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的最后几小时，华盛顿政治圈举行了一次颇有影响力的聚会，庆祝新年的来临。新的选举季就要开始了。这次选举季虽然尚未开始，但人们知道它具有重大意义。每次在官僚化的华盛顿，我都觉得不自在。我向格温·艾佛走去，我认识她很多年了，有段时间没见她了。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叙事型的作家，关注的是普通人，而她关注的是能充分展现她政治天才的权力殿堂。
我径直向她走去。
“所以，”我开始搭话，“你怎么想？”
2016年即将到来。她完全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愿首先发表意见。格温是备受喜爱的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新闻一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她经验丰富，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充满智慧，我和其他数百万人都钦佩她的才华和第六感，钦佩她可以游刃有余地游走于首都华盛顿这片鲨鱼之域，仿佛她是专门为此处而生，总能凌驾于它之上。她所融入的这一政治生态系统是我几乎没有耐心去待的。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对一个像她这样扎根于华盛顿环境的人来说，会不会太离谱或荒谬。
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我需要在她耳边轻声细语。这毕竟是一场派对，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庆祝2016年到来的香槟。派对上有现任政府部门的人，肯定有支持民主党的人，也许还有民主党竞选团队中的人。他们期待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所推行的前瞻性政策能实施下去。所以我凑过去，压低声音。
“人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我说，“但我知道他会赢。”
我没说他的名字，我也不必说。那时还早，初选尚未开始。但是，2015年6月，这位亿万富翁名人在曼哈顿塔楼的自动扶梯上宣布他要参与总统竞选，他指责墨西哥人带着犯罪、毒品和性侵跨越边境，进入美国，他还发誓要筑起一堵墙；自那以来，他的势头就一直在积聚。大多数记者和媒体并不把他当回事，所以我想知道格温是怎么想的。
“当然，”她说，“毫无疑问，他绝对有可能获胜。”
不论怎么看，我都不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但我了解种姓制度，所以我继续说。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所谓的‘2042年’的说法。”我说。
“没错。”她说道，脸上的表情坚定决绝。
她的回答如此直接、肯定，我的直觉得到了肯定，我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如果连她那样无可挑剔的政治雷达也得出这样的结论，那这很可能会是真的。我们交换了相互会意的眼色，一起接受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仿佛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不管这个国家里的其他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件事并不仅仅关乎他这个人，一直都不是，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看着它发生。
格温恰巧活到她的预言成真的时候，她在选举结束一个星期后不幸去世了。她的去世是这个国家的损失，因为这个国家此时此刻正需要她冷静温和的分析。那次预言性的谈话是我最后一次与她说话，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那次谈话似乎变得愈发有力了。
从2016年的春天一直到夏天，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总统大选。一个又一个横幅般的新闻大标题层出不穷，一则又一则历史悠久的规范被打破——一位总统候选人在初选的一次主要辩论中口出狂言；一位总统候选人在某段视频中吹嘘用手抓女人的下体；一位总统候选人乱挥着手臂嘲弄一名残疾人记者，像中学生一样做鬼脸；一位总统候选人嘲笑一对悲伤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是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美国战争英雄；一位总统候选人因美国战争英雄约翰·麦凯恩曾经被俘而贬低他。我们还没来得及读完一条爆炸性新闻的标题，下一条爆炸性新闻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就又在我们眼前产生了。
“你肯定觉得他不可能赢得选举吧？”大选前几个月，我碰巧在巴黎时，一位法国知识分子问我。“不，有可能，”我告诉她，“取决于选票。他很可能会当选。”
“美国绝不会这样做的。”她不屑地说。
种姓不能用来解释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如果不考虑种姓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美国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许多政治分析人士和左派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不可能获胜，他们对2016年的选举结果感到十分意外，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种姓制度作为美国生活和政治中一个具有很强持久性的变量纳入自己的预期。
