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种姓制度最大的威胁并不来自低种姓者的失败——在种姓制度中，人们期望看到低种姓者的失败，甚至寄希望于他们的失败，而不是他们的成功。最低种姓者取得的成就与我们代代相传的社会剧本相悖。它破坏了种姓制度赖以建立的核心假设，也破坏了等级制度中所有阶层的身份都与之相联系的核心假设。被边缘化的人取得的成功超越了世人对他们的期待，这会破坏秩序，会导致原始的且往往是暴力的反作用。
学者W. E. B.杜波依斯在他对美国内战后的历史研究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奴隶主对他们曾经的奴隶所取得的成功感到恐惧，”他写道，“这种恐惧远甚于对奴隶预期的失败的恐惧。”[1]
美国内战结束几十年后，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战争，堑壕战将欧洲撕扯得四分五裂。1918年，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年，美国终于派出了军队。法军对增援部队表示欢迎——他们非常需要增援。法国士兵开始指挥一些美国士兵，问题就从那时产生了。法国人依据美国士兵的军衔决定应如何对待他们，而非依据他们在美国种姓制度中的等级。他们对待黑人士兵的方式与对待白人士兵无异，正如他们对待其他人类一般——一起喝酒，拍拍对方的肩膀鼓励他干得很棒。这样的行为激怒了美国白人士兵。当时美国正在实行完全的种族隔离制，他们必须制止对种族隔离的破坏。
美军司令部告诉法国人应怎样正确对待黑人士兵，并表明黑人是“低等的生物”，无论黑人在前线表现得如何优异，将他们视为低人一等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在如此情形下，美军司令部还特意花时间来告诉外国人，不可抬高自己的同胞的身份。这表明，在美国白人看来，坚守种姓规则与作战本身一样重要。事实就是如此，白人士兵拒绝与黑人士兵同在一个战壕作战，也拒绝向黑人长官敬礼。
美军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法军指挥官则不得不将这些规则传达给法国士兵和军官，而这些士兵和军官已经开始钦佩黑人士兵，并与他们建立了战友情谊。“与黑人的这种亲昵关系，”公告中写道，“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同小可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国家政策的冒犯。”[2]在将新规定告知法国军官时，法军司令部发现了其中的矛盾：“被派遣来的（美国黑人）士兵是精心选拔出来的、体质和道德方面的佼佼者。”然而，在试着将美国的种姓制度翻译成法语时，法军司令部给出了这样的指令：“我们如果以对待美国白人军官的方式对待美国黑人士兵，美国白人会感到非常受伤。我们不能同他们一起吃饭，不能与他们握手，不能与他们交谈，并且在兵役要求之外不能与他们私自会面。”
还有一条更尖锐的规定，法国军官们被要求“不准给予美国黑人军人过高的赞誉，尤其是在美国白人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肯定他们的品质与军人精神，但是言辞要适度”。
随后，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一个非洲裔美国士兵——二等兵伯顿·霍姆斯——所在的部队遭到伏击，他在机枪和大炮的袭击中受了重伤，他支撑着回到指挥处，换了步枪，因为他之前的那把步枪已经不能用了。
指挥官们想带他去医院接受治疗，但他拒绝了，带着新步枪重新回到战场。他持续不断地向敌人开火，直到牺牲。C连的非洲裔美国士兵弗雷迪·斯托尔斯爬进敌人的扫射区，带头攻向德国战壕。他也牺牲在了保卫法国与美国的前线上。[3]
见证了他们英勇行为的白人军官们打破了种姓约束，提名两人获得荣誉勋章。但当时是种族主义优生学流行的巅峰时期，将黑人视为低等人种是美国文化的惯例。美国政府拒绝将勋章授予二人。本该授予霍姆斯的那枚勋章被降级为其他奖项，而斯托尔斯的勋章在半个世纪后才姗姗来迟。
这些事件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即最低种姓的人即使在死后也不应受到赞扬，以免其他活着的黑人开始认为自己与白人是平等的，变得傲慢，离开他们应处的位置，从而威胁到高种姓者不断向自己和世界宣扬的神话。
