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处于边缘的人们不得不认真研究那些处于权力中心的人，学习他们无形的法令和边界，努力记住他们的条例和特质，因为处于边缘的人若想要生存下去，就得对它们极其了解，甚至得比对他们自己的梦想和愿望更为了解。他们在一旁站着，警惕着统治阶级种姓的脾气，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解读当权者之间的关系，谁得宠，谁失宠，就像历史上女人们看着她们的男人，或者孩子观察父母婚姻中的不和谐迹象一样，因为他们的命运与一家之主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他们若想在暗流中航行，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感知能力。
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写道：“对于掌权者来说，有了知识，就算没有智慧也足够了；但被统治者若想要生存下去，智慧是必不可少的。”[1]
为了生存，他们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统治阶级的期望，在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虽然他们可能选择不完全屈从，但他们发现，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世代流传下来的剧本，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自己作为服务者、戏子和安慰者的角色，如果他们原谅所有侵犯行为且不指望得到侵犯者的赎罪，事情对他们来说会容易些。
“首要的道德责任是顺从和接受，”社会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在谈到对印度最低种姓的预期行为时写道，“一个人通过完成与他生来就已确定的地位相匹配的任务来获得个人功绩。美德带来的回报将在来生显现。”[2]古老的种姓法则要求低种姓者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而是要用高种姓者的眼睛去看，要求他们即使在没有任何回报的情况下也要充满同情心地去付出，统治阶层种姓与从属阶层种姓的这一关系让人联想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虽然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尚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的定义和医疗诊断，但它通常是指人与那些虐待或挟持他们的人产生心理联结的现象。这种综合征的名字来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银行抢劫案，案件中的人质们对囚禁他们6天的男子产生了感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认为是一种生存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人们必须学会调整自己来适应掌权者，满足掌权者的期望以取悦掌权者。
2019年秋，达拉斯的一个法庭成了展示种姓角色间的相互关联和种姓权力失衡的秀场。这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个案件，一名白人前警察因杀死一名在自己的公寓里吃冰激凌、看电视的黑人男子而被定罪。这名前警察辩称，她把那间公寓错当成了自己的公寓。被告人最多可判90年有期徒刑，但检察官建议改为28年——被害人如果没有死，判决被告人时他的年龄应该是28岁。最终，这名前警察被判10年监禁，5年后可获假释。
被害者的兄弟宽恕了杀害他兄弟的这个高种姓女子，他拥抱了她，这一幕传遍了全世界。当统治阶层的女人因为自己被判有罪而哭泣时，法庭上的法警——一个黑人女人——走到她身边，开始轻抚白人女人的金发，虽然这个女人杀害了与法警同种姓的一名无辜男子。如果情况相反，一个黑人在类似的情况下杀死了一名白人女子，那我们很难想象谋杀罪的判决会仅是10年，也很难想象这名重犯会被拥抱、会有人抚摸他的头发，根本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许多统治阶层种姓者对法警的行为感到安慰，他们认为此举展现了慈爱和怜悯。许多低种姓者将这一行为视为卑微者对高种姓女子的盲目迷恋，那个女人得到了非洲裔美国人不曾得到的安慰与宽恕，而非洲裔美国人不论是在这个大规模监禁的时代，还是在整个社会中，都受到更严苛的对待。这名法警只是在对自己的同行表示怜悯吗？她是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在对白人女人进行搜身吗？如果是这样，她为什么不戴手套，为什么不让犯人站起来，为什么只是抚摸她的头发呢？这名法警是不是在感受、分担罪犯的痛苦，是不是在回应什么古老的法则——要始终保护上层种姓，扮演好世世代代在暗中分配给从属种姓的角色？
