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上映了一部影片，当时正是吉姆·克劳主义最盛行的时代。在该影片的一张剧照里，一个黑人女性体态丰满，面容纯洁，扎头巾，穿女仆制服。她搂着一个白人女性，后者苗条、天真无邪，仿佛孩童，金色的头发和喷绘的白瓷般的皮肤与黑人女性存心不加任何光泽的黑色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在影片中对话，黑人女性会用乡下口音卑躬屈膝地说出无知的话，白人女性会以上等种姓的教养和优雅说话。玛丽·皮克福德的娇小身躯与露易丝·比弗斯的笨重体态构成直接的对比，种姓的这个布景出现在美国的上千部电影和图片中，将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在美貌、智力和价值方面的固有优越性植入我们的思维。
事实上，这位黑人女演员，露易丝·比弗斯，其实本人形象与剧照形象判若两人，但她几乎别无选择。她在加利福尼亚长大，不得不通过学习才能掌握南方农奴和仆人使用的蹩脚方言。她受困于白人为黑人设定的狭小容器里，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在拍摄时体重下降了。电影制作人逼着她在本就丰满的身体上绑上填充物，确保她与无论参演什么电影都能当片中明星的白人少女形成鲜明的对比。[1]
种姓制度的每一根支柱下都是先入为主的成见和持续不断的提醒：支配种姓拥有天生的优越性，从属种姓只有固有的劣等性。想要分开两个目标群体，光是靠“污染”、双方不得通婚或最低种姓承受着某些宗教诅咒等说法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让人们在每一次的交往中都意识到，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一个群体更加优越，天生就应该得到最好的，而被定为低劣的另一个群体活该承受困境。
因为按照人类学家奥黛丽·斯梅德利和布莱恩·斯梅德利的看法，最低种姓的成员“无可辩驳的劣等性必须得到确立”，而这个所谓的劣等性将成为“他被分配到永远受奴役的位置上的基础”。[2]
种姓制度抓住一切机会，向受其蛊惑的人灌输“生来就是上等种姓的人应该得到尊重，而从属种姓的人只适合他们受到歧视的地位”。这需要在日常交往中以所有方式，利用各种各样的标志、符号和习俗来抬高上等种姓和贬低被打入底层的人。
19世纪的废奴主义者威廉·古德尔指出：“他必须像其他家畜一样，受制于支配他的优越种族。”[3]
在吉姆·克劳法管制下的非洲裔美国人、第三帝国杀人如麻那12年里的犹太人，通常被禁止走上人行道。他们必须给支配种姓让路，只能在阴沟里行走，以此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地位之低下。
历史学家伯特兰·道尔写道：“假如一名黑人，无论男女，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街头遇到一名白人，他必须去‘贴墙根’，若是有必要，就从人行道让到街上去，否则就会受到痛苦的惩罚，赤裸的后背将挨鞭子。”[4]
在美国、印度和第三帝国种姓制度的盛行时期，最低种姓被禁止使用象征着成功和地位的符号，那些是专门给上等种姓使用的。他们穿的衣服不能比上等种姓更好，开的车不能比上等种姓更好，就算能想方设法搞到房子，他们的房子也不能比上等种姓的更奢华。
在印度，种姓制度规定了达利特女性所穿沙丽的长度和褶数。达利特不能穿戴上等种姓的衣着和首饰，只能穿破烂和粗陋的衣服，因为那是“他们劣等性的标志”。
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1735年颁布的《黑人法典》甚至规定允许黑人奴隶穿哪些布料的衣物，禁止穿任何被视为高于他们地位的衣物。黑人被禁止穿“比黑人布、粗厚起绒呢、粗克尔塞呢、粗口袋布、蓝麻布、格子麻布、印花布更精致或更值钱的任何衣物”，这些都是殖民地最廉价和最粗糙的布料。200年后，这项法律的精神依然在起作用，非洲裔美国士兵因为穿着自己的军装而被袭击和杀害。[5]
德国犹太人的财富和成功尤其让纳粹眼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柏林有一位年轻的犹太女性在盖世太保抓捕她和其他人的时候穿上了毛皮大衣，她们被赶上牛车，送往集中营。见到一个犹太女人身穿他们的妻子多半买不起的毛皮大衣，集中营的党卫队恼怒了。他们出于仇恨，强迫她走进集中营的猪圈，让她穿着毛皮大衣在冰冷的烂泥中打滚，然后把她扔在刺骨的寒冷中等死，还好盟军再过几天就会赶到。她是这么活下来的：吃倒进猪圈的泔水，蜷缩在猪的身旁保持体温，直到被解救出来。[6]
