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家庭形态
如今，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韩国、日本，夫妻关系、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以及家庭的形态又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看家庭结构和规模，三国都是核心家庭居多。中国虽有城市和农村的区别，但是平均超过了70%（1999年），韩国为82%（2000年）、日本为60%（2000年）。直系三代家庭，韩国在1970年为18.8%，2000年为8.0%，可见韩国直系三代家庭日趋减少，核心家庭日渐增多。单身家庭，日本为25.6%（2000年）、韩国为15%（2000年）、中国为9%（1999年）。有人指出，日本的老龄人和青年的单身增加，单身家庭不久将会超过核心家庭，家庭的个人化正在进展。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国所占比例最高，为23%（1999年）。
家庭平均人口，中国为3.58人（1999年），韩国为3.1人（2000年），日本为2.7人（2000年）。三国均受到了正在发展中的少子化的影响。一名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数，韩国为1.16（2004年），日本为1.36（2005年），中国为1.8（1998年）。韩国的出生率在世界上也是最低值。由于经济（日本）和教育（韩国）等因素引起的少子化，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增展。在此之前，三国都实行了家庭计划生育，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在朴政权的60年代，中国从70年代末开始严厉的限制，直至今天仍在持续。韩国和中国的“独生子女”增加，但由于人们偏向于喜欢男童，性别比以男童居多。
分娩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不过在哪一国也基本都是到医院去生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丈夫陪伴妻子分娩和自然分娩的比例有所增加。在中国，城市白领阶层也有丈夫陪产的例子。在韩国，剖腹产的情况较多，而丈夫陪伴的情况也在增加。
三国的离婚率，与欧美相比较低，但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否定离婚的观念也开始改变。
由谁来带孩子？
妇女的工作方式和公共保育设施，影响到育儿的方式。三国中，妇女劳动力（经济活动参加率）占比最高的是中国。女工从“大跃进”时期（1958～1960）开始增加，从20岁到40来岁，妇女劳动力在每个年龄段都超过了80%。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营企业的改制等，女工短期下岗和服务业的非正规雇佣增加，城市妇女劳动力的比例降至60%左右（2000年），被解雇而成为家庭主妇的比例不少。全日制保育制度，直到“文革”时期都很充实的公共育儿设施，在改革开放中几乎没有增加，利用者反而有所减少，由男方的父母或其他亲属代替保育所的育儿比例在增加。民营幼儿园和精英层家庭雇佣农村妇女从事家务、育儿的现象都在增加。比起日本和韩国，中国男性较多分担家务和育儿，但妇女仍然肩负着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
韩国与日本相同，妇女劳动力占比在分娩、育儿期间最低，育儿后再就职，呈M形状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20～30岁之间的女性劳动力占比上升，育儿由丈夫、亲属、近邻或被称作“契”的传统互助团体分担。产前和产后的休假，在制度上规定为90天，2001年制定的离职育儿制度规定，凡有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的父母，可以申请一年以内的离职育儿时间，而利用者几乎都是女性。2008年，符合这一条件而离职育儿的男性只占2%。
