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从尼日利亚移民到美国上大学。他的父亲帮他支付了学费，第一个学期结束时，年轻人去财务室取回退还的学费。
“你的英语说得很好。”工作人员告诉他。
这个尼日利亚年轻人痛骂了工作人员一顿。
“我的英语当然说得很好，”他说，“我的英语比很多美国人说得都好。我还会说其他语言。以后不准你再说这种话。”
他发现，在美国，人们并不看重他的技能或受教育程度。他首先是被看作一个黑人。他并不习惯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在他的家乡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每个人的肤色都差不多。但现在它似乎意味着一切。那些非洲裔美国人总是在谈论他们被当成嫌疑犯画下来，还有他们受到虐待的经历。他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但他在美国待的时间越长，他家乡的口音就越发轻了，就像其他移民一样；他变得越美国化，就越感受到他并不是作为一个移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尼日利亚人生活在这里，而是作为一个黑人，生活在像他一样的人不受欢迎的等级制度中。
当他走近女人时，女人们都紧攥钱包，她们在电梯里避开他，穿过街道免得与他擦肩而过。他逛商店时，工作人员会尾随他，好像他是个重罪犯。他注意到，他受到的盘问比一般的盘问更严格，比对白人更严格。有一天，他仅仅是在把车开进车流中，旁边的一位白人司机就把她的车门锁上了。他把车门也锁上了，以表示他和她一样关心自己的安全。
他发现自己没有机会被提拔为调查专员，尽管他的资历和经验都很出色，他还是被解雇了。他想知道，就像许多被分配到从属种姓的人忍不住思考的那样，这是否与种族有关。在来美国之前，他会认为这样的事很荒谬，会觉得也许是因为非洲裔美国人工作不够努力，或者受教育程度不够高。现在，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尼日利亚的时间，他不会再对他们所说的话不屑一顾。
有一次，他把车停在一个停车位上，停在一位年长的白人妇女的车旁，那位妇女转过头来盯着他看，然后向后缩在驾驶座上。“我看见她了，”他对自己车内的其他乘客说，“我才不在乎呢。”
但事实上，他在乎，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生理机能在乎。长期以来，现代医学一直试图将非洲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患病率更高的原因归结于基因。但事实证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患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比例并不高，而非洲裔美国人患这些疾病的比例在美国所有种族中是最高的。
这位在美国的尼日利亚人正在经历同样的遭遇。“我父亲活到了90岁，”他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才出现高血压。”
“我刚去看了医生，他告诉我，我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早期症状，”他说，“我才54岁。我的全部成年生活都是在这个国家度过的，这让我比在尼日利亚的父亲早了40年得病。”
种姓冲突正在杀人。社会不平等正在杀人。我们在社会中得到训练，相信我们与其他人生而不同，有本质区别，而让我们与这些与我们不同的人一起前行，这也会杀死我们，且杀死的并不仅仅是特定的目标者。研究表明，偏见本身就可能致命。
神经科学家发现，对人怀有偏见的敌意会使人的血压和皮质醇水平升高，“即使是不同种族的人在进行良性社会互动时”，神经心理学家伊丽莎白·佩奇—古尔德写道。[1]偏见本身就可能致命。这些生理反应会增加人患脑卒中、糖尿病、心脏病和过早死亡的风险。
一项针对美国白人的研究表明，在自动偏见值（自动偏见值指人们无意识地将某些种族群体与负面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的程度）测试中的得分较高者若被置于一定的环境中，例如，找工作时被一个非洲裔美国人面试，或是与拉美人进行社交互动时，他们会将与自己不同种族的人视为威胁，即便他们处在安全的实验室环境中。
由于偏见，他们感受到了威胁，这进而触发了身体的警报系统。他们的恐慌触发了自动生理反应，正如处在战斗状态时或者看到迎面开来一辆车时产生的自动生理反应一样。结果，血液未能正常流入心脏，随着身体释放出皮质醇，肌肉中充满了葡萄糖。皮质醇这种激素在人类需要逃离危险的不多见的时刻是有用的，但皮质醇的定期释放会对身体造成损害。血液流动减少、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收缩以及皮质醇对肌肉的破坏，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对心脏和免疫系统造成的损害会威胁到人的生命，缩短人的寿命。
即使是最短暂的刺激也能激发身体的反应。研究人员发现，当白人看到黑人出现，即便只是看到年鉴中褪色的照片，他们就会激活大脑的杏仁核，在30毫秒内，也就是眨眨眼的时间，感知到威胁，并将自己武装起来，保持警惕。如果白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用意识去克服自动产生的威胁感，杏仁核的活动就会得到抑制。当白人开始把黑人当成一个个体，想象黑人的个人特征时，他们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就会降低。
