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遗留的冷战构造
全球冷战体制瓦解后，出现了欧盟这种以和平的国际关系为基础的更广大的区域共同体，东盟也在2008年首脑会议上签署的宪章中呼吁，要创设和平的区域共同体。2010年2月，南美加勒比海33国全体参加了在墨西哥举行的中南美加勒比海各国统一首脑会议，宣布成立该地区的和平共同体。随着全球化的快速进展，东亚实质上也已形成经济上的经济圈，在经济、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民间交流日益活跃。
目前，中日韩三国政府、国民都在开展各类对话来展望“东亚共同体”或“东北亚共同之家”的形成，但仍存在现实困难，难以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冷战体制已经瓦解，然而朝鲜半岛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同资本主义国家韩国这一冷战对立结构，南北对立的格局仍遗留下来。虽然双方在克服南北对立和分裂上进行了外交努力，但现实仍处于类似战争状态的极端对峙关系。在东亚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和朝鲜是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阵营，包括日本、韩国封锁的目标。而中美和解后冷战体制发生变化，中韩邦交正常化以后，朝鲜被国际社会孤立。直到现在，朝鲜还被资本主义各国从政治、军事、经济上封锁。欧洲因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引起冷战结构的瓦解，与东亚存在明显的不同。
日本、韩国和美国都未和朝鲜建立正常邦交，也未签署和平协议。因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并未从历史和法理上宣告结束。韩国也未完全结束朝鲜战争带来的战争状态。美国在冷战时期，为了封杀苏联、中国和朝鲜，与日本、韩国缔结军事同盟，构建了包括台湾、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东亚美国军事基地网络。随着世界冷战的结束，美国对世界范围的美军基地进行削减和重组，一方面撤退了在东南亚泰国和菲律宾的美军基地，但同时又将朝鲜定为“邪恶轴心国”，以反恐为借口加强东亚情报机构和警察机构的联系，并强化日韩两国的美军基地，形成以美军为中心的同盟军事网络。美军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封锁朝鲜，这与冷战时期的结构并无二致。
欧洲的冷战体制是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军事力的均衡即“冷战”来避免欧洲的战争，而日本和美国也通过日美同盟、韩美同盟，与西方势力一起从军事、经济方面封锁朝鲜，这样的冷战结构维持了东亚国际关系的暂时稳定。而中国则与其最大的军事威胁国美国一起，在反恐、朝鲜问题上实行协调路线，推动六国会谈，形成外交协作的伙伴关系。
尽管美国把日本拉入其新战略，强化日美安保条约，但中国并不认为那是直接针对中国，另外现在的中美关系稳定，所以期待美国通过日美安保条约制约日本的独自行动。日本则期待与美国一起对抗视为潜在威胁的中国。
亚洲的军事同盟与安全保卫的框架结构
这样，在包括美国、日本、中国等周边各国看来，维持朝鲜半岛现状可能更符合实际，因为缺少能够超越这一状况而在新的安全保障体制中掌握主导权的国家。伴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东亚“冷战结构”的军事紧张至今仍未消除。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军事力量和同盟关系强化应对共同威胁的现行安全保障方式，仍是停留在冷战时期的旧的安全保障概念。对于朝鲜的核问题这一共通的问题，虽然美国与中国、韩国、日本、俄国这些东北亚的国家在协力，但问题是，美国、俄国是核武器持有大国，中国也持有核武器，他们之间的核武器相互攻击也是危险的。另外，六国会谈中，朝鲜如何出牌是变化莫测的，而美国的政权交替和其远东政策的变化也会影响安保合作关系的变化，东亚还没有能够保障和平秩序的体制。
构筑东亚的和平
摆脱冷战思维模式开始的区域秩序新探索，以及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区域化的倾向，也影响到东亚。1990年代开始的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了政策层面的正式摸索。东亚国家间以经济为中心的合作制度进一步发展，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3年的东盟区域论坛（ARF）、1997年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10+3）和2005年的东亚峰会（EAS）等，都是发展的标志。
构筑东亚安全保障体制设想的最初成果，是1976年东盟5国首脑会谈中签订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该条约规定缔约国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用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与争端、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合作等。1998年，缔约国规定东盟以外的国家也可以加入。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而对该条约有所保留的日本，为牵制中国强化同东盟的关系而于2004年加入该条约。随后，2004年韩国、2008年朝鲜、2009年美国陆续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由东盟成员国扩大到世界54个国家参加，约占世界人口的70%。最初，美国由于该条约中有不干涉他国内政内容而有所保留，但鉴于中国加速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为牵制中国而最终加入了该条约。