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劳动妇女一直坚持开展要求设置公立保育设施的运动，所以学童保育所的设立与父母们的运动有很大关系。私营的保育所也很多。由于公立保育设施不能满足需要，至今仍有许多儿童不能进入幼儿园。日本育儿的特点是，在城市一般得不到夫妻双方的父母、亲属、近邻的帮助，妻子在不安和孤立中养育子女。1992年实施的《育儿（护理）休假法》，几经修改，鼓励丈夫休假育儿，然而符合条件者中，只有1%多的人实际这样做了（2006年）。虽然有不少父亲希望取得育儿休假，但是因工作单位的条件而受限。如果保育所等条件完善，很多日本妇女都希望恢复工作。这样的话，各年龄段的妇女劳动力占比，有可能和结婚、分娩后继续工作的中国妇女是一样的。
在韩国，妇女因育儿而退职的比例较高，育儿后首次就职的很多。她们抱有很高的子女教育意识，出现了为子女学习英语而由母亲陪伴孩子前往英语国家学习的现象。在日本，妈妈为子女准备升学考试而奔走。父母重视子女教育而不惜花费金钱和时间，是中日韩三国共同的现象。
中国、韩国、日本不同年龄的妇女劳动力占比情况表，2000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统计，韩国统计厅《经济活动年报》2000年，日本总务厅统计局《劳动力调查》2000年）
由谁来看护老人？
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08年超过了20%，居世界首位。韩国在2005年为9.1%，预计2018年将达到14%。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在2000年为7.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4%。让我们大概观察一下中日韩三国的老年看护情况。
最早迎来老龄社会的日本，2000年开始实行看护保险制度。该制度规定，40岁以上的国民每月缴纳看护保险费，根据身心的情况，接受社会福利法人和营利法人提供的看护服务。该制度使以前由家属看护的情况多少有些缓和。据2004年的统计，由家属看护的老人约占总数的64%，由专业护理公司护理的仅为13.6%。老人看护仍以妻子和媳妇为主。利用《育儿（护理）休假法》看护老人的男性，超过了总数的20%，可见企业对看护老人的休假比育儿休假要宽容。看护保险制使认为看护完全是家庭责任这一观念开始转变。
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人老了以后的护理仍主要靠儿子特别是长子承担，或是自己照顾自己。但是从90年代开始，主张由具有抚养能力的子女们与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的意见也多了起来。不过实际上的看护者，仍以长子夫妇为最多，其次是老伴，或者是女儿夫妇、长子以外的儿子儿媳（2002）。2008年，韩国实行了《老人长期疗养保险法》（老人看护保险法）。
中国还没有这种社会保障保险制度，一般是老人互相照顾，在城市与农村都是一样。而在农村，儿子照顾老人的情况则更多，其他的家庭养老的情况则是女儿儿媳照顾，或者请职业看护，还有退休人员的志愿者等。日本和韩国几乎看不到退休志愿者的看护，而是由作为地方自治体基础的基层社区负责老人的福利事业。
由妻子、媳妇看护老人，在中日韩三国是共通的。韩国、中国的直系大家庭观念，日本近代家庭制度中的媳妇职能，在看护方面，对弥补老人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至今仍然发挥着相当的作用。
合理地教育管理孩子，同时赡养老人，是现代贤妻良母和贤夫良父的姿态。
性交易、性
在20世纪上半期，中日韩三国的性买卖特色是，在传统卖淫和普通娼妓之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形态，如日本在入侵朝鲜和中国东北过程中形成的红灯区，在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实施的公娼制度，1932年开始在中国设置“慰安所”，其后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在日军所到之处普遍设立“慰安所”等，形成了性交易的人（皮条商、妓女）、物（性买卖设施）、地（卖淫场所、慰安所）构成的网络。那么当代的情形如何呢？
1949年以后，中国关闭了妓院，妓女们在被收容、教育和训练后，被介绍就业和结婚，妓院经营者则被判刑，接受教育改造。卖淫业一度在中国绝迹。但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卖淫（性买卖）重新复活并迅速蔓延。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关于严禁卖淫的决定”。与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90年代一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女性以及城市下岗妇女，也加入到卖淫队伍中。