自由派认为，白人工人阶级支持右翼寡头是违背自身利益的，但这种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到以种姓为导向的原则。事实上，许多选民对自己的处境进行了评估，不只是盯着眼前的短期利益，而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着眼于更大的目标，即保持种姓的统治地位和他们的长期生存。他们愿意现在就失去医疗保险，冒着白宫不稳定、政府关停、来自远方的外部威胁等风险，以保住他们的行动所表明的他们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们作为美国历史上的支配种姓所习惯获得的利益。
他们生活的不稳定性和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促使他们更渴望保持住他们所期待的优势，并牢牢保护好美国种姓制度中一个最重要的不可改变的特征。
“白人的种族态度并不仅仅意味着对黑人的偏见，”杜克大学的阿什利·贾迪纳写道，“许多白人也有种族认同感，他们积极维护自己群体的集体利益，维护自己的地位……如今，‘白人性’是美国政治中核心而突出的要素。白人的种族团结影响着许多白人的世界观，引导着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1]
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许多白人选民“都在寻求重新确立一个种族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他们的群体牢牢处于顶端”。[2]
因此，2016年总统大选就像一面破碎的镜子，被高举在这个国家面前。在过去的一代里，这个国家从未被迫以这种方式追寻自己的起源，这个国家如今或许是第一次真正地开始审视自己。几十年积累而成的力量现在达到了顶峰。
在种姓制度背景下，两大政党的成员各自有着他们所吸引的种姓和与他们联系更密切的种姓，他们享受着这些种姓带来的优势，也肩负着这些种姓带来的负担。有时，对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的污名化和双重标准会成就民主党，而支配种姓所享有的特权和自由成就了被视为美国白人代表的共和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等民主党人以及在他们之前的约翰·克里和艾伯特·戈尔所面临的无情审查和障碍，因为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增强了，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共和党是由充满焦虑但仍然强大的支配种姓选民组成的政党。
人们普遍认为，是前国务卿希拉里赢得了总统大选辩论，尽管她的对手在演讲台上攻击她，称她为“下流的女人”。她举止庄重，对国内和外交事务表现出虽然强硬但优雅的掌控力。然而，在民意调查中，她的支持率虽然领先于这个被一些人认为有史以来最不适合参与竞选总统的人，但只是勉强超出民意测验偏差范围。
有很多因素对2016年的大选产生了影响，其中“国外势力的干预”和设置投票阻碍对边缘化选民的影响尤为严重。尽管如此，希拉里在选举人团的失利仍然令人震惊，除非将种姓因素考虑在内，尽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但从历史上来看，从属种姓候选人（即非洲裔美国候选人）在选举日的得票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从种姓的角度来看，希拉里或许是遭遇了布拉德利效应——候选者在民调中领先的投票数不会在选举日出现，原因是人们在接受民意调查时表示自己将会投票给社会可接受的候选人，但他们在真正投票时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982年洛杉矶市长汤姆·布拉德利竞选加州州长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此，无法缩小民意测验偏差范围预示着选举日的艰难。
种姓制度也让人看到民主党人对得到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渴望。他们认为，应该有更多的白人工薪阶层选民响应他们在厨房餐桌旁发出的呼吁。“为什么？”一些左派人士反复问道，“为什么？哦，为什么这些人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投票给共和党？”这些发问的左派人士对事实视而不见，但他们说得如此肯定。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些投票给共和党的白人工薪阶层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投票。维持延续至今的种姓制度符合他们的利益。有些人愿意接受短期的不适，愿意放弃医疗保险，愿意冒水与空气遭到污染的风险，甚至愿意为了保护他们在等级制度中的长期利益而献出生命。
当你被困在种姓制度中时，你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在其中生存下去。如果你处在等级中间的某个地方——在最顶部的下面，或在最底部的上面——你会没有安全感，你可能会让自己远离最底层，并为那些处在你之下的人设置障碍以保护你自己的位置。你会强调在种姓等级中象征着高地位的遗传特征。