“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最早源于199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设想。对此美国以其分隔亚太为由强烈反对，日本也积极表示同一立场。韩国虽未公开表明立场，却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范围内讨论经济合作问题为基本方针而未积极参与。此后，被印度尼西亚提议更名为松散的联盟“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所取代。由于该“论坛”被缩小在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不定期召开，“东亚共同休”的构想，还没来得及实施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以后，随着东盟内部合作的进展，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的地区合作也得到推进，1994年创建了“东盟区域论坛”（ARF）。该论坛以东盟国家为主轴，加上日本、中国、韩国、朝鲜外，美国、俄国斯、欧盟也陆续加入，成为冷战后亚洲太平洋地区就安全保障问题进行首脑对话的场所，以和平方式商议多边安全保障等问题，倍受各方瞩目。它改变了过去以军事为中心的旧安全保障体制，开创了摆脱军事、注意合作的新安全保障方式。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区域论坛的成立，其实也蕴涵了建立东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体制，即形成非战共同体，构筑东亚和平的这一潜在的意义，并带有削弱美国干预东亚地区安全保障的性质。但是，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立足于“核抑制论”之上，与世界上持有核武器最多的美国结为军事同盟，以此为基轴，试图依靠美国军事上的超级霸权和领导能力来维持东亚国际秩序。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认为依靠同盟和军事力量的抑制是旧安全保障理论，而主张以相互的安全保障、放弃侵略和武力行为等为核心创立新的安全保障理论，所以加强了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对此，日本则重视日美同盟，对中国的新安全保障主张采取消极立场。2003年，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美国、俄罗斯六国组成六方会谈。六方会谈最初主要是为解决朝鲜核问题，逐渐演变成讨论地区安全保障问题的平台。
东盟十国地理位置图
东亚经济共同体、安保共同体的构想，带有强烈的义务性，其实现的难度非常大。中国和日本分别以各自的共同体战略设想进入了对东亚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中国以地理概念为基础来认识东亚，警惕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希望扩大东亚的地盘，设想建立只有东亚国家，即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共同体目标，以确保对周边国家有利的环境和市场，牵制美国的霸权，以实现东亚地区内部势力均衡的战略考虑。而日本设想的东亚，不仅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还进一步扩大到大洋洲在内的广大范围。日本的判断是扩大的东亚范围，有利于牵制中国而达到地区势力均衡。因此，中国和日本为了实现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而发生了竞争。而韩国在东亚共同体构成上，尚未取得政治上的统一意见。韩国政府自认为是调停东亚有关国家利害关系的均衡者，对东亚共同体的成立持积极态度，但同时因重视与美国的同盟以保证自身安全这一传统理念，对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呈现不确定性因素。
在政治体制、国家实力、历史认识和外交基本方向上存在较大差异的中、日、韩三国，要想在成立东亚共同体问题上达成一致，实非易事。如今的东亚，已不再接受过去承认某国霸权下的秩序，但也不能像欧洲和东盟一样在差异较小的国家之间追求相互对等、均衡的共同体。在全球化浪潮中，东亚各国间的相互关系日益深化，在此基础上，承认互相差异，追求互相尊重和互惠的多元化、灵活性的东亚共同体的道路已经展开。
2011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召开的东亚首脑会议
栏目
东盟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于1967年成立，成立宣言明确以“促进形成东南亚国家富裕和平的共同体”为目的。目前东盟共有10个成员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东南亚除泰国外，所有国家都受到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都受到日本的侵略和军事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反对殖民地宗主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此后，东南亚还爆发过反美的越南战争，以及东南亚国家间围绕国家领土的纷争和国内的内战等，经历了种种惨烈的战祸。此外，美国为防止东南亚共产主义势力扩大，由其主导于1954年在菲律宾马尼拉成立了以军事防卫合作为目的的东南亚条约（South 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SEATO），该组织因1975年结束的越南战争阶段性解体，1977年解散。
