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的赎罪日，古希伯来人会牵来两只公山羊，在会幕的入口处献给上帝。大祭司会通过抽签来决定每只山羊的命运。
他们要杀死其中一只，作为牺牲献给上帝，以洁净和圣化圣所。另一只是替罪羊，他们要把它活着献给上帝。
大祭司把双手放在活山羊的头上，在它头上忏悔希伯来人所有的罪过和错误。他把他们的所有罪孽转嫁给这只山羊，然后将山羊驱逐进荒野，它背负着希伯来人所有的过错，因此让希伯来人获得了自由，能够在和平中繁盛。
这只被驱逐的山羊替其他人的罪孽受苦，它被称为替罪羊。[1]
根据《利未记》的记载，这个仪式已经传承了许多代，古希腊人也曾用过。它不但依旧活在个人与个人的交往之中，也留存于国家与种姓之内。对古人来说，替罪羊的作用是为更大的群体充当疗愈因子。在这个时代，替罪羊的概念已经从仅乃厄运的承受者转变成被指责为带来厄运的个人或群体。
荣格派心理学家西尔维娅·布林顿·佩雷拉写道，“这么做是为了免除其他人的负担”，使得“替罪羊的指定者推脱了自己的责任，同时加强他们的权力感和正义感”。[2]
在一种种姓制度中，无论是美国的、印度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的，最低种姓都在不知不觉间扮演了一个角色，它转移了社会对其结构性弊病的注意，为集体的厄运承担罪责。事实上，它甚至被视为厄运本身。
因此，替罪羊在不知不觉间帮助确立了优势种姓整体的完美形象，只要有个显而易见的劣势群体来承担他们的罪孽。佩雷拉写道：“指定替罪羊，按照目前的做法，意味着找到一个或几个可以被认为邪恶或有罪的人，将罪责推给他们，把他们从社群中驱逐出去，这样剩下的社群成员就会产生一种无罪感，（作为一个整体）赎清了罪责。”
对高于替罪羊种姓的种姓的集体福祉和种姓制度的顺畅运转而言，替罪羊种姓是必不可少的。主导群体可以将被驱逐者视为任何不幸或厄运的原因，认为他们代表了社会最坏的一面。佩雷拉写道：“替罪羊的指定者会觉得如释重负，因为他们不再背负自我理想[3]无法接受的事物，摆脱了阴影。”高于替罪羊种姓的那些人可以“觉得受到了净化，彼此团结，感到被他们的神祝福”。[4]
在美国南方，指定的替罪羊不会被驱逐进荒野，而是被流放到社会的边缘，这种做法几乎是将他们从人类中放逐出去。支配种姓的许多男女会指责受奴役者是歉收和回报微薄的原因，说每天工作18个小时为他人致富的人是懒骨头，把挫折感发泄在被他们监禁的那些人身上。
种姓制度不会放过替罪羊种姓中的任何一个人。路易斯安那州的C.罗宾先生在描述他目睹的现象时写道，孕妇接受鞭刑时，施刑者“在把她们绑在木桩上之前，先在地上挖洞，让大腹便便的受刑者站在里面”。[5]
人类学家阿利森·戴维斯写道：“黑人既是替罪羊，也是他所属群体的实际教训。他因为引起白人不快的所有轻微违反种姓制度的行为而受罚，他成了一个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违反制度的行为的警告。”[6]内战结束后，南方联邦将战争的失败归咎于曾经属于他们的奴隶。一直到进入20世纪之后，一直到我们今天很多人活着的时候，私刑还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活人献祭而举行，有时候观众会多达数千人。人们开车从附近的州赶来，学校提前放学，让白人孩童和父母一起去欣赏支配种姓的成员对从属种姓的成员施虐，然后把受害者吊死在梧桐树的枝杈上。私刑永远出自“身份不明者之手”，并“以集体的形式举行，因此无法指责单独的个人”。[7]
20世纪40年代重要的社会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写道：“在将黑人视为替罪羊、视为剥削与仇视的适合对象上，白人是统一的。白人之间的团结得到维护，种姓秩序得到保障。”[8]
作为替罪羊种姓，他们被视为社会弊病的成因。替罪羊种姓因为犯罪率和毒品而受到指责，但这个犯罪率并不是独独由他们造成的，他们使用毒品的概率也并不高于支配种姓，然而他们受到监禁的比例却六倍于被控犯有相同罪行的白人。数以千计的非洲裔美国人因为拥有一种物品而身陷牢笼，而支配种姓的商人正在把这种物品转换为大麻与“先付钱再拿货”产业的财富。
在美国和印度，支配种姓的成员将职业生涯停滞不前或申请大学被拒归咎于被边缘化的低等种姓成员，尽管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和印度的达利特极少能有权决定企业雇用谁和大学录取谁。在美国，说非洲裔美国人对就业和高等教育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在数字上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非洲裔美国人能夺走支配种姓的成员梦想得到的职位和受教育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平权法案是由最低种姓成员及其白人盟友发起的民权运动所推动产生的，但对几十年来结果的分析表明，这套计划虽然旨在纠正针对最低种姓成员长达数百年的不公待遇，其主要受惠者却是白人女性，因而也是白人家庭。[9]指定替罪羊的做法为结构性的力量打了掩护，这些力量使得许多美国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却使以支配种姓成员为主的极少数受惠。它将社会弊病归咎于权力最小、对国家如何运转最没有发言权的群体，同时放任更严重的群体分隔以及操纵这种群体分隔并从中渔利者肆意妄为。一位社会学家指出，在经济形势紧张的时候，当主导群体“因为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攻击少数群体时，情况就会恶化，“但那些问题实际上伤害了双方，而且不是由任何一方引起的”。[10]
