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港改变移民流向
历史上，东亚各国基本上都实施过严禁本国民众移居海外的海禁政策。这是基于频繁的交流和人员流动可能会影响传统统治秩序的考虑。除为栽培咖啡和天然橡胶等热带植物，自19世纪30年代起西方列强大量引进中国工人的例子外，大规模人员流动还局限在外交使节往来以及在特定地区内的局部交易。
但是随着开港和门户开放，在开港口岸设立外国人居住的特殊居住形式租界地或居留地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中国，最早的租界是1845年英国在上海设立的。起初，上海人将这一租界称为“夷场”，意指这地区由夷人居留。所谓“夷场”，是指：“古龙居四夷之中，威弥四海，四夷尽俯首，今四海皆互通，由此及彼”（《申报》1878年1月28日）。30年后，“夷场”改称为“洋场”。这是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传统世界观发生改变的结果。
开港也促进了中国地区内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向中国东北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人员流动。19世纪60年代，开放天津、营口、烟台港后，来自山东、河北地区的人们主要乘坐轮船，而非徒步行走，来到中国东北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因为山东和河北距东北较近，加上人口密度高，劳动力剩余，土地占有不均现象十分严重。同时，毗邻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颇受政治影响，社会混乱也是造成移民的一个原因。
上海的租界
因中国东北地区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所以长期以来政府严禁出入，于是很多地方都未开垦，遍地是荒地。自19世纪中期，为扩大财政收入和牵制俄国欲向黑龙江一带扩大势力范围，清政府没再采取措施阻止人们移民此地开垦。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面临战后修复和战争赔偿所需的财政压力。加上，1897年起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并计划将这一俄国铁路通至大连，开始召集大量中国工人，于是加大了中国人的移民活动。这一时期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移民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苦力为主，超出了农业移民。
日本最大的移民聚集区是蝦夷地即北海道。为提防俄国侵袭和开拓北海道，明治政府通过身份改革召集大量失业武士大规模地移民至该地区。失业武士的社会身份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因此，将其身份从武士转为无劳作经验的农民，并选择移民，确实需要很大的决心。随着明治政府继续扩大这一开发政策，各地士族和农民移民更多地到北海道地区参与开垦。北海道原住民阿伊努人也由此逐渐失去其生活空间。
开港口岸是外国人抵达日本后最先选择滞留的地方。为与外国进行贸易开放，主要以横滨、长崎、神户、东京等港口为中心，出现了类似中国租界的居留地。1868年，设立神户居留地。神户主要出口茶叶，并进口英国的棉纺织品和面纱。直到1899年通过修改条约神户归还日本，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十多个国家两千多外国人曾在这里居住。
当时，赴日中国移民也不少。在神户居留地建立后的第二年即1869年，那里的中国人数量就已经超过五百人。居留地的外国人一般雇佣中国人当下人或佣人。这些中国人一般居住在居留地西部地区，并与日本人杂居，人们将中国人聚集的这一地区称为“南京町”。他们以来自福建省、广东省和扬子江中下游地区的男性为主，并在各地按出生地建立公所形成关系网。随后，这些中国人还接家人过来定居。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人向日本移民也没有中断，到了1900年，其数量达到6800多人。为开展新的商业活动和学习西方文化，移民者中的台湾籍人、留学生、福建省籍商人离开神户，迁至东京和京都。在神户的部分中国商人曾增设过朝鲜分店。1883年，在神户经营“公兴号”的中国商人在釜山设立相当于分店的“德兴号”杂货商店，1890年，总店设在山东省烟台的“协记号”在仁川也开设了分店。
1882年为镇压“壬午军乱”[1]，清军出兵朝鲜，清朝商人也随军来到朝鲜开展商业活动。他们作为特权集团，受到了推进“属邦化政策”的清政府之有力支援。清朝在强化对朝内政干预的同时，为支援本国商人，在多处设立商务公署。此外，为向中国商人提供方便清朝政府还建立中华会馆，纵容以暴力强制收购朝鲜官僚土地等越权行为在内的违法活动。因上述原因，仁川、釜山、元山等地，朝鲜对华、对日两国贸易比例出现逆转。1885年开港之初，朝鲜对日和对华进出口贸易的比例为82∶18，但是7年后的1892年，其比例变为55∶45，几乎持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三个城市中，对华贸易以毗邻中国的朝鲜仁川港为中心展开。清朝商人进口的主要商品以英国产棉纱为代表。