杰弗里·古斯基是一位医生，他对上述事件产生了兴趣。在这些事发生几十年后的2018年，他在《陆军时报》中评论道：“想象一下，如果当时有消息传出，说两名黑人士兵在这次伏击中丧生，他们都被提名获荣誉勋章……这在美国媒体中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力。”[4]
一代人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低种姓者因试图从其被分配到的位置上崛起而遭到的阻力从未消失，即便这些低种姓者只是做了些最微不足道的努力。1942年春的一天，白人军官们安排黑人士兵去指挥佐治亚州林肯顿的交通，碰巧一支护航部队途经此地，于是一场大骚乱爆发了。见到黑人身着制服站在十字路口中央，“白人驾驶员在路中停下了，这显然让附近一些居民感到很崩溃”，历史学家杰森·摩根·沃德如此写道。[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2月，小艾萨克·伍达德中士搭乘灰狗巴士[6]回家，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回到北卡罗来纳州。他曾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奥古斯塔荣誉退伍。在沿途的一个车站，伍达德问巴士司机能否让他下车方便。司机让他坐下，说自己没有时间等他。伍达德看着司机说：“我和你一样是个人。”伍达德离开美国和吉姆·克劳法已经三年了，他曾为祖国战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果敢和自信，这是大多数南方的白人既不习惯也不准备接受的”，来自美国南方的作家、法官理查德·格格尔如此形容道。[7]
那位司机让步了，说：“那就快去吧，赶紧回来。”但在下一站，即南卡罗来纳州的艾肯城外，司机报了警。
警察局长就在那儿逮捕了伍达德，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在巴士车站和监狱里，警察局长殴打了伍达德，用警棍戳他的眼睛，把他弄瞎了。当地法官裁定伍达德有罪。他请求去看病，但警局在几天后才给他找了个医生。等最终被转移到一家陆军医院接受治疗时，他已经永久失明。
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将此案提请给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温和派总统哈里·S.杜鲁门。南卡罗来纳州当局没有采取行动，导致一名美国士兵残疾，这让总统感到愤怒。他命令司法部根据以下事实进行调查：伍达德被殴打时身穿制服，事件最初的发生地是属于联邦土地的一个公交车站。
但联邦审判在南卡罗来纳州遇到了种姓障碍。当地的检察官完全信赖那位报警的巴士司机的证词，辩护律师在公开的庭审中对眼盲的中士使用带有歧视性的称谓，而当完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做出警察局长无罪的判决时，法庭上爆发出欢呼声。
审判中提到，伍达德被捕时对警察局长说了“是的”，而非“是的，长官”。这一点，再加上他的制服使他看起来地位有所提升，在种姓制度下就能被视为足以惩罚他的理由。审判后，承认戳瞎了伍达德的警察局长被释放。伍达德北上去了纽约，融入非洲裔美国人大迁徙[8]中。负责此案的北方白人法官悲叹道：“我为我的政府的虚伪感到震惊。”[9]
对那些需要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至少看起来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才能活命的人来说，其中传达出的信息很明显。“如果一个黑人社会地位提升了，他会小心不要太惹人注目，以免被人指责是摆架子，继而引发仇恨，”人种学家伯特伦·史瑞克写道，“自身或他人的经验告诉他，来自社会较低层的白人的竞争与嫉妒会成为他前进路上不可逾越的绊脚石。”[10]
黑人在努力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这却导致了黑人在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遭受私刑和大屠杀，导致了三K党的成立，也导致了吉姆·克劳法得以实施，以保证低种姓者处于他们原本的地位。在1920年的选举日，一群白人暴徒在佛罗里达州的奥科伊屠杀了约60名黑人，烧毁黑人的房屋与店面，对黑人施以私刑（包括阉割），还将剩下的黑人赶出城。而这都是因为一个黑人想要投票。历史学家保罗·奥尔蒂斯将奥科伊暴乱形容为“美国现代史上最血腥的选举日”。[11]
