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教育扩大到庶民阶层
中日韩三国前近代教育主要针对社会的上层。由于处于社会上层的人们可能成为官吏而统治国家，同时还要匡正社会风气，所以需要学习。他们学习过去圣贤的经典，学习历史。为了提高自身品位而吟诗作画，这样的教育与每天以繁重劳作为主的庶民的生活相去甚远，所以平民也不可能得到教育。尽管在中国和韩国，制度上对穷苦人家子弟接受教育并无限制，其参加科举考试合格后可以做官，但事实上得到教育而改变身份者却寥若星辰。
前近代教育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除身份之外，经济开始成为维持社会地位的有力手段，教育的对象也逐渐扩展，特别是面向平民的初等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国的书院盛行于宋元时期，在明代曾一度衰退，到清朝时期又再度兴盛。书院是设立在社会基层的私立教育机构，具有半民半官性质，传授朱子学并祭拜儒家圣贤。能够进入书院接受教育的当然主要是地方乡绅阶层的子弟，但也有部分庶民子弟进入书院学习。书院可以说是针对科举考试实施应试教育的中等教育机构，而作为初等教育机构的则是设在乡村中的社学和义学，均以农民子弟为教育对象，在农闲时进行基础性的教育。除此以外，在各地乡村还建立了包括私塾在内的各种民间教育机构，主要承担基础性的初等教育，补充公立教育机构的不足。
清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塾师往往对顽皮儿童施以体罚
日本的江户幕府时期与韩国的朝鲜后期，初等教育机构也明显增加。朝鲜的书堂和日本的寺子屋[1]都充当了这一功能。这些教育机构虽以文字和儒学经典教育为主，但教育内容也逐渐涉及人物、自然和社会现象等拓展学生见闻和有助于实际生活的方面。朝鲜后期，书堂办到了各个地区。除社会上层的两班子弟外，中人和常（平）民人家的子弟也可在书堂接受教育。儿童在书堂识字写作，学习简单的经书和历史。日本的寺子屋是私人运营的启蒙教育机构，主要传授读、写、算等日常必备的基础知识。寺子屋通常有几十名学生，规模不大，但是也有拥有几百在读学生的。到了江户幕府末期，仅江户地区的寺子屋就有1000座以上，全国范围内则估计达3万～4万多家。这类教育机构的普及和教育对象的扩大，成为引进西方教育的基础条件。
初级阶段的传统教育机构的书堂，在朝鲜后期数量剧增。两班到常民的子女都可在学堂接受教育。在那里主要是认字和学习初步的儒学经典。
日本的寺子屋通常由庶民、武士、僧侣等担任教师，进行一对一指导。江户时代后期，数量有所增加
引进西方教育体制
到了16世纪，随着欧洲人进入亚洲地区，中日韩三国和西方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对西方文化的关注也随之提高。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从荷兰人那里翻译引进介绍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书籍，开始发展“兰学”[2]。通过兰学，日本人首次接触到了西方的知识和医学。在中国，明末清初时期，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已开始编译介绍西方地理和文化的各类书籍。19世纪后，中国编译了更多的西学书籍。此类书籍称为“汉译西学”，顾名思义是“翻译成汉语的西学书”。汉译西学书还被传到了朝鲜和日本，为朝鲜开化派知识分子和日本初期维新派了解西方起到了重要作用。
19世纪中叶，中日韩三国在同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失败，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接收西方文化和学习新知识的意识日益强烈，随之出现了教授西方文明和学问的学校。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就是其典型例子。但是，长期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却很难在短期内被“西化”，于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中体西用和“以旧为根本，增加新内容”的旧本新参构想成为主流。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各地设立了新式学堂。朝鲜的开化派官吏和地方有识之士也为教授西洋文化设立了元山学舍，此外，为给两班子弟教授英语和西洋知识，朝鲜政府设立了育英公院。这些机构也带有“中体西用”和“旧本新参”的性质。相比之下，在接受西方知识方面，日本比中国和朝鲜表现得更为积极。19世纪60年代后，幕府和主要的藩均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明治时期引进了欧洲的教育制度，并主导了明治政府的教育政策。
