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港掀起一股留学热
1872年赴美留学的5名日本少女。右二为6岁的津田梅子
中日韩三国中，站在留学之前列的国家是日本。在幕府派公费留学生之前，萨摩藩和长洲藩早已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在英国实施侵略后，这些藩虽曾展开过抗争，但是最终战败，随后也认识到有必要向西方学习，于是不顾幕府锁关闭国政策，偷偷派留学生前赴欧洲学习。开港后，幕府也向海外派遣以官员为中心的考察团。1860年，还组织80多人规模的考察团前往美国，1862年再次派出38人的考察团到欧洲各国学习考察。
与日本主要去西方国家留学不同，中国和朝鲜主要选择了日本留学。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中国朝野便把日本作为学习对象欲推进改革。基于大国被小国打败的事实，他们欲通过“变法自强”谋求全面改革。为拯救危在旦夕的清王朝，在清朝官僚和知识分子中，有必要向日本学习的认识逐渐扩散开来。为弄清邻国日本取胜的原因，很多人前往日本留学。自这一时期，清王朝的公费留学也替代之前的美国留学而集中到了日本，到1906年公费与私费留日规模达到了8000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留日中国学生已超过10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尽管一时出现骤减，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5年末，其人数接近8000规模，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非是政府派遣的公费留学生，而是自费留学生。他们选择日本留学，有多种原因：第一，与欧美留学相比，日本留学费用相对少；第二，邻国路近，方便往返；第三，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都使用汉字。
与欧美留学相比，留日中国学生学历层次相对较低，归国后地位与待遇也不及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生。以至中国当时流传“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这样的话。日本留学生被视为“二等”，还有一个原因即日本只是充当“传达”西方文化的角色，认为从日本很难学好正统的西方文化。从西方国家留学归国的人主要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从事工作，相比而言，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留学生则更多集中在了政界和军界。
作为开化政策的一环，朝鲜也曾向日本派去留学生。以明治维新为榜样欲推进开化政策的开化势力，在留学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日本在清日、日俄战争中节节胜利后，留学日本热继续升温。当时朝鲜的教育条件先不说高等教育，就连开展中学教育也十分艰难，因此留日学生的增加正是朝鲜这一教育情况的真实写照。
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的朝鲜留学生规模，在1910年朝鲜丧失主权后的几年时间里增长缓慢。这与1911年制定的“朝鲜总督府留学生规定”有着密切联系。此规定明确自费留学，需将履历表先交到地方长官再转交朝鲜总督府审核。而地方长官需仔细调查核实留学申请者的品格，甚至家庭财产情况，最后将这一结果报告给总督府。朝鲜总督府这一严格遏制渡日留学的政策，事实上源于日本的“愚民化政策”。
随着以提高实力为目标的运动在1919年“三一运动”后积极开展，朝鲜的海外留学也呈现出不同特点。因总督府实施新的海外留学开放政策，加上传教士推介等原因，去美国留学的学生规模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因为到中国留学可以用低廉的费用学到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最新思潮，所以赴华留学人数不断增加。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后，赴华留学的朝鲜留学生数一度突破3000人。但是，由于科学技术领域等新学问方面，中国落后于日本，因此赴华留学学生人数与留日学生数相比，还是明显地少。随着殖民统治长期化，赴日留学生人数剧增，到了1942年，已增至三万多人。
尽管在东亚地区日本是公认的先进国家，但是也不乏有日本人赴华留学。为培养人才，以及巩固日中交流基础、加强经济合作，日本于1901年在上海成立了“东亚同文书院”高等学府，主要招收日本学生，但也一度招收少数中国学生。该校学生毕业前夕，被安排前往中国各地旅行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这批报告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很高的评价，但也因此遭指有为日本军方搜集情报等间谍之嫌。
对赴陌生国家留学的学生来说，留学本身就是一个不简单的经历。留学是体验和接受异文化的一个窗口。新文明和知识、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并没有只停留在个人经验层面，通过留学还对本国的开化及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人和朝鲜人而言，留学也是拯救和重建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统治的祖国而开展民主运动的萌芽之地。同时也是解放受压迫女性的始发点。
