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战争动员与反战工具
随着东亚地区走向战争，报纸也在国家严格的监控下起到政府政策宣传工具的作用，同时也传达抵抗日本侵略的抗日运动有关信息，传达人们实现民族独立的希望。
中日战争期间，中国的报业受到战争的破坏和影响，但是，多数报人仍然坚守岗位，通过报道，宣传民族抗战。因为中国政府迁到重庆，重庆成为后方报业的中心，不少报纸迁至重庆继续出版，通过报道和宣传坚定了民众抗日战争的信念。战时环境非常危险，日军飞机频繁轰炸，不少记者和编辑牺牲。在日本军队进攻香港时，《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在自己的棉袍里藏了三枚铜纽扣，预备万一被日军发现即吞服殉国，后来他冒险与几个人同乘小舢板渡海回到内地。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后方的报纸媒体（包括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报纸）通过形式多样的报道和宣传，坚定了民众的抗战信念，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的报纸向助战转舵是在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报道称因为受到中国军队的进攻而使日中两军发生冲突，自此各家报纸都按照关东军虚假的消息来源报道新闻，发行数量超过150万份的大报纸带头夸大其词。继其后报纸又煽动对中国的憎恨，歌颂日军的奋战与胜利，甚至撰写敌视国联的报道。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报纸更加热衷于宣传战争，战地记者将战争中的杀人描述为“英雄”的行为，还有直接运用士兵在战地拍摄的影像资料作为报道。但是，对于其中不利于日本的报道内容，当局则打上“不许可”的印记，不许刊登。1938年4月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在战争时可根据敕令对报纸登载事宜进行限制或禁止。1940年12月设置了内阁情报局，成立了对有关战争的报道实行一元化管理的体制。于是日本的报业完全被拽入军国主义战争的轨道。对报纸的各种禁令越来越多，发行数量也从1938年的739家下降到1942年的108家。亚洲太平洋战争开战后，新闻迎合军部的立场，煽动狂热的战争情绪。例如，1942年日本海军在中途岛作战中大败，但报纸却相反报道为：我方伤亡轻微，敌人损害甚大。还歌颂勇敢的战死者为“军神”，报道各种美谈，抬高国民的斗志。
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随着日本推进大陆侵略政策，导致强化对殖民地朝鲜的言论监控。朝鲜总督府强迫报社顺应体制或与日方合作。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朝鲜总督府还敦促这些报社自重，不要对战况随意报道，社论和论述“不能散布战争有关的流言蜚语”。传媒人也协助了战时体制，他们通过演讲公开传播中日战争的重要性，或为朝鲜筹集人力物力动员提供方案。但是，朝鲜总督府在判断战争将趋长期化之后，为解决报社用纸难等物资紧缺问题，建议报社进行结构调整，随之以朝鲜文报纸阻碍其对朝鲜人实施皇国臣民化为由，于1940年8月强迫《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停刊。
战争中被打上“不许可”印记的照片，战后已经发表
日本报纸报道的中途岛战役（1942年6月11日《朝日新闻》）
广播对大众意识的动员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对中国广播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上海和沿海大城市都被日军占领，民营电台或停止播出或无奈沦于日本的傀儡政权统治之下。继续播出的电台则多成为日本傀儡政权的宣传工具，即便是娱乐节目，也有不少渗透着傀儡政权文化宣传的气息，如在电台中反复播送的歌曲《支那之夜》、《满洲姑娘》等。与此同时，中央广播电台随中国政府迁移重庆，中国广播业的重心西移。在战时中国的广播之声中，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女性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加入中国的抗日宣传，担任汉口广播电台的日语播音员，中国听众称她道：“你那温柔的嗓音，却足以制造电闪雷鸣”；而不少日本人则视其为“娇声卖国贼”。还有日本士兵听了广播后，以日本短歌的形式写下自己的感想：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心中不能平静。通过战时后方的广播业，中国政府掌握着对国民进行抗战宣传的主动权。