朝鲜19世纪中叶后的书堂
中日韩三国的开明知识分子认为：接受西方的新教育体制培养人才是维持自主独立、实现富国强民之路。他们在强调教育重要性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了教育活动中。对那一时期日本社会起到了重大影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强调教育重要，主张摒弃读经书、作诗赋等传统的教育内容，学习实际有用的知识即“实学”教育。如学习日本文字假名，以及写信和会计记账、珠算、称量等方法。福泽在1858年建立了兰学塾（1868年改称庆应义塾），并投身庆应义塾的教育活动，编纂了《西洋事情》（1866年）、《世界国尽》（1869年）等著作，曾被用作教材。他主张要实行“日本国内男女少年，只要到一定年龄，国家均应对其实施强制性教育”的义务教育制度，认为国家有效地利用这一制度能走向富强。明治政府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认为：女性是国家的一部分，人的贤明和愚钝是由母亲的教育决定的，因此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强调的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也建立在教育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理念之上。
1890年代后期，梁启超和和康有为等人在中国发起维新变法运动的时候认为：为了国家的富强，有必要进行如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制度改革。他们意识到西方国家走向富强的根源在于教育，于是主张实行教育改革。梁启超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主张以西方政治学为根本，同时要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康有为也强调教育振兴，称：“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维新变法派在发动变法运动前就身体力行地通过办学积极投入到教育活动中。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1897年，在长沙建立的时务学堂，由熊希龄任提调（校长），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开展近代教育。虽然因保守势力的反对，变法运动最终受挫，但是他们的活动却为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促进了应用教育和白话文运动的开展。随着对教育的日益关注，20世纪后知识阶层试图通过教育改革社会，因此设立了许多学堂，其数量甚至超过了公立学堂。学堂也逐渐代替了私塾等民间传统办学机构。
接受近代教育的中国学生
在朝鲜，开化派思想家接受了西洋的教育，认为通过教育提升实力才能维持国家主权，因此学习英语或日语，出国留学，以及办报纸和建学校等，致力于普及近代文化知识。朝鲜首位留学西洋的学生俞吉浚，编写了通过记述西方旅行见闻而思考朝鲜社会发展出路的《西游见闻》（1895年）一书。他在书中提出：国民对教育的渴求度是区分富国与穷国差异的标志，国家的贫富、强弱、存亡均决定于国民的教育水平。俞吉浚还指出：国家应致力于发展教育，因教育之目的在于唤醒国民，改变其愚昧与贫困。只有通过教育消除大众之愚昧，国家政策的推行才能顺畅，国家才能获得发展。大部分启蒙思想家对俞吉浚从民众立场的观察感同身受，于是广泛建立私立学校，积极促进大众教育的普及。
在中日韩三国中，日本最早进行了近代学制改革。因为19世纪后半期，日本小学校授课的情景
（出处：《百年前的日本》，小学馆，第155页。塞勒姆皮博地博物馆藏）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开设近代的公立义塾。由于学校设施不足，所以要利用寺庙当作教室
近代学校制度建立——培育国民的基础
日本明治政府将服兵役、纳税和接受教育规定为国民的三大义务，1872年颁布了由小学和中学构成的近代学制。1877年设立了高等教育机构——东京大学（后变更为“东京帝国大学”），1871年设立负责教育的政府机关——文部省，负责统管教育业务及全民的初等教育。根据近代学制，寺子屋和私塾被统合到小学体系中。近代学制的基本原则是：只有接受教育才能有出息；国民皆学；学以致用。学制颁布后，开始以政府为主导建设小学。
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批评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央集权教育体制。于是，日本政府于1879年废除学制，公布了带有浓郁自由主义色彩和地方分权制性质的《教育令》。这样，设立学校的限制被放宽，建立私立学校的阻力减少，教育内容也涉及了国民现实生活的有关内容。
