor，From Medicine to Midwives：The Birth of American Gynecology（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8）. Washington，Medical Apartheid，pp.62—70.
[11] Smith，Less Than Human，p.128.
[12] Albert Bandura，Bill Underwood，and Michael E. Fromson. “Disinhibit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Dehumanization of Victim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9，1975，p.266.
[13] Smith，Less Than Human，pp.4，6.
[14] Kristina DuRocher，Raising Racists：The Socialization of White Children in the Jim Crow South（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8），pp.76，77.
[15] Smith，Less Than Human，p.118. See also David Nasaw，Going Out：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92，93; Michael W. Robbins and Wendy Palitz，Brooklyn：A State of Mind（New York：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2001），p.52.
[16] DuRocher，Raising Racists，p.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