留学——文化交流的窗口
“明治初期日本士族沉醉在西方文化中，在衣食住等诸方面毫无保留地照搬欧洲模式。对此，也有部分人士担心，这样的盲目崇拜思想会造成社会上崇洋媚外的风气产生。但是结果正好相反，可以说日本维新统治30年历史发展正是得益于此。即它是一个在改革之初所要必经的一个过程……”
这是20世纪初，在日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在杂志上的部分文章内容。被留学生誉为“亚洲伦敦”的东京，所到之处都有书店和阅览报纸杂志的场所，还时常举行讲演会，是多渠道获取新知识的手段十分完善的一个地方。对曾在东京留过学的朝鲜诗人崔南善而言，在积极、进步的日本社会中，日本的出版及印刷文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此外，包括日本近代式教育设施和快速列车等，也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冲击。
给留日学生带来文化冲击的不仅仅局限在上述文明体验过程，同时也是以本国文化与近代文化相比较后觉悟的过程。这是所有留学生所定要经历的生活体验之一。
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中，还刊登有“中国若要真正实现变法自强，应从剪发换装开始”的观点。在日清朝留学生剪辫，并非只是出于避免遭日本人嘲笑的考虑，同时也是通过在日生活经历所谓“开化”之后的结果。选择剪辫，不仅仅发生在清朝留学生身上。在幕府末期，在萨摩所派学生赴欧洲的留学途中，也因为“外国人都不扎辫，于是在船上剪掉辫子”。对于留日朝鲜留学生而言，剪辫象征着“开化”。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言，对“缠足”的态度被视为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一个新标准。拥护“缠足”是野蛮人，批判“缠足”是文明人，这使得他们有时还与祖国的长辈们发生争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日中国学生发挥了以下两个不同凡响的影响。首先，组织同盟会等团体，在反封建和辛亥革命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大部分辛亥革命“革命党”成员有留日背景。其次，在发展近代化的初期过程中，中国视日本为学习对象。特别是1895～1915年间，在法律、军事、经贸、文化、教育、思想、出版等方面，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留日中国学生充当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当时的中国，主要通过留日学生引进了西方文化。日本东京一度曾是中国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这些留学生还将很多日本书籍翻译成中文。20世纪初，中国新式学校的大部分教科书都是从日本引进翻译的。在翻译过程中引进很多日本词汇，继而直接融入到中国词汇系统中。因此在现代中国外来词中，源自日语的词汇最多。中国文体也受到了日语影响。
留学生站在了民族运动前沿
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对许多来自包括中国、朝鲜等在内的东亚国家学生而言，日本不仅是能够学习近代文明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具备可以与西欧帝国主义展开对抗的国家。但是随后日本暴露出试图侵略亚洲的真面目后，为守护本国，越来越多的在日本留学生，率先参与到了民族运动中。
当时，出生于韩国平安道的21岁在日留学生崔锡夏，刚开始也认为日本是一个站在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前锋的国家。日俄战争爆发后，他高度评价日本抵抗俄国侵略英勇作战，于是主动向日本政府提交自荐书要求上战场，之后他以日本军参谋部翻译身份随军前赴战场。日俄战争结束后，崔锡夏才看清了日本侵略企图，并指出，国家存亡之关键就在于国民的爱国之心，同时主张，要自觉恢复朝鲜之魂，唤醒人们的爱国之心。
一战爆发后，日本在东亚各国的帝国主义体制得到了加强。中国和朝鲜的留学生在看清日本侵略意图后，在日本开始积极展开民族运动。东京的朝鲜留学生为了民族独立而组成了委员会，并于1919年2月8日那一天，向日本政府、各国大使和公使、日本贵族院和众议院、朝鲜总督府、日本媒体等机构，传递独立宣言书和请愿召集民族大会的决议书。当天下午，约有400多民众聚集在基督教青年会馆（YMCA会馆）前宣读独立宣言。他们的独立宣言运动，传到朝鲜国内之后，成为开展朝鲜“三一运动”的导火线。
中国留学生也站到了反日运动队伍的前列。当时日本政府极度警戒中国人的行动，因此他们很难在公共场所召集集会。1919年5月6日，在五四运动爆发两天后，在日留学生代表聚集到东京神田的一家餐馆。会议刚开始不久，数十名警察簇拥而来实施暴力，并将他们押送到了警察署。对此类日本实施的镇压行为，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示出反感，甚至用自杀形式提出抗议。最终，留学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展抵抗日本的民族运动的重要契机。
