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末，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发表论文，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美国中年白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中年白人，其死亡率自1950年来首次上升。关于美国死亡率的这项研究结果令人费解，在全国各地的新闻头版和新闻网站的最顶端敲响了警钟。
中年白人早死率激增，这和美国其他所有族裔的趋势都背道而驰。即便是在历史传统中被边缘化的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也都在研究的时间区间（1998—2013年）之内看到自己群体死亡率的下降。白人死亡率的上升也不符合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普遍趋势。[1]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日趋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不断进步的医疗手段，美国的每一代人都比前一代享有更长的寿命。然而根据这篇开创性论文的作者安妮·凯斯和诺贝尔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的看法，从21世纪初开始，年龄在45—54岁之间的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开始升高，而其中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多死于自杀、吸毒过量和酗酒导致的肝病。经济学家所称的“绝望致死”，要为这期间50万左右美国白人的离世负责，此数字超过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美国士兵人数。[2]假如这个群体保持先前几代人的趋势，那么他们应该还活着。
凯斯在一次关于不平等的研讨会上说：“这些死亡不是必定会发生的。这些人在夺走自己的生命，有人比较慢，有人比较快。”[3]
逐渐恶化的数据“顽固而巨大，足以”推高白人的总体死亡率，虽然癌症和心脏病治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寿命延长，仍无济于事。凯斯和迪顿写道，这一倒退扭转了“几十年来在降低死亡率方面的进步，而且是美国独有的。没有其他富裕国家出现类似的倒退”。
在美国这一群体死亡率上升的这段时间里，其他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不只是下降，而且是陡降。美国中年白人的年度死亡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每10万人375人上升到2013年的每10万人415人，而同期的英国则从每10万人330人降低到每10万人260人。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死亡率示意图中，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是一根向上的曲线，而其他西方国家则都是陡降曲线。[4]
该如何解释美国这个人群的预期寿命降低一事呢？这在西方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美国也是绝无仅有的。
两位作者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停滞不涨，导致经济状况不安全和每一代人都比前一代更加不富裕。但他们也注意到，类似的停滞情况在其他西方国家也有发生。他们认为，其他西方国家相比之下存在一个更慷慨的社会安全保障，能提供美国所不存在的保障。可是，受到工资停涨和安全保障薄弱影响的不可能只有美国白人这一个群体。其他背景的蓝领工人同样要面对经济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其风险甚至可能更大。黑人的死亡率在历史上一直高于其他群体，但就连他们的死亡率也在逐年下降。只有美国白人在中年时期死于绝望的数字在不断升高。
从种姓角度来说，他们是美国支配种姓中最不富裕和处境最不稳定的成员。他们世世代代把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继承而来的高位和由此产生的利益视为理所当然。
然而，我们也许低估了种种因素造成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结构的变化、工会组织的削弱、特权丧失之感和对他们在世间地位的担忧，还有愤恨的情绪，因为他们父辈可以依赖的那种安全感在本应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里却逐渐消散。来自太平洋彼岸和格兰德河对岸的移民[5]越来越多，一名黑人登上总统宝座，这颠覆了许多人认知中的世界，他们中的部分人很可能更容易受到2008年以后“夺回我们的国家”和2016年“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些竞选口号的影响。
