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报纸的统制与抵抗
中国和日本最早出现发行的近代报纸都与外国人来到东亚有关系。1827年创刊的英文《广东记事报》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报纸。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近代报纸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此后，1850年，英文《北华捷报》在上海创刊（后改名《字林西报》），成为近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外文报纸。1872年在上海由英国商人创办的《申报》，从创办之日起即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和趣味性，扩大了销路。《申报》刊登的新闻逐渐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申报》刊登了多种多样的广告，对于打开商品的市场销路很有帮助，并且向读者传播了时代的各种流行话题。1909年，《申报》转为华商所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商业性大报。
《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申报》这样的近代中国早期报纸，最早是外国人在租界发行的，清政府不承认其他的报纸发行。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一度开放报禁，但随即又在政变后被西太后取消。20世纪初，清廷实行新政，再度解除报禁，1908年，参考日本的有关条例颁布了《大清报律》，对报界进行管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公布了《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享有言论自由等各项自由权利，报纸的发行数量激增。在此期间，有数百家报纸创刊，遍及国内60多个城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迎来了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民族产业的黄金时代，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大城市为中心，全国的城市不断发展，城市人口日渐增加。在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下，小学教育普及，以城市的工人、店员等为对象的平民教育运动扩大，城市民众的识字率迅速上升。以大众启蒙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发生，中国的报纸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主要的媒体。与美国一样，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上海《时报》等大城市的地方报纸发挥了全国性报纸的作用，全国的中小城市也发行了地方报纸。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报道五四运动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民族运动全国化的背景就包括了报纸的普及和发达。
天津《大公报》在1920年代中期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主张，并以其批评性言论而引领了舆论潮流。然而，1927年国民党当政后，重点发展《中央日报》等党报，宣传其三民主义“党治”理念，而对于民间报纸尤其是政治性言论则施加了限制。1933年，国民党开始对报纸实施检查。1934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由于在报纸上刊登自由主义言论，触怒了国民党，被特务暗杀。
《北华捷报》的排版与创刊号
日本近代报纸的起源是1862年江户幕府发行的《官版巴达维亚新闻》。作为洋学教育机关的幕府番书调所把荷属巴达维亚发行的荷兰总督府机关报进行抄译并发行。民间则以滨田彦藏于1864年创刊的《新闻志》（之后的《海外新闻》）为起始，传播海外信息的报纸主要由佐幕派的西学者们创办。
明治维新之后，新政府在1868年严厉禁止未经许可发行报纸，除了政府系和外国系报纸外，其他民办报纸都消失了。翌年1869年《新闻印行条例》公布，承认可在批准制度下发行报纸。第二年，日本最早的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发行，1872年又发行了《邮便报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当时亲政府的新闻居多，英国人布莱克1872年发行的报纸《日新真事志》中设有评论和投稿栏。以后许多报纸也设立了评论和投稿栏，报纸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媒体。此后，政府则在1875年制定《新闻条例》而强化了管制。
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承认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但政府可以取消新闻或下令禁停报纸发行的新闻条例继续存在，它的改废问题成为议会重要的争议。
《官版巴达维亚新闻》
中日甲午战前，日本报纸的论调逐渐倾向于对外强硬论。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主要报社派遣随军记者，采访竞争激烈。报纸对中国展开了攻击性、侵略性的报道，为读者所接受。各报纸提高了销售数量，报纸、杂志的销售量，从1893年到1894年呈现了32%的增长率。议和时俄、德、法三国干涉，报纸对三国特别是对俄国进行批评，使面向日俄战争的国民动员变得更加容易。