对清政府和商人的作为，朝鲜统治阶级和商人视为非常敏感的问题。他们切实认识到摆脱清朝干涉的必要性。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失去特权地位的那些清朝商人大部分回到了中国，而那些留下来的清朝商人商铺便不断遭到朝鲜人的攻击。此外，1897年朝鲜政府宣布大韩帝国成立，并建立独立门和独立馆代替之前为迎接中国使者而设立的迎恩门和慕华门，还在招待使者的原宴会场所南别宫设立圆丘坛，由此构建独立自主国的新气象。1896年，“俄馆播迁”[2]后，在甲午战败后撤除的中国人又逐渐增加。
开放口岸仁川的外国人居留地
与清朝商人在清朝政府的庇护下在朝享有特权地位并积极开展商业活动不同，迁移朝鲜的日本人却远没有这么幸运。在1884年“甲申政变”[3]中，得到日本支援的开化派最终失利，由此日本人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这一时期，以商业和渔业为主要目的，航渡来到朝鲜的日本人致力于扩大经济基础。在朝日本移民还设立居留民团和商业会所开展活动。为改善活动受限的情况，以商业相关人士为主导的居留民团还承担信息收集的工作，并在各地扩大其势力范围，还代政府承担了本应由政府履行的部分公共职能。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朝日本人将自己的住所提供给日军当宿舍使用，募集资金，参与物资运送，为日本侵略朝鲜充当了帮凶。
移民扩大到东亚之外的地区
开港后，随着轮船的频繁使用，人员流动的范围扩大到了海外。随着大量中国工人参与美国的淘金热（gold rush）和修建19世纪横跨大陆的铁路，正式拉开了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序幕。迁移到美国本土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广东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来自与外国贸易频繁的广州、澳门、香港地区。而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动荡也促使这些人移民海外，如广东省香山县一些人迁移到了夏威夷甘蔗农场。但是到了1882年，美国发布移民禁令，中国人的迁移活动被中断。
因中国移民活动中断，不久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不足，后由日本人填补了这一空白。日本最早的移民是1868年迁移到夏威夷和关岛甘蔗农场的日本人。这批海外移民是在明治初期开展的，因此被誉为“元年者”。这些移民迁移后，遭到奴隶般的残酷待遇而经常面临死亡威胁，于是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政府禁止日本人的海外迁移。
19世纪的中国移民在前往美国的轮船甲板上（油画）
自19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本土和夏威夷以及加拿大，是日本迁移者选择最多的移民目的地。因为上述两个国家禁止中国移民同时接受日本人代替中国劳动力。随着日本人剧增，到了20世纪，上述地区开展了排斥日本人移民的运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以此为契机，白人对日本人的警戒心也随之提高。随着加拿大和美国大幅限制日本移民规模，于是包括巴西、秘鲁等在内的南美地区逐渐成为日本人新的迁移目的地。
夏威夷甘蔗农场召集朝鲜劳动力代替日本人，正发生在这一时期。为确保廉价劳动力，原来雇佣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的外国农场主，逐渐将目光转向朝鲜。为专门征集务工者，日本移民公司在汉城设立大陆殖民会社。大韩帝国也于1902年设立专门行政部门，以推进移民事业。1902年至1905年间，在为阻止劳动力流失海外政府颁布移民禁令之前，已经有七千多朝鲜人横渡太平洋迁移到了海外。
日俄战争改变移民流向
20世纪初，日本人最大的移民对象国是朝鲜，这是因为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可以独立支配朝鲜。事实上，日本移民数量从1905年的42000多人猛增到1910年吞并韩国时的17万人，在朝日本人在海外日本人中占有最大规模。因此在日本合并朝鲜后，去朝鲜的日本人规模远远大于到日朝鲜人。
日本西部地区，特别是在九州地区为中心的日本移民中，大部分并非商人出身，而是管理、佣人出身，因此以开港场为中心在都市居住。居住在那些没有居留地的都市中的日本人，建立了“日本本土外的日本”，构建了他们独自的世界，首尔明洞即现在的忠武路一带就是其中一例。早期日本人社会中，从事杂业的日本苦力因经常光膀或裸脚做工，受到了日本人和朝鲜人的歧视。
在20世纪初之前，日本人深入朝鲜内地开设商店或经营农业生产并非易事。因为这些经营均受到了义兵运动的抵抗。鉴于全罗南北道地区义兵活动不断，1909年9月1日至10月30日，日军实施为期两个月的“南韩大讨伐作战”，残酷武装镇压义兵运动。在镇压义兵运动后的第二年，日本将原补充到统监府的日本人官僚和四分之一的农业移民迁移该地区。可以说这是日式殖民方式，即通过军队对特定地区展开侵略镇压抵抗势力以强化移民的代表性一例。