留学期间，留学生着眼祖国现实不断思考其变革出路。他们中的多数人均认识到，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教育培育新一代，这是一项最为迫切的现实问题。留学回国后，很多人或建立学校或在新式学校任教等从事培养下一代的工作。虽然并非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日本也走过这条道路，最早去美国留学的许多人回国后大多从事了教育工作。自1914年之后的20年间，回国的朝鲜留学生也大部分从事教育工作或当官吏。
朝鲜人的留学向叛逆及炫耀个人之手段发生质变
早期，朝鲜半岛赴日留学回国的人，都有一种使命感，即为实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祖国的独立与社会启蒙以及经济发展努力。随着交流增多和留学扩大，留学目的逐渐转为逃避现实、谋求个人出路、成就好的婚姻的手段。
在韩日合并前，李光洙回到了国内，并在乌山学校致力于培养人才的工作，在“三一运动”爆发时，还在上海临时政府工作过。但是随着殖民统治长期化，他便走上了亲日道路。太平洋战争期间，他率先将姓名改为日式，并投入到动员青年前赴战场的工作中。解放后，他被指认为代表性的亲日派人物。
20世纪30年代，朝鲜女留学生也逐渐增多。只要是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在无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就把留学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此外，也出现了女性为嫁给好的结婚对象而留学的现象，也有不少人为解除端正整齐的日本学生所带来的自卑感而赴日留学。
留学与女性解放运动
在留日中国学生和朝鲜学生中，也有女性。在当时，歧视女性的恶习根深蒂固，所以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年轻未婚女性为了求学远离家乡赴海外留学，本身就是一个极富革命性的行为。通过留学，她们取得教师和医生等资格证后回国，之后从事社会活动，随之，社会变化和女性思想变化也开始浮出水面。
1881年，一位名叫金雅妹的中国17岁女生，在美国传教士资助下前往美国留学。她在美国学医回国后，开始在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此后她在天津设立医科学校，并终身投入到培养护士等医学事业中。随着这些女性向大众展现精湛医术，社会看待她们的眼光与过去大有不同。女留学生对女性教育及对女性的观念改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最早派出的女留学生中有一位叫做津田梅子的人。她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设立了女子英学堂，站到了女性教育的前沿。与她一起留学回国的永井繁子，回国后也献身到了教育事业中。
韩国第一个女博士金活兰是基督新教徒。金活兰致力于传教和教育工作，从美国留学回到朝鲜后，仍继续这些活动，同时她也是以实现民族统一为目标的槿友会代表人物，广泛进行了各种活动。但是随着日本统治支配长期化，她也跻身到了各种亲日团体活动中。
女留学生不仅仅只对女性开展社会活动发挥巨大作用。为敦促女性觉悟，平冢雷鸟发行《青踏》杂志并创建日本女性团体“青踏社”。她们主张，“结婚是一生服从权力的一种关系”，并将易卜生的作品《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刻画为“新女性”。1916年在《夫人公论》中，有识之士开始正式谈及女性问题。对包括“母爱保护有关争论”等在内的女性问题，开始展开多种探讨。日本社会开展的上述活动，不仅对日本国内女性，而且对在日留学的其他国家女性留学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20世纪初，中国的女革命家秋瑾从日本留学后，投身到了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中，同时还致力于近代女性教育事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她最早加入，还被选为浙江省代表。回国后，她在上海出版《中国女报》并开展女性自立启蒙活动。此外，她还在故乡绍兴“大通学堂”执教。在她看来，掌握学问和技术，才是女性解放之必经之路。
朝鲜女留学生中，罗惠锡充当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锋。就读东京女子美术学校西洋画系时，她主张，没有“贤父良夫”式教育，只有贤妻良母式教育，不过是教育家的一个商业策略；奖励“妇德”，也不过是欲把女性当作奴隶的一种借口。罗惠锡回国后，在开展画家活动的同时，还推行废除贞操观念等女性解放运动。为预防离婚，她主张可以实施“实验结婚”。
在日本留学的秋瑾
女留学生回国后，其所在的国家正经历近代化发展，于是强调女性社会作用的立场和重视女性在家庭作用的立场出现碰撞。新女性和旧女性糅合在一起，同时女知识分子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即囊括了民族主义右派到社会主义左派等不同政治立场的女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已经亲历近代文明的女留学生所提出的各种主张，成了摸索新女性形象的开端。
1920年，在日本参加朝鲜留学生组织的三一运动一周年纪念演讲会而被拘留的朝鲜女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