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商业化与公众的信赖
报纸作为大众传媒的主要手段，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播新闻信息，通过信息传播和刊登评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受众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而报纸的娱乐教化功能，又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受众心理及对所在国家和世界的认识。报业又是能够创造巨大收益的文化产业，报纸具有商品属性，又因其公共属性而有强烈的政治性。
东亚三国报业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共性，又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因为中国报界的独特环境及其近代以来的遭遇，受到政治的强烈影响，在民族独立斗争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因其在特定时期的过度政治化而对其发展和公信力产生了负面影响。日本报界曾经受到军国主义的支配，沦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宣传的吹鼓手，即便是在战后，日本报业对战争的反思及其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也是不充分的。韩国的报业在民主化进程中虽然有了相当的变化，但是因其与政府、财团的关系，也影响到其报道的自由度和选择性。
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发展，作为纸质媒体的报业也遇到了新的挑战。三国报业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在各种传媒的激烈竞争中维持报业的发展，如何避免因广告（广告费）的介入而受到大企业的影响甚至是控制，如何保持新闻报道的自立性和公共性，如何避免从业人员的腐败等，可以说是共同的课题。
除了这些共同课题之外，三国报业也有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日本和韩国需要不受政府和广告主意向的左右，实现为民众的媒体。近期在韩国出现了财团及带有特定政治倾向的媒体通过建立新媒体而垄断舆论的现象，韩国开始不断发出担忧的声音。2011年3月，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爆发核泄漏事件，但是因为此前某大型报社还在鼓吹政府的推进核电站政策，所以受到了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无视人民安全的指责。中国则需要注意新闻来源和报纸评论的多样化及发挥报业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监督作用。因为报纸的深度报道及其长久的留存性，报业仍有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
中国街头的报亭
广播、电视的多样化
虽然中日韩三国的国家体制存在差别，但其广播电视体制却有一定的共性。国家对广播电视业的管制与西方国家相比都比较严格。中国的CCTV是国家电视台，承担着政府的公共政策宣导功能。日本的NHK、韩国的KBS也是公营电视台，与政府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对政府政策也有一定的宣导担当。
日本的民营广播电视与报业有密切联系，战后兴起的民营广播电视台，多数都有报业背景。由于日本没有跨行业所有的限制，电视广播开始后，形成了读卖新闻=日本电视台、朝日新闻=朝日电视台、每日新闻=TBS、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日本经济新闻=东京电视台这种报纸与电视的联网。因此面向全国的电视台被报社垄断，从报社独立的电视台无法进入全国电视广播。新闻+电视作为大媒体取得了在传媒中的支配性地位。
日本的法学家戒能通孝早在1958年就说，要“实现电视言论的自由”，保障广播职员策划的创意性和地位的安定是大前提。这句话让人想起2001年发生的政治家介入NHK节目一事（当时，执政党的政治家介入NHK关于审判日军性奴隶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报道，要求修改节目），保障视听者的知情权和制作的自由是大前提，如何建立向民众开放，独立于政府的体系成为大课题。
韩国的广播电视体制，则具有公私二元并存的特色，广播电视公司与政府既非附属关系，也非对手关系，对政府既有批评，也有合作。
中国的国营广播电视也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适应竞争以及如何在国营体制下发挥广播电视独有的批评监督作用的问题。
电视与报纸不同，即使不懂文字也能通过影像直接理解，再加上语言可以通过配音和字幕来理解，发挥了飞跃推动大众文化交流的作用。电视普及率在三国的国民中几乎都达到了100%，成为这种影响的基础。1983年春开始播放的日本NHK早间连续电视剧《阿信》，不久后也在中国播出，引起了“阿信潮”。在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尚少的时期，山口百惠等日本的流行歌手、演员大受欢迎，日本动画片《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也流行一时。另外，《三国演义》等中国的电视电影在日本享有很高的人气，韩国的电视剧《冬日恋曲》在日本掀起了韩流。
总而言之，电视广播可以加深东亚大众文化的交流，共享政治、经济、教育等信息，能够促进新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电影——全球化的交流
进入21世纪后，东亚三国的电影产业迅速发展，目前已和美国、欧洲并列成为世界三大电影文化圈之一。
东亚三国是近邻，又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作为大众文化消费的电影，在东亚三国本应有广阔的交流与合作空间。但是，因为种种因素的作用，三国之间的电影交流却并非一直顺畅。二战前，中日电影在对方国家的市场规模都不大。二战结束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因为历史的因素，都曾强力限制日本电影的放映，其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东亚三国间的电影交流不断活跃，在民众感情的沟通和传达特色文化等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在“文革”前，日本电影是在中国大陆放映较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大陆最先放映的资本主义国家影片也是日本电影，如《追捕》和《望乡》的放映，都曾在观众中引起轰动，日本男演员高仓健一度成为当时中国青年女性心中的男性偶像。中国拍摄的影片《非诚勿扰》对日本北海道美景的描写，带动了中国民众的北海道旅游潮。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电影在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的影响，韩国电影中的俊男美女、风土人情乃至韩国美食，都受到中日观众的追捧，韩国男影星裴勇俊在日本还有不少阿婆级的“粉丝”。中国影片也在日本和韩国放映，以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为蓝本改编的电影《赤壁》，在三国都受到观众的喜爱。
现在，三国共同携手投资拍片的机会逐渐增加，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三国影人和投资人的兴趣。例如，一部电影可以由日本人投资，由香港人导演，台湾人制片，大陆演员出演，在中国大陆拍摄，由韩国人技术制作，成为真正的共同联合制作。但是，如何克服彼此对历史认知的差别，解决文化差异，找准市场定位，克服以往东亚三国电影的地域性，真正以东亚独有文化的方式面向世界，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各种问题。
[1] 近代韩国处理对外通商事务的政府机构，全称“统理通商交涉事务衙门”。
[2] 日本占领上海后，日军权力尚不能及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这些地区被称为“孤岛”，爱国人士在此从事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这是上海现代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
[3] 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实施的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措施，即公共组织的工作岗位开除、民营企业解雇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