美国的政治学家给这种不安全感的恶疾起了个名字：“主导群体的地位危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政治学家戴安娜·穆茨写道，这个现象“不是通常形态的偏见或种族成见，即藐视被认为劣等的外来群体。恰恰相反，它来自一种感觉：外来群体做得太好，因此对一个人的主导群体地位造成了明显的威胁”。[6]
这些“绝望致死”的白人和几个世纪前殖民地精英在创建种姓制度时提拔的那些人属于同一类。种植园主拔高欧洲自耕农和其他一些较低阶层的地位，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美国人群：白人。南方白人作家W. J.卡什写道，在初期，即便是那些没有奴隶的个人，也会紧紧抱住“他作为白人的优越性这个宝贵财富，而这正是奴隶制赋予他的。因此他下定决心要让黑人永远受到锁链的禁锢”。[7]
南方白人作家莉莉安·史密斯写道，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白人工人阶层“遭受忽视和剥削，除了有‘肤色’和‘白人至上’的残羹冷炙充当精神养分之外，几乎没什么东西可吃”。[8]
杰出的社会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写道，白人工人阶层“比上等阶层白人更需要种姓的区隔。他们最有可能积极强调任何黑人都绝对不能获得哪怕最底层白人的地位”。[9]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死于绝望的人实际上是死于幻觉的破灭，死于对信条中的漏洞的觉醒，他们的信条是与生俱来、不言而喻的优越性，是凌驾于从属种姓之上的天然应得性，这确保了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历史学家戴维·罗迪格写道，他们依赖这种幻觉，很可能超出了意识的范畴，很可能比其他任何群体都需要这样的幻觉，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竞争形势极为严峻的社会之中。“在这个社会里，向下流动是一种永恒的恐惧。一个人有可能会失去一切，除了白人的身份。”[10]
学者W. E. B.杜波依斯观察到，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白人工人阶层已经靠“公共和心理学薪酬”——按照他的说法——得到了补偿。“他们因为是白人而得到了公众的尊重和荣誉头衔。”他们接受了劳动阶层生活的严酷和不确定性，以换取种姓制度的保证——他们无论遭遇什么厄运，都永远不会落到社会的最底层。[11]
杜波依斯写道，美国种姓制度几乎从一开始就把这个白人工人阶层捏合在一起，“在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结果是今天这两个工人群体尽管事实上拥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但被分隔得无比遥远，以至于两者都看不到任何共同的利益”。
这些不安全感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1832年，弗吉尼亚州的一名奴隶主注意到，贫穷的白人“除了肤色让他们相信自己生来就属于更高等的种姓之外，没有什么能安慰他们”。[12]假如一个等级制度围绕着一个群体的需要而建立，而且一个人只是凭借出身就能属于这个群体，那么它就有可能会扭曲这个人对他在世界中所处位置的看法。它会制造出一个人天生比其他人优越的幻觉，而这种幻觉能被潜意识接受为真理，仅仅是因为它每时每刻都被巩固。
莉莉安·史密斯写道：“没有人能夺走你的这个白人身份，而正是它让你和你的生活方式变得‘优越’。别人能拿走你的屋子、你的工作、你的乐趣，能盗取你的薪资，不让你获得知识，能对你的选票征税或者骗取你的选票，能通过引起你焦虑而让你失去能力，但他们无法剥掉你白色的皮肤。它成了穷苦白人最宝贵的财产，是他们抵御彻底消亡的‘护身符’。”[13]
谈到以美国南方的吉姆·克劳为典型的两级种姓制度时，人类学家W.劳埃德·华纳和阿利森·戴维斯写道，等级制度是为了创造它的种姓的利益而设计的，“对婚姻、工作和公共集会的基本限制将两个群体分隔成了两个自我延续的种姓，以如此方式确保白人群体拥有更高的特权和更充分的机会”。这使得支配种姓“在心理安全感上获得了巨大的优势……这是他们定义明确的优越地位的产物”。[14]
20世纪60年代，民权法案为各个种族的女性、欧洲以外的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打开了就业市场，正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殊死抗争替所有这些群体敲开了大门。他们涌入劳动力市场，当时制造业正处于衰退时期，于是每个工人都面临着更大的竞争。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在20世纪60年代写道，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在短短几个残酷的年头里，目睹了自己从美国社会‘中坚’者的舒适地位沦落成社会的累赘，而‘贱民’和被剥削者拿出了对他们的良知欠下的账单”。[15]
