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报纸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发生了国共内战，国共双方都通过报纸的报道和宣传进行动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报纸的出版、发行实现了国营化，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最重要的全国性报纸。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报社由国家拨款，报道内容比较硬性。通过报纸媒体的宣传报道，构建新的国家认同，统一民众认识，塑造作为民众学习榜样的新人，如解放军战士雷峰，就是报纸在1960年代集中宣传的英雄人物。报纸的种类有所减少，但发行数量有较大增加，实现了全国统一由政府邮政发行，使得偏远的乡村也可以看到报纸。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报业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地方性、都市性报纸的发展更为迅速。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发源于报纸的评论，充分表明中国媒体对推动改革开放所起的重要作用。作为产业的报纸性格得到重视，广告收入取代国家拨款，成为报纸发展的主要支撑。报道内容多样化，批评性报道得到关注，许多以前被视为“软性”的社会新闻，也有了较多的报道，但也带来了低俗化的不良倾向。
鸦片战争以来，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一直维持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地区，报界的发展与大陆有所不同，有自己的特色，以市民生活报道为中心。在其他传媒的竞争下，曾经兴盛的晚报因为发行不畅，1996年已经全部消失了。
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据殖民地时期，曾经限制以至禁止中文报纸的发行。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报业发展进入官办报纸主导时期。1988年，台湾解除“报禁”，报业得以自由发展，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报道格调低下的状况。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盟军总司令部（GHQ）对日本进行改革，为保证占领政策的顺利执行，重视媒体，设置了CIE（民间情报教育局），还发布了通称为媒体准则的《对日本的报纸规定》，解除了战前受到镇压的对天皇制的批判禁令，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批判盟军和关于原子弹的报道。从1945年9月到1949年10月，不仅是新闻，日本所有的出版物都成为GHQ的审查对象（其中报纸直到1948年7月实行事前审查，之后变为事后审查）。报纸、出版社害怕审查导致禁止发行，加强自主限制，提前压制了对盟军、美国的批判。自主限制从战时的报道管制一直持续下来，不仅反映了近代日本检查制度对战后的影响，也对今日日本媒体的报道姿态产生了影响。
从日本本土被分离出去、由美军占领到1972年的冲绳，上述审查制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政党的机关报、学生的同人杂志，以至教职员组织编辑的歌唱集，各领域的媒体都受到过停止发行的处分。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冲绳掀起了高涨的复归运动，审查制度实质上变得有名无实。
GHQ五大改革指令的其中一项是帮助成立工会。在此基础上，各报社成立了工会，追究报纸的战争宣传责任，有的还把社长及干部赶下了台。读卖新闻社以编辑部干部为主的工会追究原警视厅干部正力松太郎社长等的战争责任，正力社长反而宣布解雇5名编辑部干部，此后工会自主编辑、发行报纸进行反抗，成为战后最初的大争议。1945年12月，正力社长被GHQ指名为甲级战犯，争议以工会方面的胜利宣告结束。12月12日《读卖新闻》刊登评论，宣布“今后读卖新闻真正成为民众之友，是人民永久的机关报”。
然而，1948年左右，中国共产党的优势逐渐显现，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GHQ的对日占领政策发生很大转换，“逆流时代”到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强制进行“赤色整肃”[3]。言论机构受到镇压，在NHK、读卖、朝日、每日、共同、时事等各报社、通讯社、广播机构等言论机关，共产党或被视作同类的职工突然遭到解雇，NHK有119人，朝日新闻社有104人，全国共波及了50家报社704人。相反，一方面强制进行“赤色整肃”，另一方面则使战后初期占领政策下被解除公职的人员得到解脱，正力松太郎后来就再度成为《读卖新闻》社的社长。
