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和他年幼的儿子在奥克兰的一家餐厅里，这是他们能够在一起的宝贵的一天，因为孩子的母亲和父亲已经离婚。小男孩点了他想要的东西，但等食物送来时，他说他只想喝果汁。父亲一直担心家庭纷争有可能给儿子造成某种影响，他希望儿子的生活能保持一如往常的稳定和秩序。
他想坚持他们一直以来的那套做法，对上帝赐予的食物表示感谢，吃宇宙觉得应该摆在你面前的食物，遵守他们还在一起时建立的行为方式。更主要的是，他希望儿子能获得营养，不希望孩子饿着肚子回母亲那儿，但要是他只往小肚皮里塞甜水和零食，那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他记得他有好几次塞了一肚子甜点，到吃饭的时间就没地方塞食物了。
还有一点，此刻他没法告诉他的儿子，但等孩子大一点、懂事了就一定会告诉他的，那就是他长大后必须要尊重权威。有朝一日，他将不再是一个可爱的小孩，而是个黑人少年或成人，是否尊重权威和遵守规则有可能意味着生死之别。
这是他唯一的孩子，对他来说是全世界最宝贵的人。男孩的脸蛋多么甜美，他天真无邪，无忧无虑。他怎么能够告诉他，这个世界，尤其是他的祖国，会视他为威胁？到底什么时候才最适合伤害一个孩子的心灵呢？
父母是不是应该把真相剪开，一点点喂给孩子，平均分配以免除一次重击所带来的剧痛？还是说，父母应该拉着孩子坐下，一次性把话说清楚？你可以争辩说，孩子越早知道，他们就越安全，就越能做好准备。但或许父母应该尽可能长久地忍耐，给孩子尽可能长的时间去成为……一个孩子。他有他剩下的整个人生，几十年的时光，去面对现实，去调整自己接受真相。
也许爱意最深的做法是等待，等到某些事情发生，比方说别人在操场上骂他黑鬼，老师因为他在走廊里奔跑而批评他，但不去管他的白人同学，他知道这样不对，想知道为什么。
2014年，12岁的塔米尔·赖斯站在克利夫兰的一个公园里玩弹丸枪，警察在到场几秒钟后就开枪打死了他，尽管俄亥俄州允许公开持枪，而男孩拥有玩具枪是一件平常的事情，是一件完全符合美国标准的事情。塔米尔·赖斯凑巧和《杀死一只知更鸟》里的角色杰姆从父亲阿提克斯·芬奇那里得到一把气枪时同龄，而书名就来自于这个场景。无数美国儿童玩枪，得到枪，但没有因此被杀。塔米尔·赖斯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就死了。
奥克兰的这位父亲不相信枪械，再说这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他儿子的生命和父亲为了保护它能做些什么。对从属种姓的父母来说，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必须精确计算出一个最佳时刻，在种姓制度打破幻觉之前把真相告诉孩子，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保护孩子的纯真，直到为时过晚前的最后一刻。
另一位父亲，他是来自非洲西部的移民，他必须找到办法克服悲痛，把消息告诉小儿子：他不能继续当个孩子了，他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蹦蹦跳跳，奔跑尖叫。他必须告诉他的儿子，那么做太危险。他们现在是在美国。
奥克兰的这位父亲是当地一所大学里受人尊重的教授。事实上，他的研究领域正是非洲裔美国人历史。等到时机成熟，他会想到办法的。那个时刻沉甸甸地压在他身上，但今天不是那个日子。父亲又望向孩子，说他必须听爸爸的话，先吃蔬菜，然后再喝果汁。小男孩皱起脸来，使劲摇头，开始哭。
旁边卡座上的女人一直在偷听他们交谈。这是个年长的女人，金发已经变灰，来自支配种姓。她从卡座里出来，走向父亲和儿子的餐桌。父亲能看见她的身影向他们走来。女人停下脚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她俯身对小男孩说：“你要喝果汁就喝好了。喝果汁是没问题的。”
女人没有理会父亲，甚至没和他打招呼。她站在那儿，注意力集中在小男孩身上。父亲被激怒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走过来，当着父亲的面，对孩子说可以不听父母的话，就当孩子的父亲不存在似的。
这个女人逾越的边界之多，简直数不胜数。有一些因素使得她认为自己有资格侵入陌生人的私人空间，否决一个父亲关乎他亲生儿子的决定。这里是奥克兰，休伊和图派克[1]的明媚蓝色家园，性别错位（gender nonconformity）和微歧视（micro-aggressions）之类的词汇是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假如这个女人不是认为自己有权这么做，她是不会站起来的。她也会这么对待其他父母吗？她会径直从一个白人父亲身边走过，当他不存在，叫他儿子去做父亲前一秒才不许他去做的事情吗？
父亲举起一只手，就像交警示意车辆停下。