从圣路易斯东部到芝加哥再到巴尔的摩的十几个美国城市中，一场反黑人大屠杀浪潮掀起，这次事件只是其中的一起。大屠杀浪潮的起因是在非洲裔美国人大迁徙期间，南方的黑人来到北方，其中许多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冒着生命危险作战，因此他们希望能得到合法公民的身份。大屠杀浪潮中的暴乱有一个共同点：暴徒倾向攻击的对象是最低种姓者中最富裕的人，这些人的地位最终甚至可能会超越高种姓中的部分人。在1921年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发生的暴乱中，一个暴徒将城里被称为“黑人华尔街”的地区夷为平地，此处汇集了黑人银行、保险和其他商业设施，四周围着象征富足的维护良好的砖房。这一切都被烧光，再也没能复原。
塔尔萨暴乱发生的几十年前，在19世纪90年代初，田纳西州的孟菲斯边界处有一家黑人经营的杂货店，它的斜对面是一家白人经营的杂货店。黑人的杂货店叫“人民杂货店”，它是一家正在蓬勃发展的合作企业——尽管吉姆·克劳法的束缚正在层层逼近。店主托马斯·H.莫斯身材挺拔，常穿三件套的西装，系蝴蝶领结，留着一头剪得很短的头发，身兼送信和打理杂货店两份工作。他与他的杂货店遭到了白人店主的怨恨。
一天，有两个男孩——一个黑人孩子，一个白人孩子——在人民杂货店门口玩弹珠，两人吵了起来。白人孩子的父亲赶来，开始抽打黑人孩子，黑人杂货店里的两名店员赶忙跑出来救那孩子。人群围拢，形势越发紧张。
白人店主威廉·巴雷特本就对黑人杂货店的竞争感到愤怒，他抓住这次机会出现在人民杂货店，想找到介入争吵的其中一名店员。但这位值班店员卡尔文·麦克道尔拒绝向他透露任何信息。于是，巴雷特拿手枪砸麦克道尔——因为他的傲慢。麦克道尔在与白人店主的扭打中抢过枪，开了火，差点就打中了白人店主。根据种姓制度的法规，被逮捕的人是那位黑人店员。虽然麦克道尔被释放了，但种姓制度下的骚乱才刚要开始。黑人店主托马斯·莫斯努力为此做足准备。他安排了几名黑人男子保卫杂货店。
1892年3月5日，6名白人男子冲进人民杂货店。黑人们对着入侵者开火，打伤了两个入侵者。这些白人是警长和他刚刚指派的5个人。那阵枪击后，警长又指派了另外百余人去抓捕黑人店长和他认识的其他黑人。店主莫斯和两位店员——麦克道尔与威尔·斯图尔特——都被捕了。1892年3月9日清晨，一个暴徒冲进监狱，殴打并私自绞死了那3位黑人。第二天，一个白人暴徒洗劫了人民杂货店。没过几个月，莫斯的白人对手就以极低的价格买下了那家杂货店。
莫斯的好朋友中有一位是记者，她名叫艾达·B.韦尔斯，正是这一事件使她下定决心用毕生时间来促使这个国家觉醒，让整个国家认识到私刑的恐怖。“在孟菲斯市的大街上，没有比他更优秀、更纯净的人了，”韦尔斯写道，“他被谋杀了，人们对他的关心程度不会超过对一条狗的关爱……黑人们觉得，每一个同意杀死莫斯的孟菲斯白人都和亲手开枪杀死他的人一样有罪。”[12]
最低种姓者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的讽刺之处就在于，正是莫斯所代表的正直，那份得到了韦尔斯的证实、也被其他大多数群体所称赞的正直，激起了最强烈的反对。正是黑人为摆脱种族耻辱而付出的努力使他们遭受了惩罚。
“莫斯被谋杀是因为生意做得比他的白人对手好，”孟菲斯大学胡克斯研究所的历史学家纳撒尼尔·C.鲍尔写道，“麦克道尔是因为忘了自己在他所生活的白人世界中的等级地位，斯图尔特则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处在错误的地点。”[13]
最低种姓者必须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他们就像一件因为不合身所以需要时常修改的西装，其接缝和省道都要重新缝制，以符合上层种姓的要求。低种姓者必须回到奴隶主身边，这些奴隶主将他们视为财产，对他们所表现出的才干感到愤恨。“如果奴隶们挣到了钱，他们就会变得‘虚荣、自大’，”历史学家肯内特·斯坦普写道，“还会觉得自己‘更独立’了。”[14]
