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一艘19世纪汽船上，种姓等级森严的晚餐仪式如下：第一声铃响时，白人乘客与船长坐在一起用餐；待他们用餐完毕后，第二声铃响，白人船员们——工程技术人员、引航员和仆役——开始用餐；只有当船上所有的白人，不论其阶级和地位，都吃完饭后，第三声铃才会响起，黑人船员们，不管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才能用餐。
然而，如果乘客中碰巧有不是奴隶的黑人自由人，问题就出现了。自由的黑人们购买了船票，在名义上与白人乘客同属一类。他们可能来自中产阶级，但重要的是，他们来自最低级的种姓。而从历史来看，种姓比阶级更重要。
黑人和白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坐、站、吃饭，甚至使用同样的餐具都是禁忌。所以黑人们不会和白人同事或白人船员一起吃饭，即便这些人的地位其实比他们要低。
但事情远不止于此。自由黑人的存在就是对种姓制度的侮辱，总是在种姓的边界擦出火花。他们存在，他们与处于统治地位的种姓平等地在舱内活动，他们能够进入那些比他们更“高等”的人的领地，他们设法获得了自由并充分利用这自由，他们使整个种姓体系受到质疑。如果最低种姓者有与高种姓者同样的能力，他们凭什么被奴役？如果他们足够聪明，除了摘棉花和擦洗地板外还能做其他事情，那他们为什么还要摘棉花、擦地板呢？这实在是太令人费解了，难以回答。
等餐桌被清理干净、船上的其他人都吃过饭并回到自己的船舱或岗位后，那一小群黑人乘客（这艘汽船上的黑人恰巧都是女性）才被允许站在食品储藏室的配餐桌旁吃饭。[1]
从美国种姓制度刚一开始，那些出身于最低种姓但通过某种方式爬上了更高地位的人组成了等级制度前线的突击部队。那些出现在人们意料之外的地方或职位上的人可以在一场他们希望早已结束的战斗中成为冲锋步兵，不断追求他人的尊重和承认。
公共交通工具和娱乐场所之所以成为种姓对抗的发声场，正是因为它们在一定的时间和目的下，将历史上被隔离的群体聚集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它们成了种姓间相互交流、作用的试管，有成文和不成文的条例，也有众所周知的交往规则。
2015年，一群黑人女性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坐火车去纳帕谷进行一场葡萄酒之旅。她们带着放松的心态来参加这趟旅程，所有的乘客又都喝了酒，所以她们与其他游客一样，边笑边聊着天。但似乎只有她们吸引了领班的注意。“你们笑的时候，”领班对她们说，“我看到其他乘客也在笑。”火车很快停了下来，这些黑人女性，其中一些是老年人，被警察赶下了车。她们后来说：“就像我们是罪犯一样。”[2]
2018年，宾夕法尼亚州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老板命令黑人女性俱乐部成员离开，还向警方举报了她们，原因是来打高尔夫球的白人抱怨她们动作太慢。这些黑人女性称自己是经验丰富的高尔夫球手，知道这项运动的规则，并说她们是根据自己身后和前方的队伍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节奏的。她们说，她们注意到后面的人正在休息，还没有准备好发球。到达现场后，警方确定没有必要提出指控。但这些黑人女性说，这场对峙导致她们非常紧张不安，因此她们离开了，以免受到进一步的羞辱。[3]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处在只有我一个黑人女性的环境中，最常见的是在飞机上。一位空乘人员曾评论我的飞行里程数道：“你飞得比我们还要多。”由于经常坐飞机，我会因各种由头坐到头等舱或商务舱，这导致我有时候会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场，虽然我并不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远没有达到一个人可能遭受的最痛苦的程度，但其中一些事可被看作对正在运作的种姓制度的补充说明。
在一趟从丹佛市起飞的航班上，我碰巧是坐飞机前舱的人中第一个登机的。我可以看到乘务领班在登机口迎接乘客，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一头金黄色短发；在他身后是另一位乘务员，她的深褐色头发盘成法式编发。
当时我手腕的肌腱炎又发作了，前臂缠着夹板，所以登机时，我向乘务领班寻求帮助，请他帮我提行李。
“先生，”我说，“我的手腕有点问题，不知道您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包放到行李柜里？”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向我身后登机门处的那些人——当你想到头等舱的时候，你脑海中浮现出的就是那些人的样子。他挥挥手让我赶快过去，好像我阻碍了队伍的行进似的，尽管当时谁也没有动。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仿佛就是对他的侮辱，仿佛我对登机流程一无所知。
“后面有两名空乘人员，”他说，“你走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可以帮你。”
