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国家主义教育的强化
20世纪30年代后起，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日韩三国的教科书中国家的理念都得到了强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社会国家主义教育的军国主义色彩十分明显，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和学问均遭到镇压，同时还开展了全面消除西方思想的“国体明徵”[3]运动，并成为文教领域的口号。文部省编纂了《国体之本意》作为教育方针，强调日本国家是以天皇（皇室）为核心的大家庭，臣民绝对要服从天皇。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通过战争总动员将国民从肉体和精神上都推向战争，小学生也成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对象，教育也被纳入战争体制。文部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与小学教育》（1938年1月）、《时局与初等教育者的使命》（1938年10月）等宣传册上针对小学的总动员指示了具体方案，要求动员儿童参拜和打扫神社，慰问军人遗属，欢送出征士兵，给军人写慰问信和发放慰问品等各类服务活动。
背颂皇国臣民誓词的韩国学生
这一教育政策也反映在殖民地朝鲜的教育中。朝鲜总督府1937年制定“皇国臣民誓词”，要求学生大声背诵。儿童必须每天齐唱如下内容：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之臣民。
我们要齐心协力效忠天皇陛下。
我们要刻苦锻炼，成为优秀坚强的国民。
1938年修订的朝鲜教育令将“国体明徵、内鲜一体、刻苦锻炼”定为朝鲜教育三大纲领；将原来两国的学校名称统一为小学、中学、高等女学校，以标榜朝鲜与日本一致，彻底消除了朝鲜人和日本人的教育差异。而这一殖民地教育政策的本质是为了培养适合战争需要的日本皇国臣民，以备必要时可以进行战争动员。据此，更加强调“培养忠诚的皇国臣民”，并更加强力实施皇民化同化教育。
在中国，20世纪初期开始，教育思潮中的民族主义倾向虽然有所抬头，但相对来说，到20年代的前半期，与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相比，民族主义的思潮还较弱。不过，进入20年代中后期，民族主义教育开始加强。1926年，中华教育改进社[4]将培养爱国国民作为中国的教育理念，并提出如下核心方案：
1.致力于中国文化，发扬民族精神。
2.开展军事教育，增强体魄。
3.适当实施国耻教育，培养爱国情操。
4.促进科学教育，增强基本智能。
这一时期，除课堂教学外，在课外教育活动和生活中也强调爱国和民族精神。在校内日常生活中特别重视纪律和秩序，学生集体开展访问和清扫慈善机构等服务活动。
朝鲜殖民地国语（日语）常用卡片
殖民地朝鲜在1938年停止朝鲜语课后，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也禁止使用朝鲜语。教师给学生分发“国语（日语）常用卡片”，如果看到使用朝鲜语的学生，就将卡片传递给他。因为得到卡片多者将要受罚，所以学生们想方设法将卡片传递给别人。日本将琉球编入日本改为冲绳县之后，也用这种日语常用卡片方式作为扩大日语使用范围的措施。
战时体制下日本及其朝鲜殖民地的军国主义教育
随着战争范围扩大，日本和朝鲜殖民地的学校改为战时体制。1941年，日本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同盟国宣战后，全面进入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正式开始了战争总动员，进一步强化了军国主义教育。学校作为教育机构的性质被完全改变，就像气氛紧张的兵营。这一时期，日本与朝鲜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效忠天皇和国家的臣民，并将战争合理化。这样的教育一直持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根据战时体制的要求，学校教育编制和内容都发生了改变。1941年，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鲜、台湾同时颁发了《国民学校令》，将小学名称改为国民学校，规定在学校实施“皇国国民基础训练”，明确学校是为培养效忠于天皇的臣民即“国民”而打基础的教育机构。学校的科目以修身为中心，包括国语（日语）、历史、地理等都被称为“国民课”，是培养皇国臣民的核心课程。在教育内容上，强调对男学生的军事教育，对女学生的实际应用教育。
除在教室授课外，学校里的各种活动也充满战时教育色彩。国民学校3年级以上儿童加入少年团，以集体形式欢送出征前往战场的军人，慰问军队。1944年8月后，为应对美军飞机的空袭和本土决战，还针对儿童进行集团疏散的训练。
学校的社团活动也多为军事训练或军事体育等内容，有的社团甚至直接使用武器进行训练。日本妹尾河童所著的《少年H》中曾谈到1943年神户第二中学的社团活动多为军事体育训练类，有橄榄球、棒球、相扑、柔道、击剑、滑翔、刺刀、训练射击、骑马等，大部分都以增强体魄、强调凝聚力为目标。