人类责怪处于劣势的外来群体的冲动，使得优势方和劣势方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
1989年10月，一个秋日的傍晚，波士顿城郊居住区的一对夫妇开车从待产学习班回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在当年12月降生。丈夫是29岁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商业区一家奢侈皮草店的经理，生性拘谨，雄心勃勃。他妻子是30岁的卡罗尔·迪梅蒂·斯图亚特，律师，身材娇小，喜爱社交。他们在城郊居住区买了一座错层式房屋，已经决定假如是男孩就叫他克里斯托弗。两人都是支配种姓的子弟，都从朴实的蓝领背景爬到这个位置。他们刚刚庆祝了结婚四周年。
那天傍晚，他们穿过罗克斯伯里区开车回家，这里曾经是一波波欧洲移民的落脚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的居民逐渐以贫穷的黑人工人阶层为主，毒品摧残了这个区域。丈夫开着他们的丰田车，走了一条有点兜圈子的路线。在传教山的一个红绿灯处，有人开枪击中妻子的头部和丈夫的腹部，都是近距离射击。丈夫的情况比妻子好，他用车载电话呼叫警方调度台。妻子由于伤势过重，在医院去世。妻子在临终前的几个小时里生下婴儿，婴儿早产两个月，依父母的心愿起名为克里斯托弗。他只活了17天。
枪击案发生的那天晚上，查尔斯·斯图亚特对警方说，一名嗓音嘶哑、身穿慢跑服的黑人闯进车里，声称要抢劫他们并向他们开枪。这场悲剧在波士顿和全国各地挑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担忧。丈夫绝望的报警电话和急救人员把受伤妻子拉出丰田车的录像在电视上反复播放。
这个令人费解的悲剧激怒了整座城市，人们采取行动，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市长雷蒙德·弗林发誓要“逮住为此负责的禽兽”，命令所有能腾出空的刑警转到这个案子上。警员筛查罗克斯伯里区，拦住每一个符合受害者描述的嫌疑人并脱衣搜身，这几乎包括街头所有的黑人，数以百计。搜捕嫌疑犯几乎成了警方唯一的行动，持续几周之久。大网捞上来一名39岁的无业黑人，他有犯罪记录，查尔斯在警方的列队指认中认出了他。群众开始呼吁判他死刑。
几个月以来，警方没怎么关注丈夫行为的奇怪之处，而为他们的期望量身定做的故事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枪击案发生的那个傍晚，在和调度员交谈的13分钟里，查尔斯一直在漫无目标地开车，而不是赶往他们刚刚离开的医院。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辈子，却声称不认识任何地标。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他根本没有尝试安慰妻子，一次都没有叫过她的名字。在去医院的救护车上，他只问他自己受的伤有多严重，一句都没问妻子的情况。”[11]
不久前，他给年轻健康的妻子买了几份保险。出院后，他领取了一份保险金，立刻买了辆新车——日产的西玛——还买了一副价值1000美元的女式钻石耳环。警方发现，在妻子遇害前的那几个月，他周五经常熬夜到凌晨，妻子对此感到难以理解。有人见到他和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在一起，这个女人夏天在皮草店打工，他在医院里还设法打电话给她；不过这一切曝光后，她坚决否认两人有任何关系。他对朋友说，他不想要孩子，孩子会拖累他攀登社会阶梯的脚步。
这些与口供矛盾的细节还不足以推翻对案情的先入之见。然而在枪击发生的那天晚上，还有第三个人在场；随着圣诞节的临近，这个人开始动摇。他就是丈夫的弟弟马修。查尔斯预先计划好，马修在枪击发生的那天晚上去某处和他会合。在弟弟到达前，查尔斯停下，向妻子的头部开枪，然后他把枪口瞄准自己，本打算朝脚开枪，却走火打中躯干。查尔斯让弟弟拿走并处理掉妻子的首饰和手包，还有查尔斯用来杀她的枪，这样现场就会与他后来向警方报告的劫案相符。
然而事后，良知开始折磨他的弟弟，最后他把事情告诉了家里的其他人。他说去拿手包和枪的时候，他以为他在帮哥哥实施保险欺诈，而不是预谋杀人。消息传到查尔斯·斯图亚特的耳朵里：他弟弟打算去自首，用指证他换取豁免。随着调查的矛头指向查尔斯，查尔斯于1990年1月从托宾桥跳进神秘河自杀身亡。他弟弟马修后来承认了共谋犯罪、持有枪支和其他指控，入狱服刑三年。