韩国、日本在战后对妇女的性暴力和性交易，与美军基地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前的公娼制度，韩国通过美国在韩军政当局，日本通过盟军总部（GHQ）的指示将之废除（1946年），但是在美军基地周边，形成了以美国士兵为对象的卖淫（性买卖）业和相关娱乐设施。韩国将这种地域称作基地村。基地村的妇女们被迫接受士兵性暴力的同时，还必须接受美军防止士兵染上性病的检查。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迎接盟军登陆而准备了慰安设施（RAA，1945年8月～1946年3月），并对相关妇女们强行进行性病检查。另外，在基地周边还不断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和伤害妇女的事件，至今仍然在持续。朝鲜战争中，根据日军“慰安所”的经验，为韩国军和联合国军士兵也设立了慰安设施。
在公娼制度废除后，日本政府立刻重划了旧的集娼地区，准许卖淫（性买卖）。包括被拐卖的妇女们在内，卖淫（性买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于妇女和妇女议员开展反对卖淫（性买卖）的运动，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卖淫（性买卖）防止法》，处罚对象为卖淫女性，但仅禁止双方直接的买卖性行为，而单人包间澡堂业等各种性风俗产业却延续至今。20世纪70年代，投资韩国、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的日本企业职员的买春和招妓旅行团等流行一时。
1961年，韩国制定了与日本的《卖淫（性买卖）防止法》相类似的《沦落行为等防止法》，但同时鼓励观光产业，接待了日本的买春团（后来受到国际性批判而被禁止）。之后，泰国、菲律宾、韩国等国的妇女，通过中介商来到日本，从事性行业。日本成为国际性的接受人口性买卖的国家，日本性行业中有东欧各国的妇女们在工作，而韩国基地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俄罗斯妇女。
1990年后，日本、韩国的少女卖淫（性买卖）都有所扩大。韩国在2004年制定了《关于处罚性交易斡旋等犯罪法》及《防止性交易、保护被害者法》，但性工作者表示，这是剥夺其生活权而表示反对。不使用“卖淫”而使用“性交易”一词，在探讨不是妇女而是男女双方的性的存在方式，提出受害者的生活保障，以及废除性买卖等方面前进了一步。
前面曾讨论将丈夫对妻子的性暴力视作犯罪的法律的成立问题。其实，不仅是妻子，对于所有妇女的性暴力、性交易，其根源都是男人对妇女的性支配。到了20世纪末，性的情况变得复杂，性的观念也在改变。同性恋等行为可能被看作是人类丰富的性的方式之一，并有望摸索形成多样化的家庭人际关系。
《礼仪：贺寿》
中国民间有庆生祝寿的传统习俗。特别是整数的年龄，从20岁开始，到30、40、50、60岁，70岁的祝寿则更隆重，而且分不同地区，有不同方式。如湖南，庆贺从生日前一天就开始。农村在庆贺后，还在院子里搭台，专门请剧团演戏，招待左邻右舍，有的还放焰火。
韩国是到60岁的时候举行“还历”庆贺，亲戚们齐来庆祝。而在69周岁或79周岁的时候，要祝贺70或80寿辰。
在日本，把红色的短披肩（羽织）赠送给60岁“还历”的人，还会为其举行祝贺宴会。77岁为喜寿，88岁为米寿。
[1] 这里的两性，是社会学的概念，指男女社会性差异，即“gender”。
[2] 江户时期的制度，主君不给家臣个人，而是给家臣的家庭发放作为报酬的大米。
[3] 日本的旧民法对庶出的孩子，有被父亲认知或不被认知的两种情况。
[4] 朝鲜王朝前期以来，严格规定男女有别的原则，如禁止妇女上寺庙，禁止在外赏花和观看街头行事等，外出时要蒙脸等，以教化风俗的名义规定妇女的日常生活，使之法律化。
[5] 姓即姓氏，本即本贯，指父系以上的亲缘关系。朝鲜原来规定的是同姓同本贯不能结婚，同姓不同本贯才可以结婚。但由于李、金、朴、崔、郑等五大姓占朝鲜半岛总人口一半以上，其中同姓又同本贯的人口数也很庞大，所以严格实施这一制度限制了通婚的范围。其实，多数的所谓同本虽然源出于同一个父系祖先，但已经非常遥远，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同姓同本贯的人因彼此相爱而“犯禁”结婚的现象一直是很大的社会问题。
[6] 法律上衡量亲属亲疏远近的尺度。亲属关系除有血亲、姻亲和尊亲属、卑亲属等区别外，还有亲疏远近之分。亲等越多，关系越远。
[7] 一种两人玩耍的游戏，纸牌上的绘画反映了男女儿童不同的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