当时的教科书强调皇国臣民应具备符合战争需要的精神面貌，日本和朝鲜殖民地的《修身》教科书中，都充斥了把日本喻为神之国，把天皇奉为神的内容。在初等学生用的《修身》教科书上，记载说日本是由继承天照大神血脉的天皇治理的神的国家，同时强调君与臣的名分是自建国起就已明确的，这是日本的最高贵之处。
当时的日本历史教科载有“御历代表”[5]的世代天皇的系谱，国语和修身教科书中则收有描写为战争捐躯的英雄的故事。在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军人的事迹被编在教科书中，让学生们学习模仿。1943年发行的《初等小学修身》5年级用书中，就有一个单元“军神榜样”，介绍在日俄战争阵亡的橘周太中佐和1942年与英国空军在缅甸战斗中阵亡的飞行员加藤建夫少将，将两人称为“军神”。教科书对橘周太的阵亡场面做了如下深情描述：
随战局的扩大，日本的各类学校活动也染上了浓厚的战争色彩。孩子们在游戏时模仿军人行军。图为孩子们持木枪玩耍（出处：川上今朝太郎《后方的街——战时的长野1937～1945》，大月书店，1986）
“高地已插上我们的国旗，大家一步也不能退缩，就算全军覆没也不能把阵地让给敌人。”中佐高喊着，左手已中第2颗枪弹，接着，第3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在大家英勇奋战之时，橘大队长最终倒了下来。……
“今天是皇太子殿下的生日，在这喜庆的日子，能为天皇陛下和为国效忠，作为一个军人死而无憾”，橘大队长挣扎着说出上面的话后就静静地闭上了眼睛，手脚开始慢慢变凉。落日映红了西面的天空。
（日本文部省发行《初等小学修身》5年级用第9课，1943；朝鲜总督府发行《初等小学修身》5年级用第9课，1943）
教科书也及时地介绍当时开战的情况，凡是日本打赢的战争，很快就被收录在教科书中，包括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新加坡沦陷，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收获的战果被详细记载在国民学校用教科书中。
中国在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初等教育
在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中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影响了教育。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认为：教育受制于政治经济，同时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陈独秀猛烈批评教育和政治分离的主张，李大钊则重视教育对人的身心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主张用教育进行精神改造。杨贤江基于马克思理论编写了教育史和教育理论书，他的著作还曾被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学校作为教材所使用。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课本
抗日根据地教育情景——延安保育院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也很注意初等教育。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建立小学，主要用来教育农民子女。边区政府依据“一村一小学”原则，在边区建立有7000多所小学，就读学生约3.6万人。以山东革命根据地为例，就有三分之一的学龄儿童上了小学。在部分地区，入学的儿童比例甚至达到85%。
1939年8月，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小学法》，其中将小学校定为初级小学3年、高级小学2年，共5年。小学教育方针定位在革命战争时期，树立民族觉悟和阶级意识，培养民主精神，以增进儿童知识，提高身体素质。课程内容分为政治教育和基础知识教育两大类。政治教育重点树立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抗战意识，并帮助掌握政治局势。基础知识课程则主要设有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和地理、政治、思想品德、劳动、体育、音乐、美术等课目。边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教育以培养学生的抗战精神为主，然后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科学知识方面的教学内容也不断增加。
由于条件有限，革命根据地开展的教育未能开发统一教科书，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编选内容作为教材。教师一开始采用了传统的注入式教育方法，但是逐渐以实物教学、现场教学等新教学方法开发儿童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