在被定为优越的一个人毫无疑问并不优越时，种姓的力量和主导群体的优越地位就明显得无以复加了，情况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考虑到全人类的任何子集的智力水平基本相当，如果一个特定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无论智力、道德、伦理水平如何和人道与否，都能自动获得对另一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控制权，而不管后者拥有什么天赋，这显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对人的虐待。
历史学家肯尼斯·斯坦普描述了被奴役者在种姓制度中的生活是多么无助，他们恐惧地被迫屈服于根本不适合对他人生死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一些人。斯坦普写道：“他们归一个‘没有读写能力’的女人所有，她‘连从一数到十都很难做到’，在法律上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能力。”但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她的所有权，连能不能再喘一口气都由她决定。斯坦普还写道，他们归“醉鬼所有，例如肯塔基州利文斯通县的利伯恩·刘易斯，他曾经用斧头把一名奴隶剁成肉酱；他们归虐待狂所有，例如新奥尔良的拉劳里夫人，她靠折磨奴隶取乐”。
1834年的《农夫年鉴》指出，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屈服于最变态的白人”。[7]
非洲裔美国人在来到这片土地后的大部分时间内，不得不在一个要求他们完全服从的社会结构中竭力求生，他们要仔细观察他们的长辈，学习如何服从，以避免受到残忍的惩罚。弗吉尼亚的一名奴隶主说：“他们必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环境下，愉快而迅速地遵从一切命令。”他们必须调整自我，去适应主导者在任何时候可能提出的变化无常的任性要求。[8]
这造成了一种必须绷紧神经的生存状态，因为根据北卡罗来纳州奴隶制时代的一名法官的说法，“有无数种行为”可被视为“无礼”，有可能是“一个眼神、一根乱指的手指、拒绝或忘记在见到白人接近时让路”。[9]
除此之外，19世纪的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又补充了以下几种有可能引来白人的愤怒和暴力的行为：回应任何要求时的语气不对；没有对要求做出回应；面部表情不对；头部动作不对；步态、礼仪和站姿不对。北卡罗来纳州的那位法官声称，以上这些，“假如有任何一项得到容忍，就会破坏我们的社会制度所依赖的那种从属关系”。[10]这样的规则世代传承。大西洋彼岸的纳粹战败多年后，非洲裔美国人依然会因为胆敢偏离原有位置的最轻微的举动而遭受残酷虐待。阿利森·戴维斯、伯利·加德纳与玛丽·加德纳在1941年写道，种植园主常常会因为“微不足道的违规”而鞭打佃农。密西西比州的一名种植园主说，假如他的佃户“敢再表现得这么自大，下次等着他的就是子弹或绞索”。“他们自大的时候，你就必须这么管着他们。”[11]历史学家詹姆斯·C.科布写道：密西西比州路易斯的一名黑人佃农被两名白人毒打，“因为他在付了水费后要求对方开收据”。[12]
最微不足道的交往也受等级观念支配。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南方，仅仅是上公共汽车都能变成一套经过精心编排的复杂舞蹈，其设计主旨就是最大限度地侮辱最低种姓。支配种姓的乘客只需要上车、付车费和就座，但黑人乘客不能这样，他们必须先上车、付车费，然后下车，以免因为穿过白人座位区而污染或打扰白人乘客。他们被迫在付钱后下车，然后必须跑到后面，从公共汽车的后门上车，进入有色人种座位区。公共汽车在他们跑到后门前就开走并不是稀奇的事情。黑人乘客只有最少的犯错空间，拥有的资源也最少，最容易失去他们已经支付的车票能带来的利益，现在却要受到羞辱，看着公共汽车扔下他们，结果很可能是上班迟到，使得本就岌岌可危的工作面临更大的风险。
