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的渴求和初等教育的普及
明治时期的日本学制目标是：“村中没有不接受教育的家庭，家庭中没有不接受教育的人”，表明要全民接受教育的意图。在这一政策下，入学率大大提高。1878年，全国的小学有12500所，儿童入学率达到41.26%。但以国家为主导的扩大初等教育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众积极响应。这是因为教育内容仍脱离实际，另外就是教育费用相对较高，导致对接受教育表现出犹豫态度。自1886年起，寻常小学纳入义务教育，接受初等教育的数量大有提高。此外，近代教育提高了人们对接受义务教育必要性的认识，也导致了入学率的提高。进入20世纪后，男子的小学入学率超过了90%，而到了1910年代，大部分地方都实现了男女学生同样入学接受教育。
甲午改革后，朝鲜政府也引进近代教育制度，并最先发展初等教育。先是在汉城（首尔）建小学，此后在全国主要区域设立了10余所公立寻常小学。到了1896年，又有20多所小学建立，初等教育得到扩大。与日本不同的是，朝鲜没有实施义务教育，公立学校的入学率也不高。但是大韩帝国末期，官公立学校学生数量开始逐渐增多。1905年的时候还只有22所学校，学生1900名；到了1909年，即被日本强制合并前，学校数量增加到101所，学生增加到17000名。
比起公立学校教育，私立学校教育发展得更快些。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前后，在朝鲜从事启蒙的人士认为教育是提升国家实力的根本道路，在全国各地设立学校。到了1908年，私立学校规模增至数千家，多数相当于初等教育程度。《乙巳条约》后，如其他领域一样，韩国的教育也受到日本干涉。日本向各级学校派遣视学官参与学校管理，并分别于1906年和1909年两次颁布学校令，完全控制了教育体制和内容。这一时期，小学被称为“普通学校”，取消历史课。1908年，统监府颁布私立学校令，对韩国人的民族教育加以制约。
20世纪初，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初等教育还没有能够普及到全体朝鲜儿童。许多朝鲜人对殖民教育也不抱幻想。加上朝鲜国内相当多的传统知识分子仍热衷于书堂的传统教育方式，而一般人对近代教育的必要性也没有认识。三一运动的发生则促使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三一运动后，社会对教育必要性的认识明显提高，出现了“教育热”，人们要求朝鲜总督府增设普通学校。于是，朝鲜总督府承诺每三个面设立一所普通学校，但是这与朝鲜人要求的“一面一校”的标准还相差甚远。
在中国近代教育开始阶段，初等教育也是主要关注点。经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中国的近代教育得以惠及穷苦人家的子弟，还正式将女性教育纳入到学制中。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对清末学校制度进行改革，强化初等教育，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对初等教育进行的整顿，主要是废止教授原来进行儒学教育的经学，代之以修身课。此外，注重历史、地理和理科等应用科目和音乐、手工、图画等培养艺术技能的科目，在初等学校实施男女共学。强化初等教育的结果是大大增加了入学率。1912年的初等学生数量不到300万，但到了1915年就突破了400万，1919年则增至570万。1922年，仿照美国实施了6-3-3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则从4年起到6年。
开展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活动
中日韩三国在引进西方学制和课程的同时，也自然接受了西方的教育理念。中国与韩国都是通过日本接受西方的教育理念的。首先是受普鲁士教育理念的影响，将陶冶坚定的道德品质作为教育目标，教育方法上则是以管理和授课、指导等教育方法，从幼儿起就开始训练，国家制定了详细的教育内容及教育大纲，在实际授课中重视讲义。此后，又开始重视注重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欧美教育思想，并被确定为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20世纪后，各国引入多样化的欧美教育理念，成为新教育运动的原动力。特别是随着初等教育的扩展，对儿童教育的关注普遍有了提高。各国都出现了开展尊重儿童个性和自发性，将儿童视为教育主体而取代之前只将儿童作为被动接受教育对象的运动。那是由于美国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论带来的深刻影响。
访问中国的杜威及其在中国的讲演记录