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写道，这表明“我们是有可能战胜自己最糟糕的冲动、减少偏见的”。但要想有效地做到这一点，需要有预先的思想准备，需要意识到代代相传的无意识偏见的存在，需要让不同的人有机会平等地在同一个团队中为“需要合作才能获得成功”的共同目标一起奋斗。除了在体育运动和军队生活中，美国社会很少提供这样的机会。[2]
这导致许多美国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当他们每天与同事、邻居、承包商或其他被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普通人交往时，由于自身无端的偏见所引发的威胁信号，他们可能面临健康恶化和过早患病的危险。
在种姓制度的另一端，科学家们将健康和长寿的一个关键指标——人类端粒的长度——与一个人受到的不平等和歧视联系起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非洲裔美国人的端粒长度。
端粒是染色体末端双链DNA的重复序列。细胞分裂得越频繁，端粒就变得越短，导致细胞老化，公共卫生科学家阿利娜·热罗尼米在她1992年的开创性研究中把这一过程称为“风化”。它是一种对细胞过早老化现象的测量标准，因而也是对携带这些细胞的人的测量标准，以及对由于长期受到诸如歧视、失业或肥胖等压力而引起的疾病过早发作现象的测量标准。[3]
这些研究的焦点最初集中于非洲裔美国人端粒的加速老化进程。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种细胞损伤还与一个人处于社会不平等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中有关，而不仅仅是由他的种族和民族基因导致的。因此，举例来说，贫穷白人的端粒要比富裕白人的端粒短，因为富裕白人掌握的资源或许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在美国，处于较低种姓的人的情况正好相反。社会经济地位和与之随行的特权并不能保护富裕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健康。事实上，许多人因为他们的进取心而受到健康方面的惩罚。社会学家乔治·利普希茨写道：“中产阶级的非洲裔美国人比收入较低的非洲裔美国人更容易患高血压，压力更大。”[4]尽管他们拥有受教育程度或物质上的优势，或者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优势，他们所承受的种族烙印和种族成见使他们遭到更高程度的歧视——其他人因他们的成就而感到压力，因而对他们产生歧视。
这种模式也适用于另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美国的墨西哥人。事实证明，与富裕的墨西哥裔美国人相比，贫穷的墨西哥移民拥有更长的端粒，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有更健康、更年轻的细胞。贫穷的墨西哥人很可能是刚移民来这个国家的新成员，更可能聚集在相互间联系更紧密的社群中。那些更富裕的墨西哥移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应对来自种姓制度的歧视，而贫穷的墨西哥移民与主流社会的隔绝和语言障碍可能会使他们与富裕的墨西哥移民可能遭受的歧视绝缘。那些出生在美国或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会受到更多种族成见和种族烙印的破坏性影响。
任何试图跨出种姓结构分配给他们的种姓的群体似乎都付出了代价。“长期在日常生活中遭受严重歧视会导致动脉狭窄，”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家戴维·R.威廉斯说，“严重的歧视会导致炎症水平升高，而炎症是心脏病的标志。”[5]
威廉斯说，受到歧视的人的重要器官周围通常会形成一层不健康的脂肪，即内脏脂肪，这不同于在皮肤下面形成的皮下脂肪。正是这种内脏脂肪增加了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导致人过早死亡。这种现象在所有受到过歧视的种族身上都能找到。
“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更容易受到歧视，”威廉斯说，“但当白人女性受到歧视时，其对身体的影响是一样的。歧视会导致内脏脂肪水平升高，非洲裔美国女性和白人女性都是如此。当白人受到更高程度的歧视时，他们的健康也会受到损害。这一现象确实说明了点问题——关于人类互动交往的本质。”
在预期寿命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年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呈下降趋势。但威廉斯发现，处于种姓制度底层的、背负着社会耻辱烙印的有色人种，和与他们有同等教育水平的白人相比，不论受教育程度高低，他们的预期寿命都更短。
一个普通的25岁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比一个普通的25岁非洲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长5年。虽然高中辍学的白人的预期寿命低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但他们比高中辍学的非洲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长3年。白人大学毕业生比非洲裔美国大学毕业生的预期寿命长4年。[6]