从表面上看，只有丈夫一个人要为他妻子的死亡负责，但种姓制度是他不知情的帮凶。他知道他可以指望种姓制度会按照它携带的程序采取行动，人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声称嫌犯是黑人的说法，会相信支配种姓的人而不是从属种姓的人，会把焦点放在从属种姓的人身上而不是他身上，会认为只有替罪羊种姓能堕落到这个程度，会把一切嫌疑从他身上引开。他的谎话甚至不需要滴水不漏就能让人们相信。它只需要能说得通就行。所有人同情的对象会是他，而不是替罪羊种姓，无论替罪羊种姓如何抗议，其他人的罪孽化成的重负都会压在他们身上。
种姓制度为查尔斯·斯图亚特打了掩护，从而危害了卡罗尔·迪梅蒂·斯图亚特的生命，就像吉姆·克劳主义时代南方的白人女性受害一样，丈夫和情人知道无论白人女性受到什么侵害，罪责都可以推到支配种姓选择指控的任何一个黑人男性头上去。这并不是说某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更易犯罪或懂得如何狡辩，而是说种姓制度和它滋生出的司法不公导致的诸多令人不安的后果之一是，它会使得社会更加不安全，会允许犯罪者转移罪责，而且往往能逍遥法外。种姓制度给我们以虚假的安慰，让我们觉得世界是有秩序的，我们能够自然而然地分辨好人和坏人。
考虑到卡罗尔·斯图亚特嫁给了一个这样的男人，也许什么都挽救不了她的生命？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然而，假如丈夫无法依靠黑人犯罪的谎言，无法依靠对最低种姓的本能唾弃和对支配种姓美德的相应定见，假如他未能正确地预测种姓制度会代替他采取行动，他的胆子也许就不一定有这么大，也许他会尝试其他的解决方案，例如离婚。假如他认为嫌疑从一开始就会准确地落在真正的犯人身上，他也许就不会觉得他能无所顾忌地做出如此骇人的尝试。妻子也许不会被杀，他们的儿子也许不会夭折，至少不是在那天夜里，不是以那种方式。
几十年后，在2016年大选后的焦虑岁月里，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39岁的工程经理安东尼·斯蒂芬·豪斯正准备送8岁的女儿去上学。那是2018年3月2日的清晨，时间还不到7点。不知为何，他打开前门，跨过门槛出去，然后发现门廊上有个包裹。就在他捡起包裹的时候，包裹爆炸了。他被送进医院后不久就去世了。
他的死亡起初被定为谋杀，但调查很快就转了方向。豪斯是非洲裔美国人，住在奥斯汀东部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阶层聚居的社区，那儿有老旧的牧场式房屋和流浪汉。警方认为爆炸有可能与毒品有关。也许是为了报复某个毒贩，但放错了屋子。他们还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也许是他自己引爆了炸弹，这个推测将死亡归咎于受害者自己。[12]
警察局局长助理约瑟夫·查康称：“我们无法排除豪斯先生自己制造并意外引爆了炸弹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死于意外。”[13]
当时的临时警察局长布莱恩·曼利在豪斯死亡当天对记者说：“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一起发生在这座住宅的孤立事件，此事绝不可能与恐怖袭击有关。”[14]
这些假设将被证明是悲剧性的错判。十天后，17岁的德雷伦·梅森，高中毕业班学生，奥斯汀青年交响乐团受人喜爱的低音提琴手，在家门外发现了一个包裹。他把包裹拿进屋里，炸弹在厨房爆炸，夺去他的生命，导致他母亲重伤。他们也是非洲裔美国人。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几公里之外，75岁的拉丁裔女性埃斯佩兰萨·埃雷拉在母亲家门口发现一个包裹，她捡起包裹时炸弹爆炸，她受伤严重。
直到这时，第一起爆炸案的十天后，奥斯汀警方才开始警告居民要小心处理不明包裹。有连环炸弹客在奥斯汀活动，从第一起炸弹袭击开始就逍遥法外。警方现在认为爆炸案有可能是仇恨犯罪。受害者都是黑人和拉丁裔的事实意味着，有些人只要愿意，就能和爆炸案保持距离。可惜炸弹客扩大了袭击范围。不到一周后，在奥斯汀的另一侧，两名20多岁的白人男性在一个富裕白人社区散步时，一颗由绊索引爆的炸弹当街爆炸，两人受伤严重。
两天后，一颗炸弹在联邦快递仓库的传送带上爆炸，另一颗在引爆前在联邦快递被发现。这次警察火速行动起来。监控镜头拍到最近一次投递炸弹包裹的男人的影像，记录下了他的车牌号码。警方通过手机定位追踪到了他。他们发现嫌犯是一名23岁的白人无业男性，名叫马克·康迪特，出身于保守的基督教家庭。联邦快递仓库爆炸后的第二天，特警队包围了他。康迪特被警察逼得无路可逃，引爆车里的炸弹，自杀身亡。