东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超越东南亚的历史及军事背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体制而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谋求经济发展，同时形成避免战争的国家俱乐部。东盟成立之初，经历了内部的对立和冲突，甚至数次出现成员国之间的领土主权纷争等，如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的泰国和菲律宾曾在越南战争期间派兵、1978年越南出兵柬埔寨等。此后，数度召开成员国外长会议，反复协商，以期努力构筑成员国间的信赖关系。
1976年，东盟召开首次首脑会议，签订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1994年开始举办东盟地区论坛（ARF）；1995年签署了《东南亚无核区条约》。拥有核武器的美国一直阻挠该条约的实现，但是，随着配备核武器的菲律宾美军基地的撤销，签署该条约的氛围骤然升温。尽管拥有核武器的5国未在该条约上签字，但东盟成员国在联合国为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7年11月，东盟首脑会议签署了《东盟宪章》。第二年11月，全体成员国批准生效。东盟的目标定为2015年成立以安全保障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东盟宪章》的生效，标志着东盟一体化的基础已经形成。
[1] 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设立总统的法律规定“苏联总统由苏联公民根据普遍、平等和首任选举的权利，以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2]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于中国实行比较谨慎的金融政策和前几年采取的一系列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在危机中未受到直接冲击，金融和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政策。
[3] 六方会谈，是指由中国、朝鲜、美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的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系列不定期谈判。首次六方会谈于2003年8月在北京举行。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经合组织（OECD），是由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挑战，并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在巴黎。
[5] 1945年美国军队占领日本后，曾在东京代代木为中心的地区作为军人宿舍区，建设有住宅、学校、商店等，并根据日美安保条约长期无偿使用。日本民众曾掀起过反对运动，但没有成功。1961年，在日本承诺承担一切搬迁费用后，美军同意将该住宅区迁移到东京都调布市的美军空军基地附近建设关东村住宅区，而将这一地区交由东京都作为奥运村用地进行建设。
后记
在编写这部“新书”之前，来自中日韩三国的编者们已经有过4年共同工作的经历，但我们仍然意识到编写这本“新书”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果然，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回头来看第二轮长达5年的编写进程，回顾十数次的会议和难以计数的电子邮件，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在具有不同社会环境、历史研究以及教育背景的三国之间，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在第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基础上实现突破，真可谓克服了重重难关。
在决定了“新书”由上下两卷构成后，我们首先就上卷围绕国际关系的东亚三国结构变动内容的时期划分展开了讨论。由于是在第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基础上共同工作，围绕这一问题的意见比较接近，均认为战争与革命、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是从结构上改变东亚三国关系的重要历史因素。但是，就具体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三国学者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如对中日甲午战争在东亚近现代史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就是见仁见智的。尽管对许多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通过多次会议与讨论，各方的认识均有调整。
对于下卷九章所涉及的专题，中日韩三国学者先是单独提出方案，通过比较进行调整，明确以民众生活和文化为重点，一方面反映国家理念和政策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决定了八个专题内容。而第九章则对三国的未来发展提出期望。
本书的结构确定之后，接着决定内容编写的执笔原则。即以“章”为单位确定执笔者，编写出初稿后，由三国学者共同讨论定稿。这样做是为了强化“共同编写”这一宗旨，避免出现平行叙述三国历史的问题。在落实了初稿的执笔者后，进入正式编写阶段。从2009年3月的首尔会议开始，对上卷稿件进行讨论，而8月的北京会议，则开始讨论下卷内容。