出身于理当天生劣等的群体的一些人成功地进入了主流社会，少数人甚至爬到支配种姓的高度，其中之一在2008年登上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位。这迫使美国白人工人阶层的一些人，尤其是受教育水平最低和物质保障最差的那些人，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商品——他们的肤色和所归属的种族——会不会正在失去价值。
从属种姓一直存在，每个人都知道谁是从属种姓并据此给自己定位。莉莉安·史密斯在谈到白人工人阶层的困境时写道：“（黑人）一直是你必须证明你比他们强的人，但你证明不了，是的，你不可能证明。”所有的信条和成见促成了一种“群体性的疯狂——没错，就是这东西！”“半真半假的谎言、1/4的真相和恐惧喂养出了这个怪物。”[16]
支配种姓的成员假如发现自己落后于被视为天生低劣的那些人，他们就有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存在性危机。与那些被认为属于低等种姓的人站在同一级阶梯上会被视为一个人地位的降低。在以所谓稀缺性支撑的种姓制度这种“零和博弈”之中，一个低种姓的人上升一级阶梯，就要有一个高种姓的人下降一级。他人的上升意味着自身的下降，因此，实际感觉就像是降级。
假如一个低等种姓者真的在地位上超过了一个高等种姓者，而后者受到所属种姓天生优越的蛊惑，他的自然反应就是将其视为对自身存在的威胁，这是一种高度的不安感、失位感和对其自身生存的恐惧感。“假如我相信过的东西不是真的，那么我会不会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不满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这种恶疾是精神性、心理性和情绪性的。假如你不比任何人优越，那么你算是什么人呢？
在伦敦工作的印度著名心理学家苏斯鲁特·贾达夫博士专门研究种姓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他们的身份就建立在这个谎言上。”[17]
因此，种姓制度使得身处其中的所有人都成为俘虏。正如劣等的种族成见压在被指定为种姓制度最底层的那些人身上，优越的种族成见也会成为顶层人群的负担。他们会怀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期望自己比其他人都高几个等级，每时每刻都由他们说了算，一切都要围着他们转，压制有可能超过他们的那些人。想到不配得到更好待遇的低等种姓有可能会突破界限，挡在天生就该领头的那些人的前面，他们就感到厌恶。
达利特的领袖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在谈到支配种姓时写道：“他的一生都在为了保护他的种姓而焦急地努力。种姓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18]
人们怀着种族成见生活得太久。种族成见代代相传，成为不容辩驳的事实，就会被奉为真理，就像物理学的定律，甚至不再需要说出来。它们就像流在河里的水和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真实，一样不引人注意。安贝德卡写道，在印度的原始种姓制度中，对生而具有的权利这一永恒信念在上等种姓者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到今天，它挂在半空中，没有任何支撑，因为现在它不需要支撑，只需要信念，就像池塘水面上的浮萍”。[19]
支配种姓中最缺乏安全感的那些人的焦虑，与期待接管家族生意的长子的焦虑不无相似之处。他也许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所需要的专业才能，但他觉得他负有责任，迫于压力不得不接手，哪怕某个更年轻的手足——比方说某个妹妹——向来更擅长处理数字，性格也适合管理事务，但家族不会考虑她，因为家族规定了谁在先和谁继承什么的等级制度。这在一个宣扬平等但又被设定为某些人能凭出身主导一切的文化中制造出了不切实际的期望。
习俗和法律将白人工人阶层、中产阶层隔离得太久了，因此大多数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法直接看到这些不受欢迎的美国人在面对什么样的逆境。政府之手在白人公民的生活中往往不见其踪，在每个群体如何到达所属地位的过程中留下了歪曲的印记，放任怨恨和争斗不断发酵。许多人未必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改革，例如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提供了养老保险）和《瓦格纳法》（保护工人免受资方迫害），在南方白人政客的游说下，将绝大多数黑人工人——农业劳动力和家政人员——排除在外。