警方的出色工作在24小时内让炸弹客伏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嫌犯本人改变了战术，但也得益于在种姓偏见被打消后警方迅速地采取了行动。警察局局长向黑人市民和第一位受害者的家人道歉，这位受害者被诬陷为误杀他本人的嫌疑犯。然而，作为替罪羊种姓的非洲裔美国市民却产生了挥之不去的疑问，他们每天都活在这些疑问的答案里：当最初几颗炸弹杀死和伤害有色人种时，警察为什么没有给予重视？当局为什么等了十天才警告公众？他们为什么任由宝贵的时间白白过去，将第一位受害者的死亡归咎于他自己？
法蒂玛·曼恩为奥斯汀贫困家庭仗义执言，对《华盛顿邮报》说：“警察能把案子说得像是受害者自己干的，你就说这有多糟糕吧。这实在侮辱人、冒犯人，令人厌倦。”
替罪羊，就像奥斯汀连环爆炸案的第一位受害者，从定义上说就被视为可以牺牲的。人们会学会无视被认为低于他们的人所面临的苦难，觉得他们的不幸和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当作——比方说——黑人的问题，而不是全人类的问题，因此在不经意间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危险。
2013年，一种危险的传染病在西非沿海国家再次露面。一名18个月大的男童在几内亚的一个村庄死去。他的母亲、祖母和姐姐在出现相同的出血热症状后很快死去，杀死他们的凶手名叫埃博拉病毒，是人类已知的最可怖的病毒之一。
参加祖母葬礼的悼念者将病毒带回了各自的村庄，埃博拉病毒于是开始在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家庭和小村落中肆虐，杀死了治疗病人的医生。接触这种病毒的人，哪怕只是最低限度的暴露，都必须遵循仿佛来自科幻小说的、极为复杂的危险品处置流程，哪怕手指上的一个小小破口就会让他们感染病毒，从而导致极为痛苦的死亡，而且当时还没有经广泛测试证明有效的疫苗。
病毒肆虐非洲西部，西方国家大多心怀怜悯地作壁上观。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是多么凄惨的一块大陆啊。这些国家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被抽走了大量人口，然后被征服和被殖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从这些动荡引发的政局不稳和战争中恢复元气。
对站在远处袖手旁观的人来说，是这些国家的可悲处境——从原始的卫生系统到古老的葬礼仪式——让疫情降临在他们的头上。病毒通过有症状的感染者的体液传播，感染者应该被隔离在与外界隔绝的病房里。然而一些村民不愿与亲人在最后时刻分开，他们选择待在亲人的身边；也有一些人没有能力把病人送进医院，只能尝试自己照顾生病的亲人。在他们的家庭纽带中有一种令人钦佩的亲密关系，它超越了疾病。但他们也为此受到了指责。
在远离这些村庄的地方，垂死患者的悲惨照片登上了西方报纸的版面，这些影像剥夺了他们在临终时刻的尊严。许多西方人待在他们舒适而安全的家里，隔着茫茫大海，就算产生了任何情绪，也顶多是某种冷淡的哀伤。成千上万的人在死去，尽管也有无国界医生组织这样的勇敢的西方人飞去帮忙，但西方科学的全部火力并没有开动起来。那是非洲的问题，而非洲被视为一个不幸的地方，充满了最低种姓的人民，无法成为西方大国的关注焦点。
随后，2014年9月，一名男子登上从利比里亚出发，经布鲁塞尔转机去达拉斯的航班，回家去与伴侣和儿子团聚。他不知道他身上携带着病毒。他将成为美国本土的第一个埃博拉病例。
这种病毒已经和另一个半球画上了等号，因此达拉斯的一家医院没有做好处理它的准备。男人来到医院，诉说症状，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打发他回家。他病情恶化，回到医院，在确诊十天后最终死亡。没过多久，护理过他的两名护士也感染了病毒。新闻报道追溯其中一名护士在确诊前几天的行踪，发现她登上过客机，去了克利夫兰又回来，因此引发了大众恐慌。几天后，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中断正常节目，直播她被送上从达拉斯前往亚特兰大的飞机去接受专门治疗的新闻。这个灾祸以前是“另一颗星球”上的问题，现在来到了美国。
当年10月，美国本土出现首例确诊病例后不久，非洲西部的人民在志愿者协助下勉强自救已经近一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这才安排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开展治疗埃博拉出血热的紧急研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美国又有8人确诊，他们的病情和接受的治疗受到新闻界的密切关注。