奴隶的想法和创新永远不会得到肯定，即便他们也许能给所有人都带来进步。肯定奴隶会导致奴役失去根基，即他们是除了被奴役外没有其他价值的下等人。1721年夏天，天花在波士顿蔓延开来，这是18世纪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感染者被隔离起来，屋外飘着红色旗子，喻意“愿上帝保佑这所屋子”。[15]科顿·马瑟是波士顿的一位清教牧师，也是名业余的科学家，他有个非洲奴隶，名叫奥奈西姆斯。这个奴隶说了一种在家乡见过的能保护他免受疾病折磨的方法。西非的人们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接种感染者的体液来防止感染该种疾病。马瑟对奥奈西姆斯说的方法十分感兴趣。他对此进行了研究，将这种方法取名为“天花接种”。医学伦理学家、作家哈丽特·A.华盛顿写道，这就是免疫接种的前身，也成了“西方医生与科学家预防天花的圣杯”。[16]
在1721年天花疫情期间，马瑟想说服波士顿人采用这种革命性的新方法保护自己，没想到却遭到人们的“可怕的大抗议”。波士顿城的人们听后暴怒，非常反对这种方法，觉得这简直荒诞不经。他们认为，恐怕这种方法会让天花传播得更厉害，他们也决不想采纳一个非洲奴隶提出的来自非洲的方法。哈丽特·华盛顿写道，医生们立即驳回了这一做法，对“由一群牧师来通知他们，说非洲人已经发明了他们久久找寻的灵丹妙药感到很不满”。有人朝马瑟的房子扔了一枚引燃的手榴弹，波士顿人的愤怒终于转变成了暴力。马瑟幸运地没有受重伤。他写道，殖民者们很乐于使用印第安人的蛇毒解毒剂，这和使用非洲人的方法对付天花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只有一位医生，扎伯迪尔·博伊尔斯顿，愿意尝试这种新方法。他给他的儿子和奴隶们接了种。最终，这场天花夺走了14%的波士顿人的生命。但得到博伊尔斯顿接种的240个人中，仅有6人去世——死亡率为1/40，而不愿接种者的死亡率是1/7。
到1750年，基于奥奈西姆斯的介绍而研发成的疫苗接种法在马萨诸塞州全面推广，随后全国各地也纷纷采纳。“很显然，他传授的知识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最终还使天花被根除，”作家艾琳·布莱克莫尔写道，“直至今日，天花仍是唯一一种被完全消灭了的传染性疾病。”
即便做出了巨大贡献，奥奈西姆斯也没有完全获得自由。我们只知道马瑟开始对他不满，奥奈西姆斯只能付给马瑟钱，让马瑟购买另一个奴隶，这样他才获得了部分自由。他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最低种姓者的预期，但是，正如时常发生的那样，他没有因为扮演了一个超出自身地位的角色而获得回报。
奖励与特权实则源自对种姓秩序的维护。这种维护种姓秩序的做法可以使那些安分守己地待在自己的阶层中的低种姓者获得更好的前景，且越明显越好。在奥奈西姆斯那个时代两个世纪后，吉姆·克劳法在黑人与白人的种族隔离铁律中做出一条例外规定——能够证明自己足够忠诚可靠的黑人女仆们被委以照顾白人孩子的责任，她们可以搭乘只允许白人乘坐的火车或巴士，只要她们是带着白人孩子出行。这一项例外规定有几个目的：将白人孩子神化为黑人进入一等车厢的车票；强化低种姓者的奴性角色和自然的从属地位；通过统治阶层的命令提高黑人保姆的地位，使得家仆们显得甚至比伟大的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要优秀——道格拉斯曾在一次火车旅行中被迫坐在货物上面；保护高种姓的孩子们，使他们不用跟随黑人保姆忍受黑人客车的脏污与不适；同时再一次提醒被统治阶层，他们只能在统治阶层的允许下获得地位的提升，且必须遵守统治阶层制定的条例、遵守他们被分配到的角色的行为准则。
黑人无法想象自己处在最底层之外的任何地方。从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到黑人民权运动时期，南方的教育局花在黑人学校上的经费仅仅是白人学校的1/10，此举公然剥夺了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的资源。黑人学校一学期的时间比白人学校短几个月。黑人孩子的学习时间比白人孩子短，他们要花更多时间在田地里，为统治阶层的富足而劳作。
在吉姆·克劳法实施期间，在关于聘用黑人学校老师的问题上，南方的一位重要官员——霍克·史密斯在深思熟虑后做出决定：如果有两位老师同时递交申请，“选择能力更差的那个”。[17]这一“创造性”的做法公然破坏了黑人孩子取得成就的前景，使黑人孩子不得不接受不够格的老师的教导，忽略最聪慧、有才能的申请者——其实不仅仅是忽略，而是惩罚优秀者——却选拔出资质平庸者，刻意扭曲对人才的培养。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最低种姓阶层引发了关于公平的争议，也粉碎了有天赋者的野心。种姓制度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训练低种姓的人们，让他们知道生存的唯一途径便是乖乖扮演好他们的奴隶角色。种姓制度抢占了所有成功的机会以确保黑人的失败。
