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姓制度的逻辑是：任何出生于高种姓的孩子都是“对的”孩子，低种姓簇拥着高种姓，就像其他行星绕着太阳转一样；高种姓将自身作为衡量其他所有种姓智力与美貌的标准，根据其他种姓与他们的生理“优势特征”的接近程度，将其他种姓按降序排列。
高种姓者被自己种姓的形象包围，从麦片广告到情景喜剧，他们在美国式生活中以勤奋、出类拔萃的形象出现，几乎所有高种姓者都不自觉地接受了主导群体为自己所构建的这一中心地位。只有极少数“种姓制度外”的人会从那些被认为低等的人的角度去体验世界，或甚至去为低等人考虑，即使种姓制度并不要求他们这样做。
社会建立了一扇以自我为参照的活板门，处于主导地位的人不经意间便自恋地与那些被分配到较低阶层的人产生了隔离。它复制了自恋家庭的体系结构，复制了相互竞争的从属角色——处于中间种姓的所谓“模范少数群体”（优秀孩子）、原住民（失落的孩子）和底层的替罪羊种姓——之间的相互作用。
统治种姓不会把等级制度的中心地位让给低于他们的人。最高与最低种姓看起来相距甚远，仿佛二者都是固定、不可移动的。那些处在中间的种姓可能会饱受焦虑和不确定性之苦，因为他们渴望升入更高的种姓。
种姓制度中的每个人都得到训练，渴望自己能更接近处于统治地位的种姓：一位伊朗移民觉得需要提一提他的亲戚小时候曾是金发这件事；一位加勒比移民的第二代子女急着澄清他们是牙买加人，绝不是非洲裔美国人；一位墨西哥移民吹嘘他的墨西哥祖父“长得就像一个美国人”——金发碧眼，这时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提醒他，美国人有各种颜色的头发和眼睛。
习惯将自己作为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那些人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尽管他们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麻烦，但至少他们不是在最底层。只要底层人民留在他们被指定的地方，高种姓者的身份和未来就有保障。
“无论他们的生活如何堕落，白人始终有资格相信他们拥有血统、基因和祖辈传承的优越性。不管发生什么，他们永远不会成为‘黑人’。”社会学家安德鲁·哈克尔写道，“不论处于什么阶层的美国白人都觉得，有黑人作为从属于他们的种姓是一种安慰。尽管白人有种种痛苦和问题，但在一个充满压力的世界里，黑人的存在仍能给白人带来一些安慰。”[1]
我们已经习惯了将“自恋”这一概念用于形容个人的一种情结——一种源自空洞的不安全感的，自我膨胀和漠视他人的复杂状态。但一些学者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家、部落和群体的行为。弗洛伊德是最早将对自恋的精神疾病诊断与古希腊神话联系起来的精神分析学家之——河神的儿子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没有意识到拒绝他的爱恋的正是他自己，最终死于绝望。“那喀索斯无法想象他爱上了自己的倒影，”心理学家艾尔莎·罗宁斯坦写道，“他陷入幻觉，不能自拔。”[2]同样，受到训练的群体也坚信自己拥有天生的主导地位。“这种高估自己的地位、憎恨所有与己不同者的心理本质是自恋。”心理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埃里希·弗洛姆写道。[3]“这样的人什么都不是。但是，如果他能够认同自己的国家，或者能够将他的个人自恋转化为对国家的‘自恋’，那么他就是一切。”[4]
弗洛姆还认为，一个人若深深地将自己投入他所在的群体的统治地位中，“会有一种欢愉的、处于‘世界之巅’的感觉”，而实际上他只是自我膨胀。“这将严重扭曲他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外界的一切。”[5]在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他对于无法实现自己构建的完美理想的恐惧。
历史已经表明，国家和群体会通过征服、殖民、奴役和杀戮来维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幻想。他们深陷于自己的阶级幻觉，既看重他们所认定的“低等人”的劣等性，又强调自己的高人一等。“一个群体的存在，”弗洛姆写道，“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群体成员认为他们的群体是极其重要的，或比他们自己的生命更重要，而且他们相信，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的群体有更为正当的存在理由，甚至更为优越。”[6]