中日战争一爆发，殖民地朝鲜立即成为重要的情报基地。1932年创立的朝鲜广播协会要求快速完成当时在建的重要地区的地方广播局的建设工作。这是为了扩大朝鲜的广播信号，也是为了实现电子监控。另外，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后，京城广播局改组为京城中央广播局，并开播了釜山、平阳、清津等地方广播局，朝鲜语广播信号覆盖了全国。为了阻止中国和苏联等国家播报的朝鲜文广播信号，提高了播放能力。随着中日战争的进程，广播节目开始受到严格控制。
九一八事变后，NHK表明“动员广播的所有功能，彻底认识生命线满蒙，对外明示日本的正义之国策，对内促进国民的觉悟和奋起，努力引导舆论之方向”，宣布将配合战争进行报道。中日战争开始后，这一倾向更加明显，新闻的时间为每日6次，并随时报道临时新闻，呼吁大家进一步配合战争。1940年情报局成立，节目的企划、编辑在情报局的领导下进行，开始通过广播向街道委员会传达有关事项，在常会上以全体收听广播的方式，彻底推行政府的政策。政府仿效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使NHK变成“彻底实施国家政策”、“指导舆论”、“提高国民斗志”的准国家机构。
广播也被利用于殖民地统治和对外宣传。1931年成立了台湾广播协会，1932年成立了朝鲜广播协会，1933年成立了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1935年开始开通海外短波，自1940年开始，每天以12小时，用11个国家的语言，进行对外广播。但是，中国的宣传战始终都受南京（后来改为重庆）的中国方面的中央广播电台（XGOA）领导，日本一直都苦恼于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1945年8月，日本已经无法把战争继续下去了，天皇通过曾是鼓舞战争士气武器的广播电台宣布投降，无数普通的日本民众听了广播，切实意识到日本战败了。
战争下的娱乐与动员
日本的侵略战争阻碍了中国电影的正常发展，使中国内地电影一分为三，即中国抗战后方武汉和重庆拍摄的抗战电影；“孤岛”[2]上海制作的娱乐电影；受日本的支配、宣传日本的战争国策、以麻痹中国人心为目的而在日本占领下的“满洲国”制作的电影以及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制作的电影。抗战电影在后方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限于条件，出品数量不多，而上海出品的大量娱乐电影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有些电影也曲折地传达了抗日思想，如《木兰从军》。
在“满洲国”，1937年成立的国策电影公司“满洲映画协会”垄断了中国东北部电影的制作、分配和发行。来自日本的电影人和中国的职员们共同制作电影，出现了不少战后中国电影界的技术人员，但是，他们的作品并未被中国观众所广泛接受。
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后，日本制作了田坂具隆的《五人斥候兵》（1938）等各种战争电影，很多电影都美化战争，煽动战意。但是，龟井文夫的《战斗的军队》（1939）则描写了疲于行军和战斗的军队和战场悲惨的痕迹、中国民众的表情等战场的实况，曲折表达了对战争的不满，因此，龟井被吊销了导演执照。1939年《电影法》公布，并实施了有关电影制作、分配的严格的审批制度、电影导演与演员的资格登记制度、电影剧本的事先检查制度。另外，还规定电影院在放映剧作电影时，必须同时放映被称为“文化电影”的纪录片和那些为增加少年志愿兵做出贡献的《空中少年兵》（1941）等宣传战争的电影。
1941年12月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情报局的统制进一步加强，自有创作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制作了一些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如美化日本侵略的山本嘉次郎的《夏威夷·马来海战》（1942年）、要将日本“解放”亚洲这一战争目的正当化的阿部丰的《攻击那面旗帜》（1944年），在情报局的统制下，还制作了很多使日本人陷入自我陶醉、便利进行战争动员的影片。日本电影的超前技术成为动员战争的有效手段，也成为无视战争实况的日本人自我陶醉的产物。
1935年，随着朝鲜最早的有声电影《春香传》热映之后，朝鲜电影业面临了有声电影的新挑战。随着电影制作费攀升，此时还未成熟的电影若要在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就要发展“朝鲜特色”，并以此为基础得到日本市场的肯定或同日本合作拍摄电影，这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自1926年制定“活动图片胶片检阅规则”开始，日本开始对朝鲜电影进行检查，并于20世纪40年代初在战时总动员体制下，成立官办的朝鲜电影株式会社（朝影），登记电影人，使其只拍摄美化日本侵略和协助这一侵略战争的宣传电影。1942年之后，朝鲜语电影制作遭到禁止，直到日本战败，朝鲜只拍摄了日语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