“女士，请你回去坐下，”父亲说，“别来我的餐桌。我又不认识你。”
他的拒绝似乎让女人愕然，但她还是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卡座上。在这之后，父亲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会永远记住这个时刻。
在美国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上等种姓的成员可以控制和决定下等种姓父母及其孩子的正当角色，甚至极端到了卖掉父母身边的孩子，把还没断奶的婴儿从母亲怀里夺走，就好像他们在处理的是马驹或小狗，而不是人类。一名奴隶主声称：“他们一个就值200美元……从它吸第一口气的那一刻起。”[2]奴隶制的这种例行程序在我们国家横行了两个半世纪，孩子和父母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际纽带。
即便允许孩子留在父母身边，种姓规矩也会破坏父母的权威，在他们尝试保护自己孩子时施予惩罚。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母亲因为“撤销”白人女主人向她儿子下的“命令”而被鞭笞25下。[3]在一些最残忍的鞭打和酷刑案例中，男性奴隶之所以会受罚，正是因为他干预了由奴隶主或监工对其妻子或孩子施加的暴力。
历史学家肯尼斯·M.斯坦普写道，因此，奴隶父母几乎无法为孩子提供“庇护或安全感，以免受支配他们的那些可怖野兽的侵害”。[4]他们同样无法保护自己。然而即使上等种姓无法看到其中的邪恶，最低种姓的孩子也能看到。斯坦普写道，有一次，一名监工把一个女人捆起来，当着她孩子的面鞭打她，“惊恐的孩子用石块打监工，其中一个跑上去咬监工的腿”，哭着要他放开母亲。种姓制度可以把这些孩子当作家畜或机器，但孩子即刻就会作为人来回应，尽管支配种姓拒绝将他们视为人类。
一直到20世纪中期，有了民权时代带来的保护，黑人父母才能借助法律和政治手段来保障孩子不受虐待，或者要求国家为在其手中受到伤害的孩子负责。但等级结构的基本轮廓依然完好无损，只是表现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
现今的种姓规则较少体现为公开的攻击或有意识的敌意，但有可能会使人气馁而难以与之抗争。它们就像风，强大得足以吹倒你，但在发挥作用时又会无影无踪。维持它们的是相对等级的肌肉记忆，也是一个人对自己与其他人如何根据各自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来发生互动的期待。这是对地位过度警觉的一种形式，支配种姓有资格在他们选择的任何地方介入，宣告自己的权力，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监督或斥责被认为低于他们的那些人。事情无关豪车和高级手表，无关乡村俱乐部会员和私人银行，而有关不假思索地知道你高于另一个人，所基于的规则没有写在纸上，而是从会议室到编辑部到封闭住宅区到谁在电影开头的半小时里被杀死，通过绝大多数的广告、电视节目和广告牌得到巩固。这就是在种姓蒙蔽下的平庸之恶。
每天在美国的土地上，只要有两个或更多的人聚在一起，种姓就会侵害最普通的交流，猝不及防地打乱和干扰我们的生活，有可能给等级结构中的任何一个人造成伤害。
一座中西部城市富裕的城郊居住区里，一个出身于支配种姓的会计师家的门铃响了。会计师和家人刚刚搬到这个居住区来。隔着前门的玻璃窗，他看见一个非洲裔美国女人站在门口。
他很清楚这代表着什么。本市的干洗店为客户提供上门取送服务，于是他去拿了需要洗的衣服，打开门，把怀里的脏衣服递给等在门口的女人。
女人后退，说：“哦，我不是干洗店的。我是你隔壁的邻居。我来和你们认识一下，欢迎你们来到咱们社区。”
她是一位著名心脏病医生的时髦妻子，无疑属于上等阶层，但刚搬到隔壁的邻居第一眼就给她贴上了从属种姓的标签。两者都需要从这次伤害中恢复过来。
芝加哥的一位大学教授刚骑车回到他在密歇根大道的公寓楼，在大堂里取了他的信件。他是非洲裔美国人，30多岁，相貌堂堂，只是还穿戴着骑行服和头盔。他上电梯去他住的楼层，几乎没注意到电梯里还有一个人。他开始查看他的信件。有一个信封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拆开信封。
另一个男人惊呆了。
“你应该送信才对，怎么能拆开呢？”
这话似乎从天而降，大学教授抬起头，看见电梯里的另一个人是白人。他没有听懂对方的指责，这只是他的日常生活而已，于是他心平气和地回答了疑问。
“哦，我想看看里面是什么。”教授答道。
另一个男人看上去更加痛苦了，厌恶地摇摇头，误以为他正在目睹一场犯罪。
教授在他住的楼层下电梯后才意识到他在自己居住的楼里被当成了邮递员。这个先入之见太荒唐了，他一开始根本没想到，因此那名支配种姓男子才会确信他刚刚见到一个黑人邮递员当着另一名住户的面明目张胆地拆开了一名“真正”住户的信件。这就是种姓那种能够自我延续的恶作剧。