除日本独占朝鲜并实施殖民统治外，移民朝鲜的日本人增多还有其他原因。这与明治政府奖励开发、国防以及为不激化美国排日情绪因而比起美国更鼓励移民朝鲜等有着密切联系。日俄战争中，日本的元老会议和内阁，以“对韩方针及对韩施设纲领”[4]中的农业殖民政策开展为由，旨在“为国内过剩人口提供耕作土地，补充国内不足粮食”。此外，日本认为没有必要刺激包括美国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排日情绪，同时认为有必要在东亚地区强化日本的力量。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在朝鲜推行农业移民，正是日本为强化其实力的典型。
不同于日本人的上述在朝处境，因日俄战争和日本统治政策，在朝华侨发展的基础进一步被削弱了，中国移民在朝鲜很难实现经济成功。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其转口国际贸易大部分掌控在了日本人手中。在经济上很难确立商业地位的在朝华侨，改行主要从事餐饮行业。正是在这一时期，朝鲜正式出现“清料理店”。中国移民通过刀工即剪刀（裁缝）、菜刀（厨师）、剃刀（理发）打下了发展基础，故被誉为“三把刀技术”。
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中国移民主要是小商贩或苦力劳动者。1925年，在46000在朝华侨中，苦力甚至达到21000人。这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国民党开展北伐，中国社会内部动荡，以及朝鲜总督府开展的大规模土木工程不无联系。苦力的劳动效率高、工资又低，大部分人开春时只身来朝，结冰时回国，所以定居朝鲜组成家庭的中国人极为罕见，男女比率甚至在7比1到8比1中间。在朝华侨与定居日本的华侨有着明显不同。在日本，华侨以家庭为单位居住，同时留日学生也是华侨社会一员。
此外，大量移民朝鲜的中国苦力引发报酬减少和雇佣不稳定等问题，由此成为恶化朝鲜人劳动环境的因素。1929年，发生“元山总罢工事件”时，为镇压劳动纠纷，日本曾动员500多苦力。可见苦力问题还是20世纪20年代劳动运动中的一个悬案。朝鲜人对在朝华侨的感情，以1931年7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挑起的朝鲜人和中国人间的冲突即“万宝山事件”[5]为契机，一时发展为反华侨暴动。
正如个别移入朝鲜的华侨移民数不断增加那样，个别移民日本的朝鲜人也不在少数。1910年前的移民，以少数留学迁移为主，但是自1911年起，以就业为目的的朝鲜人日本移民开始上升。1922年，其规模接近6万人，到了1925年，增至13万人。朝鲜人的日本移民陡增，是因为20世纪初朝鲜总督府推进土地调查工作而失去土地的朝鲜人增多，也是满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需。但是比起前者，后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日本经济在一战期间快速发展，同时为重建战后不景气的经济，为补充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不足，所以出现了廉价朝鲜劳动力之需。对此，明治政府于1922年颁布自由渡港制度，为朝鲜人迁移日本提供方便。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军需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主要居住在大都市的在日朝鲜人，逐渐迁移到了九州和北海道等新兴工业区。
不论民族还是社会地位，在日朝鲜人都是弱者，为消除在异国他乡的寂寞以及维护自身权益，他们逐渐以村落为单位聚集生活。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支付房租，所以他们选择日本人不居住的工地、河川用地或所有权不明确的国有地等居住下来并形成村庄。虽然房屋简陋，但是对在日朝鲜人而言，那些村落却是虽处日本但又区别于日本的心灵中的“韩国”世界。
与移民日本一样，在1910年日韩合并后，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数量也陡增。不仅土地调查迫使朝鲜农民失去了土地，而且朝鲜沦落为日本殖民地这一不稳定政治因素也促成了朝鲜人的迁移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19年，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量已超过60万，且多数居住在农村。移民日本的朝鲜人中，多数为南部地方出身，同时主要采取了个人移民形式。移民去中国东北地区和西伯利亚的朝鲜人，则以北方出身为主，同时多为家族移民。与移民日本的朝鲜人不同，他们之所以选择中国东北地区，并非对中国东北那一片未开荒的广阔土地抱有期望，而是因为在朝鲜的艰苦生活实在难熬，才迫使他们选择了迁移。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相比，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远欠发达，因此他们适应起来也比较容易。
