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大选后一个月。
他散发出啤酒和烟草的气味。他戴着棒球帽，就像集会上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那些男人，在一个月前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的那些人。他的肚子挺在皮带扣的外面。岁月在他脸上刻出了皱纹，下巴和面颊上长出了胡须茬。他发出喉咙里有痰的咳嗽声。
我打电话给管道公司是因为我发现地下室有积水，他们派来的就是这么一位。他站在我家门口，显然没料到出来开门的会是我这么一个长相的人。这是个以白人为主的居住区，有慢跑者和自行车骑手，有穿瑜伽服的专注的母亲推着婴儿车，马尾辫上下弹跳，背后也许还跟着一条拉布拉多犬。园林工人的皮卡和家政人员在每一条小道上挤来挤去。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反应。
“女主人在家吗？”发传单或做市场调查的人会这么问我——视线内唯一的女人，就站在他们面前。先入之见不会鼓励我纵容他们。要是我愿意，我可以纠正他们，他们也许会试图插科打诨，当然我也可以省去他们的尴尬。
“不，她不在家。”我会这么说。他们不会逼问我，似乎根本不会起疑心。
“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回来吗？”
“不，不知道，”我会说，“要我转告谁找她吗？”他们会给我名片或传单，我会在他们转身离开时瞥上一眼。
于是水管工查了一下，确定他没找错地方，然后走进来，一脸咱们赶紧完事的表情。“地下室怎么走？”
由于我失去了丈夫和母亲——我在短短18个月内失去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因此我依赖于这个人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我要依靠承包商来修理屋子里的东西，这些人有可能会因为我的存在而怨恨我，不一定愿意帮助我，甚至不一定愿意完成他们的工作。大选过后，气氛已经不一样了。
他跟着我来到地下室，站在一旁看我搬开箱子，为他腾出空间，方便他检查情况。我推开母亲的折叠式轮椅，她已不再需要这东西。我又搬开一个灯罩、几摞我父亲生前留下的工程学书籍和一个旧水桶。水管工就在一旁看着，从头到尾都没伸手帮忙。我把积水扫向水仓泵，他低头看着湿漉漉的地面。
我说地下室的积水原先有近十厘米深，修暖通空调的人帮忙启动水泵，排掉了大部分积水，还有这儿以前没发生过这种事。
“我几乎不来地下室，”我对他说，“前一阵是旱季，所以我根本没想到地下室会有积水。以前经常下来的也是我丈夫。”家里检查取暖炉过滤网的是他，查看保险丝盒的也是他。他在工作间里修补东西，工作间还是他生前的那个样子。自从他去世前最后一次下来修东西到现在，还没人碰过锯木架和电钻。我告诉水管工，他是去年过世的。他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这句话的分量。水管工只是耸耸肩，说嗯哼。
我忙着扫水，而他站在一旁，我在回想上周发生过什么。我想在假日期间尽量远离悲痛。要是能做到，我都想要离开地球，只可惜现在还做不到，于是我预定了第二好也是最便捷的办法，借此摆脱失去亲人的痛苦，那是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票。我没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那里不会有记忆浮现，不会有东西让我想起曾和失去的人一起做过这个或那个。就在我准备出发的时候，修暖通空调的承包商来做半年一次的取暖炉检查，发现地下室里有积水。他是一位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尽管不是他的分内事，但他还是尽量帮我排水。
水管工扫视那些箱子，迈步绕过其中几个，把一个灯罩和花冠碰到了湿漉漉的地面上，甚至没弯腰把它们捡起来。我继续扫水。他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至少在我看来，他什么都没做。
他指着水槽。“水是从那儿出来的。”他说，像是打算转身走人。
“但水槽从没溢过水，”我说，“肯定有别的原因。”
“积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是自从上周下雨以后。底下什么地方有个排水口。我猜大概是堵住了。”
我开始搬箱子，他只是袖手旁观，我觉得更孤单了。我搬开一个沉重的箱子，他看着我，连个要帮忙的姿态都没有。他只是说：“你能行吗？”
我搬开了足够多的箱子，去看我以为排水口所在的地方，但就是找不到它。这似乎应该是排除故障的一个环节，但他没有显露出任何兴趣。
“也许是水仓泵？”我问。
他过去看了看。“水仓泵没问题。”他说。
这时我注意到水里飘着袋装爆米花。“会是那东西堵住了水仓泵吗？”
“不是，”他说，“但水仓泵也需要清理了。”
