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我认为已故的人类学家阿利森·戴维斯（Allison Davis）是理解种姓制度对美国的影响的精神之父。种姓制度迫使他与他的妻子兼学术伙伴伊丽莎白·戴维斯（Elizabeth Davis）按照他们所研究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亮起一盏探照灯来追踪种姓制度的罪恶。
戴维斯夫妇完成他们在密西西比的实地调查70年后，我碰巧参加了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个晚会。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向我的编辑和版权代理提到我打算写这本书。几分钟后，我加入成千上万着燕尾礼服、衣服上带亮片的宾客中，我发现身旁站着一个男人，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他喜欢我的《他乡暖阳》。他讲了一些他的背景，并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戈登·戴维斯（Gordon Davis）。根据我对那位已故人类学家生平的了解，我意识到，与我交谈的这个人肯定是阿利森·戴维斯的儿子。我问他是不是这样。他本身是一位杰出的律师，我知道他的父亲，并对他父亲如此钦佩，这使他备受鼓舞。就在我决定要写这本书的几分钟后我便遇到了他，我觉得这是上天给的暗示——我确实应该写这本书。
我深深感谢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过的许多人，他们知道我的第一本书，主动与我分享了他们与种姓有关的遭遇，也试着去理解种姓制度。曾有过一些偶然的时刻，比如我在思考南方邦联的标志意味着什么时，遇到了新奥尔良市前市长米奇·兰德鲁。多年来，我与我亲爱的朋友、历史学家泰勒·布兰奇（Taylor Branch）的持续的谈话一直激励着我，他的研究与视角经常与我的研究有交集。我也一直感谢莎伦·马龙（Sharon Malone）和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与体贴。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出版一本书需要前所未有的合作与投入。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远程工作，使这本书成为可能的是我的编辑凯特·梅迪纳和企鹅兰登书屋的以下工作人员：吉娜·森特雷洛（Gina Centrello），我很珍惜她对我的支持；总经理安迪·沃德（Andy Ward）和副总经理阿维德·巴什拉德（Avideh Bashirrad）；负责编校与印制的本杰明·德莱耶（Benjamin Dreyer）、丽贝卡·勃兰特（Rebecca Berlant）和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man）；艺术和设计部门的总监保罗·佩佩（Paolo Pepe），部门里的格雷格·莫里卡（Greg Mollica），再没有比他选择的那张照片更适合作为本书封面的图片了，他还设计了非常棒的护封，并热心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为本书设计了精美内文版式的弗吉尼亚·诺瑞（Virginia Norey）；宣传部的玛丽亚·巴瑞克（Maria Braeckel）、苏珊·科科伦（Susan Corcoran）、伦敦·金（London King）和格威妮丝·斯坦斯菲尔德（Gwyneth Stansfield）；市场部的芭芭拉·菲隆（Barbara Fillon）、莉·马钱特（Leigh Marchant）和阿依勒特·戈恩舒佩赫特（Ayelet Gruenspecht）；诺娅·夏皮罗（Noa Shapiro），她帮我与其他人保持着联系，推动着整个出版流程。
考虑到出版这本书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没有产品编辑史蒂夫·梅西纳（Steve Messina）冷静温和的指导，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完成它。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关注细节，耐心地监督着不断汇集增加的手稿变成校样，最终变成一本可以拿在手里的书。我向他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佐治亚州立大学荣誉学院的代理院长莎拉·库克（Sarah Cook），她在关键时刻向我介绍了三位十分聪颖的学生——诺亚·布里顿（Noah Britton）、克莱·沃泰克（Clay Voytek）和萨凡纳·罗杰斯（Savannah Rogers）。在我完成手稿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争分夺秒地帮助我尽可能多地研究每一个问题和每一条线索。诺亚和克莱又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一丝不苟地核查事实，这本书完成时，他们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事业了。