在早期，朝鲜人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主要集中在朝中边境地区，特别是集中在几乎与如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完全对应的东满地区，当时这一地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人口比例甚至都达到7比3。自这一时期至今，这一地区作为中国朝鲜族社会的教育及文化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20世纪初，很多朝鲜人移民开始植根发展到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地区，即便在5月也下霜，但是刨冰种稻的技术得到开发，为日后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提供了基础。特别是水稻生产能够确保农业利润，所以比起不具有种水稻技术的中国北方人，中国地主更愿意将耕地租给朝鲜佃农。以农业移民形式定居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家族移民，为日后中国东北地区朝鲜人开展民族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内地的人口大规模向东北迁移始于20世纪初。中国东北地区人口从1911年的2160万增至1931年的2900万，陡增740万，以至于人们用“激流”来形容当时的这一移民热。当时移民到东北地区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山东籍和河北籍单身男性。因极度穷困，他们中大部分人为摆脱生活困难才选择向东北移民并在异乡做苦力。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最后留在了东北。
移民中国东北的朝鲜人
日本人的中国东北移民，与中国人和朝鲜人又有区别。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后，日本占领原俄国租界以及建设中的旅顺大连港，并设立关东都督府，后于1919年改编为关东厅。1906年，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主要从事铁路经营，同时还管理铁路沿线附属地带。在中国东北地区，有了日本管辖的土地后，原在政府机构和在“满铁”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建筑业、运输业的日本人开始移民中国东北地区。包括三井物产在内的大企业加入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大豆产业生产。随着金融机构的设立，原在大企业工作的日本人也移民到了中国东北地区。随着日本人不断增多，也出现了以日本人为对象的杂货商和餐饮业。到了1920年，约有16万日本人居住在中国东北。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日本侵略中国大陆时，起到了帮凶作用。因此与为生计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的处境截然不同。为处理家务，部分日本人在中国东北雇佣中国人，在接触俄国人后尝试过新的生活，包括吃西餐、举行圣诞晚宴等。
战争和移民——国策移民和征用
20世纪20年代后期，因受经济大恐慌影响，中国东北地区失业人数也陡增，农业也出现大恐慌。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给受失业和农业恐慌折磨的日本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很多日本人参与了“满洲国”这一统治机构运营和军队的建立。1930年，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约26万，时隔5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49.1万，每年平均增加了6万。此后，日本在伪满洲国扩张势力与扩大国策企业建设的过程中，有很多日本人自发移民到中国东北地区，欲在中国东北地区实现新的个人梦。
此外，这些中国东北日本人移民中，也有由关东军主导、日本政府援助的国策移民。作为其初次试点运营，1932年至1935年间，约有1800名农业武装移民迁移到了该地区，后来有400人左右退出。这一移民政策带有很强的试验性质，与1933年移民巴西的23000日本移民数量相比，显然微不足道。这批移民，主要以在乡军人会的退伍军人和单身男性为主，很多人在中国东北地区频频实施暴行和抢夺食物。为了“安慰”这些群体，减少社会问题发生和永久定居，自1934年起，日本还曾召募过充当移民配偶的“大陆新娘”。
1933、1934年左右被派往中国东北的武装农业移民