他为什么不去清理呢？他来不就是为了做这些事的吗？
但他没有，而是提出帮我做一份买新泵的估价单。然而既然这一台能用，为什么要买新的呢？我打电话叫他来是为了找出积水的原因。但自从他进门以后，扫水、搬箱子、找排水口的就一直是我。他做的事情还不如修暖通空调的人多呢。
我热得出汗了。他从头到尾只是站在那儿看我扫水（我这样的女人做这种事已经几个世纪了），没有修理任何东西。他没得出任何结论，没显露任何兴趣，然后我似乎还要付钱给这个什么都没做的人。
既然他不肯帮忙，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损失的。我想到一个点子，朝他的人性扔了个万福玛利亚。
“我母亲上周刚去世，”我对他说，“你母亲还在吗？”
他低头看湿漉漉的地面。“不……不，她不在了。”
不知为何，我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提起母亲的话题。
“她是1991年去世的，”他说，“当时才52岁。”
“那很年轻啊。”我说。
“唉，是的。我父亲还活着，已经78岁了。住在这儿往南的一家养老院里。我姐姐住在他附近。”
“你运气很好了，父亲还在世。”我说。
“嗯，但他这人刻薄得很。”
我开始思考这句话的意义。他父亲对待我这种人的态度有可能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但我把话题留在现在。
“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等他们不在了，你还是会想念他们的。”我说。
“你母亲呢？”他想知道，“她多大年纪？”
“她比你母亲活得久得多，所以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但她病了很长时间。另外你永远也克服不了难过。”
“我有个姑姑，都80多岁了，现在还在抽烟，会求你给她一口啤酒尝尝，”他说，笑了出来，“她是我父亲的姐姐。”
我微笑，尽量往积极的一面看。“所以你父亲那边都很长寿？”我说。
“是啊。应该是吧。”
他的脸色好看了起来，他走到水仓泵前，弯腰把手伸进去。过了一两分钟，他直起腰。
“好了，水仓泵清理好了。”
他转向排水口有可能在的区域。
“大概在咖啡桌底下，”他说，“你抓住一头，咱们可以搬开它，看看排水口到底在哪儿。”
我们一起搬开咖啡桌，没错，排水口就在底下。
“排水口没堵住，所以问题不在那儿。”他说，“等一等，我去车上拿手电筒。”
回来之后，他用手电筒沿着地面照亮，检查地下室的墙根。他经过被纸箱包围的水槽、洗衣机和干衣机，经过锯木架，沿着取暖炉的底部，每个角落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
“找到了！”他欣喜地叫道。
我跑过去。“怎么回事？”
“是热水器。热水器坏了。”
他用手电筒照向热水器的顶部，光线照亮了锈蚀的管道和从缝隙中冒出来的蒸汽。水从损坏的热水器里流出来，在地下室的地面上形成积水，这解释了积水为什么是干净的，而我最近的水费特别高。
我松了一口气，后退几步。“我就知道不只是因为下雨。”
“你需要换个热水器了。这个已经不行了。”
情况和仅仅几分钟前是多么不一样啊。“我母亲肯定去找过你母亲，”我说，“请你母亲叫她的孩子来帮帮她家姑娘。‘我女儿需要你儿子的帮助。’”
这个念头让我们微笑了。他关掉热水器的供水，这意味着家里暂时没有热水了，但更重要的是不会有水漏到地下室的地面上了。他帮我估算了更换热水器的费用，收了我69美元的上门费。我觉得这个价钱很合理。我们互祝圣诞快乐，然后他走了。
电话响了。打来的是邦妮·费舍，我在《他乡暖阳》中写过她的父亲罗伯特·潘兴·福斯特医生。她打电话来问候我，我们近些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最近我痛失亲人后联系得就更多了。我把我和水管工的相遇和后来的小小奇迹告诉他，我们开始叙旧。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我连忙挂断电话。还是那位水管工。他说他回来是为了关掉热水器的煤气，免得它加热空水箱。这次他知道怎么走了，径直走向地下室。他心情愉快，很简单，暂时成了我的家人。
“情况本来有可能更糟糕的，”他说，“水会从顶上喷出来，毁掉所有东西，烫伤你和其他想来修理的人。我见过更糟糕的情况。”
他沿着地下室的楼梯向上走，看见了一些旧的宝丽来照片，那是我从湿纸箱里抢救出来的，放在一旁晾干。
他在楼梯中间停下。“喔，你会想要这些的，”他说，“那里都是记忆啊。”然后他愉快地走出这幢老房子，迈向灿烂的阳光。
结语 一个不存在种姓制度的世界
我们仰望夜空，看见行星和恒星，遥远的光点就像一颗颗盐粒、一粒粒细沙，这个景象提醒我们记住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此刻的烦恼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在这颗星球上的时光是多么短暂；我们希望能成为某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放大我们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只是尘埃，但我们想通过某种方式变得更有意义。
