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员把红外镜头对准天花板上一块古怪的隆起，不可见的光束在层层叠叠的板条中搜寻，探测肉眼看不见的东西。这座屋子是几代人之前建造的，我注意到一间备用卧室的灰泥角落里有个不起眼的破口，我将其归结为某种特色。随着时间推移，天花板上的这个隆起变成了波浪，尽管建造了新屋顶，但它依然继续扩大和鼓起。这个隆起不为人知地逐渐持续了许多年。老屋自有其热忱的一面，就像一位孀居的老姨妈，你甜言蜜语哄她，她就会讲个故事给你听；老屋也像一个谜团，或者一连串彼此相扣的谜题，等待你去解决。这个拱腹为什么藏在屋檐的东南角落底下？这块颜色不同的砖墙背后是什么？对老屋来说，整修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你也别指望会有做完的一天。
美国就是一座老屋。我们永远不能宣布修缮工作结束了。风、洪水、旱灾和人类的动乱都在冲击它的结构，而其原有基础中有待修缮的各种缺陷本来就在侵害这座建筑物。你在老屋中生活，多半不想在暴风雨过后去地下室，看一看雨水造成了什么损失。然而，选择不看，危害的是你自己的利益。任何一座老屋的住户都知道，你视而不见的东西不会自己消失。无论你选择看还是不看，潜伏的伤口都会溃烂腐坏。无知没法保护你，不作为的后果总会找上门来。无论你希望消失的是什么，它都会继续折磨你，直到你鼓起勇气，去面对你不愿见到的东西。
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民就像继承了一座房屋的屋主，屋子建在一块看上去很美的土地上，但它的土壤其实是不稳定的肥土和岩石，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起伏和收缩，裂缝得到了修补，但地底深处的断层已经悠然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很多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和这一切的开端毫无关系。我和过去的罪孽毫无关系。我的祖先没有攻击过原住民，也没有拥有过奴隶。”是的，很对。这座屋子建成的时候，咱们没有一个人出生。我们的直系先祖也许和它也毫无关系，但现在住在屋子里的是我们，结果你猜怎么着？我们拥有的是什么样的资产？门前街道有裂缝，墙壁拱起，地基开裂。无论好或不好，我们都是继承人。变形的柱子和托梁不是我们竖起来的，但现在要和它们打交道的是我们。
事实上，任何进一步的恶化都会是我们的责任。
若是不加处理，破损和对角裂缝不会自行修复。毒素不会消失，而是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扩散、溶解和变异。老屋里的居民会想方设法适应老旧建筑物里的特异之处和潜藏的危险。他们会在浸水的天花板底下放个水桶，撑起吱嘎作响的地板，跨过楼梯上那级朽烂的木阶。麻烦变得可以接受，而不可接受的仅仅变成了小小的不便。在老屋里生活得久了，难以想象的事物会变得平常。几代人之后，我们渐渐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正是生活本来的面目。
检查员面对着天花板变形的难题，首先用传感器扫描表面，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潮湿。读数无法给出确定性的结论，于是他拿出红外线相机，拍摄类似于X光片的照片，其指导思想是除非你能看到问题，否则就不可能解决它。现在他能看到灰泥墙内部的情形，看到被墙纸或油漆覆盖的东西；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对我们所有人居住的老屋做同样的事情：检视一座多年以前建造的建筑物。
和其他老屋一样，美国也有一副从外面看不见的骨架，那是一种种姓制度，它是这个国家运作的核心，就像我们称之为家的建筑物中看不见的螺柱和托梁。种姓是我们彼此区隔的基础结构。它是人类等级制度的架构，是维持我们400年来社会秩序的潜意识指令。审视种姓制度就像对着光拿起这个国家的X光片来看。
种姓制度是一个人为的构造物，是对个人价值的固定和植入性的排序，它根据先祖和某些往往不可改变的特征，规定一个群体生而优越，而其他群体天生劣等；它所牵涉的特征从理论上说无关好坏，但在支配种姓的先祖设计的、有利于其自身的等级制度中被赋予了生死攸关的意义。种姓制度使用严格的、往往专横的界限来区分不同等级的群体，使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相互区隔。
纵观人类历史，有三个种姓制度极为突出。首先是纳粹德国的种姓制度，它悲剧性地加速发展，令人不寒而栗，已经正式宣告失败。其次是延续千年的印度种姓制度。最后是美国变化多端、不言自明、以种族为基础的种姓金字塔。它们每一个都依赖于给所谓的“劣等人”打上烙印，以让其待在社会底层所必需的非人化变得合理，为强制执行相关法规提供合理的借口。种姓制度能够恒久存在，是因为它往往被正当化，被认为是神明的意志，被认为源于神圣的文本或所谓的自然法则，从而在整体文化中得到加强，一代一代传递下去。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种姓就像电影院里不言不语的引座员，手电筒的光束照亮过道，引导我们到指定的座位上观看演出。种姓制度中的等级与感情或道德无关，而与权力有关——哪些群体拥有权力，而哪些群体不拥有；它与资源有关——哪些种姓被认为值得拥有或获取和控制资源，而哪些不能；它也与尊重、权威和所谓的能力有关——谁天生就拥有它们，而谁没有。