农业武装移民政策也是作为应对苏联和防卫抗日武装运动而开展的工作一环。这一政策是与旨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朝鲜人耕作农以解决朝鲜过剩人口问题的朝鲜总督府朝鲜人移民政策相对抗的移民政策。值得提出的是，1934年，伪三江省土龙山中国农民发动武装起义，对抗日本强制征用大量土地给武装移民团的政策。土龙山农民起义表明日本将移民培育为地主和富农的政策最终失败。同时给与关东军对立的朝鲜总督府带去了希望。关东军被迫重新检讨武装农业移民政策。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6]，统制派[7]军人提出消灭政党政治，扩大了军队对中央政府的影响。至此，事实上已经无需推进立足经济合理性的政策。在政府支援下，为正式开展国策移民，关东军于1936年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作为政府的七大国策之一。至此，日本人的中国东北移民性质发生大的转变，即从中小城市为中心的个人移民转变为农村集团移民形式。
根据新的移民计划，通过移民活动，日本计划在此后20年时间里将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扩大到5000万，其中日本人占10%。这一国策移民政策旨在巩固在伪满洲国建立由其领导“五族协和”的长期目标。在此之前，移民只是由部分政府机构来推行的工作，但是新国策移民计划动员所有政府部门共同参与进来，计划要求在未来20年内迁移100万户日本人，还专门建立满洲拓殖会社等予以推进。此外，新移民政策的目的在消除日本国内农村地区人口过剩问题的同时，也想作为对抗中国和朝鲜民众在当地的反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对策。
此外，日本还将部分移民迁移到了日苏边境地区，负责对苏防卫工作。这些人被称为“开拓民”。他们迁入的地区大部分是廉价收购的中国农民耕地。当地中国人沦为日本开拓民的佃农和苦力，经常受到充满优越感的日本人的歧视。
为成功实施国策移民，日本将部分原日本村落中的村民迁移中国东北地区并构成村落的“分村移民”的方式。这是因为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恢复，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为了不使移民影响恢复，所以采取集团移民方式。
但是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进入战时体制，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很快这一问题表现在了粮食减产上。于是根据计划经济下实施的企业整顿，日本政府将那些失业的小商人和工厂职工，以及工人等转业移民纳入到开拓团中。即便这样，日本也只迁移了27万开拓团员前往中国东北地区，并未实现一开始制定的目标。
自1938年起，日本政府招募14、15岁的青少年组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队）”前往中国东北，共招募86000多人。劝诱青少年的是他们的教师，所以在教育界起到了很大影响。此外，还动员了朝鲜青少年参与这一“义勇军”。“义勇军”队员不仅补充了开拓民的劳动力，而且还在后方支援了关东军。在这一过程中，也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直到日本战败，这一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约有150万日本人居住。他们不与同一地区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往来，而是单独居住，因此根本不用掌握其他语言，只会说日语。日本所提出的“满洲国”“五族协和”其实只是一种口号而已。
为呼应关东军的国策移民计划，朝鲜总督府也于1936年出台新的移民计划，还建立了鲜满拓殖株式会社和满鲜拓殖株式会社。根据这一计划，今后15年间每年迁移一万户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和东北东部铁路通道（俗称“东边道”）地区。至此，严禁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关东军政策改为有组织地向东北移民，朝鲜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性质从移民转变为“殖民”。
朝鲜总督府欲通过有计划的国策移民降低朝鲜南部的人口密度，并解决为生计偷渡到日本的朝鲜工人问题。迁入地区土地荒废，加上天气寒冷等恶劣生活条件，使得招募工作未能顺利开展。直到1940年，才迁移一万五千户朝鲜移民。
即便这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朝鲜人的中国东北移民仍不断扩大。在九一八事变前，这一移民数年平均只有一万六千人左右，但是1937年之后却增至年均7万移民规模。因为在这样的“满洲移民热”中，为在由日本支配的中国东北地区寻找新的机会和目标，很多朝鲜人选择了中国东北移民。与此同时，朝鲜人比较自由地迁移中国东北，也对移民起到了重要影响。