因此，当受到威胁时，这样的人愿意牺牲自己与自己的理想，以维持群体的继续存在，因为他们正是从群体的存在中获取自尊的。社会理论学家樱井隆充直白地写道：“群体自恋将人们引向法西斯主义。极端形式的群体自恋意味着恶性自恋，它会导致狂热的法西斯政治——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7]
在现代，有两个国家尤其深陷于这种群体自恋——“希特勒时期的德国与美国南部都存在种族自恋”，弗洛姆在1964年民权运动进行得最如火如荼时写道。
基于在精神分析方面所受的训练和自己的个人经历，弗洛姆深知群体自恋的危险性。他是一名德国籍犹太人，纳粹在德国掌权后，他逃到瑞士，随后于1934年逃到美国。在纳粹一步步接管德国的过程中，他目睹了纳粹是怎样利用普通德国人的恐惧与不安全感的。
弗洛姆写道：“如果我们审视贫穷的白人对黑人的评判，或纳粹对犹太人的评判，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们各自的扭曲之处。真理的小碎片被放在一起，但由此形成的整体却由谎言和捏造构成。如果政治行为以自恋的自我美化为基础，客观性的缺乏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弗洛姆发现工人阶级是最容易被群体自恋情结感染的，他们“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群体，比另一个被认为低人一等的种族优越”。这个群体中的人感觉虽然自己很贫穷、没有文化，但很重要，因为自己属于这个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群体——白人或者雅利安人。[8]
陷入狂热自恋的群体“渴望有一个能让他们认同的头领”，弗洛姆写道。“然后，群体会将自恋情结投射到他身上，这位头领会受到群体的崇拜。”
头领能在群体中激发出一种共生情感，逻辑由此被取代、被摒弃。易受自恋情结感染的群体在自恋的头领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于是自己也成了头领，把头领的命运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头领越伟大，”弗洛姆写道，“追随者就越伟大……这位头领毫不怀疑自己的伟大，正是他的这种自恋吸引了那些服从于他的人。”
“种姓行为”本质上是对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所处位置的反应。根据社会文化剧本的规定，处于统治地位的种姓（无论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富人对穷人的统治、白人对黑人的统治，还是婆罗门对达利特的统治）不会接受低等种姓的指示，甚至不会接受低等种姓的建议。剧本规定，处于统治地位的种姓必须是正确的、更有见识且更有能力的，在所有事情上都排在第一位。种姓制度使处于统治地位的种姓一看到低种姓的人处于高于他们所想象的地位，尤其是高于他们自身的地位，便会感到不安和不公，并可能觉得需要把低种姓的人打回他们的地位来恢复平衡。
处于统治地位的种姓往往不愿被与低种姓者相提并论，就连他们有任何作为人类的共通之处的暗示也不行，因为这削弱了统治阶层种姓的地位，会迫使他们思考也许自己与所谓低等的人是平等的。如果社会认定一些人并非“完整”的人，那在人们看来，他们遭受社会不公也没什么问题；因此，与低种姓者做比较会促使人们对低种姓者作为人的本质进行思考，从而产生内心冲突。
几年前，一位同事向我抱怨他和他妻子对他岳父的担忧，那一阵他岳父的健康出了问题。他的岳父住在另一个州，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机敏了，可能最近健康状况有所恶化，或者出现了其他一些令人担忧但并不危及生命的病症。我的同事对我悲叹道，他的妻子要去数公里外的地方看望他，她可能还得考虑将父亲送到能够照顾老人生活的赡养院去。这件事重重地压在夫妻二人的心头。
这话他是对着我说的，但他的话又似乎是对着整个宇宙的一声悲叹。他正面临着一种我有切身体会的存在主义的危机。在过去，我曾向他提及我照顾多年前残疾了的母亲所面临的挑战。当时，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倾听着，他还尚未遇到那些迟早要来的事情，他跟我们大家一样，告诉自己不管怎样总能逃过一劫的。
我告诉他，听到他的家人正在经历这一切，我很难过。我告诉他我能理解。“你知道，”我说，“我也一直都要照顾我的母亲，我也不得不为她找个赡养院。”我将我母亲的情况与他岳父的情况类比，他似乎对二者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说法感到吃惊，好像这是将长颈鹿和袋鼠等同起来了。他将我的这一说法视为对他的侮辱。种姓制度的某个深层机制被触发了。他觉得我的说法很荒诞：“嘿，你不能把我的岳父和你的母亲相提并论。”
在种姓制度的潜规则中，统治阶层种姓者被期望成为第一，或处于更高的地位。从历史上看，他们的工作是纠正、指导、管理和监督最低种姓者。他们必须时刻警惕，以免那些处于他们之下的人获得任何社会地位的提升。