法官也是一名来自低种姓的女子，她从法官席上走下来，递给被定罪的凶手一本《圣经》。然后，她把这个统治阶层种姓的女人搂进怀里，和她一起祈祷，为她祈祷。没有人见过这样的场景——法官或法庭工作人员拥抱并安慰一个刚被定罪的重罪犯。法官的拥抱似乎与黑人女佣几个世纪以来为伤心的白人孩子擦眼泪时给予他们安慰的场景相差无几。
记者阿什利·里斯写道：“几乎无法想象一个刚刚被控谋杀的黑人会得到同等程度的同情。”[3]
事实上，大约在同一时间，佛罗里达州一名21岁的黑人男子因在履行陪审团义务时迟到而被判处10天监禁。法官是一个来自高种姓的男人，他可没有表现出像那位低种姓法官对高种姓女人那般的同情，即便那个女人杀死了一名待在自己家中的男子。法官痛斥了年轻的陪审员，因为他的一个小错误而把法律的全部重量都砸在他身上，丝毫没有展现出怜悯。[4]
法官甚至因陪审团的构成而狠狠训斥了年轻的迪安德·萨默维尔一顿，说他在审判中是必要的，因为他是唯一的黑人陪审员。萨默维尔实际上是被单独提了出来，承受着与白人陪审员不同的义务——陪审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只是碰巧因为没有足够多的跟他一样的黑人，他就需要单独承担所有的责罚。他本没有犯罪记录，而现在，在人生的大好年华，因为对掌权者的同理心存在一厢情愿的期望，他留下了犯罪记录。
诗人哈尼夫·阿卜杜拉基卜在《太平洋标准》杂志上写道：“想看到受害者表现出高尚品格的变态需要助长了这种期望，因为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相信政治苦难能塑造品格的神话，还有正义而非权力将不可避免地取得胜利的神话。”[5]
从看到那些照片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感到不安。那是2014年11月，当时正值弗格森事件[6]后针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中期。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场集会上，一个忧郁的黑人男孩站在一群抗议者前面，面向警察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免费拥抱”。
那张照片中隐藏着某种令我感到十分不安的东西，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首先，那男孩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成年人的脸被安在了一个小男孩身上。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泪水在脸颊上闪烁着，他痛苦的表情与当时的现场显得很不和谐。男孩戴的那顶软呢帽看上去像是20世纪的东西。他既没有孩童的无忧无虑，也没有希望和陌生人拥抱的热情。
一名白人警察回应了那条标语，拥抱了男孩。这张照片迅速传播开来，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与网络中。看到这慈悲和优雅的姿态，许多统治阶层的人感到欣慰。这个黑人小孩想要拥抱一个人，这个人所在的团体此前已经与年轻黑人男性群体对峙了几个月。小男孩紧紧地抱住白人警察，抱了那么久，就好像抱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他们因此而感动。[7]
只有把人类行为标准也应用到从属阶层的人身上，才能看出这张照片有什么令人不安的地方。很少有黑人母亲或者任何人的母亲，会坚持让她们的儿子尤其是她们的黑人儿子，走过去拥抱警察或者拥抱任何陌生人。也很少有孩子愿意这样做。小男孩的脸上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不安，而是绝望——他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绝望。
多年以后，世界才知道那张照片背后的悲剧。明尼苏达州的两名白人妇女收养了这个名叫德文特·哈特的男孩和另外五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黑人孩子。为此，她们每个月都能得到2000多美元的州政府补贴。在10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女人把孩子们囚禁起来，把他们关在偏远的地方，与世隔绝，还不给他们食物。[8]
她们把孩子当作道具，发布了孩子们被迫唱歌跳舞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吸引粉丝。镜头之外，这两个女人用皮带抽打孩子们，冲他们挥舞拳头，她们在一个黑人女孩口袋里发现一枚硬币后，还把女孩的头摁进冷水里作为惩罚。当孩子们从邻居和老师那里寻求帮助、讨要食物时，这两个女人利用人们对种姓角色的刻板印象，告诉其他成年人不要喂孩子们吃的、他们是在撒谎。她们还告诉其他人，这些孩子的生母在怀孕时就有毒瘾，因此他们是“毒品婴儿”。