历史学家伯特兰·道尔写道：“黑人处于劣等和被奴役的位置，在外旅行的时候，各种限制和周围白人的态度会不断让他意识到这一点。”[13]法律和社会礼仪让他们保持卑微，躲得远远的。鸿沟越大，疏远和歧视就越容易达成，也就越容易将一切不公正和损害正当化。
美国卓越的种姓研究者杰拉德·伯雷曼写道：“对于生活在种姓制度中的人来说，种姓的人类学含义是权力与弱势、特权与压迫、荣誉与诋毁、富足与贫穷、奖赏与剥夺、安全与焦虑。对种姓的描述如果未能表现出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一种歪曲。”[14]
在奴隶制时代的南方，支配种姓的部分成员习惯了这种已进入日常生活的、深入灵魂的、编造的优越感以及为了维持这个谎言所采取的残酷手段，他们甚至会思考到了来世该怎么办。南卡罗来纳州支配种姓的一个女人问牧师：“我的奴隶有可能会上天堂吗？我非得在那儿见到他们吗？”[15]
奴隶主说出这些话的一个世纪以后，种姓制度活了下来，发生了变异，其支柱完好无损。当时的美国正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战，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公共学区决定举办作文竞赛，让学生思考“战后该如何处理希特勒”这个问题。
彼时是1944年的春季，同一年，一名黑人少年因为给一名白人年轻女性同事寄了张圣诞卡而被迫在无能为力、伤心欲绝的父亲的面前跳河身亡。在这种氛围下，一名16岁的非洲裔美国女孩想到了该让希特勒尝尝什么滋味。她只用一句话就赢了这场作文竞赛：“给他一身黑色的皮肤，让他在美国度过余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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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gester，African-American Actresses，pp.71—106; Bogle，Toms，Coons，pp.54—57.
[2] Smedley and Smedley，Race in North America，p.99.
[3] Goodell，American Slave Code，p.285.
[4] Doyle，Etiquette of Race Relations，p.55.
[5] Eulanda A. Sanders，“The Politics of Textiles Used in African American Slave Clothing，” in Textile Society of America Symposium Proceedings（Washington，D.C.，2012），p.740，https：//digitalcommons.unl.edu/tsaconf/740.
[6] Nigel Dunkley，interview by author，Berlin and Sachsenhausen，May 24，2019.
[7] The Farmers’ Register of 1834，quoted in Stampp，Peculiar Institution，p.142.
[8] Ibid.，p.144.
[9] Ibid.，pp.207—8.
[10] Douglass，My Bondage，p.92.
[11] Davis，Gardner，and Gardner，Deep South，p.394.
[12] James C. Cobb，The Most Southern Place on Earth：The Mississippi Delta and the Roots of Regional Ident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13.
[13] Doyle，Etiquette of Race Relations，pp.149—50.
[14] Berreman，Caste and Other Inequities，p.159，cited in Smaje，Natural Hierarchies，p.21.
[15] Jordan，White over Black，p.182.
[16] Louis Adamic，A Nation of Nations（New York：Harper，1945），p.201.