因此，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黑人们在别人不希望他们出现的领域与人竞争，不断地冲击着种姓界限，结果他们的预期寿命下降了。被边缘化的人越是雄心勃勃，就越有可能陷入进化生物学家约瑟夫·L.格雷夫斯所说的“社会支配地位的错位原则”风险。格雷夫斯发现，如果不把富裕的非洲裔美国人算进去，黑人和白人患高血压的概率大致相同。[7]种姓制度导致低种姓者的寿命缩短数年，他们越是与种姓制度发生冲突，寿命就越短。
“我们需要支付一种损害我们健康的‘黑人税’，而且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黑人与白人的寿命差距比在高中辍学生中还要大。”威廉斯说，“我们仍然扛着这一重负，保持高度警惕，这意味着你要小心自己的外表与穿着。”
威廉斯有一个朋友，一个中产阶级的黑人商人，他从来不会像他的白人邻居那样想都不用想就穿着汗衫和运动鞋走出家门。他没有资格这样做。他每次出门都非常小心，即使是出门办点极小的事，他也要比白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准备。
“如果他的妻子需要牛奶，而他需要跑到超市去买那牛奶，他就会冲进屋去换上夹克和领带。”威廉斯说，“这是他试图将自己被视为罪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的方式，就因为他是一个年轻的黑人男性。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它正在损害我们的健康。”
支配种姓似乎从骨子里就知道，竞技场会向他们碰巧所在的那个群体倾斜。在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尔在纽约皇后学院向他的白人大学生们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他问他们，要给多少钱，他们才会愿意在接下来的50年里以黑人的身份生活。学生们想了想，报出了他们的数字。大多数人表示，如果要变成黑人，他们每年需要100万到5000万美元。他们觉得自己需要这笔巨款，以“买到保护，使自己免受歧视，免遭危险”。“白人知道，一旦被认为是黑人，他们就会面临歧视和危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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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izabeth Page-Gould，“The Unhealthy Racist，” in Marsh，Mendoza-Denton，and Smith，Are We Born Racist?，p.41.
[2] Susan T. Fiske，“Are We Born Racist?” ibid.，pp.7—15.
[3] Arline T. Geronimus et al.，“Race-Ethnicity，Poverty，Urban Stressors，and Telomere Length in a Detroit Community-based Sampl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6（June 2015）：199—224. See also Elizabeth DeVita-Raeburn，“Arline Geronimus：Q&A About Weathering，or How Chronic Stress Prematurely Ages Your Body，” Everyday Health，October 16，2018，https：//www.everydayhealth.com/wellness/united-statesof-stress/advisory-board/arline-t-geronimus-q-a/.
[4] Lipsitz，Possessive Investment in Whiteness，p.111.
[5] David R. Williams，interview by author，Providence，R.I.，May 29，2013.
[6] “Disparities within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persist even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The same highly educated black men and women who live longer than less educated whites still live about 4.2 years less than comparably educated whites and 6.1 years less than comparably educated Hispanics.” S. Jay Olshansky et al.，“Differences in Life Expectancy Due to Race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Are Widening，And Many May Not Catch Up，” Health Affairs 31，no.8. https：//www.healthaffairs.org/doi/full/10.1377/hlthaff.2011.0746.
[7] Graves，Race Myth，p.133.
[8] Hacker，Two Nations，p.42.
第六部分 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