从那以来，每次会议都对各章的内容进行讨论和修改，部分章节甚至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使初稿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最初的书稿当然包含了执笔者个人的认识与研究结果，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与修改，书稿则在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新书”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各章执笔者的思维框架，而是参与编写的三国学者的共同的研究成果。
除了内容方面的问题外，“新书”编写中的事务方面的具体工作也存在很多困难。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所带来的篇幅不一的问题，稿件的传送、接收及翻译等问题，都十分繁琐与繁重。承担这些工作的三国的事务局的成员们，还要为筹备各次会议和准备会议资料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原稿均由执笔者用本国语言写成，每次讨论前均需翻译成另外两国的文字，而会议则要使用三国语言进行讨论。因此，担任翻译和口译的助手们，在这本书的发行上起到了决定作用。在“新书”编写的六年多的时间里，若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我们的工作实在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此，我们要向他（她）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们还要向负责本书出版的三国的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三国出版社的编辑其实从一开始就参与设计、编写与讨论的过程，从编辑的角度审视内容，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们的工作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编辑业务。
我们希望三国的读者们能够通过阅读本书，在了解东亚近现代史的基础上，积极地、活跃地进行观点的交流，并期待诸位将想法传达给我们。这部书如果能在消除东亚历史认识的纠葛与误解，创造和平气氛，促进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建设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将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
2012年5月
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下）
在编写这部“新书”之前，来自中日韩三国的编者们已经有过4年共同工作的经历，但我们仍然意识到编写这本“新书”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果然，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回头来看第二轮长达5年的编写进程，回顾十数次的会议和难以计数的电子邮件，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在具有不同社会环境、历史研究以及教育背景的三国之间，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在第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基础上实现突破，真可谓克服了重重难关。
在决定了“新书”由上下两卷构成后，我们首先就上卷围绕国际关系的东亚三国结构变动内容的时期划分展开了讨论。由于是在第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基础上共同工作，围绕这一问题的意见比较接近，均认为战争与革命、国际秩序的急剧变化是从结构上改变东亚三国关系的重要历史因素。但是，就具体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三国学者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如对中日甲午战争在东亚近现代史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就是见仁见智的。尽管对许多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通过多次会议与讨论，各方的认识均有调整。
对于下卷九章所涉及的专题，中日韩三国学者先是单独提出方案，通过比较进行调整，明确以民众生活和文化为重点，一方面反映国家理念和政策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决定了八个专题内容。而第九章则对三国的未来发展提出期望。
本书的结构确定之后，接着决定内容编写的执笔原则。即以“章”为单位确定执笔者，编写出初稿后，由三国学者共同讨论定稿。这样做是为了强化“共同编写”这一宗旨，避免出现平行叙述三国历史的问题。在落实了初稿的执笔者后，进入正式编写阶段。从2009年3月的首尔会议开始，对上卷稿件进行讨论，而8月的北京会议，则开始讨论下卷内容。
从那以来，每次会议都对各章的内容进行讨论和修改，部分章节甚至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使初稿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最初的书稿当然包含了执笔者个人的认识与研究结果，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与修改，书稿则在各国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新书”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各章执笔者的思维框架，而是参与编写的三国学者的共同的研究成果。