即便是我们物种中最长寿的个体，相对人类历史的跨度来说，也只能存在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短暂，为什么有人会胆敢去伤害另一个灵魂，剥夺他们的生命或人生的潜能呢？
由于虚妄的种姓划分，人类已遭遇了无法想象的损失：纳粹杀害了1100万人；75万美国人为了奴役其他人类的权力在南北战争中死去；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印度和美国南方的种植园里缓慢地走向死亡，徒然浪费他们的天赋。
他们无论曾经拥有什么样的创造力或聪明才智，现在都已永远消亡了。假如这些种姓制度摧残的数以百万计的目标能被允许实现他们的梦想，甚至仅仅是活下去，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假如所谓的受益者能够摆脱囚禁他们的幻觉，把精力投向解决全人类的问题，治疗癌症和战胜饥荒，消除气候变化对我们生存的威胁，而不是用于分裂彼此，这个星球能够走到哪一步呢？
1932年12月，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带着妻子和30件行李走下一艘蒸汽船，踏上美国的土地，纳粹此时正在蹂躏他的祖国德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在最后一刻逃离了纳粹的魔爪。爱因斯坦离开后的第二个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
来到美国，爱因斯坦震惊地发现他落入了另一个种姓制度，区别只是在于替罪羊种姓和对待手段的不同，但内在的仇恨与他刚刚逃离的那个种姓制度并没有巨大的差异。
他在1946年写道：“最可怕的疾病是对待黑人的方式。所有在较为成熟的年纪刚刚得知这种状况的人，不但会感到不公正，而且会觉得美国国父们‘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被蔑视。”[1]
他说，他“几乎无法相信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如此顽固地秉持这样的偏见”。
他和妻子艾尔莎定居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他在普林斯顿做大学教授，目睹了黑人居民受到的压迫。黑人居民被指定居住在城里最差劲的地段，只能去种族隔离的电影院，从事仆役的工作，用他的朋友保罗·罗伯逊的话来说，就是被迫“向醉醺醺的有钱人奴颜婢膝”。[2]
在他担任教职几年后，歌剧演员玛丽安·安德森，一位出身于从属种姓的著名女低音，在普林斯顿的麦卡特剧院为坐满全场的观众演出，媒体盛赞她“完全掌握了一副华丽的歌喉”。但普利斯顿的拿骚酒店拒绝租房间让她过夜。爱因斯坦得知此事，邀请她来家里住。从那以后，她只要去普林斯顿就会住在爱因斯坦家，即便在普林斯顿的旅馆开始接待非洲裔美国客人之后依然如此。他们成了终生的朋友，直到爱因斯坦去世。[3]
爱因斯坦对一位朋友说：“我自己是犹太人，大概能够理解和体会黑人作为歧视受害者的感受。”[4]
美国人通过强迫新来者鄙视最低种姓以获得接纳的方式让他感到不舒服。他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之一，拒绝认为自己比被告知低于他的那些人优越。
爱因斯坦写道：“我越是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这种情况就越是让我痛苦。只有通过大声疾呼，我才能摆脱我在同流合污的感觉。”
他言行如一。他成为一个致力于结束私刑的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加入了有色人种促进会。他代表民权活动家发出呼吁，允许他们的事业利用他的名声。过了他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他就很少接受授予他的荣誉了，但他在1946年为林肯大学打破了惯例，林肯大学是宾夕法尼亚一所历史上只招收黑人的大学。他同意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并接受荣誉学位。
在那次访问中，他向林肯大学的物理系学生讲授相对论，和黑人教职员工的子女一起玩，这其中有校长的儿子，年轻的朱利安·邦德，他后来成了一名民权领袖。[5]
爱因斯坦在典礼上对毕业生说：“种族隔离不是有色人种的疾病，而是白人的疾病。我不打算对此保持沉默。”[6]
他成了被打入底层的人民的充满热情的盟友。W.E.B.杜波依斯写道：“他厌恶种族偏见，因为身为一名犹太人，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7]