为了吸引商界的参加，很多报纸都注意经济方面的报道，同时还以刊登连载小说的方式吸引读者。1909年公布的《新闻法》，规定了内务大臣有权禁止报纸发行（第23条），陆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有权禁止刊登相关报道（第27条）。
《横滨每日新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吉野作造和大山郁夫等评论家出现在《中央公论》等综合杂志和报纸上，普选运动扩大。《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由此扩大了发行量，1924年两家报社的每日发行量都分别超过了100万份。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东京的报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受到大阪两家报社援助的《东京朝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变为两大报纸。报纸中出现垄断者给日本的新闻界带来了新的问题。
朝鲜最早的报纸也由政府创办。1883年起由统理衙门[1]下属的博文局开始正式发行《汉城旬报》。《汉城旬报》翻译来自外国报纸的消息，其中包括《申报》、《中外新报》等中国报纸和《时事新报》、《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报纸。在1884年发生“甲申政变”时，由于博文局的印刷设施全部被烧毁，《汉城旬报》被迫中止发行，但1886年恢复为《汉城周报》。《汉城周报》并用汉字和朝文，有时还刊登纯朝文新闻和报道，还最早刊登了商业广告。
1896年，朝鲜最早的民办报《独立新闻》创刊（《独立新闻》创刊的4月7日是现在韩国的新闻节），在设计上，韩文在该报占了四分之三的版面，第四版则是英文版的The Independent（独立）。《独立新闻》自称是民众的代言人，为启蒙民众积极开展活动，还在向政府施加改革压力、揭露列强侵略、维护主权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1898年，《每日新闻》、《帝国新闻》、《皇城新闻》等报纸也陆续创刊，其中《皇城新闻》因其报道带有浓郁的抵抗日本的色彩而闻名。1904年，“韩日议定书”被迫签订，《皇城新闻》立即把签约的真相公布于世，因相关内容遭到删除，《皇城新闻》遂出版发行“砖瓦新闻”，即将铅字倒过来印刷，对上述事件提出抗议。《皇城新闻》还不断揭露日本压迫的不正当性，多次被勒令停刊。
1904年，《大韩每日申报》创刊，由于其发行人是英国人，所以能够避开日本的干涉，发展为有影响力的媒体机构，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但是日韩合并之后，《大韩每日申报》受到来自日本殖民当局的压力，变成了朝鲜总督府的机关志，在去掉“大韩”之后，更名为《每日申报》继续发行。
由于媒体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批判不断发生，1907年，韩国统监府仿效日本的新闻纸条例，制定了《新闻纸法》，严格管理报纸。1910年韩日强制合并之后，根据《新闻纸法》，日本严禁发行朝文报纸，《每日申报》（1934年4月更名为《每日新报》）作为唯一的朝文版报纸，作为总督府的机关报，主要宣传的还是日本的统治政策。
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日本改变了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方式，实施“文化统治”，允许在有限范围内发行朝文版报纸。1920年，民办《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时事报》获准发行。虽然《时事报》于1921年停刊，但是1924年混合使用朝文和汉字的《时代日报》发行（后更名为《中外日报》、《中央日报》、《朝鲜中央日报》），与《朝鲜日报》、《东亚日报》并列为三大民办报纸。由于朝鲜的民族运动阵营在国外开展积极的抗日运动，国内舆论予以呼应，所以这三大民间报的论调也带有一定的抗日色彩。同时对世界其他与朝鲜具有相似命运国家展开的独立运动和民族运动，给予了高度关注。
朝鲜最初的近代报纸《汉城旬报》
电影——新娱乐的诞生
电影在法国诞生后，翌年的1896年在中国上海徐园首次放映，也是在东亚地区的首次放映。反映各国风土人情的电影，在中国观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增加了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在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大都市，逐渐有了商业化市场，并取代戏曲，成为城市居民最主要的日常文化消费，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诸如消费、时装、言语等等，都受到电影的影响。
1896年，日本的神户首次用爱迪生发明的早期电影机放映电影。1903年，东京有了专门放映电影的电影院，看电影逐渐成为日本都市民众主要的娱乐活动。其时正值日本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象征了西方“近代化”和具有强烈娱乐性的电影受到了欢迎。最初的电影没有声音，日本放映电影时，电影院聘用讲解员为观众进行现场讲解，他们被称为“活动辩士”。他们不仅讲解电影故事，还即兴表达电影的台词。因此，活动辨士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观众对电影的印象。
韩国方面，推论是在1897年到1898年间最早放映电影。1897年，一个名叫阿斯特·豪夫（Astor House）的英国人，通过与朝鲜烟草株式会社共同购买的方式，放映从法国进口的短片电影。最初电影被誉为“活动的图片”，抛开电影内容，仅凭它的新鲜特点足以引来人们的关注。据说，1903年，放映介绍各国独特风景片的时候，每天晚上京城的人们都乘坐电车来观看，其规模达到了数千人。
东亚各国电影市场的形成，催生了各自语言及题材下的电影制作。