多个州的相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查，但他们似乎无法保护这些孩子。2010年，其中一个女人在明尼苏达州认罪，承认攻击了一个女孩，但即便如此，她们仍是这些孩子的监护人。从那以后，只要有人接近、对她们进行干预，这两个女人就会让孩子们离开原来的学校，搬去另一个地方。她们利用各地区间相互独立的社会服务机构和自己的种姓特权——人们对高种姓者更有能力的预设——来逃避政府调查，使孩子们求助无门。
2014年11月的那一天，她们发布了德文特拥抱警察的照片，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赞誉。人们只看到了他们想要看的东西，却没有看到一个12岁男孩脸上的痛苦；他给予拥抱，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获救。因为营养不良，这个男孩看上去似乎只有8岁。人们在照片中看到的是展现出友善与慈悲的黑人，而实际上那是一个受虐待的人质。
2018年3月26日，因受到社会工作人员的围追，那两个女人将孩子们放进一辆运动型多功能车中，开车沿着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太平洋海岸公路行驶，最终从悬崖上坠落，与被囚禁的孩子们一起死去了。[9]对男孩脸上隐藏的深深痛苦视而不见，任由白人“救世主”虐待被视为弃儿的孩子们，企图用表面的慈悲姿态来掩盖黑人所受的创伤——所有这些都促成了这场悲剧，至今仍令许多人感到不安。我们都是这场以恐怖结局告终的犯罪的见证者。
在2015年，九位黑人教区的居民在查尔斯顿市的教堂里被屠杀，受害者的家人几乎当即就原谅了对他们所爱之人痛下杀手的白人罪犯，尽管他毫无悔意。这种体现虔诚信仰的行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也符合社会的期望，即低种姓者要承担自己的苦难、宽恕伤害他们的罪人。
黑人对统治阶层种姓罪的宽恕已经成为这样一种精神形式：他们必须在所受的创伤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现出加倍的善良，才能被视为有50%价值的人。
“白人非常欢迎关于宽恕的叙述，”作家罗克珊·盖伊在查尔斯顿的大屠杀后写道，“这样他们就可以假装世界没有那么不公平，假装种族主义只是痛苦过去的残留记忆，而不是我们现在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10]
宽恕这一行为似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单方面契约中一则没有被言明的条款。“黑人之所以选择原谅，是为了生存，”盖伊写道，“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原谅种族主义，或原谅白人对种族主义问题保持沉默。我们不得不原谅奴隶制、种族隔离、吉姆·克劳法、私刑、各个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大规模监禁、被剥夺选举权、在流行文化中无立足之地，还有其他较小的侵犯，等等。我们原谅、原谅、再原谅，而那些侵犯我们的人却继续侵犯我们。”[11]
在2018年，似乎每周都有统治阶层种姓者向警察举报黑人闯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布鲁克林一名中年白人妇女报警称，一名9岁男孩在街角熟食店的收银台经过她身边时对她进行了性侵犯。那男孩说他没有做这样的事，他没有碰她，并开始哭起来。最后拯救了那个男孩的是那家店的摄像头视频，该视频随后在网上被疯传。视频中，男孩在拥挤的熟食店与女子擦肩而过，他的包碰到了女子，而他当时并不知情。[12]
那女人羞愧难当，不得不为她的诬告道歉。人们想知道，后来那小男孩原谅她了吗？小男孩还没有学会所有的种姓规则，他的年纪太小，尚未读完种姓社会的整个剧本，或者把这剧本装进他的潜意识里。他的思想仍是自由的，就像一个纯洁的稚子，从不知道打破种姓制度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不会原谅这个女人。”他说，“她不太正常，需要帮助。”
这个小男孩还保持着孩童的纯真。他尚未接受对是非的颠倒，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本就属于那些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人，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如何使用。
“白人真正向受到创伤的群体索求的是赦免，”盖伊写道，“他们希望他们的种族主义行为能得到赦免，尽管这种族主义影响着我们所有人，尽管赦免也并不能调和美国的种族主义犯下的罪行。”[13]
一个人若生活在种姓制度中，就不能不呼吸种姓制度的空气，不能不接收种姓至上的信息。从属种姓在种姓制度的规训下，变得崇拜、敬仰、恐惧、爱、贪慕那些处于社会中心、处于等级制度顶端的人，并想变成他们。据说，对印度人来说，一个人可以尝试离开种姓，但种姓永远不会离开他。大多数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人都是本国最有成就、最富裕的人，很少有达利特能拥有去美国的资源。据估计，达利特在美国的印度裔中所占比例不足2%。即便是那些设法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的人，种姓也常常伴随着他们一起迁到了美国。[14]