联邦住房管理制度的实施使得天平进一步倾斜，它为白人居住区的抵押贷款提供担保，使得白人家庭更容易拥有住房，但有意将想要购买房屋的非洲裔美国人排除在外。它拒绝为有黑人居住的任何社区提供担保——这个做法名叫“画红线”——鼓励甚至要求用限制性条款禁止黑人公民在白人居住区购买房屋。
这类和其他类型的政府计划共同为今天的美国白人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提供了安全网和支撑腿，却将非洲裔美国人的祖辈拒之门外，不许他们得到相同的工作保障和赚取、积累财富的同等机会。
这些政府计划专为支配种姓准备，在许多在世美国人的有生之年都在实施。这些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不向非洲裔美国人开放，后来开放也只是迫于民权抗议的压力。国家支持的这些新形态歧视，加上世世代代拒绝向被奴役者支付报酬，导致了财富鸿沟的产生：目前美国白人家庭的财富是黑人家庭的10倍之多。本·马西斯—莱利在《石板》中写道，假如你不是黑人，而且“你或你的父母在20世纪60年代活着并获得了抵押贷款，那么你就从歧视中直接得到了物质利益”。[20]这套机制让许多美国白人建立了自己的生活、获得了资产，却将非洲裔美国人排除在外。非洲裔美国人当时刚从奴隶制和吉姆·克劳主义中解脱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负担无比沉重，又承受了那么久。他们如果想要站起来，就必须比其他美国人更辛苦地工作和攒钱。
然而政治言论没有鼓励人们去更好地理解这些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促使人们建立一个框架去同情美国同胞，而是不遗余力地强化种族成见，塑造出一个懒惰的低等群体如何得到了他们不配得到的施舍，这个制造谎言的行为使得正式化的障碍变得更加不公正，白人工人阶层的怨恨变得愈加悲剧性。社会学家乔治·利普希茨写道，“1932—1962年间，联邦担保的贷款带来的住房资产升值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这是目前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却将从属种姓拒之门外，“而他们发现自己被描绘成特定优惠的专属受益者，而这么描绘他们的正是靠剥削和压迫他们获利的那些人”。[21]
在工作、住房和学校终于向从属种姓开放后，许多工人及中产阶级白人就开始认为自己的处境变得糟糕了，声称他们遭受了比非洲裔美国人更多的种族主义对待，[22]他们无法看到持续存在而且通常对他们有利的种种不平等现象。
19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找到了新方法来衡量从公开的种族主义转变为心知肚明、缓慢沸腾的敌意的事物，社会学家称之为无意识偏见。这不是民权时代之前焚烧十字架、喷吐侮辱性称呼的那种生物学种族主义，而是自称相信平等的那些人基于潜意识预断的歧视性行为。
据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戴维·R.威廉斯所说，研究人员发现，到了成年时期，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已经暴露在一种文化之下，它拥有关于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群体的足够多的负面信息，以至于80%的美国白人都对美国黑人怀有无意识的偏见，这些偏见促发了自发性的反应，一个人还没来得及处理信息，它就会开始起作用。这样的信息传递过程在美国社会中无所不在，连1/3的黑人都对自己怀有反黑人的偏见。
威廉斯称：“所有对于少数族群的种族成见都比对白人的种族成见更加负面。黑人被视为最坏的，然后是拉丁裔，对拉丁裔的种族成见的负面程度是亚裔的两倍。这是一个等级结构。”
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怀着这种无意识的偏见呢？威廉斯说：“一个好人，他对过去发生的不幸怀有同情心，但这个人依然是美国人，一直被灌输关于黑人的更强烈的种族成见，这些种族成见深植于这个社会的文化之中。因此，尽管他没有明确的种族偏见，潜意识深处却依然藏着偏见。他记住了非洲裔美国人的一切负面形象，当他遇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时，尽管自我意识中觉得自己没有偏见，但隐性偏见还是会发挥作用，塑造他的行为。这样的歧视行为比有意识的歧视启动得更为迅速，也更不费力，比说‘我决定要歧视这个人’更快。”
他说：“可怕之处在这儿。因为这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且是无意识的，像这么不假思索地发起歧视的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说‘我没有区别对待这个人，我对待所有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这时候他并没有撒谎。他在意识层面是认真的，因为他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隐性偏见塑造了他的行为，他自己甚至都没意识到。研究表明，70%—80%的白人应该被归入这个类别。”