种姓制度的暴政在于我们因为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表皮层的一种化学物质、面部特征、我们身体关于性别和血统的标志受到评判，这些表面上的差异与内里的那个人毫无关系。
美国的种姓制度已有400年历史，无论某一条法律或某一位个人有多么强大，它都不会被随便废除。民权时代之后的那些年已经教会我们，假如没有集体意志来维护法律，法律的力量就会被削弱，例如1965年的《选举权法》。
种姓制度之所以能阴魂不散，部分原因是我们——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允许它存在：以或大或小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是我们根据附加在生理特征上的意义来提升或贬低、亲近或排斥他人。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等级天成的谎言，它就会成为真理，或被认为是真理。
一旦觉醒，我们就会拥有选择。我们可以出身于支配种姓但选择不去支配，我们可以出身于从属种姓但抗拒其他人强加给我们的牢笼。而我们所有人都能磨炼自己的辨别能力，看穿外在的事物，重视一个人的内在品格，而不是贬低已被边缘化的人或崇拜出生在虚假神坛上的人。见到被定为从属者的人挣脱束缚，我们不该义愤填膺，而是应该为能够向全人类真正贡献力量的人又多了一个而感到喜悦。
这本书的目标不是想要解决这个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现象的全部问题，而是想让人们了解它的历史、它的后果和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并对这个痼疾的治疗表达希望。房屋检查员不会维修由他检查的房屋。要去弥合继承得来的裂缝的是业主，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事实是，底层种姓尽管承担了等级结构的大部分恶果，种姓制度却不是他们建立的，也不是仅仅底层种姓能够修正的。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支配种姓的许多成员虽然处在更有可能解决种姓不平等问题的位置上，却往往最不愿意去那么做。
种姓制度是一种疾病，没有任何人能够免疫。它就像酗酒，已经被写入了这个国家的DNA，永远也无法宣布完全治愈。它就像癌症，只要政体的免疫系统被削弱，它就会复发。
因此，无论什么人在哪一次选举中获胜，这个国家都依然在种姓制度制造的分裂和支配种姓带来的恐惧和怨恨下苦苦挣扎。他们的恐惧和怨恨总是与被认为低于他们的人的渴望针锋相对。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竟然存在如此深层次但未受重视的委屈与不满，这对我们整个物种甚至这颗星球都是一个危险。假如我们不去处理造成了不平衡的整体结构，那么单独一次选举恐怕解决不了我们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美国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人口结构的翻转，拥有权力的主体民族白人的数量预计将在20年内被非欧洲后裔超过。这对等级结构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未知领域，这样的民族分布将会类似于南非的情况，而不是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现状。
预期性的恐惧似乎已经出现，然而以史为鉴，人口结构对支配种姓的实质性影响很可能比想象中的要小。2016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假如财富差异维持在目前的发展速度，黑人家庭需要228年才能积累到白人家庭现在拥有的财富，而拉丁裔家庭还要再过84年才能达到平均水平。[8]因此，就像在南非一样，我们没有理由去相信，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支配权不会继续掌握在那些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掌握这些权力的人手中。
这将是对我们珍视的多数人统治理念的试炼，那是美国自建国以来种姓支配的道德框架。白人的支配地位已经得到保证，既通过确保支配种姓在生活的大多数方面的继承性优势，也通过在政治管理的大多数方面确保支配种姓的利益（从国会选区划分到选民压制，再到司法部门的集体右转和选举人团机制），后者有利于支配种姓，无论他们的人数多寡。
假如目前的多数人群体不再拥有它在整个历史中的优势，美国还会坚持多数人统治的信念吗？对美国来说，这将是一个抉择：或者进一步巩固它的不平等，或者选择做我们宣称的那个非凡国家，为世界做出榜样。