除了内容方面的问题外，“新书”编写中的事务方面的具体工作也存在很多困难。例如，由于语言的差异所带来的篇幅不一的问题，稿件的传送、接收及翻译等问题，都十分繁琐与繁重。承担这些工作的三国的事务局的成员们，还要为筹备各次会议和准备会议资料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原稿均由执笔者用本国语言写成，每次讨论前均需翻译成另外两国的文字，而会议则要使用三国语言进行讨论。因此，担任翻译和口译的助手们，在这本书的发行上起到了决定作用。在“新书”编写的六年多的时间里，若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我们的工作实在是难以顺利推进的。在此，我们要向他（她）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们还要向负责本书出版的三国的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三国出版社的编辑其实从一开始就参与设计、编写与讨论的过程，从编辑的角度审视内容，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们的工作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编辑业务。
我们希望三国的读者们能够通过阅读本书，在了解东亚近现代史的基础上，积极地、活跃地进行观点的交流，并期待诸位将想法传达给我们。这部书如果能在消除东亚历史认识的纠葛与误解，创造和平气氛，促进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建设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将是我们最大的喜悦。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
2012年5月
前言
怀着对和解与和平的期待，我们告别了曾经被侵略与战争所困扰的20世纪，迎来了新的21世纪。但是，新世纪刚一开始，围绕历史认识与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就在东亚突出地表现出来。为了在反省过去历史的基础上加深相互理解，形成历史认识的共有，开拓东亚未来的道路，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教师与市民团体的代表们开始了编写共同的历史教材的努力，尝试突破以往以本国为中心描述历史的框架。
2005年5月，我们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读本在出版后，出乎意料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在中日韩三国的发行总量超过了30万册。各国都有一些学校，包括初中、高中甚至大学将其用作辅助的教材。这本书也引起了美国、欧洲及世界许多国家学术界和从事历史教育的相关人士的注意，人们对东亚三国学者们以“共有的历史认识”为平台，开创“和平、人权、民主主义的未来”所做出的努力给予热切的响应。
但是，《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也存在局限性和问题。例如，有人认为那本书侧重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批判，相对削弱了对和平的展望，也未能充分体现“共有的历史认识”；也有人指出：那本书虽然旨在从“东亚史”的角度回顾历史，但事实上仍停留在对三个国家近现代史的平行叙述上。这些意见都切中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的核心问题。
几乎在《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读本出版的同时，东亚出现了消除历史认识纷争的种种努力：在韩国和日本，出版了好几种共同编写的历史著作，提高了对邻国历史的关心；为消除历史纠葛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东亚地区召开了多次以东亚史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韩国编写的高中“东亚史”教科书已经刊行，从2012年起在学校正式使用。
社会的关注，学术界的交流，对实现历史认识共有的期待，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因此，我们决定本着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读本的宗旨，在那一本书的基础上继续编写新版共同历史读本。
2006年11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我们就共同编写反映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认识的系统性的东亚近现代通史的基本原则达成了共识，即：新版共同历史读本（以下简称为“新书”）定位为加深理解东亚近现代史，促进实现历史认识的共有；延续《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读本的工作方式，将内容作进一步的延伸。
2005年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着眼于促进中日韩三国学生和民众正确理解近现代史的历史事实，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因此内容构成以三国之间存在争议的话题和内容为主。而“新书”的目标是将东亚近现代史放在世界史的发展中予以系统解释，因此改变了执笔者只承担本国历史写作的方式，而是按每章安排写作任务，并围绕东亚近现代史结构变化展开叙述。“新书”注重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分析中日韩三国的国家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变动，而且要结合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动来进行叙述。
考虑到单纯从东亚国际关系变动的角度叙述会忽略对民众具体生活形态的描述，进而无法看到民众活动和交流同近现代史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决定将反映三国民众生活与交流的内容也放在“新书”中。这样，“新书”的上卷是按时间顺序从国际关系的演变角度叙述东亚三国近现代史的结构变动，下卷则按专题，分门别类地反映东亚民众的生活和交流。