我要感谢《他乡暖阳》的每一位读者以及自该书出版以来给我写信的所有人。是你们的支持使我得以为创作这本书而旅行、工作，虽然因为情况不允许，我常常不能直接回信，对此我真诚地感到遗憾，但请你们知道，每一封信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每一封信都在我继续此书的创作过程中支持我并给我带来了快乐。
完成这一研究需要付出很多心血，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J.布莱尔·佩奇（J. Blair Page）和邦尼·费希尔（Bunny Fisher）的鼓励，我该如何继续我的工作。她们坚定地支持出版这本书，守护着我，她们各自看了我的草稿和部分章节，并给了我真心的反馈。我要感谢非凡的小姐·黑尔（Miss Hale），她不仅为这本书的创作分享了她自己的故事，还分享了她制作的无与伦比的美食、她的优雅和智慧；还有最重要的是，她那五个可爱的孩子，每当我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都会让我开心。我要感谢斯蒂芬妮·胡克斯（Stephanie Hooks），她一直都很乐观，还把我介绍进她的圈子。
我要感谢D. M.佩奇（D. M. Page）、托德（Todd）、马西娅（Marcia）、莱斯利（Leslie）、莫琳（Maureen）、克里斯蒂娜（Christine）、布伦达（Brenda）和达琳（Dahleen）所表现出的理解关怀；我要感谢玛吉·S.（Margie S.）、米歇尔·T.（Michelle T.）、罗茜·T.（Rosie T.）、丽贝卡（Rebecca）和迈克尔（Michael），感谢他们在我面临挑战与痛苦时的爱和支持；我还要感谢亲爱的安斯利（Ansley）和雷夫（Rafe），感谢他们的白眼、欢声笑语和打趣幽默。感谢汉密尔顿（Hamilton）家族的其他成员，感谢格温和菲尔·惠特（Gwen and Phil Whitt），感谢泰勒（Taylor）家族，感谢我在弗吉尼亚的大家庭。
音乐看起来与此书并不相关，但如果没有音乐的陪伴，我不可能完成出版此书的繁重任务，音乐帮助我提高了写作效率。由于某种原因，这项任务的性质让我喜欢上了2001年9月11日之前的音乐，我发现自己开始听：
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作品（尤其是第五弦乐四重奏）、议会乐队（Parliament）的作品、亚美利加合唱团（America）的《无名之马》、“王子”（Prince）的《7》、警察乐队（The Police）的作品、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和T. S.蒙克（T. S. Monk）的作品，还有经典法国惊悚片《歌剧红伶》的配乐。除了豪华的音乐阵容外，《歌剧红伶》是少数几部在大银幕上以准确的方式描绘黑人女性形象的电影之一，电影中的黑人女主角以优雅的形象出现，不带种族成见。尽管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带种族成见的电影，但在这部电影中，我不必担心女人会遭到鞭打、被嘲笑、过分性感、被杀死、扮演女仆，或者由男性来饰演，而这在这一行业中是很常见的做法，黑人女性长期以来都没有机会展现真实的自我。《歌剧红伶》是那种在美国种姓制度之内无法想象的电影。
我从我的父母那里学到了关于种姓制度的第一堂课，他们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但他们出生的那个年代是被历史学家雷福德·洛根（Rayford Logan）称为“最低点”的年代。他们在南方政权的威胁下长大，找到了一条在吉姆·克劳法下生存的道路，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给他们的前进道路设置障碍的情况下走向了成功。他们祈祷自己的女儿能以某种方式逃过种姓制度的毒箭，尽管在我们国家，这是不可能的——以前不可能，现在也远远不可能，但我会永远感谢他们像明灯般为我指路，感谢他们的信念和刚毅，感谢他们为我设定的高标准，感谢他们曾经在这个世上生活过。我希望我所书写的每一个字都能为他们的付出带来荣耀。
最后，我对布雷特·汉密尔顿（Brett Hamilton）的爱与奉献表示无以言表的感激，他是我所能希望的最善良、最乐于奉献的丈夫，是来自宇宙的礼物。这本书中的许多观察评论都来自我们深刻、愉快的对话与我们共同的生活。我和他以各自的方式努力寻求超越，而我们最终都得到了圆满的结局。虽然他和我的父母都没能活着看到这一切，这让我心碎，但把这本书送往这个世界时，我能感觉到他宇宙般宏大的拥抱，我知道他们三人现在就在我身边，并且永远都会在我身边。
伊莎贝尔·威尔克森
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