有一个来自印度的聪慧的达利特，他有美国东海岸一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在21世纪初的美国，只要一听到他的高种姓同胞的姓氏，他就会一惊，变得焦躁不安，深一脚浅一脚地踱步。这些名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印度象征着地位和特权。古普塔、梅赫塔和慕克吉这些名字在美国的印度移民中很常见，但在他们的家乡，这些都是最受尊敬的名字。
“拥有这些名字的人，”达利特学者摇了摇头，低头看着地毯说道，“我无法直视他们的脸。我无法直视他们的眼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是主子。我的祖父是他们祖父的工人。我永远不会被邀请到他们家里去。在印度，他们不会和我说话。天哪，即使在美国，我也无法想象自己与他们交谈。他们和我属于完全不同的种姓。”
他又开始踱步。“跨越界限会造成创伤……”他说，“我来这里3年了，我仍然没有自信与他们对话。”
在等级制度的底层，会有信息不断在你耳边回响，通过广告牌向你袭来，告诉你，你就是低人一等。这一信息会深深地潜入你的身份中。即便不在你身上打上显眼的烙印，用于维持等级制度的暴力和恐怖也会让你乖乖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那是一种危险的感觉，”这位达利特学者如此形容想到高种姓者时的感受，“他们对我来说就是危险。和他们在一起我会感到危险。”
种姓不仅仅是等级，更是一种囚禁的精神状态，统治者被囚禁在对自己权力的幻想中，底层的人则被困在别人对自己是谁和应该是谁的定义的炼狱中。
这位达利特博士是他家中唯一一个有护照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走出印度的人。其他人没有护照，也觉得护照没有必要。“他们能去哪儿呢？”他问道。种姓制度剥夺了他们对人类的基本特征——想象力——的需求和运用。
他是第一个从边缘种姓的家庭中突围而出的人，他背负着家族中每个人的梦想，也背负着来自印度社会的种姓耻辱烙印和对他必将失败的预期。“如果我犯了错误，那就意味着我所在的群体也犯了错误。”他说，“如果我失败了，我的群体也就失败了。我就像是在走钢丝。”
在印度，当这位学者走进一家商店时，他会被像小偷一样盯着，就像美国商店里被盯着的黑人一样。为了生存，他已经接受并适应了这种社会预设。“我从来不问商品的质量怎么样，”这位学者说，“我只问价格。如果我问质量，他们会说：‘你又买不起，为什么要来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说我想看看某件商品，他们会说：‘滚出去。要不然我就叫警察。’所以我去找一些不是达利特的朋友过来，他们会说更高种姓的语言，帮我买到我要的东西。”
这时他指了指自己的鞋——一双皮面运动鞋。他是在学校附近吃完晚饭后，和我在一家高档酒店的大堂里见面的。他弯下腰，按了按运动鞋的脚趾部位，那儿空空的。“我买的这双鞋，”他说，“尺码不适合我。它太大了。我之所以买它是因为我不想麻烦售货员。我不敢请求试试其他尺码。所以我买了他给我的这双。”
就像所有种姓社会中的下等种姓者一样，他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来保护自己不受侮辱。“如果我进了一家商店，在那里待了30分钟，我就得买点东西。”他说，“我已经买了太多东西，我都不敢回家了。”
达利特会因违反种姓制度规则而遭受残酷的攻击，即使在今天的农村地区，他们还不能与占统治地位的种姓走同一条路。印度韦洛尔地区的一个家庭曾被迫抬着死去的亲人沿着小路到达火葬柴堆。这些人不得不用一根绳子拴住裹在布和树叶里的尸体，从桥上将尸体往下放。尸体在下降时摇摇晃晃，站在下面的人伸出手臂接住。他们不能进入公共道路，否则会被视为“污染物”。
他们竭尽所能避免更严重的侮辱。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尊严。”他说，“如果我去某个地方，他们可能会说：‘你没钱买，你在浪费我的时间。’所以去餐馆时，我不想占用服务员的时间。他们可能会攻击我们，然后说我们怀有敌意，但对我们来说，那是关乎尊严的问题——我们的尊严正在受到侵犯。”
有一次，这位学者陪着两名美国白人妇女去商店，他对她们的行为感到惊讶。“她们占用了店主的时间，也没有买任何东西，”他说，“这对我来说简直无法想象。”
恐惧在他的灵魂深处蔓延。
我问他：“是因为想到会被拒绝而感到恐惧，还是对实际被拒绝本身感到恐惧？”
“是前者。但前者就是由后者引起的。”他回答说。
“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事能让你感觉好些吗？”我问他。
“我需要的是发自内心地感觉更好。”他说。
* * *
[1] Patricia Hill Collins，Black Feminist 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London：Routledge，2000），p.257.