在种姓制度中，不受欢迎的种姓几乎完全没有被平等对待的机会，更谈不上显得卓越。
在纳粹德国成立初期，纳粹设法将犹太人阻拦在任何有可能胜过雅利安人的环境之外。这一做法被延伸到学校，柏林的盖世太保特意下达了命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杜绝犹太人帮助雅利安学生备考的现象。”[18]这些都是为了让处于统治地位的种姓在所有事情上都通过人为扶植而高人一等，完全无视了不同人类种族都能展现出的智力与才能，是为低种姓者制造的假象。
如果说等级制度的要求之一是最低种姓必须继续充当替罪羊的角色，必须待在最底层，那么文化手段就是不断渲染、强化其天生劣等的种族成见，并尽可能地忽略反例。在美国，媒体向大众灌输犯罪和贫困的新闻，他们渲染的报道与真实数据完全相悖，以至于扭曲了大众对非洲裔美国人和全部社会问题的看法。超过20%的非洲裔美国人处于贫困中，他们占美国贫困人口的比例只略超过1/4，具体为27%。但伊利诺伊大学的特拉维斯·迪克森2017年的研究发现，新闻报道中出现的穷人里，非洲裔美国人占59%。贫困的白人家庭占美国贫困人口总数的2/3，约为66%，但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概率仅为17%。[19]
这一代又一代扭曲事实的报道塑造了民众的错误观念。耶鲁大学的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在1994年的研究中发现，55%的美国人相信美国所有的穷人都是黑人。因而，大部分人开始将黑人视为贫穷的代名词，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富裕的国家，这是一种污辱性的扭曲。与贫困一样，对黑人犯罪的报道也与真实犯罪数据不匹配。根据倡导刑事司法改革的美国审判项目组织提供的数据，在电视新闻报道的犯罪事件中，涉及黑人嫌疑人和白人受害者的犯罪占42%，可是黑人嫌疑人和白人受害者的犯罪案例中只占犯罪案件的10%。[20]
几代人以来，美国文化一直谴责黑人在青少年时期就生育的比例太惊人，谴责中往往还会提及这些年轻人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虽然实际上所有种族的少女母亲大多都未婚且很可能需要帮助。但是新闻不会报道的是，近年来黑人青少年生育率直线下降，1991年时每1000人有118人过早生育，到2017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28人。[21]
这本该是重大社会新闻。非洲裔和拉丁裔青少年生育率的下降使青少年总体生育率降到了现代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然而，媒体对此仅有的报道却倾向于使用20世纪90年代人们熟悉的、关于失业和贫困的种姓暗示，而不去探究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生育率下降背后的原因。
这些数据显然能告诉我们一些与我们往常所知的种姓“常识”所不同的东西。“这种长期下降的趋势，”研究员写道，“也许反映出青少年越来越倾向于推迟性行为；如果性行为频繁，他们则会更加小心地采取避孕措施。”[22]这意味着，非洲裔和拉丁裔青少年采取预防措施的概率逐渐与主流人群接近，这一结果与社会预期相反，因此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统治阶级对既定等级制度的投入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历史上处于统治地位的种姓宁愿放弃自身的便利，也要将权力的果实留在自己的种姓内。