作为将价值与特定的人类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手段，种姓时常在我们意识不到的地方引导着我们每一个人。它在我们的骨子里植入了对人类特征的无意识排序，它制定了规则、期望和成见，而这些东西曾被用来为针对人类内部某些群体的暴行辩解。在美国的种姓制度中，等级的标记就是我们口中的种族，它基于外表来划分人群。在美国，种族是种姓的首选工具、显而易见的诱饵和前台代理人。
种姓制度需要手段来区隔人群，种族完成了这个繁重的工作。假如说我们受到训练，用种族的语言去看待人类，那么种姓就是我们在幼年时期被写进潜意识的语法，一如我们学习母语那样。种姓就像语法，它会成为隐形的指导者，不但影响我们如何说话，更影响我们如何处理信息，影响我们不需要思考就能形成语句的自动组合过程。我们有很多人从没上过语法课，但我们从骨子里知道及物动词需要宾语，而主语需要谓语；我们不需要思考就知道第三人称单数和第三人称复数的区别。我们提到“种族”，是指一个人是黑人还是白人，是拉丁裔或亚裔还是原住民，而每一个标签背后，都有着长达几百年的历史，牵涉如何在人类等级结构中将既定观念和价值与生理特征联系在一起。
人们的相貌——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被指定或认为属于哪个种族——是其种姓的外在标志。那是向公众出示的历史性名片，规定了他们应该被如何对待，应该生活在哪里，有资格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担任什么样的职务，有没有资格就这个或那个议题发表权威性的意见，能不能在医院接受止痛治疗，其社区是否有可能毗邻有毒废物处理厂，水龙头是否会流出被污染的水，是否更有可能在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不因难产而死，执法人员能不能当街射杀他们但不受任何惩罚。
我们知道字母表里的字母是中性的，本身没有意义，直到组合成一个词，而这个词本身也不具备特别的内涵，直到被放进一个句子，得到说话者的诠释。黑色与白色被强加于人们身上，但这些人实际上既不黑也不白，而是深浅不同的各种棕色、米色和象牙色；与此类似，种姓制度将人们置于针锋相对的两极，赋予极点和两极之间的层级以意义，然后强化这些意义，在各个种姓过去和现在被分配、允许及要求扮演的角色中复制它们。
种姓和种族既非同义词也不彼此互斥。它们能够也确实在同一个文化中共存并相互加强。在美国，种姓是不可见的力量，而种族是它的可见媒介。种姓是骨头，种族是皮肤。种族是我们能够看见的、被任意赋予意义的身体特征，是一个人是什么人的速记符号。种姓是强大的基础架构，把各个群体钉死在其所属位置上。
种姓是固定而僵化的。种族是流动的、表面的，需要周期性地重新定义，以满足在当下美国占支配地位的种姓的需要。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对白人的定义有过改变，但白人是支配种姓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恒定不变——无论在历史上的哪个时期，你只要符合白人的定义，就会被赋予支配种姓的法定权利和特权。更关键、更悲剧性的也许是，在阶梯的另一端，从属种姓从一开始就被定为其他所有种姓绝不能接受的心理底线。
就这样，我们所有人从出生起就被扔进一场无声的战争游戏里，这场游戏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我们被列入并非我们自己选择的队伍。在这个将美国人分门别类的体系中，我们被分配到哪一方，由每个种姓所穿的队服决定，它标志着我们被假定拥有的价值和潜力。假如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跨越这些人为的区隔，建立起经得住考验的关系，那都足以证明人类灵魂的美好。
用可遗传的身体特征来区分内在能力和群体价值，这大概是一个文化能设计出的管理和维持种姓制度的最聪明的办法了。
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在谈到用身体特征来构成人群分类时写道：“作为社会与人群的划分手段，它的强度和依从性超过了其他一切标准，甚至包括性别在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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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cker，Two Nations，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