一位土木工程师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他必须在最后期限前完成工作，项目累得他喘不过气来。但电话一次又一次地分散他的注意力，浪费他有限的时间。这位工程师来自支配种姓，骚扰他的另一个男人也是。从表面上看，这种侵犯行为似乎与种姓无关，只是一个白人承包商在打电话给白人工程师，请教正在进行的项目中的问题。
这位工程师是主管，对这个项目有大致的了解，但项目本身不归他管，而是归团队里的另一位工程师管，承包商也很清楚这一点，只是那位工程师凑巧是非洲裔美国女性。
白人承包商早被告知，有任何问题就去问那位女工程师。但承包商无视她，无视规则，非要去找那位支配种姓的工程师。白人工程师刚开始还愿意回答承包商的问题，既是出于礼貌，也是为了推动进度。但电话响个不停，打断了他的工作，也拖慢了那个进行中的项目。
黑人工程师就坐在白人工程师旁边的小隔间里，听着这一切在她面前发生。她在办公桌前，每次白人工程师的电话响起，她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而她的电话却静静地摆在桌上。她能听见白人工程师不耐烦地回答问题，而他们都知道这些问题应该来问她才对。
白人工程师既恼火又难以置信。承包商又一次打电话找他，白人工程师终于受够了。他说：“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了，日常事务都去找D.谈，要是你对这个安排有意见，那我们就另外找个承包商干活儿好了。”
白人工程师刚挂断电话，黑人工程师的电话就响了。
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日里，种姓制度把一个支配种姓的男人拽进浪头底下。它吞噬了他的时间，干扰了他的工作。他发现自己在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打一场意料之外的战斗，被迫为同事出面，去对抗也许他在意识层面一无所知的种姓制度本身。
然而，假如说种姓有什么突出特点的话，那么首先就是根据人们的相貌来规定角色，其次是监控边界，包括对从属种姓边界的无视和构建支配种姓成员所热衷的边界，目的都是维护等级结构。
2016年大选过后，白人陌生人对黑人公民的监视变成了美国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特征，这种突如其来的干预甚至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基因，通过短视频病毒式传播，随后是管理层道歉或者宣布在全公司进行种族多样性培训。录像拍到支配种姓的成员强行插手陌生黑人的日常生活，黑人在费城的一家星巴克等朋友或者在圣路易斯想进入自己拥有的公寓时遭到白人报警。这是一个古老时代的遥远回声，在奴隶制时期，支配种姓的所有成员都被授权甚至负有义务去逮捕任何一名黑人。
2016年大选后，随着种姓风潮的重新抬头，支配种姓的成员会在各种各样的正常情况下报警举报普普通通的黑人公民。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短视频出现。
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一名女性打电话给校园警察举报耶鲁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这名研究生在她宿舍的公共区域学习时睡着了。尽管研究生打开了她住的宿舍房间的门，但警员依然要求她出示证件。一名警员说：“你在耶鲁大学的建筑物里，我们必须确定你属于这里。”[5]
在密尔沃基，一名女性报警举报一位狱警，后者在打开自己的车门时控制钮出现了故障。[6]
在旧金山，一名男子报警举报一名软件工程师，后者在一座公寓楼外等朋友出来。这名白人男子用手机向警方报告情况时，他的小儿子对父亲的举动感到不安，求他挂断电话，别管这事儿了。[7]
在圣路易斯，一个遛狗的女人拦住一位市场营销顾问，不让他进入自己的公寓楼。她要求他证明他是这里的住户，否则就不肯让开。他从她身边走过去，她跟着他进电梯，来到他的楼层，看他是不是真的住在那儿。在男子作为预防措施拍摄的视频里，你能看见女人跟着男人一路来到他的公寓门口，即便在他开门进去之后，她还要确认他是不是这里的住户。[8]
在佐治亚州，一个女人见到一个黑人带着两名白人儿童外出，于是开车跟踪他。带着两个孩子的是科里·刘易斯，他开车从沃尔玛来到加油站，没有允许那个完全陌生的女人与孩子们单独交谈（她想确认孩子们一切安好）。女人又跟着他们回家。刘易斯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也是一位课后培训项目的主持者，他用手机拍摄了当时的情况。你能在视频里看见两个孩子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表情平静，毫无异样。