杜威的教育思想基于现实生活，注重儿童的兴趣爱好。受其影响，日本曾提倡开展“自由教育”、“自学教育”、“自动教育”等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大正民主主义时期，还曾出现被称为“大正自由教育”的教育改革运动。泽柳政太郎是将这一运动正式付诸实践的人。他在1917年设立成城小学，并根据自由主义教育方法教育儿童。成城小学提出尊重个性教育、亲近自然的教育、心理教育和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教育等原则，以小班级为单位开展教育。自由教育运动多在部分私立学校和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中展开。
中国在1910年代发表的《教育宗旨》将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根本，确定了法国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理念。袁世凯上台后强调以封建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但其死后不久爆发的五四运动，仍然使西方的近代教育理念得到推广。自1919年5月，杜威在中国滞留两年零两个月时间，到11个省进行了演讲。受他的影响，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得到推广，职业教育得到强化，开始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活动。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陶行知接受了杜威的理论，努力将其理论实践于中国社会。根据中国当时很多人不能上学的实际情况，他把杜威“教育是生活，学校是社会”的口号改为“生活是教育，社会是学校”，提倡通过学校外的社会进行教育，通过生活进行教育，从而扩大了教育的范围，拓展了教育的方法与工具。陶行知还主张拓宽儿童和大众的生活范围，致力于民间办学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在各地被运用，突出了教育的重要性，也成为中国的主要教育理论一直延续下来。
20世纪20年代后，殖民地朝鲜也引进包括杜威在内众多教育思想家们的教育理念。如方定焕开展了“儿童运动”，认为儿童与大人都是统一的人格体，他使用“儿童”这样的用语，并呼吁大人和社会对儿童给予尊重和关心。方定焕还创办了韩国最初的儿童杂志《儿童》，组织儿童文化团体“七彩会”，致力于儿童文学普及和艺术振兴。为提高社会对儿童的关注，他曾提议以每年的5月1日为儿童节。此后，韩国的儿童节改为每年5月5日，一直延续至今。
教科书发行制度的变迁：从认证到审定，再到国定
教科书是引进西方知识和文化的重要渠道，所以介绍西方文化的内容被新式学校教材吸收，有时还将西方教科书翻译后作为教材使用。尽管对教科书十分重视，但在近代初期，中日韩三国都没有对教科书进行特别的规定，这当然与当时教育制度尚不完善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国家应当介入教科书的发行与使用。
在日本，随着政府教育制度的规范，开始实施教科书审定制度。1880年，明治政府规定教科书不得有“扰乱国体法令及扰乱社会风俗”的内容，以此为由，公布了禁止作为教科书使用的图书清单。禁止书目中，比重最大的是介绍近代民主主义精神的书籍，为的是禁止有悖国家理念和政策的书作为教科书。虽然这种对教科书的消极干涉还不是政府对教科书发行的正式介入，但已逐渐转为对教育的积极控制，最终导致了教科书审定制度的出台。从1881年起开始酝酿，经1883年文部省认可，1886年起日本开始实施教科书审定制，这样的教育政策与小学的“国定教科书”制度是密切相关的。1902年，由于围绕采用什么样的教科书发生了分歧，明治政府决定推行小学教科书国定制。到1904年，日本所有的小学用教科书，包括修身、国语、日本历史、地理等全部使用了“国定教科书”。
随着帝国主义干涉和殖民统治，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也传入朝鲜。1895年，高宗颁布“教育诏书”后朝鲜开始发行教科书。当时的概念可视为“国定图书”，因对教科书的发行和选择还没有做出特别规定。民间也同时发行多种教学用书，所以可以说尚未严格执行教科书的国定制。而私立学校还通过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宣传民族意识。
1905年的《乙巳条约》后，日本开始正式实施对朝鲜教育的干涉，从而使教科书发行和使用都受到了控制。统监府命令用日语代替之前英语的地位，甚至试图用日语编写发行所有教科书。虽然因遭到韩国人的强烈抵制而最终被取消，但对教科书的监管却日益强化。1909年颁布了“教学用书规定”，引进审定制，规定只有通过审定的教科书才可在学校使用。与此同时，政府还通过出版法严禁贩卖有批评日本内容的教科书。1910年，日本开始实施对朝鲜的殖民统治，殖民地朝鲜的普通学校和日本一样都使用国定教科书，大部分普通学校教科书由朝鲜总督府发行。日本发行的中等学校教科书，经朝鲜总督府审核后，也在朝鲜直接使用。这样的教科书制度一直延续到朝鲜解放。