假如不睁开眼睛，看清楚我们所有人为种姓制度付出了什么代价，等级制度很可能会像过去那样改变形状，以确保整体结构保持完好。白人的定义有可能会扩大，将荣誉白人的称号授予边界上的个体——例如肤色最浅的亚裔或拉丁裔以及父母中有一方是白人的混血儿——以增加支配种姓的等级。
毁灭性的真相是，假如没有人道主义动力的干预，重新建立的种姓制度很可能会把底层和中层分开，选出最接近白人的那些个体，进一步孤立肤色最深的美国人，把他们更牢固地锁死在最底层。
这将是一场精神危机，是美国灵魂的失败，因为上游的毒素终将向下游扩散，美国的成瘾性危机就是前例。事实证明，假如社会愿意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那么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举例来说，从属种姓在民权时代的奉献使得所有族裔的女性都从中受益，每一个美国男性的妻子、女儿、姐妹和女性亲戚现在都有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的针对就业歧视的法律保护。
美国人享有的许多进步在今天却受到了攻击，例如公民出生地原则，法律下的平等性保护、投票权，禁止基于性别、种族、原籍歧视他人的法律。它们都是从属种姓在这个国家争取正义的副产品，结果给其他人带来的帮助甚至有可能超过了给从属种姓自己的。
假如要想象种姓制度在美国的终结，我们只需要看德国的历史就行了。那是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既然一个种姓制度——纳粹统治的那12年——能够被建立，就也能够被拆除。要是我们无法看见我们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相同之处，无法看见人类程序中的共同弱点，也就是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所称的“平庸之恶”，那我们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研究过非人类化文化的哲学家戴维·利文斯通·史密斯写道：“你很容易把第三帝国想象成一个怪诞的异常事物。你会受到诱惑，想象德国人曾经是（或者就是）个特殊的凶残嗜血的民族。然而这些判断错误得很危险。纳粹现象中最让人不安的一点在于，纳粹并不是疯子或怪物，而是普普通通的人类。”[9]
你也会受到诱惑，见到不公就去抨击某个专制者，而事实上，让种姓机制保持运行的是普通人的作为或更常见的不作为。这些人见到最新出炉的警察暴力执法事件会不以为然。这些人在餐桌上听到对边缘人群的羞辱暗语会一笑了之，因为害怕疏远了一个受人喜爱的叔叔而什么都不说。这些人愿意为自己孩子的学校付更高的不动产税，但会抵制用来教育被社会贬低的儿童的税项。这些人会因为担心失去种姓地位而保持沉默，坐视边缘人士——无论是有色人种还是女性——在会议中被无礼打断，想法受到忽视（尽管后来有可能会被采纳）。这些人每一个都在竭力保护控制着所有人的那套体系的完整性。
达利特领袖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写道：“种姓制度不是一堵砖墙或一面铁丝网那样的有形物体。种姓制度是一个观念，是一种心理状态。”[10]没人能逃脱它的触手。没人能逃脱种姓信息的侵蚀，它想传递的是有一个群体被认为天生比其他被定为更低等的其他群体更聪明、更有能力和更有资格。这套程序已被安装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而且无论地位高低，只要没有外来干预或重新编程，我们就会按照别人发给我们的剧本去表演。
然而，有少数一些人，例如爱因斯坦，他们不知为何似乎对我们呼吸的空气中的种姓病毒免疫，他们成功地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受其影响的观念。从冒着个人毁灭的危险终结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到致力于结束吉姆·克劳法而献出生命的白人民权工作者和废除吉姆·克劳法规的政治领袖，这些罕见的人是人性光辉的见证，证明了人类能够摆脱等级结构对他们的束缚。
这些人是拥有勇气和信念的人。他们有坚定的信心，希望能打破惯例。他们不依赖于其他人对他们的认可。他们有深刻和持久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他们是我们中许多人想要成为的人，但我们中已经成为他们的人还远远不够。也许在觉醒之后，我们中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
美国人为与立国理念背道而驰的种姓制度付出了惨重代价。1965年《选举权法》颁布之前，美国既不是民主国家，也没有精英制度，因为大部分国民在美式生活的大多数方面都被排除在竞争之外。碰巧生而为男性和欧洲后裔者只在彼此之间竞争。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国家自我封闭，各种肤色、性别和原籍的大多数国民无法发挥才能。