1898年，日本的东京小西照相馆拍摄了最早的影片。1899年，在日本拍摄的第一部戏剧影片上映。1912年，日本最早的电影专业制片厂“日活”（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在东京成立。电影从原先附属于娱乐产业的边缘地位很快发展为主流娱乐方式。大致从191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电影产业成型，不久便确立了在亚洲的领先地位。日本电影采纳了欧美的手法，但仍然表现出独自的文化特色。例如沟口健二的《祗园姐妹》（1936年），就详细描写了京都压抑的艺妓生活以及受凌辱的女性感情。小津安二郎则通过《独生子》（1936年）等描写家族生活的电影，出色地反映了时代。193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05年，中国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戏曲片《定军山》。但是，中国电影的中心不在北京而在上海。因为商都上海具有电影业发展所需要的经济发达、社会多元、文化开放的环境。1909年，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成立。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在上海拍摄。20世纪20年代中期，长故事片在上海开始拍摄，中国每年的电影拍摄量超过了100部。之后也大量拍摄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古装、武侠片，如多集片《火烧红莲寺》等。1930年代也出现了暴露社会现实的左翼电影，例如，反映城市底层人民生活的《马路天使》（1937年）受到了观众的喜爱。这一期间，还诞生了广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明星。
上海早期的电影拍摄场地
殖民地朝鲜方面，1919年金陶山首次制作了名为《义理的讨伐》之连续剧，但是这是介于戏剧和电影中间的形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电影。1923年，在韩国放映了首部电影《月下盟誓》，这部电影是将戏剧改变成电影的故事片。正如当时很多电影强调卫生及预防疾病的重要性那样，这部电影是朝鲜总督府为了奖励储蓄而制作的，也是典型的启蒙电影。1924年，朝鲜自筹人力和资金拍摄的《蔷花红莲传》获得成功之后，以古典素材为内容的电影成为电影主流。1926年，罗云奎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阿里郎》，通过写实主义手法，揭露了日本的侵略统治，并因此而获得很大的成功，之后其主题曲“阿里郎”成为代表性的民谣。被电影情节深深感动的观众在剧场每每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警察都强制停放这部电影。此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拍摄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卡普（KAPF，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电影等抵抗电影。
电影《阿里郎》
广播——发声媒体的登场
东亚三国广播业的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晚。1920年世界最早的广播电台在美国匹兹堡开播数年后，中日韩三国陆续出现了广播。
1923年，中国最早的广播电台——中国无线电公司由美国商人在上海开办。1926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在东北哈尔滨开播。1927年，上海新新百货公司创设电台，成为中国第一家自办民营电台。上海随后成为中国广播电台的中心。这时开办的民营广播电台都是商业性电台，打出的口号是“供社会之娱乐，饱各界之耳福”。电台播出的主要内容是娱乐节目，如歌曲、戏曲、说书等，也播出经济市场和商业行情类节目，而时事政治性节目占的比例不高。1927年执政的国民党，非常重视广播媒体宣传和统治的作用。1928年，中央广播电台建立，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广播电台，以后又引进德国设备，建成当时亚洲发射功率最大的电台。在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收音机数量不过20余万台，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普及率和覆盖率都非常有限，主要是有钱人家茶余饭后的消遣。
1930年代中国的收音机广告
1930年代中国进口的收音机
日本的广播业起步于1925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依次建立了广播电台，提供新闻、教养、音乐、浪曲等多种信息和娱乐。虽然接收器价格昂贵，1925年底三局共签订了25万件合同，远远超过了预期数量。政府以1915年无线电信法的“无线电信电话业由政府专控”为由，规定新闻广播需经过邮信省的事先检查，并主张广播局的一元化，解散了三家广播局，统一为社团法人日本广播协会（NHK）。广播作为大众文化在开始出现时就被置于政府的控制下，体现了政府在强硬管理下推动大众化的姿态。
广播在日本的全国转播始于1928年11月昭和天皇的即位大典，广播体操也在这一年开始播放。受到美国生命保险公司广播宣传的启发，邮信省简易保险局得到陆军省的配合，1931年，成立了“广播体操会”，开始在各地推广广播体操，1938年又成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一环，身体与时间都在国民化的名义下被动员起来。
在殖民地朝鲜，最早播放广播的是成立于1927年的京城广播局。对此，当时报纸的报道称，“冲天高立在那里的空中线网铁柱，会最先进入人们的眼球”。其实，高45米的广播信号塔，其功效也十分有限，只能实现在京城及周边地区听到广播。1928年，日本的广播信号有了很大提高，在朝鲜也能够收听到日本广播，因此京城广播局开始转播日本广播的内容，但却导致日本的听众增多，朝鲜语广播时间缩短。
由于朝鲜是日本殖民地，因此广播也受到殖民当局的严格监控，所有激发朝鲜民众民族感情和反抗情绪的节目都遭到禁止，而积极播送那些夸耀日本殖民统治业绩的宣传节目和不阻碍殖民统治的娱乐节目。1932年实现了双语广播，朝鲜语音乐、戏曲等有关广播因此比之前增多。
广播体操
1927年建立在汉城（首尔）的广播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