为应对自由主义教育倾向，明治政府则通过文部省强化对教育的干预和控制，并恢复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其目的是要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用家族关系规范国民行为，将天皇与国民的关系解释为父母和子女间的关系。日本政府还颁布了各种法令法规，强调仁义忠孝道德教育。1880年修改教育令后，幼儿就学义务化，以町村为单位建立公立小学也成为义务教育的内容。1881年颁布的《小学校教则纲领》相当于今天的学习指导纲要，对此前相对自由的学校课程做出限制。《小学校教则纲领》强调国民精神教育，并将修身和国史视为最重要的学校课程。1890年颁布的天皇“教育敕语”，更充分体现了贯彻那一教育政策的教育理念。
“教育敕语”提出：“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
“教育勅语”从国家主义的立场规定了教育的基本原理和实践原则，涵盖了忠诚、孝道、服从的儒教的价值观，通过封建的伦理培养对国家的忠诚和天皇神圣观，要求国民在一旦有战争的情况下，要为天皇献出生命。所以教育的目的是维护天皇制，强化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这种以传统的伦理为基础，强化统治者的权力的倾向，在中日韩三国近代教育的建立过程中，尽管程度不同，但都存在。
1886年，明治政府颁布各级学校令，建立了近代学校制度。根据《小学校令》，小学分为四年制寻常小学（初小）和四年制高等小学（高小）两级。寻常小学属义务教育，但因为仍然要收授课费，所以对于支付不出授课费的儿童，则实施简易化的课程，即小学简易科。
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改革教育制度问题被提上日程，日本的近代学制成为仿效样板。首先，1898年，将前近代的最高教育机关国子监改为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1902年，将在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时，各省、府、州、县的书院及其他传统教育机构被改变为高、中、小学堂。1898年，作为戊戌变法内容一环的教育改革措施虽因保守派的政变而被中断，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后的光绪新政时期，书院被改编为学堂，建立近代学制的工作得以重新开展，直到1902年的壬寅学制和1903年的癸卯学制正式颁布，初步实现了近代教育制度的改革。根据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建立了由蒙学院（幼儿园）—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等教育）—中学堂（中等教育）—高等学堂和大学堂（高等教育）的整套体系，这是近代意义的教育体制。此外，学校行政与教育行政分离，废除了科举制度。由此奠定了清代近代教育的基础。
当然，从教育理念上，仍以中体西用为原则。初等教育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日常生活所需的文字和知识，同时培养必要的伦理道德及爱国心，以此为基础，加上实施强健体魄的体育教育，这就是“国民”教育的目标。
1894年甲午改革后，朝鲜开始致力于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1895年，高宗仿效日本天皇的“教育敕语”颁布“教育诏书”，同样将国民视为臣民，强调“忠君爱国”精神，遵循的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理念。而“教育诏书”也强调了国王的教育改革意志，相比传统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高宗更强调德智体兼备的教育。
朝鲜政府也公布了《小学令》和《中学令》，建立小学—中学学制。根据1895年颁布的小学校令，初步构建初等教育体系，即：小学教育以“国民教育基础以及讲授其生活所需一般知识技能”为目的，寻常科为3年，高级科为2～3年，大约需要5～6年时间修完。此后，也颁布了关于师范学校、外国语学校、医学校的校令，近代教育步入稳定发展期。另外，在儒学教育的最高学府成均馆内设立经学科，除教授儒学经典外，也教授历史和地理、算术等课程。到20世纪初，朝鲜已建立了各类学校。
共同学习与爱国心的培养
在引进西方教育前，中日韩三国的传统教育均以识字、背诵儒学经典为主，教师讲课并无规定内容，而是按照惯例或根据经验。即使坐在同一课堂上，学生学习内容也并不相同，因人而易。教师的作用与其说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确认学生的学习内容，这可以说是个性化的学习。