一个人若是真正相信精英政治，就不会愿意身处于种姓制度之中。在种姓制度里，某些群体因为长期存在的剥夺而受到排斥或失去资格。假如不是所有人都参与了游戏，那么胜利就是不合法的。那些胜利是带引号的，就好比你在芬兰和加拿大不参赛的那一年获得了冰球冠军。对全人类的接纳提升了所有人类努力的标准。
我们这个时代要求公开说明种姓制度使得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要求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每一个美国人都能了解我们国家的完整历史，尽管真相有可能令人痛苦。种姓制度与种族敌意的顽固存在，尤其是反黑人情绪的自我保护能力，导致真相对支配种姓中的许多人来说完全不可提及。你无法解决你不承认存在的问题，这也许正是一些人不愿讨论它的原因，因为问题有可能会被解决。
爱因斯坦在写给全国城市联盟的信件中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确保）让人们了解过去的不公正、暴力和经济歧视，必须打破‘咱们别说这个’的禁忌。必须一再指出的是，将很大一部分有色人种排除在行使民权之外的常见做法，是扇在这个国家的宪法脸上的一记耳光。”[11]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不仅有黑人与白人的社会结构，还有必须看穿的种姓制度的诸多层面，这套体制拥有的权力超过了我们作为人类应该允许它拥有的限度。即便是西方世界最有特权的一些人，要是他们活得足够久，也会加入一个受到厌弃的可悲种姓。他们将属于人类生命周期中的最后一个种姓，也就是老年人，西方社会全体公民中最被贬低的群体（在西方社会，人们通过崇拜年轻人来逃避死亡的念头）。种姓制度不会放过任何人。
假如一个人生来就符合某个种姓制度最重视的特征，无论这个特征是健壮、男性、白人还是我们没有发言权的其他特性，那么这位中奖者就承担了道德上的责任，他必须对不得不忍受屈辱的其他人产生共情。这里需要的是一种极端的共情。
共情不是同情。同情是看着面前悲痛的人，感觉到悲伤。共情也不是怜悯。怜悯是居高临下地俯视，为他人的不幸感觉到某种淡淡的哀伤。共情通常被视为把你自己放在另一个人的位置上，想象一下你会有什么感受。你可以把共情当作起点，然而它依然只比角色扮演强一点，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撕裂世界来说还远远不够。
另一方面，极端的共情意味着要想办法告诫自己谦卑地去倾听，从其他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经历，而不是想象换了自己会有什么感受。极端共情的重点不是你，不是你在你从未经历过也很可能永远不会经历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它类似血缘关系，源于深度的了解。这种了解让你的灵魂体验其他人感受到的痛苦。
共情无法代替经验本身。我们不会去问一个断腿或中枪的人痛不痛苦。而中了种姓彩票的人也没有资格对一个在种姓暴政下受苦的人说什么是对身处底层者的侵犯、伤害和歧视。特权的代价是道德责任，一个人应该在见到其他人遭受不公对待时有所作为。而支配种姓的成员最少也该做到的是不要让痛苦变得更加剧烈。
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真正看到面前其他人的人性并与之共情，寻找能够打开通向我们共同之处——无论这个共同之处是角色扮演还是《星际迷航》还是失去父母——的大门的钥匙，就有可能影响我们看待世界和世上其他人的方式，就有可能会改变我们雇用或投票的选择。每次有一个人与其他种姓的人产生共情，就会有助于打断种姓制度的脊梁。在某个既定的日子将这个助力乘以千百万倍，蝴蝶翅膀的这一次扇动就有可能扇动气流，在大洋彼岸掀起飓风。
对我们当前的撕裂状态来说，只做到不歧视是不够的。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以一切形式支持非洲裔美国人、支持女性、支持拉丁裔、支持亚裔、支持原住民和支持全人类。在我们这个时代，仅仅容忍是不够的。你可以容忍夏天的蚊子，容忍发动机的怪声，容忍冬天在人行道上淤积的烂泥。你可以容忍你懒得去处理的事情，希望它们能自己消失。但被容忍并不是荣誉。每一种精神传统都会说爱邻人要像爱自己，而不是容忍他们。
我们每个人在明白过来的时候都会发现，精子与卵子随机结合后所携带的基因组决定了我们的体貌特征，世界已经为我们每个人指定了位置。
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或挑战分配给我们的角色，为自己做出决定，让世界看见我们内心的东西——我们的信念和梦想、我们如何去爱和如何表达那种爱、我们真正能够控制的事物——比我们没有发言权的体貌特征更加重要。我们要让世界看见，能代表我们的不是外表，而是我们会如何处理拥有的事物，会如何利用天赋，如何对待其他人和我们的星球。