在真正投票时，许多人会对自己的地位、需求和愿望以及自身所拥有的多重身份（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富人、穷人；白人、黑人；男性、女性；亚裔、拉丁裔）进行自主的、潜意识的评估。他们往往不跟那些和自己有着相同困境的人结盟，而是跟那些权力和特权与其自身特质有重合点的人结盟。自身利益相互重叠的人往往倾向于选择最能赋予他们地位的个人特征。许多人都为生存做出了雄心壮志的选择。他们为进入更高种姓而投票，而不是为自己所在的种姓投票，通常也不会为下层种姓投票。他们相信，他们很清楚谁会保护他们所重视的特征——这一特征会带给他们最高的地位与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在2016年的这次关键选举中，特朗普对拥有种姓制度中具有象征最多利益的特征的选民发出最直接的鼓动，不管是不是出于无意识，大多数白人都把票投给了这位候选人。他们追随自己身上能够使他们在等级制度中获得最大权力和最高地位的特征。根据《纽约时报》对24537名受访者的调查，58%的白人选民选择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只有37%的白人选民支持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在普选中比特朗普多赢得近300万张选票，但在她获得的选票中，白人选票所占比例比任何民主党候选人的都要低——除了吉米·卡特在1980年竞选连任时输给罗纳德·里根的那次白人选票数比例。
或许没有什么比2016年白人女性的行动更能体现白人的团结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53%）无视女性的共同需求，反对用自己的权力特质——也就是特朗普所强调的白人身份——为同为白人女性的希拉里·克林顿投票，拒绝帮助一位经验丰富的女性与她们一起创造历史。[3]
“特朗普是被担心自己地位的白人领上台的，”贾迪纳写道，“他的政治优先级关注点显然都旨在保护种族等级制度，并强化其边界。”这些人感到“有人正在把他们脚下的地毯拖走——他们因种族、群体优势和他们在种族等级中的顶端地位而享有的利益都处于危险之中”。[4]
对于种姓制度（尽管人们几乎不会使用“种姓”这个词）力量的潜意识似乎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党对各自基本盘的回应。共和党对其白人福音派教众基本盘的看重与民主党对非洲裔美国人基本盘时常表现出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非洲裔美国人因诸多原因而遭到轻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处于社会阶级的底层，备受压制。
焦点的唯一性，为应对生存的威胁而团结起来的感觉，再加上集体财富带来的固有种姓优势和选民的总体影响力，这些因素使共和党在促使支持者反对民主党时看起来占有优势。民主党拥有的选民在全体选民中占多数，但他们有时似乎对这一基本盘不冷不热，经常对这一基本盘进行说教，或视其支持自己为理所当然，或加以指责；一旦选民的投票率低于预期，即便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一些选民受到政策压制，民主党就会可悲地陷入种姓假设，而不是像共和党那样支持他们最忠诚的选民。民主党耗费精力，削弱自己的力量，渴望得到对手的铁杆选民和高人气选民的支持，同时却没有足够关注自己已经拥有的多数选民。
白人福音派教众之于共和党，就像非洲裔美国人之于民主党；两党的基本盘都只占全体选民中的少数。民主党最可靠的投票群体最关心的问题是经济适用房、清洁水、警察暴力、种族贫富差距以及对国家认可的种族歧视的赔偿（就像美国其他受到歧视的群体已经得到赔偿那样），非洲裔美国人支持的民主党却一直将这些问题搁置。说解决这些问题不现实的人应该知道，代表从属种姓并依赖从属种姓的政党有责任让美国人开开眼，为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国家做出示范。
与此同时，白人福音派优先考虑的问题——禁止堕胎、限制移民、保护持枪权、限制政府以及最近他们对科学的蔑视和对气候变化的否认——已经进入共和党信仰体系的列表。[5]
“美国白人福音派与其他基督教派、其他宗教团体以及无信仰者的最大区别不在于神学，而在于政治。”太平洋路德大学的宗教学副教授、《家庭价值观与基督教右翼崛起》一书的作者塞思·道兰写道，“在20世纪，福音派联盟将神学、白人和保守派政治交织在一起……在21世纪初，加入福音派意味着对持枪权、废除合法堕胎和低税收的支持。”
那些自认为是白人福音派的人，不论个人的宗教信仰为何，他们“都团结在特朗普身边，捍卫一个白人新教国家”，道兰写道。“在对抗非法移民和穆斯林的战斗中，他们证明了自己是忠诚的步兵。同性恋者权利的胜利、合法堕胎的持续存在以及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都向他们表明，他们需要为自己曾经熟悉的美国而战。”
2016年的选举成了一幅美国种姓等级制度的绝妙图示，展示了从最高阶级到最低阶级中特定群体对共和党的支持度：62%的白人男性支持特朗普，白人女性为53%；拉丁裔男性为32%，拉丁裔女性为25%；非洲裔美国男性为13%，非洲裔美国女性为4%。与大多数白人选民的选择不同，在2016年，所有其他的选民群体都支持民主党。民主党的得票结果如下：31%的白人男性支持希拉里，白人女性为43%；拉丁裔男性为63%，拉丁裔女性为69%；非洲裔美国男性为82%，非洲裔美国女性有94%的人支持这位白人女性民主党候选人，她们的种族和性别叠加在一起，导致她们处于这个国家人为划分的等级中的最底层。尽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没有按性别分析亚裔的投票情况，但根据拉美裔的总体投票情况，亚裔和其他非白人一样，绝大多数人将选票（65%）投给了希拉里，27%的人将票投给了特朗普。
特朗普在各个年龄段、各个教育水平的白人选民中得到的票数都比希拉里多，虽然他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中的支持率（特朗普为66%，希拉里为29%）高于在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中的支持率（特朗普为48%，希拉里为45%）。人们普遍猜测经济不稳定是2016年大选结果的驱动因素之一，其实不然，特朗普在绝大部分收入水平的选民中都击败了希拉里，除了那些经济安全水平最低的选民——那些年收入不到5万美元的人。由此可见，一般被边缘化的选民，尤其是黑人选民——他们更有可能支持民主党——在低收入选民中占了过高的比例。