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使战前的保守势力开始复活，战争责任追究并不彻底，媒体作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而保卫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思想未能得到稳固。1955年秋，基于保守的自由民主党，与左右两派统一而成立的日本社会党，形成为对抗的“55年体制”。在媒体界，以正力松太郎为社长的《读卖新闻》以国民的保守层为读者对象，《朝日新闻》与《每日新闻》以革新层为读者对象，这一体制得以长久持续。
1945年光复之后，韩国创办了各种报纸，仅1945年为例，就有四十多种新创刊的报纸。但是，革新的报纸遭到美军政厅的压制。1948年李承晚政府成立后，在保障韩国的言论自由方面，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曲折。朝鲜战争前后，政府以基于“国家安全”之需，对民办报纸进行严格管制，报纸的发行量急剧下滑。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报纸的发行开始逐渐复苏，但是，1961年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再次停办了相当一部分的民办报刊。此后，虽然民办报纸开始逐渐恢复运营，但是其报道内容和范围仍遭到政府的严格管制。1980年全斗焕发动政变上台后，停办了部分报纸并对报社实行结构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带有亲政府倾向的少数大型日报实现了长足发展。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媒体和媒体人强烈抵抗对言论的监控。
随着1987年6月“民主抗争”之后民主化的推进，韩国对媒体的监控也得到了缓和，此外报纸检查制度废除，导致日报数量明显增加，其中，还出现了通过公募基金的方式创刊的报纸，如1988年创刊的《韩民族新闻》。该报由那些在政府进行言论镇压后被解雇的记者策划和筹备，通过民众购买股票的形式创刊，其宗旨是“以实现民主国家和民族统一为目标，建立开放公正的国民言论”，并在韩国综合日报中最早尝试专用韩文以及横版印刷的出版方式。目前在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等三大主要大型日报占据了全国大部分的份额，垄断现象虽仍没有得到解决，但作为其对应面，市民的言论活动得到强化，变得更加活跃了。
《人民日报》、《朝日新闻》、《朝鲜日报》合照
电台广播的多样化
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GHQ）为管理报纸、出版，1945年9月制定了报纸、出版规则，在禁止军国主义广播的同时，又规定不得批判联合国特别是美国的占领政策。传达街头声音的“街头录音”、尖锐的社会讽刺与充满幽默的“星期日娱乐版”、暴露战争真相的“真相如此”等，这些从战时情报局的统治下脱离出的新节目，使人们真切地感到战争过去了。1950年4月，电波三法（《电波法》、《广播法》、《电波管理委员会设置法》）实施，开始了民间广播，解除了国家的强力统制，为了保护广播的政治中立和公正，还成立了作为第三者的电波管理委员会。
但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进一步改变占领政策，将日本作为反共堡垒，吉田内阁对此积极迎合，加大了对广播的压力。1952年，随着美军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自主，吉田内阁立即废除了电波管理委员会，把广播、电视置于邮政省的管辖下。同年，“星期日娱乐版”的社会讽刺也受到压力，该节目在消失前留下的一句话就是：“拜拜，先行一步了”。
中国的广播业在1950年代以后得到大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通过广播电台实现了现场直播。随后，中国组建了中央、省、县市三级广播网，实现了广播业的国营化和全国范围的广播覆盖。在中国农村，有条件的地方都设立了广播站，通过接到农民家中的喇叭，实现了定时和免费的广播传送，除了播送新闻及政治宣传之外，也播送不少农业科技知识（比如如何使用化肥）以及对当地事务的介绍和通告（比如召集会议的通知），起到了在乡村传播信息和联络沟通的作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广播业在1980年代发展到其高峰期。与之前相比，突出的变化在广播电台功能的细分和播出内容的多样化，地方新闻、娱乐和服务类节目成为电台播出的重点。
在韩国，美军厅在战后接管京城广播局，通过广播传输，开始向当时文盲率较高的韩国人积极传达美军厅的政策与活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对广播的需求大增。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营广播体制松动，民办广播局陆续建立，由此打开了真正的广播发展鼎盛时期。但是，1961年“五一六军事政变”爆发后，由首尔中央广播局扩大而成的KBS，充当了宣传军事政变正当性和宣传的最有效工具。此后民办商业广播局陆续建立，加速了以确保听众和开发节目为目标的国营广播和民办广播间的激烈竞争。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广播站