尽管隔着时间的长河和大洲的距离，人类的相似之处要多于不同之处。人类行为的核心问题不是现在或过去的那些人为什么做某件事或以某种方式行动，而是人类在面对一个既定环境时会怎么做。
没人能够选择出身。我们无法决定我们是自带光环地出生，还是天生就带着污名。但我们能够决定我们如何使用天赐的才能，还有从今往后我们该如何对待相同物种的其他个体。
我们不需要为几个世纪前与我们外貌相似的那些人做的事情承担个人责任，但我们要为今天与我们一起生活的其他人做的善事或恶事负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出的伤害或损害他人的每一个决定负责。我们有责任认识到，先人做的或者承受的事情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设定了舞台，过去发生的事情留给了我们（并非因我们自己的努力或过错而带来的）优势或负担、（与我们外貌不同的人通常并不共有的）富足或贫困。
我们可以保持无知，也可以以开放的心态不断增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要为自己和自己的作为或失误负责，后人会对我们做出相应的评判。
在一个没有种姓制度的世界里，我们不会虚妄地炫耀我们的部族、家庭或归属的社区，我们会带着惊异放眼全人类：一位埃塞俄比亚运动员的轻盈美丽，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奥运选手违反物理定律的滞空能力，一位波多黎各裔作曲家的才华——他能以每分钟144个单词的速度用说唱的方式讲述美国建国的故事。所有这些都应该让我们心中充满惊讶和谢意，惊讶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有能力做到这些，感谢是因为我们能活着目睹这一切。
在一个没有种姓制度的世界里，你是男是女，你的肤色是浅是深，你是移民还是本土居民，都不会影响其他人认为你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在一个没有种姓制度的世界里，即便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所有人也都会关注人类其他成员的福祉，并且认识到我们比某些人引导我们相信的更需要彼此。我们将和世界各地的居民携手努力，在山火肆虐和冰川融化时敲响警钟。我们将会明白，当其他人遭受苦难的时候，人类这个整体就会在发展道路上倒退。
一个没有种姓制度的世界将让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
* * *
[1] Jerome and Taylor，Einstein on Race，pp.144—45.
[2] Ibid.，p.32.
[3] Matthew Francis，“How Albert Einstein Used His Fame to Denounce American Racism，” Smithsonian Magazine，March 3，2017，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how-celebrity-scientist-alberteinstein-used-fame-denounce-american-racism-180962356/.
[4] Einstein to Peter Bucky，quoted in Jerome and Taylor，Einstein on Race，p.151.
[5] Ken Gewertz，“Albert Einstein，Civil Rights Activist，” Harvard Gazette，April 12，2007，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07/04/albert-einstein-civil-rights-activist/.
[6] Jerome and Taylor，Einstein on Race，p.88.
[7] Ibid.，p.9.
[8] Dedrick Asante-Muhammad et al.，“The Ever Growing Gap，”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August 2016，https：//ips-dc.org/wp-content/uploads/2016/08/The-Ever-Growing-Gap-CFED_IPS-Final-1.pdf.
[9] Smith，Less Than Human，p.16.
[10] Ambedkar，Annihilation of Caste，p.74.
[11] Francis，“How Albert Einstein Used His Fame to Denounce American Racism” ; Jerome and Taylor，Einstein on Race，p.144.