他听上去紧张而惊讶。他在视频里说：“这个女人在跟踪我，就因为我的后座上有两个孩子，看上去和我不一样。”
女人打电话报警，问她该不该继续跟踪他。尽管警察说不需要，但她还是一直跟着他。等刘易斯回到家里，一辆巡逻车在他背后停下，一名警察走向他。
“耶稣怜悯我们，这个国家出了什么毛病？”镜头外有个女人大叫。警察请两个孩子——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一个十岁的女孩——下车，刘易斯的声音变得紧张。警察的这次拦截和他的个人安全都取决于孩子们会怎么说，他请他们告诉警察他是谁。
“请说吧。”他对他们说。
警察确定刘易斯事实上是他们的临时保姆，孩子们一切都好，然后为了安全起见，又打电话给孩子们正在外面吃饭的父母。
孩子们的父亲戴维·帕克对《纽约时报》说：“简直把我们从椅子上踹到了地上。”
事后，一名记者问其中一个孩子，十岁的艾迪森，她想对那天跟踪他们的女人说什么。她父亲把她的回答告诉《时报》：“下次我会请她把我们当作三个人，而不是三种肤色，因为我们有可能是刘易斯先生收养的孩子。”[9]
种姓的这些侵犯对被侵犯目标的伤害看似比对任何人的都大。考虑到警方袭击和枪击黑人公民的事实被广泛曝光，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知道向警方举报一名黑人会造成有关生死的后果。毫无意义的报警白白浪费公共资源，分散了警方放在真正严重的犯罪上的精力，因而损害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除此之外，任何一名公民在日常生活和履行社会责任时受到打扰，这事实上是在干扰整个社会的运转，是在撕裂日常的人际互动。这些人也是美国经济的一部分，被意料之外的干扰打乱工作节奏的学校、商业机构和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无法完成手头的任务，因此在无形间受到损害。
这些侵犯的目标是维持种姓结构，通过让低等种姓的人脱离正轨，颠覆他们在一个本已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们在完成工作时还要承担额外的负担，而他们支配种姓的同事则不需要。几年前我在密歇根州就遇到过这种事。
我听见背后有脚步声，但没有留意。这里是机场，周围到处都是脚步声和滚轮行李箱的声音。我刚从芝加哥坐清晨的航班赶到底特律，作为《纽约时报》的全国通讯记者，我要去做采访。
从中部时间到东部时间，我已经损失了一个小时，我在思考在接下来的八个小时内我必须完成的任务。第一场采访是10点半，从机场去市区要40分钟，这会儿是上班高峰，也许还会更久，想要赶上时间，我必须直接去取我租的车。
要是今天的采访有一次耽搁，我也许就赶不上今晚回芝加哥的航班了。我心想，这个问题回头再担心吧，我必须以最快速度跳上安飞士的巴士。我想到，我要找的穿梭巴士似乎永远是刚开走的那辆，无论我订了哪家公司的车，我需要的穿梭巴士永远最后出现。
我走得很快，因为我一向走得很快，正在走向穿梭巴士站方向的滑动门时，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快，而且是朝我而来。为什么有人朝我跑来？那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且凑巧的是，是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白种女人。女人跑动时，浅棕色的头发在齐肩的高度甩动。他们的打扮是风雪衣配灯芯绒，两人跑到我旁边时都气喘吁吁。
“我们需要和你谈谈。”他们说着，和我并排向前走。
隔着滑动玻璃门，我能看见穿梭巴士的车道，车辆正在进站，我没怎么注意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你来底特律干什么？有什么目的？”
“出差。我来工作。”
我心想，我可没空陪你们玩什么行程调查。这时我看见了时间表上说的那辆安飞士巴士。穿梭巴士正在靠边停下。人们排队准备上车。
“我要赶我的穿梭巴士。”我对他们说，一边走出航站楼。
“你从哪儿来？”他们问，这会儿他们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
“刚从芝加哥飞来。”我说，走向正在上车的那些人，他们身穿西装和大衣。
“你住在芝加哥吗？”
“为什么问我这个？我要上那辆巴士。”
“我们需要知道你是不是住在芝加哥，还有你来底特律干什么。”
最后一名乘客正在上车。巴士的门敞开着。司机低头看着我和那两个人。一男一女站在那儿，挡住巴士，耽搁乘客们的时间，耽搁我的时间。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是缉毒局的。我们需要知道你住在哪儿，你会在底特律待多久，还有你来底特律干什么。”