这些自发的反应造成了最低种姓人群与支配种姓人群在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差异，而且与种姓制度的其他方面一样，往往与逻辑相悖。社会学家德瓦·佩吉尔的一项开创性研究发现，申请同一份工作，白人重罪犯比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洲裔美国人更有可能成功。[23]
威廉斯专门研究公共卫生领域的偏见，他说，在医疗这个生死攸关的领域，相比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在每一个治疗干预项目中得到的治疗次数更少、护理质量更差。他说，在医保允许报销的60个最常见的项目中，“尽管非洲裔美国人的患病率更高，但接受治疗的次数反而更少”，非洲裔美国人只在几个项目（肾脏疾病的分流术、切除胃溃疡组织、腿部截肢和睾丸摘除）的治疗率高于白人。
无意识偏见的悲剧性形式之一是，它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保护了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这两个不受欢迎的种姓，使得他们没有落入一种灾祸的魔爪，而这个灾祸给许多美国白人带来了难以言表的伤痛。实证研究发现，医生通常会无视黑人和拉丁裔患者的疼痛主诉，错误地认为非洲裔美国人与众不同，拥有更高的疼痛阈值。因此医生对黑人患者（甚至是癌症转移的黑人患者）的疼痛治疗不足甚至拒绝治疗，而对主诉同等程度疼痛的白人患者会轻易开出处方药物。区别对待极其严重，这导致非洲裔美国人群体得到的止痛药物、治疗水平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下限。[24]
正如污染物不会仅仅污染工厂周围的空气，对某一种姓的这种不平等也没有饶过任何人。对从属种姓的治疗不足使得他们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但对支配种姓的过度医疗则有可能导致阿片类药物成瘾的美国白人死亡率上升。
更糟糕的是，假如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错过机会，没有综合治理药物滥用问题，社会对阿片类药物危机做的准备本来会更加充足，可惜当时需要帮助的只是从属种姓。在那个时代，快克可卡因的流行被简单地视为都市犯罪问题，而不是一场社会与健康危机；被认为是黑人的问题，而不是全人类的问题。应对措施是当滥用者来自从属种姓时，将药物成瘾定为刑事犯罪，结果是特定人群监禁率急剧上升、家庭破裂，而国家对即将降临的阿片类药物成瘾悲剧准备不足。种姓成见给两个种族都造成了破坏，使得社会在整体上变得不再宽松。
排斥的代价是生命，两个等级都是如此。医生乔纳森·M.梅茨尔研究了美国中产阶层里心怀不满的白人的健康状况，他统计由于国家决定扣发福利而引发的生死攸关的后果，人们认为这些福利是在帮助被视为不值得帮助的少数群体。在田纳西州，他发现限制性的健保政策在2011—2015年间导致4599名非洲裔美国人丧生，但同时也让12013名田纳西白人丧生，白人承受的损失比黑人高一倍多。
梅茨尔在《白人的死亡》一书中讲述了一位41岁的白人出租车司机的案例。他的肝脏发炎，威胁到生命。然而田纳西州的立法机关既没有执行《平价医疗法案》，也没有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覆盖范围，因此这个男人无法得到昂贵但能拯救生命的治疗；而假如他住在州界另一侧的肯塔基，他就能够得到治疗了。濒临死亡时，他依然坚持信念，不希望政府插手。
他对梅茨尔说：“我绝对不想看见我付的税金花在墨西哥人或‘福利女王’身上。我不可能支持奥巴马医改，也不愿意签约参加。我宁可死。”
令人遗憾的是，他确实要死了。[25]
* * *
[1]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Rising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Midlife Among White Non-Hispanic Americans in the 21st Centu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no.49（December 8，2015）：15078—83，https：//doi.org/10.1073/pnas.1518393112.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美国士兵人数为405000。
[3] Anne Case and Ta-Nehisi Coates，“Fear and Despair：Consequences of Inequity，” in Knowledge to Action：Accelerating Progress in Health，Well-Being and Equity，ed. Alonzo L. Ploug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1—15.