他简明扼要的指示仿佛把我从队伍中拖了出来，把我从其他的商务舱旅客中挑了出来，把我当成一个看上去不属于这儿的人，一个擅自闯入、现在却提出过分请求的人。被边缘化的人在这个为其他人建立的世界里活动已经足够艰难了。现在，我好像占据了属于这个世界里的合法乘客的空间。这让我很震惊，也许是因为这句简短的拒绝出自这样一个人之口，我本以为他那一代人是不会持有这种落后的种族观念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他认为我没有资格得到我所请求的服务。
“但我排在第一个。”我说。
这句话似乎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了。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表现出了自己对黑人的种族成见。他忽略了所有的信息：我是在提前登机；我请他帮我提的行李上挂着的行李牌表明我对他的航空公司有最高的忠诚度。他对我这个人做出评判只依据一件事：我的外貌。
他试图纠正自己公开表现出种姓歧视的失态。种姓制度不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属于他的等级吗？他必须想办法保住自己的种姓地位，因为一位在航空公司等级制度中低于他的乘务员听到了他对乘客说话如此粗鲁。
“好吧，把它放在这儿，我们会想办法的。”他说着叹了口气，仿佛那是把低音提琴，而不是一个滑轮包。
我与他说话时，站在那里的女乘务员走上前来，试图帮他——她的上司——打掩护，帮他摆平局面。
“来，”她说，“我来帮你。你在哪个座位？”
她陪我走到座位上，帮我把包抬到行李柜里。我感谢了她的好意。
接下来的飞行，我感到很不舒服。那位领班是商务舱里唯一的乘务员，每当他走过我身边的过道时，气氛就紧张起来。我能感觉到。他刚才当众失态了，所以在飞机降落之前，他转而用深深的敌意来惩罚我。
这是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飞往东海岸的深夜航班。我刚登机，我和乘务员正在寻找空间把我的滑轮包放进头顶上被随意堆满的行李柜里。每次我和乘务员摸到一个包，想把它侧放或者把它移到旁边的行李柜里时，就会有人说：“不，你不能碰那个，那是我的包。”
坐在我后面靠过道座位上的男子头顶有两件随身行李，占的空间比规定的要大。我急于坐下来，摆脱这种对意志力的考验。我提出让他把他的包放在我的座位下面，这样就不会占到他前面的空间，无论如何，把包放好，我们就可以好好坐下了。
“我很乐意这么做。”我告诉他和乘务员。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要把包放在我想放的地方。我不想把它放在别的座位下面。”
他从乘务员手中接过包，塞到自己的座位下面。然后，他开始向坐在他旁边靠窗座位上的那个男人抱怨，那个男人和他一样，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种姓，就坐在我后面。
“他们把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放进来坐头等舱，就会发生这种事。”包的主人对他旁边的人说，他的声音大到周围一圈的人都能听到，“他们应该学学怎么正确对待付了钱的乘客。我买了头等舱的票，他们就这样对我？”
整个飞行过程中，这两个人都在聊天，因共同的事业而同仇敌忾。那是一次夜间飞行，我参加了一整天的讲座，已经筋疲力尽了。我需要睡觉。我把椅背放了下去。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坐在我后面靠窗座位上的那个人发出了一声惊叫，此前他一直在抱怨，因为他那位邻座的包被挪动了，他觉得这非常不公平。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他大声说，“我在这儿工作呢！看看你都做了什么！我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这儿，你却让它砸到我身上了！”
他砰地把座位上的小桌板往上一推，猛地撞了我的座位一下，接着还继续从后面撞我。
“我控制不了这椅背，”我回头对他说，“我只是想休息一下。”我看了看我旁边的白人，他目睹了这一切，而且他肯定能感受到我的座位从后面被推了一下后的震颤。但他不肯转头看我一眼，这使我更感孤立。
我身后的两人继续谈论着让乱七八糟的人闯进头等舱的事。空气中仿佛充满了毒液，我无法入睡。我起身将这事告诉乘务员，看她是否能帮上忙。
“我实在太累了，我需要睡觉。”我告诉她，“我后面的人一直在推我的座位，我没法休息。您能做些什么吗？您能向他解释一下飞机里的规定，帮我们缓解一下矛盾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用，”她说，“你为什么不下了飞机再睡呢？”
“我需要休息，”我告诉她，“我不能站在这儿睡，再说，我有个座位，我应该有权利坐在上面。”
“我知道。”她说，“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你想留在这里还是回座位去，这由你自己决定。”
我回到座位上，坐直身子，在飞机上飞越整个国家。种姓制度很好地将我安置于属于我的位置。
为了赶飞机离开爱达荷瀑布，我凌晨5点前就起床了。我原来要坐的航班取消了，第二趟航班延误了，现在我终于到了旅程的最后一段，从盐湖城转机的航班要到晚上10点半才能抵达目的地。我的座位号是2D，靠第一扇窗户，我是机舱里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乘客。
乘务领班是个黑人，个子矮小，很有活力，办事效率高。
“您要喝什么，我的朋友？”他一边与男乘客聊天，一边问他们。
“你呢？”他走到我这儿时，简洁又不耐烦地问道。
飞机一着陆，每个人都开始起身，从头顶的行李柜中拿下自己的包。乘客们挤进过道，我站在一个男人后面，他看上去30多岁，头发颜色很淡，理着平头。他问他身旁的一位女士是否需要帮忙把包拿下来。他把包拉下来给她，女士表示了感谢。