为了编写“新书”，三国学者间举行了14次国际会议，其中东京3次，北京6次，首尔4次，济州岛1次，另外，还召开了5次讨论有关编辑事务方面的会议。
我们之所以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共同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学者之间对具体研究成果进行交流与深化，也不仅仅是单纯地汇集个别的研究成果，而是为了打造共同的“作品”，着眼于将共同努力的成果转化为社会的公共财富。而作为自2002年以来推动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的是“建设东亚和平共同体”的共同问题意识。
与本世纪初我们开始共同编写历史读本时的情况不同，如今，东亚三国间围绕“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讨论已经开展得十分活跃了。我们期待这本书能够有助于消除三国纠纷、建设和平。只有这样才是东亚民众沟通、共享文化、交流思想的未来发展之路。
我们真诚期待这本“新书”被大家广泛阅读，并展开讨论。期盼这本“新书”能够起到正确认识东亚历史，用开放的视野对待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以及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的作用。带着这样一种期盼，我们在中日韩三国一起出版由两册构成的“新书”，愿以此为契机，掀起新一轮有关东亚历史认识的对话和交流的热潮。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
2012年5月
各章内容提要
在上卷介绍了东亚传统秩序的瓦解和变化的基础上，下卷从比较史的角度，通过八个专题论述了中日韩三国民众的生活和交流在那一时期发生的变化，特别是西欧物质文化与近代制度的引进，对东亚三国人们的生活产生的直接的影响。也分析了三国民众的相互交流迅速扩大对三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影响。
第一章是通过对规定国家根本方针大计的宪法的分析，探索国家应有的状态和国家与国民之间应有的关系。宪法是规定国民和政党关系、权利编成、人权保障等的国家基本法，它同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诸方面有着紧密联系。从宪法中也可观察到三国在逐步建设近代国家时对国民所处位置的判断。
第二章以上海、横滨、釜山等三个城市为例，分析三国近代城市的产生及发展和走向近代化的过程。近代是城市化的时代，而这三座城市在近代前均为农村和渔村，是在近代历史时期快速发展为城市的典型。
第三章是以铁路建设为主要介绍对象，说明工业革命后人类生活方式发生的巨大改变。这种改变尤其表现在交通手段方面，从而大大改变了人员流动的速度和移动的方式，也由此扩大了民众的生活空间。铁路成为满足人们生活和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动力，但在特定的时代，也成为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
第四章概述人们跨越国境移动的历史，并分析了人的移动和交流带来的结果。开港前后，东亚地区就开始了活跃的人的自发流动与交流，而移民的动机和方式也因时代各异。有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前往新的地方，也有人由于日本的战时动员而到了中国东北及日本本土，也有人为了学习先进的事物而出国留学。
第五章叙述了同属儒教文化圈的，以家庭为单位的三国的社会和女性，特别关注在社会变动中出现的差异，并分析了家庭观念的变迁。家庭是伴随人的出生和生长、直到年老后结束生命的空间。家庭既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国家所需要的国民的来源，因此国家对家庭问题一直相当关注。
第六章重点考察了对人一生起相当重要作用的教育，特别是初等教育的情况。重点考察国家理念和政策在教育中的体现，以及教育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接触西方，传统教育受到冲击，近代教育开始发展，三国都出现了新的学校，也改革了教育制度。近代教育以所有国民为对象，规定一定的教育期间，将初等教育义务化。
第七章主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及电影的发展变化，介绍媒体历史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教育和信息往往左右着人的知识和意识，所以近代社会媒体在传达信息和文化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报纸诞生于近代化历史发展历程中。电影对大众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广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民众的意识。电视机通过提供生动形象画面，由此打开了电视发挥巨大影响力的历史时代。
第八章论述了东亚地区发生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一场全民总动员战争，除军人之外，也将所有民众都卷入到了战争中。战争夺去了民众的幸福，以至在战争中不幸遇难的生灵再也不能回到我们的身边。战争给战胜国和战败国都带来了难以治愈的伤痕。为了东亚的未来，而身处当代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和记忆这一场战争？
第九章通过对日军“慰安妇”问题、战后赔偿问题的论述，从立于现在、着眼未来的角度，探讨了如何思考与处理历史问题，以及为形成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我们应做的努力。相信这是东亚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