第四部分 种姓的触手
棕眼与蓝眼
三年级的学生在座位上坐立不安，把下巴放在叠起来的胳膊上，老师埃利奥特夫人在向他们讲述她想和他们一起尝试的课堂实验的规则。这里是艾奥瓦州的农业小镇里奇维尔，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末，这些孩子全都是德国、苏格兰、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移民的后裔，他们的肤色和老师大致相同，从远处看几乎难以区分彼此。但是在马丁·路德·金遇刺以及离他们身边的玉米田不远的地方发生骚乱之后，简·埃利奥特决定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教导这些支配种姓的学生，让他们知道，因为被随意选中的一个生理特征而受到评判是什么感受——这个特征是眼睛的颜色。[1]
那天她宣布要采取与平时不同的教学方法。她为一个中性的生理特征随意给出种族优劣性评判，宣布从那一刻开始，在她的课堂上，有这个特征的学生会被归为最低种姓。她对孩子们说，棕色眼睛的人不如蓝色眼睛的人优秀，他们比蓝眼人迟钝，没蓝眼人聪明，在她下令停止实验之前，棕眼学生不许直接对着饮水机喝水，而是必须先用纸杯接水。她对孩子们说，棕眼人不能和蓝眼人在操场上一起玩，他们还必须提前进教室，但蓝眼学生可以在课间休息时在外面多待一会儿。
学生们刚开始似乎很困惑。但很快，仅仅过了几分钟，一个种姓制度就形成了。埃利奥特夫人叫学生们把教科书翻到某一页，开始上课，实验正式开始。
“都准备好了吗？”埃利奥特夫人对学生们说。有个小女孩还在翻书，寻找要看的那一页。埃利奥特用评判的、不耐烦的眼神看着女孩。“所有人都好了，除了劳丽。”埃利奥特夫人气呼呼地说，“劳丽，好了没有？”
一个蓝眼男孩发话了。“她是棕眼。”他说。他显然立刻明白了自从认识那女孩以来他从未觉得重要的一个细节的意义。
午餐时间到了，埃利奥特说蓝眼孩子可以先吃，而且允许添一次饭，但棕眼孩子不许这么做。
“他们很可能会拿得太多。”埃利奥特对他们说。
棕眼孩子显得沮丧而挫败。课间休息的时候，一个男孩和别人打架，他说这是因为一个蓝眼男孩骂他。
“他骂你什么了？”埃利奥特问他。
“棕眼。”男孩说，他的眼睛蒙上了泪水。
原本中性的生理特征变成缺陷。埃利奥特后来转换角色，让蓝眼孩子成为替罪羊种姓，前一天在人为构建的上等和下等种姓之间出现过的种姓行为再次出现。
一个女孩说：“我们处于底层的时候，所有倒霉的事情似乎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另一个女孩说：“别人对待你的方式让你什么都不想干了。”
两组学生在被贬为从属种姓的短短几个小时里，课堂表现显著下降。在棕眼学生被迫感到自己是劣等人的那一天，他们完成读写练习的时间长了一倍。
几十年后，埃利奥特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记者说：“我看着我的学生变成了我叫他们变成的样子。”
埃利奥特对记者说，当棕眼孩子被推上神坛、成为主导者之后，她眼看着“可爱的棕眼白人小孩在短短15分钟里变得恶毒、丑陋、凶狠、不公正和霸道”。而当蓝眼孩子成为替罪羊和从属者之后，“聪明的、信奉基督教的蓝眼白人孩子在短短十分钟里变得胆怯、愤怒，无心学习”。
她说：“假如一个群体中的所有人一辈子都受到这种待遇，你就会从心理层面改变他们。你会让棕眼学生代表的群体相信他们是优越的、完美的，他们有统治权，同时会让蓝眼学生代表的群体相信他们低人一等。他们一辈子都受到这样的对待，你觉得他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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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Class Divided，”Frontline，PBS（March 26，1985），https：//www.pbs.org/wgbh/frontline/film/classdivided/. This video，about the teacher’s lesson in discrimination，is one of Frontline’s most requested programs.
[2] Jane Elliott，interview by NBC，September 29，2017，https：//m.youtube.com/watch?v=eFQkLp5u-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