然后他开始伸手拿自己的包。包在我头顶后面的行李柜里。他没有对我说话，也没有对我做手势。相反，他的手越过我向后上方伸去，一言不发地越伸越远，他的身体向后倾斜，紧贴着我，把我压在他的身体下，我无处可逃，因为我身后挤满了乘客。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被迫弓起身子，他汗流浃背的身体沉重地向我撞来撞去，他粗壮的手臂在我的脸上和脖颈上划来划去，他挪动着脚，想从行李柜里把他的包拿出来。他把他全部的重量、他的整个身体都压到我身上，他的背部肌肉挤压着我的胸部，他的臀部顶到了我的骨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侵犯了我的身体，但没有人说什么，也没有人做什么。
“嘿，我已经不能再后退了！”我恳求道，声音大得足以让我周围的人都能听见。
他什么也没说，好像我不在那里，好像没有人在那里，好像他不需要遵循物理定律，也不必尊重我的身体。我试着把头从他的肩胛骨上移开，这样我才能呼吸。地勤人员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舱门。我环顾四周，想看看有没有人能发现我遭到陌生人强行靠近的恐怖。我看向离我不远的两个年轻女子，她们离得很近，能看到他在做什么。我朝她们抛了一个眼神，表示我对那个男人的攻击性感到难受和震惊。我需要同情。她们站得那么近，而且同为女性，她们本可以与我一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但她们的脸上毫无表情。她们目视上方，没有回望我一眼。
头等舱里悄无声息，弥漫着他们同谋的气息，而我在这拥挤的机舱里孤身一人。那天，这些乘客就算站出来为我说话，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失去工作和晋升机会，失去金钱和特权。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这样一个乘客了，而站出来为我说话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物质上的损失。但在那一天，在他们并不用冒多大风险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种姓团结而抛弃了原则，选择了部落团结而抛弃了同理心。
舱门终于打开了。乘客们鱼贯而出。那个男人终于慢慢地从我身上挪开。那位目睹了这一切的黑人乘务员没有来帮助我，也没有站出来说话，尽管他是这架飞机上管事的乘务员。
当我走近门口时，他抬起头来看着我，既羞涩又羞愧。
“真的很抱歉。”他说。
“谢谢，我知道。”我摇着头说。
他没有介入。他似乎也无能为力。他也不太可能来冒这个险。一个高种姓的男人攻击了一个低种姓的女人，而领班本身也属于低种姓。领班很可能不知道这个人的地位，也不知道他可能有怎样的权力和影响力。他为什么要为我冒这个险去得罪谁呢？那个人公开地欺负我，周围都是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的目击者。领班可能觉得掺和此事对他没有好处。在种姓制度中，如果每个人都乖乖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切就会进展得很顺利，而他正是这么做的。
我浑身发抖，脸色铁青。下了飞机，走到候机楼，那个在大庭广众下强迫我和他一起压弯身子的人走在我前面几步，迈着轻快的步伐，昂首阔步。他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他把头转向我，草草说了声“对不起”，然后继续往前走，带着一种知道自己不会受到任何责罚的优越感。他不会受到任何责罚；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伸张正义，或表示一丝丝的同情。
出现那种情况可能有许多因素。也许是当时已经很晚了，所以一些人感到倦怠。也许当时就是那么巧，我附近没有愿意挺身而出的人，我才会落得孤立无援；如若换一两个不同的人坐在我的旁边，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过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如果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像这个白人那样把自己的身体紧贴在一个白人女性身上，很难想象飞机上竟会没有人出面干预，至少会有人对他说一声：“我帮你把包拿下来。你别靠在她身上了。”在美国历史上，很多黑人男性对白人女性所做的事远没有达到他那晚对我所做的程度，但这些黑人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不向航空公司投诉呢？为什么不斥骂他？这些问题掩盖了实质。这不是航空公司的错。至于那个做了此事的人，他无视了我对他行为的抗议。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任由其发生。当那人昂首阔步地走在我前面时，我对他实在感到太厌恶了，以至于不愿答复他的话。我走到乘客通道的另一边，一直走到看不见他为止。
这样的侵犯不仅仅是对个人的侮辱。突破传统、努力让别人以你真实的一面来看待你，这会损害人类的契约，会贬抑每个人的身份，在种姓冲突中，几乎每个种姓的人的福祉都受到了减损。对低种姓者肆无忌惮的歧视会导致暴力，这是种姓制度开始崩溃的标志。2013年，在飞往亚特兰大的航班上，一名白人乘客竟然扇了一个黑人婴儿一记耳光，原因是婴儿因为感到飞机在下降而哭闹。如果这是一个来自占统治地位种姓的婴儿，不管他哭得多大声，这样的攻击几乎都是不可想象的。