这太荒谬了，我完全没法理解。毒品强制管理局？他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要拦住我，从整个机场的那么多乘客里专门挑中我？这是一趟当天来回的短差，所以我没有行李，往返于两个相邻城市之间的无数商务旅客都是这样。我和其他人一样身穿正装，肩上挎着一个蔻驰的包。当时我负责报道中西部的新闻。我经常和别人说，我搭飞机就像其他人搭地铁一样，机场对我来说就是第二个家。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我和这辆穿梭巴士上的其他商务旅客明明是同一种人？
巴士上的乘客在看表，隔着车窗怒视站在台阶上的我。司机在座位上动了动，我能听见发动机在抖动、刹车在摩擦、变速杆即将换挡，司机不耐烦的手放在车门拉手上。
我说出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希望能就此摆脱他们。
“我住在芝加哥。我来底特律待一天。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我必须上这辆巴士。”
“我们会允许你上车的。我们要和你一起走。”
登上穿梭巴士的时候，我的身体在颤抖，车厢里充斥着其他乘客的轻蔑和嘲笑。我找到空座位，坐下时其他人和我拉开距离。这个插曲耽误了车上所有人的时间，你只要有眼睛就能看得出来，这都是因为一个女人，一个黑人女性，她很可能根本不是真正的商务旅客，而且说不定是个罪犯。
两名探员在我正前方坐下，盯着我看，评判着我，视线一直没有从我身上转开。当时推特还不存在，手机摄像头也还没有视频模式。车上坐满了商旅人士，都是白人，或者更确切地说，白种商旅人士。我是车上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少数几个女人之一，而且有两名探员在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其他乘客看看我，看看两名探员，然后继续看我。我完全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太震惊了，甚至感觉不到害怕。这是一种精神攻击：我坐在这儿，受到指控和谴责，不但两名探员如此，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蔑视和鄙夷的眼神看着我，不将我视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但我确实和他们一样——我是个经常出差的旅客，和穿梭巴士上的其他人一样，在一个工作日的清晨飞到美国的一个大城市，也需要集中精神思考我来这儿办的事情。无论其他人以为我是什么人，我都想大声宣告我的清白。
假如你出身于中产阶层，但生来就是从属种姓的一员，具体而言就是非洲裔美国人，那么你就会敏锐地认识到自己所背负的重担，你知道加倍努力是你的天命。但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你没有失误的余地，因此仅仅是为了不沉下去，你就必须努力做到真正的完美。尽管你不喜欢双重标准，但你还是必须接受它。你从小就知道，你的白人朋友能逃过去的情况，放在你身上就不可能了，例如青春期恶作剧，例如在大冒险游戏里偷商店的东西，例如咒骂老师。你知道你就算有这种念头也不能这么做。但我不是那种人，也从没动过那些念头。
我需要恢复镇静，他们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指责，我要消除这个影响。他们不相信我是记者，于是我决定用行动说明我就是。我从包里掏出笔和记事本。我认为没人能阻止我做笔记。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保护性反射行为，和呼吸一样。有一群被困在车上的乘客充当我的观众，见证我在突发事件中履行记者的职责。
我默默地望着两名探员，用我颤抖的右手记录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相貌和他们看我的眼神。他们没猜到会有这个发展，于是扭头看窗外和脚下。
去安飞士的停车场有好长一段路。这下他们感受到了审视的刺痛，我尽我所能写下关于他们的一切，在那一刻夺回了一丁点儿他们从我身上抢走的权力，向所有旁观者证明了我是谁和我是什么人——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觉得的。
大巴开进安飞士的停车场，我做了个深呼吸。他们从机场跟着我一路来到这儿，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大巴停下，我和其他乘客一样起身。两名探员从座位上抬头看我。
“祝你愉快。”他们说。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不，当然没有结束。天晓得我怎么走到了租车柜台，天晓得我怎么取到了车钥匙，反正我是一点儿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一个我去过几十次的停车场里兜圈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都开不出去，没注意到通往出口的标志，没看见怎么开上94号州际公路，尽管开了那么多次，我其实很清楚该怎么开上94号公路。