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电视机的普及，收音机广播的人气大减，广告收益也大大减少，东亚三国的广播业也由此不得不摸索新的生存出路。
电视——新的大众传媒的登场
电视虽然在二战期间已经发明，但却是在二战结束后才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成为20世纪后半期的传媒中心。画像从黑白变为彩色，视听范围也从国内扩大到世界，人们通过影像可以获得信息和文化、娱乐，这也意味着，媒体开始对人们的意识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接受了美军的驻军，而战后日本的电视开发有赖于1920年代就开始研究电视机的高柳健次郎和NHK的开发，另外也有美国方面强大的支持。美国方式（NTSC方式）的电视系统成为冷战心理战略中的强有力武器，原警察官僚的正力松太郎成为带头人。被解除公职后回归读卖新闻社社长的正力，开始着手成立采用美国方式的日本电视广播网株式会社，继1953年2月NHK东京电视台开播，8月日本电视台开播。日本电视台在闹市设置“街头电视”，放映摔跤直播节目等，掀起收视热潮，人们为力道山的空手道高声喝彩。电视逐渐普及到各个家庭，《名犬》、《我爱爸爸》等美国低价提供的娱乐节目连日播放，美国制造的娱乐节目塑造的“富裕的美国”、“温柔的美国人”形象，培养了当时人们亲美的心情。
日本街头观看电视（NHK试播）的人们
1959年的皇太子（现任天皇）婚礼模仿英国女王的加冕仪式，电视播放了马车列队的婚礼场景。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三种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和“3C（汽车、空调、彩电）”等词，1970年电视的普及率达到了90%。电视也成为促进新的消费的牵引车。
1958年评论家大宅壮一抨击说，“由最先进的媒体推行的‘一亿总白痴化’运动开展起来了”。大宅的发言警告人们，电视使人们投身到大量消费的社会中，起到了培养被动个性的作用。流行音乐、亲美感情、支持天皇制向民众的渗透上，20世纪50至60年代，电视起了不小的作用。另外，原本什么东西都不舍得丢掉的日本人的简朴生活，开始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58年5月，中国北京电视台开播，但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电视机的数量非常有限，故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家中有电视机，普通人只能买票在特定场所看电视，但电视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中国的电视业有了大发展。在1980年代，彩色电视是每个中国人家庭渴望得到的最重要的电器商品，正是因为彩色电视的普及，才使得每年春节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春节文艺晚会成为家喻户晓、人人谈论的话题，成为中国的“新民俗”。春节晚会演出节目中的话语，很快即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言，如2009年春节晚会小品的语言“不差钱”，就凸显了在世界经济危机大背景下中国人的幽默感。电视传播的信息，电视播放的电视剧和广告，等等，都在各个层面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地方省市电视台的节目通过卫星播送的方式传输到全国各地，强化了电视台之间的竞争。中国香港和台湾的电视发展各有特色，都比较注重地方新闻的播报，台湾电视台在视听率上的竞争尤其激烈。
韩国首次使用电视机是在1954年。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为开拓韩国市场，将电视机设在首尔普信阁前，引起了行人的关注。韩国最早的电视台是1956年建立的HLKZ-TV。1961年，韩国广播公司（KBS）的前身——首尔广播电视局作为朴正熙当局给“国民的礼物”开播。此后，文化广播（MBC，1961年）与东洋广播（TBC，1964年）、首尔广播（SBS，1990年）等也陆续开播。20世纪70年代，随着电视开始普及，电视逐渐开始对人们的生产与消费带来巨大影响，成为对大众影响最大的传媒。这一时期，电视节目也丰富了很多，特别是电视新闻的真实现场、传输快速、传播全面等特点日渐凸显。1974年八一五光复节，在举办纪念活动时，朴正熙总统夫人被暗杀的事件，经过电视转播轰动全国，人们很受刺激。1980年武力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之后，军人集团以克服商业电视台弊端为由，对电视台进行重组，垄断电视行业，将所有电视台强制改编到国营体制中。但是这反倒激发了部分电视人的社会、政治责任感，他们通过发动观众拒绝向韩国国家广播系统（KBS）交纳收视费的反对运动，努力寻找在国营播送体制内实现电视的社会职能。