2014年的疫情袭击了28000人，杀死了超过11000人，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暴发。疫情生动而令人恐惧地清晰揭示：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人都密切相关。距离和地理可以遏制埃博拉病毒一段时间，但它不会去辨认种族、肤色、种姓和国籍。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是一种高效得可怕的病毒的潜在新宿主。这种传染病刚开始没有被视为全球性的人类危机，但实际上它就是。受难者是非洲西部的人民，他们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卫生设施极其落后。但埃博拉疫情，以及可能爆发的与之类似的其他全球性灾难——世界将在六年后见到它超乎想象的身影——提醒人类，我们确实是同一个物种，而且彼此息息相关，我们的相似之处超过不同之处，相互之间的依赖比我们希望的更强。对于将会发生的事情，埃博拉疫情只是一个悄然出现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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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viticus 16：5—10，20—22.
[2] Perera，Scapegoat Complex，p.8.
[3]精神分析学中指包含有完美化的自我形象的那部分自我。
[4] Ibid.，pp.12，13.
[5] Weld，American Slavery，p.59.
[6] Davis，Gardner，and Gardner，Deep South，p.49.
[7] For more on the ritual of lynching，see Dray，Persons Unknown; Raper，Tragedy of Lynching; and Litwack，Trouble in Mind.
[8] Myrdal，American Dilemma，vol.2，p.598.
[9] Kimberlé W. Crenshaw，“Framing Affirmative Action，” 105 Michigan Law Review First Impressions 123（2007），https：//repository.law.umich.edu/mlr_fi/vol105/iss1/4/; Victoria M. Massie，“White Women Benefit Most from Affirmative Action—and Are Among Its Fiercest Opponents，” Vox，May 25，2016，https：//www.vox.com/2016/5/25/11682950/fisher-supreme-court-white-women-affirmative-action.
[10] Ashley Crossman，“Definition of Scapegoat，Scapegoating，and Scapegoat Theory，” ThoughtCo.，August 2，2019，https：//www.thoughtco.com/scapegoat-definition-3026572.
[11] Margaret Carlson，“Presumed Innocent，” Time，June 24，2001，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53650，00.html.
[12] Eli Rosenberg，“Exploding Packages Tap into Simmering Tensions over Austin’s Racial Segregation，”Washington Post，March 15，201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exploding-packagestap-into-simmering-tensions-over-austins-racial-segregation/2018/03/15/595a7b24-28a4-11e8-874bd517e912f125_story.html.
[13] Ibid.; “Police：Exploding Package Caused Death of NE Austin Man，Tips Sought，” CBS Austin，March 5，2018，https：//cbsaustin.com/news/local/austin-police-identify-man-killed-in-explosion.
[14] Tom Dart，“Austin Bombings：How They Unfolded，and What They Revealed，” Guardian，March 24，2018，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8/mar/24/austin-bombings-mark-conditt-tex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