中国人自己编纂最早的近代教科书，是1897年由南洋公学外院发行的《蒙学课本》。《蒙学课本》介绍了动植物、四季、自然现象等幼儿应备基本知识。但是，《蒙学课本》因单词过多，内容过于繁杂，对儿童而言难度很大。于是1910年出版了修订版《蒙学课本》。
初期，中国引进了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并改编和编译日本教材。1902年，壬寅学制提出了教科书的国定制和审定制构想。教科书主要由既是高等教育机构又担当教育行政业务的京师大学堂编译为准。各学校如有自己编制的教科书，可通过京师大学堂的审定后使用。如果将前者视为国定制，那后者就相当于审定制。1902年文明书局开始发行各种蒙学教科书，1903年发行的教科书有修身、历史、地理、化学、植物、体操等23种。
壬寅学制规定了教科书的国定制和审定制原则，教科书发行和审定的主体是学务大臣。小学堂使用由国家机构的编书局编写，经学务大臣审定的教科书，并规定根据学堂所在地情况进行选择使用。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公布《审定教科图书暂行章程》，对小学教师和学生用的教科书和中学学生用教科书实施审定制。这样，不仅教科书内容，还对印刷用纸、书的规格、价格等有关教科书发行所有事项均由教育部调查。此后，教科书审定制成为中国教科书发行基本制度。南京政府在1929年1月公布的《教科图书审查规定》第一条中规定，“未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审定，或审定失效的学校教科图书，一律不得使用”，只有经过审定的书籍才能作为教科书使用。
铁路和日本教科书普及
日本近代教育普及与铁路有着密切联系。在进入汽车时代前，铁路在运输教育用各类设施器材及国定教科书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随着入学率的提高，对教科书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从明治后期开始到大正初期的数十年间，东京地区国定教科书总销售量，1907年（明治40年）为19888600册，而1914年（大正3年）为40284948册，增加了一倍。由于统一内容的国定教科书基本在东京发行，所以铁路在新学期开始前将教科书运输到各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减免国定教科书运输费的政策对教科书提供政策优惠。
教科书内容反映出来的国家主义
由于教科书实行了国定制，日本教科书强化了宣传政府统治理念和政策的内容。下面是实行国定制后第一次发行的小学4年级用《修身》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从中可以看出其国家主义教育的倾向。
神武天皇登基后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在这期间，历代天皇都像爱自己子女一样爱护臣民，臣民也祈愿皇室繁荣。我们也要成为优秀的日本人，尊敬皇室，守护我们的大日本帝国。
（《寻常小学修身书》4年级用，文部省，1904）
在日本的国定教科书中，到处可以看到像这样赞美天皇的内容和成为大日本帝国与天皇忠诚臣民的誓言。有的教科书则把“为国捐躯”的人作为英雄，如在日俄战争中战死的“军神”广濑武夫。
朝鲜学府发行的教科书同样强调了皇室传统。下面是在被日本强制合并前发行的韩国普通学校修身教科书中的部分内容：
我皇室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圣子神孙继承五百年迄今为我大韩帝国。虽盛衰更替、治乱无常，然历代圣贤均霄旰惟忧，以敦化民俗、宣扬国威。
（《普通学校修身书》卷4，学府，1910）
日本吞并朝鲜后，在朝鲜总督府发行的教科书中，将大韩帝国皇室改为日本皇室，改编为与日本《修身》相同的内容。
与日本和大韩帝国一样，中国的教科书中也有颂扬皇帝权威，要求效忠国家的内容。清政府学部曾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尚攻、尚武、尚贤精神，于是指示应参考自开国以来历代先祖业绩，以及近期事变中圣君之忧患和劳苦，包括外患原因、内政紧急事件、需要废除的禁忌等，有选择性地编入教科书中，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学生忠君。事实上，教科书的这一倾向在此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如1902年发行的中国的儿童用教科书就介绍了国民赞美皇帝的“爱君歌”，歌词是：
大清皇帝治天下，保我国民万万岁，国民爱国呼皇帝，万岁万岁声若雷。
（《蒙学读本全书》，19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