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最高法院判决废除黑人与白人学生不得进入同一所学校就读的种族隔离条文，但弗吉尼亚州爱德华王子郡的由白人管理的学校教育委员会尽可能地推迟了种族融合，最后宁愿完全关闭学校，也不让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生所在的教室。从1959年到1964年，这个郡整整5年没有开设公立学校，黑人父母和白人父母都不得不另外寻找教育机构。当地的白人将政府的教育资金转移到仅为白人学生开设的私立学校之中，而黑人父母缴纳的税款都用在了白人学生的教育上，他们只能另外想办法凑孩子的学费。
大概在同一时期，民权立法取缔了关于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条例，作为回应，南方城市关闭、拍卖白人专用的游泳池，或将混凝土倒入其中，如此一来，谁都没法在泳池里游泳了，白人也就不必与黑人共享泳池。[23]但是，占统治地位的种姓拥有先辈几代人的收入和财富累积而成的资源，他们可以在封闭的社区里为自己和子女建造私人泳池，再次将最低种姓拒之门外。
种姓制度正是通过这些方式改变并保护其受益者，采用一种变通的方式，制定各种规则，而等级制度即使面对最高权威的挑战，依然完好无损。这就是种姓制度看起来永远都能取得胜利的原因。
群体内和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是美国社会生活的一大特征。2015年，在得克萨斯州麦金尼市的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封闭式社区，一些黑人青少年参加了一个泳池派对，那里的白人居民以非法侵入为由报了警。
随后，正如一段引起国际关注的视频所显示的那样，一名接到报警后赶来的警官将一个15岁的黑人女孩从人行道拉到马路上，将她脸朝下摔在地上，并用全身的重量压住她。这个成年男子的双膝压在她瘦小的、仅穿着比基尼的身上，而她在他身下无助地抽泣着。黑人男孩们出于本能地冲过去帮她，警官拿枪指着他们，他们只好后退。国家将他们视为对社会的威胁，而不是孩子。[24]
如果这个黑人女孩和警官一样处于占统治地位的种姓阶层，这样的场面简直难以想象。几天后，那位警官辞职了，但这一事件表明，在一个种姓社会中，关于每个种姓的人该待在什么位置的预设根深蒂固，而且即便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一旦种姓间的界限被突破，高墙立刻就会竖起，低种姓者就会受到惩罚。[25]
* * *
[1] Du Bois，Black Reconstruction，p.633.
[2] 美国远征军司令部的J. L. A.利纳尔上校就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非洲裔美国士兵这一问题，向法军司令部提出了建议。他刊登在杂志上的备忘录在此处和后面几段中都有引用。
[3] Nicole Bauke，“Black Soldier Killed in WWI Was Denied Medal of Honor. Advocates Are Now Trying to Change That，” Army Times，February 28，2018，https：//www.armytimes.com/news/your-army/2018/02/28/black-soldier-killed-in-wwi-was-denied-medal-of-honor-advocates-are-now-trying-to-change-that/.
[4] Ibid.
[5] Ward，Defending White Democracy，p.41.
[6]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又名“灰狗长途巴士”，是美国跨城市的长途商营巴士，运行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开业于191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希宾市，在1929年成为有限公司。现在的公司总部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
[7] Richard Gergel，Unexampled Courage：The Blinding of Sgt. Isaac Woodard and the Awakening of President Harry S. Truman and Judge J. Waties Waring（New York：Farrar，Straus & Giroux，2019），p.14.