2017年，一名越南裔美国乘客在芝加哥被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拖下飞机，头部受伤，还被撞掉几颗牙齿。航空公司发现，该航班被超额预订，但没有乘客愿意接受航空公司提供的补偿，把座位让出来。航空公司用电脑随机抽选了4名乘客，将他们赶下飞机。
3名乘客顺从地离开了飞机，但1名亚裔美国人、医生陶大卫说，他迫切需要回到他的病人身边。他说自己买了机票，没道理要放弃这个座位。航空公司叫保安来把他带出去，他在被震惊的乘客面前被拽着双腿拖走了。这段视频很快在网上疯传，这一事件在美国和亚洲都引起了极大的愤怒。
陶医生说，他相信他之所以会受到这样的对待，他的种族是其中一个原因，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跟他有相同身份或绝大部分其他身份的白人身上。他说，这次折磨比他逃离越南时还要可怕。[4]即使在3年后，当他再次看到自己被暴力驱逐的视频时，他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我还是哭了。”[5]
* * *
[1] Doyle，Etiquette of Race Relations，pp.3，4.
[2] “A group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say they were humiliated by being ejected for ‘laughing while black’—igniting debate on ‘white space’ and a possible lawsuit.” Rupert Neate，“Napa Wine Train Controversy：‘I Do Think It Was Based on the Color of Our Skin，’” Guardian，September 13，2015，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sep/13/napa-wine-train-laughing-while-black. The tour company later apologized for its treatment of the women and came to an out-of-court settlement of a lawsuit the women had filed. Mary Bowerman，“Black Women Kicked off Napa Valley Wine Train Settle，” USA Today，April 20，2016，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nation-now/2016/04/20/black-women-kicked-off-napa-valley-wine-train-settle-racial-discriminationcase/83280120/.
[3] Dan Cancian，“Pennsylvania Golf Club Ejects Black Women，Including NAACP’s Sandra Thompson，for‘Playing Too Slowly，” Newsweek，April 24，2018，https：//www.newsweek.com/golf-club-forced-apologizeevicting-black-women-898381. See also Tony Marco and Lauren DelValle，“A Group of Black Women Say a Golf Course Called the Cops on Them for Playing Too Slow，” CNN，April 25，2018，https：//www.cnn.com/2018/04/25/us/black-women-golfers-pennsylvania-trnd/index.html.
[4] Lori Aratani，“United Passenger：Dragging Incident More Horrifying Than When He Fled Vietnam，”Washington Post，April 13，2017，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ocal/trafficandcommuting/unitedpassenger-dragging-incident-more-horrifying-than-when-he-fled-vietnam/2017/04/13/7941ccdc-206f11e7-be2a-3a1fb24d4671_story.html.
[5] Julia Jacobo，“Doctor Dragged Off United Airlines Flight After Watching Viral Video of Himself：‘I Just Cried，’” ABC News，April 9，2019，https：//abcnews.go.com/US/doctor-dragged-off-united-airlines-flightwatching-viral/story?id=622502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