[2] Edmund Leach，“Caste，Class，and Slavery：The Taxonomic Problem，” in Reuck and Knight，Caste and Race，pp.10—11.
[3] Ashley Reese，“The Perverse Spectacle of Black Forgiveness，” Jezebel，October 3，2019，https：//jezebel.com/the-perverse-spectacle-of-black-forgiveness-1838747565.
[4] “在听证会之前，我作为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自由人走进法庭，”这名男子——迪安德·萨默维尔，该市课外活动项目的一名助理——说道，“离开时，我变成了戴着手铐的罪犯。”在公众的压力下，法官清除了萨默维尔的犯罪记录，但这是在他已经服完刑之后。法官说，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萨默维尔已经“完全恢复了名誉”。P.R. Lockhart，“A Black Man Went to Jail for Missing Jury Duty. After Public Outrage，the Judge Cleared His Record，” Vox，October 8，2019，https：//www.vox.com/identities/2019/10/8/20904974/deandre-somerville-jail-sleep-jury-duty-florida-kastrenakes.
[5] Hanif Abdurraqib，“Why Do We Expect Victims of Racism to Forgive?” Pacific Standar，November 1，2018，https：//psmag.com/social-justice/why-do-we-expect-victims-of-racism-to-forgive.
[6]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枪击后身亡。这一惨剧随即引发了当地大规模抗议活动。
[7] Everton Bailey，Jr.，“The Story Behind Devonte Hart’s Famous ‘Hug’ Photo，” Oregonian，March 28，2018，https：//www.oregonlive.com/pacific-northwest-news/2018/03/the_story_behind_devonte_harts.html.
[8] Shane Dixon Kavanaugh，“Devonte Hart Family Crash：Deceptions，Missed Signals Preceded Deaths，”Oregonian，April 8，2018，https：//www.oregonlive.com/pacific-northwest-news/2018/04/devonte_hart_family_crash_dece.html; and Shane Dixon Kavanaugh，“Devonte Hart’s Little Sister Told Police in 2010 She Was Beaten，Denied Food，” Oregonian，March 29，2018，https：//www.oregonlive.com/pacific-northwestnews/2018/03/devonte_harts_little_sister_to.html.
[9] Daniel Victor，“Hart Family Parents Killed 6 Children in Murder-Suicide，Jury Determines，” New York Times，April 5，2019，https：//www.nytimes.com/2019/04/05/us/hart-family-murder-suicide.html.
[10] Roxane Gay，“Why I Can’t Forgive Dylann Roof，” New York Times，June 23，2015，https：//www.nytimes.com/2015/06/24/opinion/why-i-cant-forgive-dylann-roof.html.
[11] Ibid.
[12] Kristine Phillips，“A Black Child’s Backpack Brushed Up Against a Woman. She Called 911 to Report a Sexual Assault，”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6，201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2018/10/13/black-childsbackpack-brushed-up-against-woman-she-called-report-sexual-assault/?outputType=amp.
[13] Gay，“Why I Can’t Forgive.”
[14] Tinku Ray，“No Escape from Caste on These Shores，‘Untouchables’ from India Say，” Pulitzer Center，February 26，2019，https：//pulitzercenter.org/reporting/no-escape-caste-these-shores-untouchables-india-s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