此刻坐在车上，摆脱了那两名探员，我才开始领悟到这次遭遇的严肃性，我才能够承认自己的恐惧。其他商务旅客很可能已经赶去赴约了，很可能因为被耽搁了时间而生气，但依然能在脑袋里为开会做准备，路上说不定还会去买杯咖啡。
这是种姓的窃取行为，它偷走了被边缘化的人群从本已艰难的竞争中吸取能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和我不一样，不会呆愣愣地晕头转向，试图理解这种公然的侵犯行为，现在我看到了它的全貌，它显得更加凶险了。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种恐怖中的平静和平凡，伤疤比伤口存在得更久。
我们在社会中一遍遍被告知，不要以封面判断一本书，不要在有机会读到书之前假设书里的内容。但是，人类每天都会无数次地根据相貌评估其他人，做出假设。我们得到的教育是不要随便评判无生命的物体，我们却会以这样的方式去评判会呼吸的复杂生命。
* * *
[1]分别指黑豹党的创始人之一、民权活动家休伊·牛顿和说唱歌手图派克·夏库尔。
[2] Bancroft，Slave Trading，p.81.
[3] Richard Frucht，Black Society in the New World（New York：Random House，1971），p.32.
[4] Stampp，Peculiar Institution，p.343.
[5] Brandon Griggs，“A Black Yale Graduate Student Took a Nap in Her Dorm’s Common Room. So a White Student Called Police，” CNN，May 12，2018，https：//www.cnn.com/2018/05/09/us/yale-student-nappingblack-trnd/index.html.
[6] Nicole Rojas，“Black Man Records White Woman Calling 911 After Accusing Him of Breaking into His Own Car，” Newsweek，August 17，2018，https：//www.newsweek.com/woman-calls-police-video-black-manbreaking-own-car-milwaukee-reporachel-1078717.
[7] Patrick May，“Video of a San Francisco Dad’s ‘Trespassing’ 911 Call to Report a Black Software Engineer Goes Viral，” Mercury News，July 9，2019，https：//www.mercurynews.com/2019/07/09/video-of-a-san-franciscodad-trespassing-9-1-1-call-to-report-black-software-engineer-goes-viral/.
[8] Melissa Gomez，“White Woman Who Blocked Black Neighbor from Building Is Fired，” New York Times，October 15，2018，https：//www.nytimes.com/2018/10/15/us/hilary-brooke-apartment-patty-st-louis.html.
[9] Melissa Gomez，“Babysitting While Black：Georgia Man Was Stalked by Woman as He Cared for 2 White Children，” New York Times，October 9，2018，https：//www.nytimes.com/2018/10/09/us/black-man-babysitting.html. Corey Lewis’s video is at https：//m.youtube.com/watch?v=TyATgNSAkj8. See also Yamiche Alcindor，“Living While Black：How Does Racial Bias Lead to Unnecessary Calls to Police?” PBS NewsHour，July 2，2018，https：//m.youtube.com/watch?v=o3r3mOo4L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