鉴于这些明显的种族投票模式，2016年的选举似乎巩固了历史上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尽管美国白人在政治上仍明显占优势，并继续拥有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法律学者罗伯特·L.蔡评论道，“但白人有可能会在煽风点火下开始莫名担忧，担心是否会有一场大清算即将到来，在大清算中，少数族裔会努力征服白人公民。”[6]
这种受害的感觉在2016年找到了发声的机会。“这些愤愤不平的白人是潜在的未开发的井，”贾迪纳写道，“他们的怨恨已蓄势待发，他们等待着愿意走上一条可能非常黑暗的道路的政客来煽风点火。”[7]正因为此，2016年暴露出来的种族分歧早已不只关乎一场选举或某一位候选人，也远远超出“经济不安全是白人选民支持共和党的驱动因素”这一最初的判断。政治学家戴安娜·穆茨写道：“从很多方面来说，群体威胁感比经济衰退更可怕，因为这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或不幸。”[8]
第45任总统上任后，毫不掩饰地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基本盘选民的愿望上。“无论是出于个人敌意、政治算计、哲学分歧，还是认为上一任总统对美国造成了损害，特朗普明确表示，只要某项政策上面有奥巴马的名字，他就会尽快把它从国家硬盘上删除。”《纽约时报》白宫记者彼得·贝克写道。[9]
穆茨写道，那些容易感到自己的“支配种姓地位受到威胁”的人，会尽其所能保护让他们受益的等级制度，以“重新获得支配感和幸福感”。[10]
仅仅是选举结果就让特朗普的基本盘选民感觉好了一些。大选结束几天后，两个发际线后退、戴着老花镜的中年白人男子在飞机头等舱坐下来，从亚特兰大飞往芝加哥。他们互相看了看对方，他们都知道了大选投票结果，他们怀疑他俩可能属于同一个阵营。没过多久，他们就证实了这一点。
“过去这8年，”其中一个说，“发生过极其糟糕的事情，我很高兴这终于要结束了。”
“这可不仅仅是一场选举，”另一个人说，“这将是我们一生中能见证的最令人惊奇的事件之一。我昨天整晚没睡，就在看竞选。”
“是啊，昨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还以为第二天早上我会哭。结果早上醒来……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消息。”
“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正义的。他们让希拉里做候选人，真是做了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选择。”
“现任总统也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另一个人说。
“他很难胜任了。今天天气真好啊！”
“没错。终于回归正轨了。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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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rdina，White Identity，p.7.
[2] Ibid.，p.5.
[3] The Roper Center at Cornell University put Donald Trump’s 2016 share of the white vote at 57 percent，1 percent less than CNN’s number.
[4] Jardina，White Identity，pp.272，267.
[5] Seth Dowland，“American Evangelic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ness，” Christian Century，June 19，2018，https：//www.christianCentury.org/article/critical-essay/american-evangelicalism-and-politics-whiteness.
[6] Robert Tsai，“Specter of a White Minority，”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September 3，2018，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specter-of-a-white-minority/.
[7] Jardina，White Identity，p.278.
[8] Diana C. Mutz，“Status Threat，Not Economic Hardship，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May 8，2018）：4330—39，https：//doi.org/10.1073/pnas.1718155115.
[9] Peter Baker，“Can Trump Destroy Obama’s Legacy?，” New York Times，June 23，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6/23/sunday-review/donald-trump-barack-obama.html.
[10] Mutz，“Status Threat，Not Economic Hard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