[8]非洲裔美国人大迁徙，又称北上大迁徙或者黑人大迁徙，是指1916—1970年约600万非洲裔美国人从美国南部各州的乡村地区迁徙至美国东北部、中西部以及西部地区的大规模人口迁徙。造成这次大迁徙的主要原因是南部各州落后的经济条件以及普遍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现象，尤其是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法——吉姆·克劳法。
[9] Richard Kluger，Simple Justice：The History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nd Black America’s Struggle for Equality（New York：Knopf，2004），p.298. The attack on Woodard and other black veterans returning from the war so alarmed President Truman that，in 1948，he issued two landmark executive orders，9981，banning segregation in the armed forces，and 9980，ending segregation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10] Schrieke，Alien Americans，p.143.
[11] Paul Ortiz，“Ocoee，Florida：Remembering ‘the Single Bloodiest Day in Modern U.S. Political History，’”Facing South，May 14，2010，https：//www.facingsouth.org/2010/05/ocoee-florida-remembering-the-singlebloodiest-day-in-modern-us-political-history.html.
[12] Ida B. Wells，Crusade for Justice：The Autobiography of Ida B. Wells，ed. Alfreda M. Dust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55.
[13] Nathaniel C. Ball，“Memphis and the Lynching at the Curve，” Uplift Memphis，Uplift the Nation：The Blog for Community Engagement（Memphis：Benjamin Hooks Institute for Social Change，2015），https：//blogs.memphis.edu/benhooksinstitute/2015/09/30/memphis-and-the-lynching-at-the-curve/.
[14] Stampp，Peculiar Institution，p.166.
[15] “How an African Slave in Boston Helped Save Generations from Smallpox，” History，February 1，2019，https：//www.history.com/news/smallpox-vaccine-onesimus-slave-cotton-mather.
[16] Washington，Medical Apartheid，pp.72—73; Rene F. Najera，“Black History Month：Onesimus Spreads Wisdom That Saves Lives of Bostonians During a Smallpox Epidemic，” History of Vaccines，February 3，2019，https：//www.historyofvaccines.org/content/blog/onesimus-smallpox-boston-cotton-mather; and Erin Blakemore，“How an African Slave in Boston Helped Save Generations from Smallpox，” History，February 1，2019，https：//www.history.com/news/smallpox-vaccine-onesimus-slave-cotton-mather.
[17] Du Bois，Black Reconstruction，p.697.
[18] Raphael Gross，“Guilt，Shame，Anger，Indignation：Nazi Law and Nazi Morals，” in Steinweis and Rachlin，Law in Nazi Germany，p.92.
[19] Tracy Jan，“News Media Offers Consistently Warped Portrayals of Black Families，Study Finds，”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3，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7/12/13/news-media-offersconsistently-warped-portrayals-of-black-families-study-finds/.
[20] C.K.，“Black Americans Are Over-Represented in Media Portrayals of Poverty，” Economist，February 20，2018，https：//www.economist.com/democracy-in-america/2018/02/20/black-americans-are-over-represented-inmedia-portrayals-of-poverty.
[21] 研究人员发现，“非拉丁裔黑人青少年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十分明显。拉丁裔青少年的生育率下降幅度也相当大——从1991年的每1000名15岁至19岁的女性中有105人生育，变为2017年的每1000名15岁至19岁的女性中有29人生育”。非拉丁裔白人青少年的生育率在历史上低于黑人和拉丁裔青少年的生育率，它也在持续但相对缓慢地下降，同时期从每1000人中43人生育降至每1000人中13人生育——非拉丁裔白人青少年的生育率原本略微高于黑人青少年生育率的1/4，后变为黑人青少年生育率的约1/2。“Teen Births，” Child Trends，May 24，2019，https：//www.childtrends.org/indicators/teen-births. The analysis was derived from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data.
[22] Ibid.
[23] Albany，Georgia，“auctioned three pools and a tennis court rather than desegregate them.” The city “padlocked the library for months.” Sokol，There Goes My Everything，p.93.
[24] “McKinney Video：Protest over Texas Pool Party Policing，” BBC，June 9，2015，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33059484.
[25] Jonathan Capehart，“The McKinney，Texas Pool Party：More Proof That ‘Black Children Don’t Get to Be Children，’”Washington Post，June 10，201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post-partisan/wp/2015/06/10/the-mckinney-texas-pool-party-more-proof-that-black-children-dont-get-to-be-childr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