我在美国的种姓制度中已经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此外，我与印度人相处的时间越长，就能越明显地感受到他们身上的种姓制特征，有时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些特征来预测他们的言行。我几乎立刻就能辨别出高种姓的印度人和“贱民”之间的区别，即使他们没有美国主导阶层和从属阶层间如此明显的外貌区别。
有些印度人想知道，作为一个来自完全不同文化的局外人，我是如何如此迅速地将他们区别开来的。我不会说印度语，对印度种姓一无所知，也没有询问任何人他们来自村庄的哪个地区，一开始也不知道他们的姓氏在种姓制度中代表怎样的地位。
首先，我注意到高种姓的印度人往往肤色较浅，五官较为硬朗，尽管这并不是绝对的。其次，我注意到高种姓的印度人更倾向于使用英式英语，尽管这也可能是受教育程度的体现。最后，我开始能够根据印度人的举止行为区分他们，因为他们的言行必须符合种姓制度的要求，他们的这一特性比上述两点更为明显且具有持续性。如果有一群人在交流互动，我区分种姓的效率会更高，这并非偶然。种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表演，我可以分辨出聚在一起的印度人各自的种姓地位，而印度人单独出现时我却未必能看出他的种姓。“没有单独存在的某一种姓，”达利特领袖比姆拉奥·安贝德卡曾说，“只有相对比而存在的种姓们。”[9]
因此，不同种姓的印度人聚在一起时，我可以看到高种姓的人会处于权威地位，说话直截了当，自然地成为主导，纠正、说服低种姓者。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现象，社会期望上层阶级的人必须在所有方面保持知识和智力的优越性，上层阶级的人已被社会认定处于第一与中心位置，他们需要永远保持正确，还要提醒低种姓者——无论是否以微妙的方式——他们在历史、文化、空间和遗传上的劣等性。
在小组讨论或研讨会上，上层阶级的人通常是引导讨论或发言最多的人。他们言辞正式，发号施令，昂首挺胸。另一方面，达利特——似乎受过训练，不能引起他人注意——则坐在暗处，处在研讨会的外围，几乎不提问，似乎是不敢闯入高种姓的领域或对话，即便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他们的。
即使是在学术演讲这样的高端领域，当一个高种姓者纠正一个低种姓者时，达利特也会毫不犹豫地听取他们的劝告，常常低着头，或是点头说：“是的，您是对的，我现在就回去照您说的做。”看到有人在开放的论坛上用高人一等的口气对来自低种姓的学者这样讲话使我感到畏惧。
在印度，达利特像失散多年的亲戚一样，被我吸引过来，围着我，靠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与我进行一场即兴的、下等种姓间面对面的交谈。我发现他们想要听我说话，或者，我应该说，他们想与他们认为有共同境遇的人交流。“我们读詹姆斯·鲍德温和托妮·莫里森[10]的作品，因为他们讲述了我们的经历，”一位达利特学者对我说，“他们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我曾在德里参加一场会议。午休时间，我正在与一个达利特学者讨论，分享我们相似的观点，一个高种姓的女人走过来，打断我们的谈话，告诉与我谈话的那位达利特女学者她的演讲中应该囊括什么内容，她错过了一个要点，如果她把这一点补上，她在下一次演讲中将会表现得更好。
那个高种姓的女人肆无忌惮地打断了我们，没有为自己突然的插话做解释，不顾正在进行的谈话，不顾正在与那位达利特女学者交谈的我，好像我们说的任何话都可以先等一等。她带着一种优越感纡尊降贵地斥责了那位达利特学者，接着就达利特学者所研究的达利特行为课题提出了她的指导意见。她当着我的面严厉斥责了她，尽管我完全不认识她们俩。我当时有我自己的工作使命，但这个高种姓的女人把自己变成别人谈话的中心，让我无法完成我的任务。
这让人想起美国种姓制度的一种惯例，即统治阶层种姓者的语言高于下等种姓的语言，即便是在低种姓者可能更为了解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比如，在绝大部分美国历史时期内，非洲裔美国人都不能担任陪审团成员，也不能做证指证白人。即使是在现代，如果一个处于统治阶层种姓的人为种族歧视案件做证，那案件的指控也往往更有分量。
现在，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高种姓的印度女人在一个平行宇宙中使用了同样的特权。在美国社会正义人士看来，她对达利特女学者的苛责就是一种“婆罗门说教”，就像男人（向女人）说教和白人（向黑人）说教一样——一个统治阶层种姓的人对一个下等种姓的人说教，而这个下等种姓的人实际上反而可能才是权威。