致谢
在这个发现自我的时代，我并没有热切地想写出这本书，但我不得不写。刚开始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十分有幸能和两位出版界的传奇人物共事——我的编辑凯特·梅迪纳（Kate Medina）与我的版权代理宾基·乌尔班（Binky Urban），乌尔班从一开始就欣然接受了我的这个想法，给了我空间，让我在他们的引导下走下去。
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得不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德国——特别是柏林。我试着去理解种姓制度，它在一段可怕的时间里兴起，在这个国家兴起，而这个国家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赎罪。我很感谢克里什陶·蒂皮特（Krista Tippett），她在柏林把我介绍给了一群可爱的人，原本我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们。我要感谢艾琳·邓克利（Irene Dunkley）、内森·凯斯特林（Nathan Koestlin）和乌尔里希·凯斯特林（Ulrich Koestlin）的好意，尤其要感谢奈杰尔·邓克利（Nigel Dunkley），他从一开始就了解我的使命，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带领我踏上了第三帝国的历史之路。
我要感谢拉姆纳拉扬·拉瓦特（Ramnarayan Rawat）教授和K.萨塔纳拉亚娜（K. Satyanarayana）教授给了我亲身体验印度的机会，在我计划第一次去德里时，他们为我打开大门，让我得以结识其他研究种姓的学者，他们对我非常礼貌。在那里，我有机会与达利特交谈，他们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所面对的障碍，我很快就感到与他们有一种亲近感，对来自其他种姓的人也是如此。阿努帕玛·普拉萨德（Anupama Prasad）和沙里卡·蒂纳加玛（Sharika Thiranagama）正在研究种姓间的不平等问题，她们的观点对我的帮助尤其大。
我不知道的是，我飞往印度研究种姓的消息传开了。很快，我被邀请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举行的一个国际种姓会议上发言，与我一起发言的还有印度政治理论家戈帕尔·古鲁（Gopal Guru）和印度哲学家米娜·德汉达（Meena Dhanda）。后来有人请我为会议做结束致辞，对此我激动万分。
在那里，我所面对的听众关注的是印度，而我要将吉姆·克劳法下的种姓制度介绍给他们，我开始起草最早的大纲，也就是后来关于种姓制度支柱的那部分内容。我一直很感谢桑吉塔·卡马特（Sangeeta Kamat）、比尤·马修（Biju Mathew）和其他欢迎我并邀请我加入他们团体的会议领导人，也感谢我在那里遇到的许多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包括苏拉·英德（Suraj Yengde）、贾斯普利特·马哈尔（Jaspreet Mahal）、巴尔穆利·纳塔拉简（Balmurli Natrajan），还有加里·塔塔科夫（Gary Tartakov），他们很快就理解了我所做的研究的人道主义目标，并鼓励我继续前进。
在我的探寻过程中，我认识了两位当时住在伦敦的印度种姓制度亲历者。图沙尔·萨卡尔（Tushar Sarkar）用数小时时间讲述了他在印度长大的经历以及他对种姓制度的希望的幻灭。苏鲁特·贾哈夫（Sushrut Jadhav）与我分享了挑战种姓制度给生活带来的负担、幸福和疲惫以及他作为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见解。在他家里，我与他的家人以及作家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谈了种姓制度的荒谬性，这些谈话让我很受启发。
因为这个项目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观点和见解交织在一起，所以我要感谢所有的学者以及那些为我的资料档案做出贡献的人，我从这些资料中学到了很多，我的书也以此为基础。我感谢研究奴隶制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爱德华·巴提斯特（Edward Baptist）、戴娜·拉密·贝里（Daina Ramey Berry）和斯蒂芬妮·琼斯—罗杰斯（Stephanie Jones-Rogers），也感谢哈丽特·华盛顿（Harriet Washington）基于种族的医学实验史的开创性研究。尽管这本书本身并不直接关于种族主义本身，但任何涉及这个主题的书都要感谢伊布拉姆·X.肯迪（Ibram X. Kendi）的学识和布莱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的付出，他对私刑受害者的纪念为历史和解的达成树立了标准。
我感谢已故的人类学家阿什利·蒙塔古（Ashley Montagu）与奥德丽·斯梅德利（Audrey Smedley），是他们对种族至上主义发起了一击。我还要感谢伊恩·哈尼·洛佩兹（Ian Haney López）对美国种族的系谱学研究。我要感谢耶鲁大学的詹姆斯·Q.惠特曼（James Q. Whitman）的权威研究，他揭露了吉姆·克劳法下的美国与第三帝国在各方面的相似性。他的作品明确地将纳粹德国历史与美国历史联系起来，阐明了我从一开始就有理由相信的事情。我要感谢柏林爱因斯坦论坛的哲学家苏珊·尼曼（Susan Neiman）敏锐的分析，她的《向德国人学习》一书正好在我完成手稿之际出版了。在我的研究接近尾声时，我发现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肯定了我所致力的事业。
我很早就发现了历史上的一些学者导师们已经走过这条路，我一次又一次地从他们的话语中寻求肯定与真知灼见。这些对种姓进行研究的先驱包括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侯尔坦丝·波德梅克（Hortense Powdermaker）、劳埃德·华纳（Lloyd Warner）、布利格·加德纳（Burleigh Gardner），特别是杰拉尔德·贝雷曼（Gerald Berreman）。贝雷曼在印度和吉姆·克劳法下的美国南部研究、生活过，在比较这两种种姓制度方面有独特的地位。他认识到两者的相似之处，秉持着坚定的信念，凭借深入的研究与亲身经验，他勇敢地与怀疑论者相抗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