韩国电视片《大长今》剧照
此外，电视行业内部通过民主化发展，对政府的监控提出反对，民主化运动达到高潮。20世纪90年代，韩国电视恢复了国营、民营兼立体制，此外新出现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打开了新的传媒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电视台围绕收视率而开展的竞争进一步扩大，收视率直接同广告收入和电视台的影响力挂钩。电视产业扩大发展的同时，电视节目的素材、类型、形式也变得丰富多彩。以电视剧为例，已经具有日播片、隔日片、周末片、短片等多种形式，素材方面包括情节剧、历史剧、动作片等多种类型。电视剧《大长今》（2003～2004年）以历史剧形式，结合韩国历史和饮食文化，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成功经历，“韩流”席卷了东亚地区。
电影——娱乐化和艺术化
在东亚地区，电影是最为大众化的娱乐。在中国和韩国，电影曾经被国家视为政策启蒙之手段，但是很多电影人拍摄出富有个性的电影，获得了观众的喜爱，进而多次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收获了国际荣誉。现在在国际电影界，东亚地区正成长为最大的电影市场之一。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电影业复苏，上海仍为中国电影业的龙头，有众多的民营电影公司，而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官营电影业，以中央电影摄影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代表，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在拍摄大量娱乐电影的同时，也制作了不少反映民众生活困苦的现实主义电影。由民营的昆仑电影公司出品、蔡楚生导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反映了民生疾苦，片中女主角最后质问“苍天路在何方”，被迫跳江自杀的场景，引无数观众为之潸然泪下。电影《乌鸦与麻雀》，则通过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惟妙惟肖地反映了时代变迁大背景之下普通人的生活状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电影制作由私营过渡为国营，上海、北京和长春成为电影制作的三大基地。这时拍摄的电影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宗旨，强调革命宣传作用，强调电影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强调大众性和普及性，在影片样式上也有开拓，过去很少的战争电影有了较大的发展，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电影院数量和观众人数也都有了较大的增长。电影是当时中国大陆民众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除了城市，农村也有放映队定期放映电影。以1930年代电影明星赵丹为代表的22位著名影星的照片一度悬挂在各电影院，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1950年代以后，香港电影的发展势头甚猛，其武侠功夫片独步世界影坛，功夫片影星李小龙在海外成为中国人的代表性形象。1960到197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电影业也有了较大发展。
日本战败后，GHQ禁止鼓吹国家主义及以封建忠诚和暴力性报复等为题材的电影，整体的电影创作自由扩大了，战时参与了当局战争电影拍摄制作工作的电影人也组成了工会，制作了带有反战意识的《大曾根家的早晨》（1946）、《青春无悔》（1946）等富有良心的作品，给许多观众带来了感动。
然而，这种自由未能持续长久。美国的占领政策出现变化，由于战争中的行为而被解除公职的电影公司的经营者们又恢复职位，以GHQ和日本政府为后盾诬蔑反战和宣传民主主义的电影人为“赤色分子”（即共产主义者）而进行镇压。其中发生了“东宝争议”，不久实行清共，龟井文夫和山本萨夫等众多电影人被驱逐出电影公司。他们在困境中独自成立了制作队，诞生了《真空地带》（1952）、《原子弹之子》（1952）、《姬百合之塔》（1953）等杰出的作品，这些至今仍在上映的作品反映了曾经支持过战争的人们的反省，也是电影人良心的表现。
这一时期，日本电影在海外受到好评，黑泽明的《罗生门》（1950）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获奖；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1952）、《雨月物语》（1953）、《山椒大夫》（1954）也连续在国外的电影节获奖。每年的观众人数超过10亿人，被称作日本电影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在1950年代电影发展的背景下，反映战争及其引起的社会现象的作品，除了山本萨夫的《战争与和平》（1947）、小林正树的《人类的条件》（1959）之外有所减少。可以说，尖锐反映日本侵略亚洲真实状况的电影在战后日本的电影界并不充分，诚恳面对负面历史的作品制作，至今仍是日本电影界的课题。