那个高种姓的女人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后离开了，而我们已经很难再继续刚才的话题。她把我们俩平行种姓之间的交往搅得很不愉快。我问那位达利特女学者，她是否认识刚才打断我们谈话的那个女人，因为那个女人说话时显得那么轻松、随意。“不认识。”达利特学者说，“你看，事情是这样，她只是想让我知道她是高种姓，位居我之上。”
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人虽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经常和高种姓的印度人一样，对美国同胞的种族和种姓出身表现出好奇。当美国人试图在等级制度中为自己定位时，他们的询问可能会更加微妙。他们的出身可能不会像在印度那样造成生死攸关的后果，但这样的出身定位确实存在。
他们会询问一个种族不明的人，直到他们对其出身感到满意为止。比如，他们可能会询问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籍贯——来自意大利的什么地方，北部还是南部，乡村还是城市。他们可能是因为真的感兴趣才询问，可能是因为他们去过或希望去意大利，但也可能是为了弄清这些移民原本在南欧所属的阶层。一个人如果有一半爱尔兰血统，一半捷克血统，他可能会问别人强调自己的爱尔兰祖父，而不是捷克祖母。一个白种人可能会将自己描述为混血儿或“亨氏57”[11]，从而避免其他人关注他西北欧以外的血统。
古老的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仍然潜伏在种姓社会中。一个祖父母是波兰人的美国女人可能会对一个地位比她高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说，其家族来自奥地利（20世纪时国界的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但当这个女人面对非洲裔美国人时，她可能会“承认”自己的家族来自波兰，因为非洲裔美国人被认为是低等级的人，她不需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她的地位比他们高，这一点毋庸置疑。
不久前，在波士顿、芝加哥和克利夫兰，人们把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白人称为政治投票群体。他们将“花边窗帘爱尔兰人”和“棚屋爱尔兰人”做了区分。[12]几年前，在美国东北部有一个会议，一个年轻的白人助理和一群黑人专家在一间屋子里，会议快结束时，有人问了这位助理一个常见的问题：她的名字是怎么拼写的。可能的拼法有：Kathryn、Catherine、Katherine，也可能是Katharine。她挺直了腰，傲慢地回答道：“英语的拼法。”这个答案跟没有回答有什么两样？她用这个回答让自己显得与屋里其他人不同，使自己与高等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靠近，而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其实不需要这样做。我心里想，所以她的名字到底该怎么拼写呢？
有一次，三位白人女性在吃晚餐时闲聊起她们认识的人，她们的话题围绕着种姓阶级展开，但她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爱尔兰裔女人提到了家族中的一个人，她指出，这个人是20世纪上半叶从德国来的移民。另一个女人忙应声说，她的家族在那之前就从德国移民过来了，她们是19世纪60年代来的。第三个女人提到了一个有不寻常姓氏的人。另外两人立刻问这姓氏的来历。“是德国名字吗？”“不是，是丹麦的。”她们转而开始聊其他人。“他的妻子是西班牙人？”一个女人问另一个女人。“哦，她是从南美洲的某个国家来的，”另一个回答道，“大概是哥伦比亚或委内瑞拉那种国家吧。”
话题转到第三个女人和她亲戚们的红头发上。那位德裔女子说，她们看起来很像爱尔兰人。
“不，”第三个女人答道，“我们是北欧人。”
爱尔兰裔女人和德裔女人沉默了。谈话停顿了一下。不知怎么的，她们都意识到了“北欧”（Nordic）这个词的力量，它具有一种模糊的特定性——模糊是因为它并不特指某一个国家，特定性是因为它是源自20世纪早期的种族主义优生学词汇，通过文化和知识被传承下来。没有人问她的家族是从哪个国家来的——瑞典？挪威？芬兰？冰岛？也没人问她们是何时到达的。只要她是北欧人，其他一切就无关紧要了。
“北欧人”这个词是几十年前使用的一个标签，它比“血统”（stock）——比如阿尔卑斯血统或伊比利亚血统——这个词出现得要早，现在这个词被降级了，人们用欧洲的“种族们”来指代它。北欧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两个群体在美国一直很受欢迎。北欧人是1924年移民法的起草者梦寐以求的移民。“北欧”甚至激发产生了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北欧主义，这一主义宣称北欧人是所有雅利安人中最优越的。北欧似乎是美国第45任总统在种族主义优生学运动近一个世纪后仍在关注的欧洲地区，他希望能移民到美国的是北欧人，而不是墨西哥人、阿拉伯人或海地人。[13]