[4] Anne Case and Angus Deaton，“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the 21st Century，”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Spring 2017），https：//www.brookings.edu/bpea-articles/mortality-and-morbidity-in-the21st-Century/; Case and Deaton，“Rising Morbidity.” In 2019 a similar trend surfaced in the United Kingdom：“Deaths of Despair，Once an American Phenomenon，Now Haunt Britain，” Economist，May 14，2019，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19/05/14/deaths-of-despair-once-an-american-phenomenon-now-haunt-britain.
[5]分别指亚洲和南美洲移民。
[6] Diana C. Mutz，“Status Threat，Not Economic Hardship，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May 8，2018）：4330—39，https：//doi.org/10.1073/pnas.1718155115.
[7] Cash，Mind of the South，p.66.
[8] Smith，Killers of the Dream，p.171.
[9] Myrdal，American Dilemma，p.2：597.
[10] Roediger，Wages of Whiteness，p.60.
[11] Du Bois，Black Reconstruction，p.700.
[12] Letter from an eastern Virginia slaveholder in the Richmond Enquirer，May 4，1832，quoted in Theodore Allen，The Invention of the White Race（London：Verso，1997），p.2：255.
[13] Smith，Killers of the Dream，pp.164—65.
[14] W. Lloyd Warner and Allison Davis，“A Comparative Study of American Caste，” in Thompson，Race Relations，p.236.
[15] Russell Baker，“The Problem of the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New York Times，November 9，1963.
[16] Smith，Killers of the Dream，pp.179，222.
[17] Sushrut Jadhav，interview by author，May 2018.
[18] Ambedkar，Annihilation of Caste，p.250.
[19] Ambedkar，Castes in India，p.45.
[20] Ben Mathis-Lilley，“An Ingenious and Powerful Case for Reparations in the Atlantic，” Slate，May 22，2014，http：//www.slate.com/blogs/the_slatest/2014/05/22/reparations.html. The writer distilled this conclusion in his analysis of Ta-Nehisi Coates’s seminal “The Case for Reparations，” Atlantic（2014）.
[21] Lipsitz，Possessive Investment，pp.5—7，107.
[22] Michael I. Norton and Samuel Sommers，“Whites See Racism as a Zero-Sum Game That They Are Now Losing，”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6，no.3（2011），pp.215—18.
[23] David R. Williams，interview by author，Providence，R.I.，May 29，2013.
[24] Devah Pager，“The Mark of a Criminal Reco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no.5（March 2003）：937—75.
[25] Kelly M. Hoffman et al.，“Racial Bias in Pai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s，and False Beliefs About Bi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Blacks and Whi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no.16（April 19，2016）：4296—301，https：//doi.org/10.1073/pnas.1516047113. “研究表明，对于疼痛的治疗，黑人患者不仅相对于白人患者不足，相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同样不足……弗吉尼亚大学的新研究表明，疼痛治疗中的区别对待有可能部分来源于偏见。在一项针对医学生和住院医师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相当多的白人医学生和住院医师对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生理差异持有错误的信念（例如，黑人的皮肤更厚；黑人的血液凝固得更快），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如何评估和治疗黑人患者所体验到的疼痛。”University of Virginia，“Study Links Disparities in Pain Management to Racial Bias，” Science Daily，April 4，2016，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6/04/160404153044.htm. Metzl，Dying of Whiteness，pp.3—7，1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