1945年韩国光复后，电影业受当时基础差等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曾出现技术倒退的现象，拍摄了16mm的无声电影。但是在电影市场上，放映最多的还是美国电影。由于朝鲜战争，尽管韩国电影产业严重受挫，但还是有些电影人因为隶属于国防部和美军，仍制作了一些军事宣传片。朝鲜战争停战后，随着韩国政府对电影业采取的免税政策，电影业得以快速发展。1959年，韩国电影年产量超过百部，题材和表现形式多样化，电影成了人们重要的娱乐方式，韩国电影迎来了它的发展黄金期。到了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府为了发展和监控电影产业，制定了《电影法》，韩国电影至此逐渐进入萧条期。由于严格的检查和电视机普及等原因，电影制片数和观众数量都出现了下滑。
中国的电影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停滞不前，并在“文革”结束后得以复苏。1979年中国大陆的电影观众达到293亿人次，创下中国和世界之最。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电影人的创作自由大大扩展，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新一代影人迅速崛起，他们的代表作品《红高粱》、《霸王别姬》等，张扬个性，表现出众，屡屡在国际电影节获奖。但是，随着电视的普及、录像和影碟机的发展、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等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电影业面临新的困难。其后，中国大陆电影开始向市场化转型，并且同步引进美国好莱坞影片放映，电影市场逐渐恢复，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势头，国产片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一半。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电影开始与内地合作，开拓内地市场，港片在内地放映已成常事。1980年代以后，以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扩大了台湾电影的国际影响。1990年代以来，李安成为台湾走向世界的最具知名度的导演，其作品《卧虎藏龙》等以武侠的方式反映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得观众喜爱。
李小龙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电影开始了由高峰下滑的历程。因为电视的普及，电影观众迅速减少。但是，到了1990年代，日本电影业逐渐稳定，多厅影院的兴起，录像带和DVD的普及，也为电影观众提供了更多的欣赏方式。日本的动漫影片和纪录影片独具特色，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在中国和韩国也有不少拥趸。
1987年6月“民主抗争”之后，韩国进入民主发展时期，为电影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电影检查权从原来的政府转到了电影振兴委员会，其标准也逐渐放宽，1993年，电影审查制度最终被废弃。在此过程中，影片题材更为多样，表现也更为自由，既有强烈的观赏性，又有独特的韩国特色，从而受到了观众的喜爱，由此迎来韩国电影第二个黄金期。1999年，以上映《生死谍变》为标志，韩国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的份额达到40%，以李沧东、金基德、朴赞郁等为代表的中坚导演拍摄的电影，在各大国际电影节频频获奖，为韩国电影赢得了国际声誉。1996年，韩国还创办了釜山国际电影节，逐渐成为亚洲和世界有影响的电影节，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电影配额制（国产电影义务放映制度）为韩国电影在美国电影垄断局面中受到保护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但是在2006年召开FTA韩美自由贸易协商的时候，政府不顾韩国电影人的强烈反对和国际舆论支持文化多样性的舆论，同意取消电影配额制。不过，韩国电影人仍然克服很多经济社会的困难，在坚守韩国电影独立性的同时，制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备受世人关注的优秀电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