日本政府见“国策移民”计划推进迟缓，于1941年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再次计划将22万户开拓团派往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总督府也予以呼应，制定了自1942年起每年派一万户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计划。为顺利推行这一计划，试图“计划送出”，朝鲜总督府在朝鲜中南部地区的八个道中，“指定耕地不足、不利于耕作的邑和面[8]，从那些地方中选出合适的农家，每家至少要有一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按分村计划以邑、面为单位”送出。1934～1945年的11年间，朝鲜总督府送出的集团移民中，来自朝鲜八道的人占94.5%。其中，全罗道和庆尚道人占65%。朝鲜总督府的新计划送出方式为按比例召集，是强制动员方式之一，其强制性是这一时期朝鲜人移民的一个重要特点。
此次日本政府计划让这些开拓民主要完成粮食增产任务，与以往完成军事任务有所区别。于是朝鲜总督府将这些朝鲜移民开拓团包装成“农业战士”。但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为补充国内劳动力不足，日本将大量朝鲜人征用到日本本土，因此这一计划的实施也随之成为泡影。到了1944年，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开拓团只剩下三千户，甚至有不少朝鲜人从分配好的开拓地中逃脱的事情发生。至此，朝鲜开拓团移民政策变得有名无实。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东北地区，我们需要关注中国人的大规模移民流向，以及在中国东北内部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流动。
1937年，关东军积极开展“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自1939年起又开始实施《北边振兴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华北地区外出劳务者大量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到1943年，6年时间中国人的移民数量最多时甚至突破了一千万。此次，关东军实施不同于之前农业移民为主的朝鲜人国策移民政策。除关东军积极展开招募工作外，中日战争长期持续使山东地区的生活愈发贫穷，导致中国移民数量猛增。
中日战争前后时期，通过建立集团部落，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流动也变得十分活跃。集团部落于1933年由朝鲜总督府开始建立，建立之初是作为孤立东满州地区抗日游击队的一种对策。因为这一地区的朝鲜人超过中国人人口数量，而且这里的抗日游击队中有90%左右是朝鲜人。此外，也是出于对游击队抗日武装斗争可能波及并对邻近殖民地朝鲜社会带来治安上的担忧。作为治安措施，关东军也关注集团部落发挥的效果，并自1934年起通过“满洲国”积极推进集团部落建设。其结果，到1939年，共建约一万三千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是指，将本散落居住的朝鲜人和中国农民强制集中到一个地方建立村落。通常一个部落有一百到一百五十户农户居住，1939年至少有670万人被集团部落吸收。集团部落的农民耕种也好，包括进出村落的时间，也都有明确规定，而且每次外出都要提出申请。如同制定上下班时间并加以控制一样，这些集团部落与散落在各地区的收容所无本质区别。
在长达十五年的战争中，日本根据国家需要大规模迁移移民的政策不止这些。在发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补充军队和生产所需的人力，日本政府从朝鲜、台湾、中国大陆强制动员了大量民众。以朝鲜人为例，约有70万朝鲜人强制动员到了日本。若将强制动员到中国东北地区和库页岛、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关内等日军实施侵略的所有地区都加起来，其规模达150万左右。
为动员朝鲜人到海外，日本政府使用了“招募、官吏推荐、全民征用”等方法。以上三种方法基于国家动员政策，均通过法令制定或行政令制定，并由从日本中央政府到朝鲜总督府、再到各道（省级）和各郡（市级）以及各面（镇）等行政系统相关部门负责实施。其中，在雇佣人提出雇佣朝鲜人的申请后，朝鲜总督府会按地区进行分配予以动员，比起其他动员政策，这一形式在1938年至1945年间开展时间最长。1942年起开始实施的政府推荐形式，不同于分配劳务者比例进行招募，政府更强有力地介入到了迁移人员召集过程中。全民征用依据的是征用令，因此自1944年起通过这一形式，日本政府直接参与动员。与企业主和劳务者间的个人雇佣协议、政府推荐不同，全民征用通过国家权力来承担这一职能。同时配套有拒绝全民征用动员时的相应行政处罚手段，因此不同于召集、官吏推荐，更具有强制性。
但是1945年起，日本已不能再继续开展全民征用。因为在这之前已经强制动员了太多朝鲜人，所以开始变得很难再确保健壮良好的劳动力。加上因船舶难以往返朝鲜和日本，而且在预测美军会登陆济州岛在内的朝鲜半岛之后，也就不能再转移朝鲜半岛人力到海外地区。1945年4月，日本政府最终被迫决定，放弃将朝鲜人强制动员到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