近代学校与前近代教育机构截然不同。不仅是课程内容，包括学生服装、日常生活及在学校内外的各种教育活动均被制度化。学生们需要在早上规定的时间上学；以书包代替之前的包书布，书包里装上教科书、笔记本及学习用品；每日课程开始和结束时行早礼和晚礼，教师利用这个时间确认学生出席情况，传达各种事宜；上课下课时间用钟声提示，上下课时教师和学生互相敬礼；一天的课程结束后，学生们要轮流打扫班级和担当区域卫生。这样的学校生活使学生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培养了责任感。但是，规范化的授课形式和学校生活，让规定和纪律控制了教师和学生，后来也成为国家主义教育政策的一环。
近代的教育制度与传统教育不同，要求将学生们按班级分类，以班级为单位学习。每个班级指定班主任具体指导学生。教师要根据教学大纲，以全年级学生为对象就规定的内容进行授课，同一班级的学生们接受相同内容的教育。这是前近代不曾有过的教育状态。教师根据规定的教育课程教学生，学生必须学习那些内容。教师不能自行制定教学大纲，而需要依据国家规定。所以教师不仅监督和确认学生的学习情况，更重要的职责是讲授相关课程。
近代学校教育不仅在课堂内，而且也通过课堂外的活动进行，与以前不同，还开展如郊游、运动会、展览会等多种教育活动。这样的教育活动目的在于培养学生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及创造性。当然有时也被政府利用作为统治国民的手段。
在明治时期，“远足”被列入日本学生的野外活动，开始被称为“远足运动”。如“运动”这一概念所表明的，那是学生们一起进行的远距离的步行。通过这一活动训练学生们的体力，培养团队意识。这一活动，是按当时任日本文部省大臣森有礼要求，在学校进行军事体操的影响。“远足”一般在特定的节日或纪念日举行。例如1888年5月，日本爱知县的一所小学，就在学生毕业的时候，举行了“远足”以表示纪念。当时的日志记载：
今天，将带领本校的19名毕业生进行“远足”，目标是八桥村。上午10点，学生们从校门口出发。全体学生都肩扛木枪、身背行囊，边走边高唱军歌，引来了沿途的许多人驻足观看，不断发出羡慕的感叹。
从学校到八桥村是10公里，学生们往返行进20公里，到了八桥村后，还参拜了神社。这是一种到有历史意义的场所的行军，参拜后再返回学校。
韩国的学校也曾开展过那样的郊外活动。在大韩帝国时期，很多学校为锻炼学生的精神而开展“远足”，离开学校到有山有水等风景秀丽的地方游玩一天，来回的路上都列队行走。学生们在目的地要举行活动，一般是进行演说、唱歌，当然以爱国教育为基本内容，与日本明治时期的“远足”其实并无本质区别。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的学校更举行与日本一样的“远足”活动。例如，1911年6月27日，首尔儆新学校组织的远足，目的地是幸州山城，往返距离20公里。学生们背着书包，里面装着饭团，在教师的指挥下往返于幸州山城。这种行进与其说是“远足”，不如说是行军。
在野外活动的同时，学校也举行运动会。运动会一般在学校操场举行，但也有在去郊外“远足”时候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时，除学生和老师参加外，有时还邀请附近居民参加，作为共同的活动。
中国的近代教育也提倡尚武精神，在课程中加入军事科目。特别是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后，作为军国民教育的一环，军事教育规模在学校中也扩大了。小学生及中学（包括高中）生们同士兵一样被编成小队、中队、大队进行训练。为锻炼学生身体及培养精神面貌，体育课作为重要的学习活动与军事教育结合起来，体操、体育和运动会是各学校中的重要的学习活动。小学校为培养儿童的勇气和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而教军事知识。运动会和野外活动作为训练学生们的体力的手段。学校之间也进行联合运动会等。此外，让学生背着枪在积雪的山上行军。还有，办报纸、演戏剧、从事文学、美术等文化活动等，都是熏陶国民精神的手段。
学校培养尚武精神
教师在近代教育中的角色
在近代教育中，教师的能力相当重要。以年级为单位对学生分门别类地指导，教师必须要熟悉授课内容，同时要有效地传达给学生。教师的责任不仅是在教室中授课，还有指导学生生活及行政方面的任务。除在课堂或操场上指导学生活动外，还要对学生的行为规范、礼仪、假期生活予以指导。另外，还要规定学生禁止事项，给予奖励和惩罚。校内各教室的管理、安全警备、外来宾客的招待、学堂建筑的维护等，都是教师的责任。
不过，在近代教育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具备这种能力的教师。所以，引进近代教育制度的初期，中日韩三国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教师的培养。其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尤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