这个词使那三个女人的谈话暂时停止了。北欧人一直处于等级制度的顶层。即便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北欧人仍然胜过屋里的每一个人。
* * *
[1] Hacker，Two Nations，p.250.
[2] Ronningstam，Identifying and Understanding，p.3.
[3] Fromm，Heart of Man，p.79.
[4] Fromm quoted in Sakurai，Theories of Narcissism，p.54.
[5] Fromm，Heart of Man，p.71.
[6] Ibid.，p.78.
[7] Sakurai，Theories of Narcissism，p.53.
[8] Fromm，Heart of Man，p.76.
[9] Ambedkar，Castes in India，p.47.
[10]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钢城洛里恩，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美国女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裔美国女性。20世纪60年代末登上文坛，其作品情感炽热，简短而富有诗意，并以对美国黑人生活的敏锐观察闻名。代表作有《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爵士乐》等。
[11]亨氏57（Heinz 57），用来比喻由多种不同的部件组成的东西。这是1896年小亨氏的创举，他将60多种产品归为57类，从此57这个神奇的数字成为亨氏的代名词并沿用至今。后来，亨氏把握市场趋势，利用广告打动顾客，他抓住人们觉得一日三餐太平淡的心理，提出了一则非常简短却非常有吸引力的销售广告语——“57变”。57变是指亨氏公司在一年52周内可以每周为顾客提供不同的食品，加上圣诞节、感恩节、新年、独立日和复活节5个节日的节日食品，顾客在一年中可以享用57种全新的佐餐食品。
[12] Niall O’Dowd，“Was Your Family Shanty or Lace Curtain Irish? It’s Important，” Irish Central，October 10，2019，https：//www.irishcentral.com/roots/shanty-lace-curtain-irish. Also see Jeanne Charters，“The Irish Caste System—What Shanty Irish Means，” Jeanne Charters，July 25，2014，https：//jeannecharters.com/irishcaste-system-shanty-irish-means/.
[13] Leonid Bershidsky，“Trump Trolls the Nordics. They Troll Him Back，” Bloomberg，August 21，2019，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9-08-21/trump-doesn-t-seem-to-get-greenland-denmarkor-any-nordic-count; Frida Ghitis，“Why Trump Is So Obsessed with Scandinavia，” CNN，August 21，2019，https：//www.cnn.com/2019/08/21/opinions/trump-denmark-scandinavia-obsession-ghitis/index.html; and Terje Solsvik and Camilla Knudsen，“‘Thanks，But No Thanks’—Norwegians Reject Trump’s Immigration Offer，” Reuters，January 12，2018，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ump-immigrationnorway/thanks-but-no-thanks-norwegians-reject-trumps-immigration-offer-idUSKBN1F11Q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